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32章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己未年）

春天正月，司馬懿趕到京城，進宮拜見皇帝。皇帝拉著他的手說：“我把後事托付給你啦，你和曹爽一起輔佐年幼的太子。死這事兒我本來都能忍，就是一直忍著不死，就為了等你，現在見到你，我冇啥遺憾的了！”說完就把齊王、秦王叫來給司馬懿看，還特彆指著齊王曹芳對司馬懿說：“就是他啦，你可看清楚咯，千萬彆弄錯！”又讓齊王上前抱住司馬懿的脖子。司馬懿磕頭，感動得眼淚直流。就在這一天，立齊王曹芳為皇太子。冇過多久，皇帝就去世了。這位皇帝沉穩堅毅，聰明敏銳，做事憑自己心意，能鑒彆選拔有才能功績的人，摒棄那些浮誇虛偽的傢夥。指揮軍隊、處理大事的時候，出謀劃策的大臣和將領們，都對皇帝的雄才大略心服口服。他記憶力超強，就算是身邊的小官，他們的官職、性格、行為，以及他們走過的地方、做過的事，還有他們父兄子弟的情況，隻要他聽過見過，就永遠不會忘。

孫盛評論說：聽老人們講，魏明帝天生資質出眾，頭髮很長，垂到地上，他有點口吃，話不多，但沉穩堅毅，善於決斷。當初，各位大臣接受遺命輔佐他，他把這些大臣都安排到地方任職，政權都由自己掌控。他對大臣很優待，能包容直言善諫的人，就算大臣們當麵頂撞、極力勸諫，他也不懲罰殺戮，這君王的度量真是夠大的。然而他不考慮樹立德行、流傳風範，不鞏固國家的根基，結果讓大權被一方獨攬，國家失去了有力的保衛，真是可悲啊！

太子曹芳即位，年僅八歲，朝廷宣佈大赦天下。尊稱皇後為皇太後，給曹爽、司馬懿加官為侍中，授予符節和斧鉞，讓他們都督中外各路軍隊，總領尚書檯事務。之前各種修建宮殿的工程，都按照皇帝遺詔停止了。曹爽和司馬懿各帶三千士兵，輪流在殿內值班。曹爽因為司馬懿年紀大、地位高，一直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他，每件事都向他谘詢請教，不敢擅自做主。

當初，幷州刺史、東平人畢軌以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這些人都有點才名，還特彆渴望富貴，喜歡趨炎附勢。魏明帝討厭他們浮誇不實，都壓製著不重用。曹爽向來和他們關係好，等到曹爽輔佐朝政，就一下子把他們提拔起來，當成自己的心腹。何晏是何進的孫子，丁謐是丁斐的兒子。何晏他們都一致擁護曹爽，覺得大權可不能交給彆人。丁謐給曹爽出主意，讓曹爽奏請天子下詔書，把司馬懿調任為太傅，表麵上用名號尊崇他，實際上是想讓尚書檯奏事的時候，先經過自己，這樣就能掌控事情的輕重緩急了。曹爽聽了他的建議。二月丁醜日，任命司馬懿為太傅，任命曹爽的弟弟曹羲為中領軍，曹訓為武衛將軍，曹彥為散騎常侍、侍講，曹爽其他幾個弟弟也都以列侯的身份侍從皇帝，進出宮廷禁地，那富貴受寵的程度，冇人能比。曹爽雖然表麵上對太傅司馬懿還保持著禮貌，但之後各種舉措，就很少再經過司馬懿了。曹爽把吏部尚書盧毓調任為仆射，讓何晏接替吏部尚書的職位，又任命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何晏他們依仗權勢行事，迎合依附他們的人就得到升遷，違揹他們的人就被罷官免職，朝廷內外的人都看著他們的臉色行事，冇人敢違抗他們的意思。黃門侍郎傅嘏對曹爽的弟弟曹羲說：“何平叔（何晏）這人表麵安靜，內心浮躁，狡黠貪利，不考慮做正事，我擔心他遲早會迷惑你們兄弟，這樣一來，有德行的人就會遠離，朝政也會荒廢啊！”何晏他們因此和傅嘏產生了矛盾，找了個小事就把傅嘏的官職給免了。他們又把盧毓調出朝廷去當廷尉，畢軌還故意上奏誣陷盧毓，讓他被免官，不過很多人都為盧毓鳴不平，於是又讓盧毓當了光祿勳。孫禮為人正直，不屈服，曹爽心裡不喜歡他，就把他調出京城去當揚州刺史。

三月，任命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

夏天四月，吳國督軍使者羊道攻打遼東的守將，俘虜了一些百姓後離開。

蜀漢這邊，蔣琬擔任大司馬。東曹掾、犍為人楊戲，向來性格直爽不拘小節，蔣琬和他交談的時候，他有時不迴應。有人就對蔣琬說：“您和楊戲說話，他卻不迴應，這也太傲慢了！”蔣琬說：“人心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長相各有差異一樣，當麵順從，背後又說壞話，這是古人都告誡要避免的。楊戲要是想讚同我的觀點，那不符合他的本心；要是反駁我的話，又好像在彰顯我的不對，所以他選擇沉默，這正是楊戲直爽的地方啊。”

還有督農楊敏，曾經詆譭蔣琬說：“做事稀裡糊塗的，實在比不上前任。”有人把這話告訴了蔣琬，主管官員請求去查辦楊敏，蔣琬說：“我確實比不上前任，冇什麼可查的。”主管官員又請求問清楚他說的“稀裡糊塗”具體指什麼，蔣琬說：“要是我不如前任，那事情就處理不好，事情處理不好，不就是稀裡糊塗嘛。”後來楊敏因為犯事被關進監獄，大家都擔心他肯定活不成了，可蔣琬對他並冇有偏見，楊敏最後也冇被判處重罪。

秋天七月，皇帝曹芳開始親自臨朝聽政。

八月，宣佈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吳國太常潘濬去世。吳王讓鎮南將軍呂岱接替潘濬的職位，和陸遜一起處理荊州的文書事務。呂岱當時已經八十歲了，身體一向硬朗，做事勤奮，親自處理各種事務，和陸遜同心協力，遇到好事都互相謙讓，南方的人都很稱讚他們。十二月，吳國將領廖式殺了臨賀太守嚴綱等人，自稱平南將軍，攻打零陵、桂陽，還煽動交州各郡，聚集了幾萬人。呂岱主動上表請求出兵，然後日夜兼程趕路。吳王派使者追授他為交州牧，還陸續派遣唐谘等將領前去支援。經過一年的攻打，終於打敗了廖式，斬殺了廖式及其黨羽，各郡縣都平定了。呂岱又回到武昌。

吳國都鄉侯周胤帶領一千士兵駐紮在公安，因為犯了罪，被流放到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他求情。吳王說：“以前周胤年輕，一開始冇什麼功勞，卻突然得到精銳的部隊，還被封為列侯、將領，這都是看在他父親周瑜的份上。可週胤卻仗著這些，酗酒淫亂，肆意妄為，我前前後後告誡他多次，他卻一點都冇悔改。我對周瑜的情義，和你們二位是一樣的，也希望周胤能有出息，哪會有彆的想法呢！隻是周胤犯下這麼多罪行，不適合馬上讓他回來，想讓他吃點苦頭，好讓他自己明白。他是周瑜的兒子，又有你們二位從中說情，隻要他能改正，又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周瑜哥哥的兒子、偏將軍周峻去世，全琮請求讓周峻的兒子周護統領他父親的軍隊。吳王說：“以前打跑曹操，開拓荊州，靠的都是周瑜，我一直都冇忘。剛聽說周峻去世的時候，就打算任用周護。但後來聽說周護性格不好，任用他隻會帶來災禍，所以就改變主意了。我對周瑜的情義，哪會有儘頭呢！”

十二月，下詔恢複以寅月為正月。

評論

景初三年是三國曆史上極具轉折意義的一年。魏明帝曹叡臨終托孤、幼主登基，曹爽與司馬懿的權力博弈初現端倪；吳蜀兩國也在各自的軌道上經曆著人事更迭與治理考驗。這一年的曆史細節，不僅勾勒出三國中後期的政治格局，更埋下了此後魏晉更替的伏筆。

曹魏：托孤陰影下的權力失衡

魏明帝曹叡的去世成為曹魏政權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史載曹叡“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屏絕浮偽”，其治國理政能力在三國君主中實屬上乘。他“性特強識”的記憶力與“行師動眾，論決大事，謀臣將相鹹服其大略”的決斷力，使曹魏在他統治期間保持了穩定發展。孫盛評價其“天姿秀出”“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尤其“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的納諫胸懷，展現了一代明君的氣量。

然而曹叡最大的失誤正如孫盛所批評的“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他臨終前的托孤安排看似穩妥，實則為權力分裂埋下隱患。將八歲的齊王曹芳托付給曹爽與司馬懿，形成宗室與外臣共治的格局，本身就蘊含著權力鬥爭的風險。更值得注意的是，曹叡未能及時培養可靠的宗室力量，也未建立有效的權力製衡機製，導致“大權偏據，社稷無衛”的局麵不可避免。

幼主即位後，曹爽與司馬懿的權力博弈迅速展開。初期曹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訪，不敢專行”的表麵尊重，很快被權力慾望打破。曹爽提拔明帝時期被壓製的浮華之徒——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等人，形成私人權力集團，通過“轉司馬懿為太傅”的策略，明升暗降剝奪其實權。這一操作看似高明，實則暴露了曹爽集團政治上的短視：他們既缺乏治理國家的真才實學，又急於壟斷權力，將“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的用人原則推行到極致，不僅失去了士族支援，更激化了與司馬懿的矛盾。

傅嘏對何晏“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的評價，精準點出了曹爽集團的本質缺陷。他們的崛起不是基於治國能力，而是依托宗室身份與政治投機，這種權力基礎的脆弱性，為日後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埋下伏筆。曹魏政權在短短一年內，就從明帝時期的穩定局麵滑向派係傾軋的危險境地，其根本原因在於權力交接機製的缺失與統治集團核心價值觀的崩塌。

蜀漢：蔣琬治下的寬容之治

與曹魏的權力動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蜀漢的穩定治理。大司馬蔣琬展現出的政治智慧與寬容胸襟，成為蜀漢後期的重要支撐。麵對楊戲“公與戲語而不應”的怠慢，蔣琬以“人心不同，各如其麵”的理解包容；麵對楊敏“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的批評，蔣琬坦然承認“吾實不如前人”，這種不拒逆耳之言、不飾己過的態度，展現了成熟政治家的氣度。

蔣琬的治理哲學體現了儒家“為政以德”的思想精髓。他不追求表麵的權威，而是通過包容不同意見凝聚人心；不迴避自身不足，而是以坦誠態度麵對批評。當楊敏因罪入獄時，蔣琬“心無適莫”，不因舊怨而加重處罰，這種“不以個人好惡論刑賞”的司法公正，極大地穩定了蜀漢的政治生態。在諸葛亮去世後的權力真空期，蔣琬以其寬容穩健的治理風格，維持了蜀漢政權的延續性，避免了權力動盪。

東吳：功過獎懲中的治理邏輯

東吳在這一年經曆了多重人事考驗，展現出孫權治國的複雜思路。呂岱與陸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的合作，成為東吳荊州治理的亮點。八十高齡的呂岱“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在廖式叛亂時“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最終“攻討一年，破之”，展現了老將的擔當與能力，其“有善相讓”的政治品格更成為東吳官場的楷模。

孫權對周胤與周護的處理，則體現了其“功過分明、以德為先”的用人原則。周胤作為周瑜之子，因“酗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而被流放，孫權雖“念公瑾以及於胤”，卻堅持“迫胤罪惡，未宜便還”，體現了不因私情廢公法的治理原則；對於周護的任用，孫權因“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而擱置，哪怕對方是功臣之後，也堅持以“性行”為首要考量。這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的態度，反映了孫權晚年仍保持的政治清醒。

曆史啟示：權力傳承與治理智慧的永恒命題

景初三年的曆史事件，為後世提供了深刻的政治啟示。在權力傳承層麵，魏明帝的托孤失誤證明：穩定的權力交接不僅需要合理的製度設計，更需要統治者對繼承者能力、輔政大臣品格的準確判斷，以及對權力製衡機製的提前佈局。曹爽集團的迅速腐化則警示：依靠派係利益凝聚的權力集團，終將因失去民心與治理能力而崩塌。

在治理智慧層麵，蔣琬的寬容與呂岱的勤謹形成了正麵範例——政治寬容能凝聚人心，勤政擔當能穩定政權；而曹爽集團的浮華與專權則成為反麵教材——脫離實際的空談誤國，壟斷權力的慾望敗政。孫權在獎懲中的平衡藝術，則展現了成熟政治家“恩威並施、以德為本”的治理之道。

這一年的曆史，本質上是“權力如何正當行使”的永恒命題。曹魏因權力失衡走向衰落，蜀漢因寬容治理維持穩定，東吳在功過獎懲中尋求平衡，三國的不同軌跡共同印證了一個真理：政權的穩固不在於製度的完美，而在於掌權者能否以公心待政、以寬容待人、以務實行事。景初三年的風雲變幻，不僅是三國曆史的轉折，更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智慧的經典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