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89章 漢紀四十四 孝順皇帝下

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丁醜年）

春天，武陵地區的蠻人可不安分了，兩萬人把充城圍得死死的，還有八千人跑去攻打夷道。

二月，廣漢屬國的都尉帶兵把白馬羌打得落花流水。

皇帝趕緊派武陵太守李進去收拾那些反叛的蠻人，李進還挺給力，把蠻人之亂給平定了。完事之後，李進挑了些靠譜的官吏，好好安撫蠻人，武陵郡這才安定下來。

三月乙卯日，司空王卓去世了。丁醜日，任命光祿勳郭虔當司空。

夏天四月丙申日，京城發生地震。

五月癸醜日，山陽君宋娥因為搞陰謀、誣陷彆人，被收回了印綬，打發回老家了。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泛、王道、李元、李剛這九個侯爺，因為和宋娥互相送禮，想謀取更高的官職、增加封地，也都被打發回各自的封國，還把他們的租稅減少了四分之一。

象林的蠻人在區憐的帶領下攻打縣衙，把縣官都給殺了。交趾刺史樊演趕緊調了交趾、九真一萬多人去救援。可士兵們都害怕去那麼遠的地方打仗，到了秋天七月，這兩個郡的士兵竟然造反了，反過來攻打刺史府。刺史府雖然把造反的士兵打敗了，但蠻人的勢力卻越來越大。

冬天十月甲申日，皇帝到長安去巡視。扶風的田弱推薦了同郡的法真，說他對各種學問都精通，一直隱居不做官，應該請他出來擔任重要職務。皇帝很誠懇地想把法真招來，前後征召了四次，可法真就是不願意出山。他的朋友郭正稱讚他說：“法真的名聲大家都知道，可就是很難見到他本人。他想躲開名聲，名聲卻跟著他、追著他，這人真稱得上是百世之師啊！”法真是法雄的兒子。

丁卯日，京城又地震了。

太尉王龔看不過中常侍張昉他們專權亂政，就想上奏章請求皇帝把他們殺了。有宗親拿楊震的事兒來勸他，王龔這纔打消了念頭。

十二月乙亥日，皇帝從長安回來了。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戊寅年）

春天二月乙亥日，京城以及金城、隴西都發生了地震，這兩個郡還出現了山體崩塌。

夏天閏四月己酉日，京城又地震了。

五月，吳郡丞羊珍造反，攻打郡府，不過被太守王衡打敗並斬殺了。

侍禦史賈昌和州郡一起去討伐區憐他們，結果冇打贏，還被人家包圍了。過了一年多，糧草都供應不上了。皇帝召集公卿百官還有四府的屬官，問大家該怎麼辦。大家都建議派大將，從荊、揚、兗、豫四個州調四萬人過去。李固不同意，他說：“要是荊、揚這兩個州冇啥事兒，調兵過去還行。可現在這兩個州盜賊紮堆，根本清剿不完，武陵、南郡的蠻人也冇老實，長沙、桂陽又經常被征調兵力，要是再折騰，肯定又會出亂子，這是第一個不行的原因。再說，兗、豫兩州的人突然被征調，要去萬裡之外，還不知道啥時候能回來，詔書催得又急，他們肯定會逃跑或者反叛，這是第二個不行的原因。南方氣候又熱又潮濕，還有瘴氣，去了的人十個得死四五個，這是第三個不行的原因。大老遠跑過去，士兵們累都累死了，等趕到嶺南，哪還有力氣打仗，這是第四個不行的原因。軍隊每天行軍三十裡算正常，可日南離這兒有九千多裡，得走三百天才能到。按每人每天五升糧食算，光士兵就得六十萬斛米，還冇算將領、官吏和驢馬吃的呢，就這光讓士兵自己揹著盔甲去，費用都這麼高了，這是第五個不行的原因。到了地方，死的人肯定多，到時候連敵人都打不過，還得再調兵，這就好比割自己的心腹去補四肢，這是第六個不行的原因。九真和日南相隔千裡，調這兩個地方的吏民都夠嗆，更何況讓四個州的士兵去受這萬裡之苦呢，這是第七個不行的原因。以前中郎將尹就去討伐益州的叛羌，益州那邊都流傳著諺語說：‘敵人來了還能忍，尹就來了可要命。’後來尹就被調回來，把軍隊交給刺史張喬，張喬靠著原來的將領和士兵，冇幾個月就把敵人消滅了。這就說明派大將不一定有用，州郡的力量也能辦事。應該重新選有勇有謀、仁愛寬厚能當將帥的人，去當刺史、太守，讓他們都去交趾。現在日南兵力單薄又冇糧食，防守守不住，進攻又冇能力，乾脆把吏民都遷到北邊靠近交趾的地方，等局勢穩定了，再讓他們回去。還可以招募蠻人，讓他們互相攻打，給他們送金銀財寶當報酬。要是有人能通過離間計拿到敵人首領的腦袋，就封他侯、賞他土地。以前的幷州刺史長沙人祝良，勇敢果斷，南陽的張喬以前在益州也有打敗敵人的功勞，這倆人都能用。以前漢文帝直接提拔魏尚當雲中太守，漢哀帝馬上任命龔舍為泰山太守，現在也應該馬上任命祝良他們，讓他們直接去上任。”四府的人都覺得李固說得對，就任命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張喬到了之後，又是開導又是安撫，反叛的人就投降的投降，解散的解散。祝良到了九真，一個人坐著車就進了賊窩，製定策略，靠威望和誠信招人投降，一下子就有幾萬人投降了，這些人還幫祝良蓋起了官府。就這樣，嶺外地區又恢複太平了。

秋天八月己未日，司徒黃尚被免職。九月己酉日，任命光祿勳長沙人劉壽為司徒。丙戌日，讓大將軍、三公各舉薦兩個剛毅、勇猛、有謀略能當將帥的人，特進、卿、校尉各舉薦一人。當初，尚書令左雄推薦冀州刺史周舉當尚書。後來左雄當了司隸校尉，又舉薦以前的冀州刺史馮直擔任將帥。可馮直曾經因為貪汙受過罪，周舉就拿這事兒彈劾左雄。左雄說：“詔書讓我選勇猛的人，又冇讓我選品行高潔的人。”周舉說：“詔書讓你選勇猛的人，可冇讓你選貪汙的人啊。”左雄說：“我提拔你，真是給自己找麻煩。”周舉說：“以前趙宣子任命韓厥當司馬，韓厥按照軍法殺了趙宣子的仆人，趙宣子卻對大夫們說：‘大家該祝賀我呀！我選韓厥就是讓他負責這事的。’現在您不嫌棄我冇本事，把我提拔到朝廷，我不敢為了討好您就不說實話讓您蒙羞，隻是冇想到您的想法和趙宣子不一樣啊。”左雄聽了很高興，道歉說：“我曾經侍奉過馮直的父親，和馮直關係也不錯，現在你拿這事兒彈劾我，確實是我的錯。”大家聽了這事，都覺得周舉和左雄挺賢能的。那時候，宦官們都爭著賣人情、耍權勢，隻有大長秋良賀清正廉潔、謙遜忠厚。等到皇帝下詔讓舉薦勇猛的人，就良賀一個人冇舉薦。皇帝問他為啥，良賀回答說：“我出身低微，在宮裡長大，既冇有識人的本事，也冇和士人交往過。以前衛鞅通過景監才見到秦王，有見識的人就知道他不會有好下場。現在要是因為我的舉薦讓彆人得到官職，對他們來說不是榮耀而是恥辱，所以我不敢舉薦。”皇帝聽了很讚賞他。

冬天十月，燒當羌的那離帶著三千多騎兵侵犯金城，被校尉馬賢打敗了。

十二月戊戌初一，發生日食。

大將軍梁商看小黃門南陽人曹節他們在宮裡挺有權勢，就派兒子梁冀、梁不疑和他們交朋友。可其他宦官嫉妒梁商受寵，就想陷害他。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人和皇帝身邊的人合起夥來，一起誣陷梁商和中常侍曹騰、孟賁，說：“他們想召集各王子，謀劃著廢立皇帝，應該把梁商他們抓起來治罪。”皇帝說：“大將軍父子是我親近的人，曹騰、孟賁是我信任的人，肯定不會乾這種事，肯定是你們嫉妒他們。”張逵他們知道皇帝不信他們的話，害怕了，就假傳聖旨，在宮裡把曹騰、孟賁抓起來了。皇帝聽說後，氣得不行，趕緊讓宦官李歙去把曹騰、孟賁放了，還把張逵他們抓進了監獄。

評論

永和二年至三年的曆史，延續了東漢中期“治亂交織”的困局。這一時期，邊疆叛亂與內部權鬥相互糾纏，士大夫的理性建言與權貴的短視行為激烈碰撞，既展現了王朝區域性自救的可能性，也暴露了製度性崩壞的不可逆性。

邊疆治亂：區域性破局難掩整體頹勢

這兩年的邊疆局勢呈現“區域性平息與深層危機並存”的特點。

武陵蠻與白馬羌的平定：永和二年，武陵蠻二萬圍充城、八千寇夷道，太守李進“破平之”後，通過“簡選良吏，撫循蠻夷”實現郡境安定；廣漢屬國都尉也擊破白馬羌。這些勝利依賴於“軍事鎮壓+安撫治理”的組合策略，證明邊疆叛亂並非不可控，關鍵在於地方官是否具備“恩威並施”的能力。

象林蠻叛亂的連鎖反應：與武陵形成對比的是交趾象林蠻區憐的叛亂。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救援，卻因“兵士憚遠役”引發兵變，反被叛軍攻擊，導致“蠻勢轉盛”。這場叛亂的擴大，暴露了東漢邊疆治理的結構性缺陷——過度依賴軍事征調，忽視士兵權益（如遠役無還期），最終“以暴製暴”演變為“兵叛助敵”。

李固針對象林蠻叛亂的“七不可”諫言，堪稱東漢邊疆政策的“清醒劑”。他反對征發荊、揚、兗、豫四州兵赴援，理由直擊要害：荊揚有盜賊、武陵蠻未平，征發必引發新亂（不可一）；士兵遠役萬裡、死亡率高（四五成），必致叛亡（不可二、三）；軍費消耗巨大（米六十萬斛），得不償失（不可五）；且“發將無益”，前例證明州郡官更可靠（如張喬平益州羌）。最終，朝廷采納其建議，任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二人“開示慰誘”“單車入賊中”，竟以和平方式平定叛亂。這一案例印證了李固的核心主張：邊疆治理的關鍵在“人”（選任勇略仁惠的地方官）與“策”（以夷製夷、恩威並施），而非單純依賴中央大軍。

然而，這種“區域性破局”難以複製到全域性。東漢後期，地方官的選拔越來越受製於外戚、宦官，像李進、祝良這樣的能吏隻是少數，更多人要麼貪暴激反，要麼無能避戰，邊疆的暫時安定終究是“個案僥倖”。

權鬥升級：宦官與外戚的“暗戰”與反噬

這一時期的內部權鬥，圍繞“宦官集團的分化”與“外戚梁商的自保”展開，矛盾更趨隱蔽卻也更凶險。

山陽君宋娥案的餘波：永和二年，山陽君宋娥因“構奸誣罔”被奪印綬，黃龍等九侯因“更相賂遺”被遣就國，這看似是對宦官勢力的打擊，實則是權鬥的“表麵清理”。宋娥是順帝乳母，九侯多為“十九侯”成員（參與擁立順帝的宦官），他們的失勢並非因“貪腐”，而是捲入了新的權力洗牌——可能與外戚梁商的排擠有關。但這種打擊並未動搖宦官集團的根基，反而讓倖存者（如張昉、曹節）更警惕，加速了宦官與外戚的暗中對抗。

梁商的“柔術”與隱患：大將軍梁商深知宦官勢大，采取“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的妥協策略，試圖以聯姻、結好緩和矛盾。但這種“柔術”本質是縱容——梁冀的殘暴（如殺呂放、滅其族）已暴露，梁商卻不約束，反而與宦官周旋，最終導致宦官“忌其寵，反欲陷之”。永和三年，中常侍張逵等誣告梁商與曹騰、孟賁“欲征諸王子，圖議廢立”，雖因順帝信任而失敗（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卻預示著外戚與宦官的矛盾已不可調和，梁商的“妥協”不過是推遲了爆發時間。

良賀的“清儉”與宦官群體的墮落：大長秋良賀是這一時期罕見的“清儉退厚”的宦官，當皇帝令舉武猛時，他以“無知人之明，未嘗交加士類”為由拒絕推薦，坦言“得臣舉者，匪榮伊辱”。這種自守反襯出宦官群體的整體墮落——“競賣恩勢”成為主流，良賀的清醒隻能是“異類的孤獨”，無法改變宦官專權的本質。

士大夫的堅守與困境：從李固到左雄的“製度潔癖”

士大夫群體在這一時期的抗爭，呈現出“以製度對抗權術”的特點，但收效有限。

李固的全域性視野：李固不僅在邊疆政策上展現遠見，更在朝堂上持續發聲。他反對征發四州兵、力保王龔（此前被宦官誣陷），始終以“製度合理性”為出發點，試圖以理性決策取代權貴專斷。他的“七不可”論證邏輯嚴密，從民生、軍費、士氣等多維度駁斥短視政策，展現了士大夫“經世致用”的精神。

左雄與周舉的“公義之爭”：尚書令左雄薦周舉為尚書，後自己任司隸校尉時，薦曾“坐臧受罪”的馮直“任將帥”，周舉立即劾奏左雄。左雄辯解“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周舉反駁“不使君選貪汙也”。最終左雄認錯：“是吾之過也！”這場爭執的意義遠超個人恩怨——它彰顯了部分士大夫對“選官標準”的堅守：即便是“武猛”，也不能突破“清廉”底線，製度的嚴肅性不容妥協。

然而，士大夫的“製度潔癖”在現實麵前屢屢碰壁。左雄、周舉的“公義之爭”隻是個案，更多時候，選官標準被權貴踐踏（如梁冀殺呂放後仍穩坐河南尹）；李固的邊疆良策雖被采納，卻無法推廣到全國（因地方官選拔權仍在權貴手中）。更根本的困境在於：士大夫缺乏獨立的權力基礎，隻能依附皇權或外戚，而皇權早已被宦官、外戚裹挾，他們的抗爭如同“以卵擊石”。

災異與反思：天譴警示的失效

這一時期仍有地震（京師、金城、隴西）、日食等災異，但朝廷的反應越來越麻木。永和二年四月京師地震後，僅以“山陽君宋娥案”作為“迴應天譴”的象征性動作；三年連續地震，竟無任何改革舉措。這標誌著“天人感應”思想的政治約束力在減弱——當權貴們發現“天譴”不會直接威脅自身利益，便不再偽裝“悔過”，災異最終淪為史書上的平淡記載，失去了推動改革的功能。

結語：妥協與僥倖下的衰亡慣性

永和二至三年的曆史，揭示了東漢衰亡的深層邏輯：王朝並非冇有“破局之策”（如李固的邊疆方案、李進的安撫策略），也不缺“守義之士”（如左雄、周舉、良賀），但製度性的腐敗已讓“正確的選擇”成為偶然，“錯誤的決策”成為常態。

梁商對宦官的妥協、順帝對權貴的縱容、士大夫抗爭的孤立無援，共同構成了“衰亡慣性”：即便區域性問題能靠個彆能吏暫時解決，整體的權力結構卻在持續潰爛。象林蠻的平定靠李固、祝良的智慧，武陵的安定靠李進的治理，但這些都無法改變“宦官賣官、外戚擅權”的底色。

當“個案的清明”無法扭轉“製度的渾濁”，東漢的滅亡便隻是時間問題。永和三年的暫時平靜，不過是更大風暴來臨前的短暫喘息——梁冀的野心正在膨脹，宦官的怨恨正在積累，而士大夫的力量，已在一次次妥協中消耗殆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