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31章 烈祖明皇帝下

當初，曹操還是魏公的時候，任命讚令劉放、參軍事孫資都當秘書郎。曹丕即位後，把秘書這個官職改名叫中書，任命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從此他們就掌管了朝廷機密。到了這位皇帝即位，他倆更受寵信，都加官為侍中、光祿大夫，還封了本縣侯。那時候，皇帝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又多次發動戰事，像心腹這樣重要的職責，都由劉放和孫資兩人掌管。每次遇到大事，朝臣們一起討論，皇帝常常讓他倆決定事情的對錯，然後選擇可行的去執行。

中護軍蔣濟上書說：“我聽說大臣權力太大，國家就危險；君主身邊的人太親近，君主就容易被矇蔽，這可是自古以來的大教訓啊。以前大臣掌權，朝廷內外都跟著受影響。陛下英明，親自處理政務，大家冇有不恭敬嚴肅的。大臣們不是不忠誠，但是權力要是都在下麵，眾人心裡就會對皇上不那麼敬畏，這是人之常情。陛下既然已經留意到大臣權力的問題，希望也彆忽略身邊的人。身邊這些人就算忠誠正直、有長遠考慮，也不一定就比大臣強，至於迎合討好，他們可能更擅長。現在外麵的人一說起事兒，動不動就提中書。就算他們恭敬謹慎，不跟外麵勾結，但隻要有這個名聲，就容易讓世人產生疑惑。何況他們實際掌握著重要事務，天天在陛下跟前，萬一陛下疲倦的時候，他們趁機做些決斷，大臣們看到他們能影響事情，就會順著他們來。一旦開了這個頭，他們就會私下招攬黨羽，讚揚或詆譭彆人，肯定會興起各種是非，功勞、過失、獎賞、懲罰，也肯定會被隨意改變，正直向上的人可能被阻礙，阿諛奉承他們的人反而能通達。他們從細微之處入手，順著形勢發展，陛下對他們親近信任，就不會再猜疑察覺。這些情況陛下您聖明睿智，應該早點知道，隻要您稍微留意，這種情形自然就會顯現。或許是朝臣們害怕說話不合陛下心意，又怕被陛下身邊的人怨恨，所以冇人敢說。我相信陛下您一直潛心思考，公正地聽取各方意見、觀察各種情況，如果事情處理得不合理，或者事物使用得不當，您肯定會調整改變，往遠了說要和黃帝、唐堯比功績，往近了說要彰顯武帝、文帝的業績，怎麼會隻受身邊親近之人的影響呢！然而君主不可能親自處理天下所有事，總得托付給彆人。要是托付給一個大臣，除非像周公旦那樣忠誠，管夷吾那樣公正，不然就會有玩弄權術、敗壞官職的弊端。現在國家的棟梁之才雖然不多，但那些在一州之內品行被人稱道，在某個官職上能發揮才智，忠誠守信、竭儘全力，各自履行職責的人，還是有的，可以一起任用他們，不能讓聖明的朝廷出現大臣專權的名聲啊！”但皇帝冇聽進去。

等到皇帝病重，開始仔細考慮身後之事，就任命曹操的兒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讓他和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人共同輔政。曹爽是曹真的兒子，曹肇是曹休的兒子。皇帝從小就和燕王曹宇關係好，所以把後事托付給他。

劉放和孫資長期掌管機要事務，夏侯獻和曹肇心裡很不服氣。有一次，宮殿裡有雞在樹上棲息，他倆就互相說：“這都多久了，他們還能得意多久！”劉放和孫資害怕以後被他倆害了，就暗中想辦法離間他們和皇帝的關係。燕王曹宇性格恭順善良，真誠地向皇帝推辭大將軍這個職位。皇帝把劉放和孫資叫到臥室，問他們：“燕王為什麼堅決推辭呢？”他倆回答說：“燕王確實是自己知道承擔不了這個重任啊。”皇帝又問：“那誰能擔當此任呢？”當時隻有曹爽在皇帝身邊，劉放和孫資就趁機推薦曹爽，還說：“應該把司馬懿召來一起參與輔政。”皇帝問：“曹爽能勝任這事兒嗎？”曹爽緊張得直冒汗，答不上來。劉放趕緊踩了一下曹爽的腳，湊到他耳邊說：“你就說願以死來保衛國家。”皇帝聽了劉放和孫資的話，打算任用曹爽和司馬懿。可冇過一會兒，皇帝又改變主意，下令停止之前的任命。劉放和孫資又進宮勸說皇帝，皇帝又聽了他們的。劉放說：“陛下應該親自寫詔書。”皇帝說：“我病得太重，寫不了。”劉放立刻上床，抓著皇帝的手勉強寫了詔書，然後拿著詔書出去，大聲宣佈：“有詔書，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官職，不得留在宮中。”曹宇等人都流著淚離開了。

甲申日，任命曹爽為大將軍。皇帝又覺得曹爽能力弱，就又任命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來輔佐他。這時候，司馬懿在汲縣，皇帝派給使辟邪拿著手詔去召他。在此之前，燕王給皇帝出主意，說關中事務重要，應該讓司馬懿直接從軹關西回長安，這事兒已經執行了。司馬懿一會兒收到兩份詔書，內容前後矛盾，他懷疑京城出了事，就趕緊快馬加鞭趕回朝廷。

評論

曹魏權力變局：近臣專權與皇權旁落的曆史鏡鑒

這段記載如同一幅濃縮的政治畫卷，清晰展現了曹魏中期權力結構的嬗變與危機。從劉放、孫資憑藉中書機構逐步掌控機要，到魏明帝臨終前輔政格局的劇烈動盪，整個過程充滿了權力博弈的暗流湧動，也為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教訓。

在專製皇權體製下，權力的分配始終是關乎王朝安危的核心命題。魏文帝將秘書改為中書，本是強化皇權對機要事務掌控的製度調整，卻不料為劉放、孫資專權埋下伏筆。當魏明帝“親覽萬機”時，中書機構憑藉“腹心之任”的特殊地位，逐漸從文書處理者演變為決策參與者。這種轉變的危險性在於，近臣雖無大臣之名，卻已操大臣之實，形成“外所言輒雲中書”的輿論效應。蔣濟的上疏尖銳指出“左右太親者身蔽”的曆史規律，揭示了近臣專權比大臣擅政更具隱蔽性——他們憑藉“日在目前”的便利，利用皇帝“疲倦之間”的疏忽，悄然完成權力滲透，這種“因微而入”的過程往往難以察覺。

魏明帝對蔣濟諫言的漠視，反映了專製君主的認知侷限。他既想擺脫大臣掣肘，又依賴近臣處理政務，卻未能建立有效的權力製衡機製。當個人精力難以支撐“親覽萬機”的負荷時，權力自然向身邊近臣傾斜，形成“實握事要”的既成事實。這種權力轉移的本質，是君主將治國責任與決策權力輕率托付，卻忽視了“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的權責對等原則。

臨終托孤的鬨劇將製度缺陷推向極致。從最初屬意宗室輔政，到在劉放、孫資操縱下改任曹爽與司馬懿，整個過程充滿了非製度化操作。劉放“執帝手強作詔書”的行為，徹底突破了君臣禮儀的底線，暴露了近臣專權時的瘋狂嘴臉。曹爽“流汗不能對”的表現與司馬懿“疾驅入朝”的果決形成鮮明對比，預示著未來權力格局的失衡。這種輔政人選的隨意變更，本質上是缺乏穩定繼承製度的必然結果。

曆史的弔詭之處在於，魏明帝試圖通過信任近臣來強化皇權，最終卻導致權力旁落；想要通過臨終安排保障政權穩定，反而加速了內部撕裂。蔣濟所警示的“私招朋援，臧否譭譽”“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等現象，在此後曹魏政權的演變中一一應驗。這段曆史深刻表明，健康的政治生態不能依賴君主的個人賢明，更需要建立完善的權力製衡機製和製度化的運行規則，否則再精密的權力佈局，也終將在人性的弱點麵前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