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90章 漢紀四十四 孝順皇帝下

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己卯年）

春天正月庚辰日，張逵等人被依法處死。這事兒還牽連到了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他倆也都被判了死刑。因為這案子受牽連的人越來越多，連在位的大臣都被波及。梁商擔心有很多人被冤枉，就給皇帝上奏章說：“按照《春秋》的道理，功勞要歸於主帥，治罪也隻針對首惡。一旦大的案件開啟，無辜受牽連的人太多，死囚長時間被關押，小問題也會變成大麻煩，這不利於營造和諧氣氛，也冇法讓政治平穩、教化施行啊。應該早點結案，彆再冇完冇了地抓人了。”皇帝聽了他的建議，隻給確實有罪的人定了罪。二月，皇帝打算讓梁商的小兒子虎賁中郎將梁不疑當步兵校尉。梁商趕緊上書推辭說：“不疑還是個孩子呢，一下子就處在成人擔任的職位上不合適。以前晏平仲推辭鄁殿的封地來守住自己的財富，公儀休不接受彆人送的魚來保住自己的地位。我雖然冇什麼才能，但也希望能在聖明的時代穩固自家的福祿啊！”於是皇帝就改任梁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

三月乙亥日，京城發生地震。

燒當羌的那離等人又造反了。夏天四月癸卯日，護羌校尉馬賢去討伐，把那離給殺了，還斬獲了一千二百多個敵人的首級。

戊午日，皇帝大赦天下。

五月戊胡日，封已故濟北惠王劉壽的兒子劉安為濟北王。

秋天八月，太原發生旱災。

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庚辰年）

春天二月戊申日，京城又地震了。

南匈奴的句龍王吾斯、車紐等人造反，進攻西河，還拉攏右賢王一起合兵圍攻美稷，把朔方、代郡的長官都殺了。夏天五月，度遼將軍馬續和中郎將梁並等人，調集邊境的軍隊以及羌人、胡人，總共兩萬多人突然出擊，把他們打敗了。可吾斯等人又重新聚集起來，攻占了不少城邑。皇帝派人去責備單於，單於本來冇參與謀反，就脫帽離開營帳，到梁並那兒去謝罪。後來梁並因為生病被召回，五原太守陳龜接替他當中郎將。陳龜覺得單於管不住手下，就逼單於和他弟弟左賢王自殺了。陳龜還想把單於的近親遷到內地的郡，這讓那些投降的人心裡又開始犯嘀咕。結果陳龜因此事被關進監獄，還被免了職。

大將軍梁商給皇帝上奏章說：“匈奴叛亂，他們自己也知道罪大惡極。走投無路的鳥和被困的野獸都知道求生，何況匈奴人丁興旺，不可能一下子消滅乾淨。現在運輸物資的耗費一天天增加，軍隊疲憊不堪，把國內的資源都拿去供應邊境，這對咱們國家可冇好處。度遼將軍馬續向來有謀略，而且管理邊境事務很長時間了，深知用兵之道。每次收到馬續的信，他的策略都和我想的一樣。應該讓馬續深挖壕溝、高築壁壘，用恩德和誠信去招降匈奴人，明確懸賞，講好條件。這樣的話，那些叛逆就能歸服，國家也就太平無事了。”皇帝聽了他的建議，下詔讓馬續去招降反叛的匈奴人。梁商又寫信給馬續等人說：“咱們國家安定太久了，都很久冇打仗了。匈奴擅長在野外集結精銳騎兵，短兵相接，當機立斷決勝，這是他們的長處，卻是咱們的短處；咱們靠強弩守衛城池，堅守營壘，等待敵人衰弱，這是咱們的長處，卻是匈奴的短處。咱們應該先發揮自己的長處，再觀察局勢變化，設置懸賞，表明隻要他們反悔投降就既往不咎，可千萬彆貪圖小功勞而壞了大局。”於是右賢王部的抑鞮等一萬三千人都到馬續那兒投降了。

己醜日是這個月的最後一天，發生了日食。

當初，那離等人被平定後，朝廷任命來機為幷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來機他們天性殘暴苛刻，經常騷擾百姓、征調物資，結果且凍、傅難種的羌人就造反了，攻打金城，還聯合其他雜種羌人、胡人，大肆侵犯三輔地區，殺害當地長官。來機和劉秉都因此被召回。於是朝廷任命馬賢為征西將軍，騎都尉耿叔為副將，率領左右羽林軍、五校士以及各州郡的士兵共十萬人，駐紮在漢陽。

九月，朝廷下令讓扶風、漢陽兩地修築三百座隴道塢堡，安排士兵駐守。

辛未日，太尉王龔因為年老多病被免職。

且凍羌人進攻武都，還燒燬了隴關。

壬午日，任命太常桓焉為太尉。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人擁立車紐為單於，東邊聯合烏桓，西邊收納羌人、胡人等幾萬人，攻破了京兆虎牙營，殺了上郡都尉和軍司馬，接著在並、涼、幽、冀四個州燒殺搶掠。朝廷隻好把西河的治所遷到離石，上郡治所遷到夏陽，朔方治所遷到五原。十二月，派匈奴中郎將張耽率領幽州、烏桓各郡的營兵攻打車紐等人，在馬邑交戰，斬殺了三千敵人，還俘虜了很多人。車紐請求投降，但吾斯還是帶著他的部下和烏桓人繼續搶劫。

當初，皇帝命令馬賢去討伐西羌，大將軍梁商覺得馬賢年紀大了，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合適，可皇帝冇聽他的。宋漢是宋由的兒子。馬賢到了軍中，卻一直拖延不進軍。武都太守馬融給皇帝上奏章說：“現在雜種羌人到處搶劫，應該趁他們還冇完全聯合起來，趕緊派兵深入，擊破他們的黨羽。可馬賢他們卻在各個地方停留不前。羌人、胡人老遠就能看到塵土、聽到聲音，要是他們現在逃跑躲避，繞到咱們後麵，肯定會侵犯三輔地區，給老百姓帶來大災難。我願意帶領馬賢不願意用的五千關東兵，隻要給我個部隊的名號就行，我會竭儘全力激勵士兵，身先士卒，三十天內，肯定能打敗羌人。我還聽說吳起當將軍的時候，天熱不撐傘，天冷不穿皮衣。現在馬賢在野外駐紮，帳篷裡擺滿了各種美食，還有兒子、侍妾伺候，這和古人的做法完全相反。我擔心馬賢他們隻守著一座城，說要攻打西邊，羌人卻從東邊出來了，而且他的將士們也會受不了這種待遇，肯定會出現像高克帶領的軍隊那樣潰敗反叛的情況。”安定人皇甫規也看出馬賢不操心軍事，料定他肯定會失敗，就給皇帝上書說明情況。但朝廷對他們的建議都冇采納。

評論

永和四年至五年的曆史，如同東漢王朝的“病情診斷書”，邊疆的全麵失控、權鬥的殘酷升級與決策層的昏聵形成共振，清晰地顯示出：這個王朝的“病灶”已從區域性潰爛蔓延至全身，即便有零星的理性聲音，也難以阻擋其滑向崩潰的慣性。

權鬥的代價：從“首惡必究”到“濫捕牽連”的治理失能

永和四年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人因“矯詔收縛曹騰、孟賁”被誅，案件牽連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等，甚至“延及在位大臣”。這場清洗本是皇權對宦官內鬥的處置，卻險些演變為“大獄”。幸虧大將軍梁商以《春秋》“罪止首惡”為由上疏，勸皇帝“早訖章，以止逮捕之煩”，才避免無辜者被株連。梁商的妥協（“功在元帥，罪止首惡”）雖有自保成分，卻也暴露了東漢司法的致命缺陷——權鬥一旦爆發，便容易突破“法治”底線，淪為“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清洗。

梁商隨後辭讓兒子梁不疑的“步兵校尉”之職，自比“晏平仲辭鄁殿”，看似“謙恭”，實則是外戚在權鬥中的生存策略。這種“以退為進”無法改變本質：外戚與宦官的矛盾已深植於權力結構，任何“緩和”都隻是暫時的，而每一次權鬥的餘波，都會消耗朝廷處理實際政務的精力，讓邊疆、民生等問題被進一步擱置。

邊疆全麵失控：從“區域性叛亂”到“多線潰敗”

這兩年的邊疆局勢，堪稱東漢由“維穩”轉向“潰敗”的轉折點，匈奴、羌人、烏桓的叛亂形成“多線聯動”，徹底撕碎了邊防體係。

南匈奴的反噬：永和五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叛，招誘右賢王、烏桓、羌胡等，形成數萬人的聯軍，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寇掠並、涼、幽、冀四州。朝廷被迫遷徙西河、上郡、朔方治所（如西河從平定遷離石），等於放棄了原有的邊防據點。這場叛亂的擴大，與地方官的處置失當直接相關：中郎將陳龜逼迫南單於及其弟自殺，又欲遷徙其近親，徹底激化了矛盾——本“不預謀”的單於被逼反，降者“更狐疑”，印證了“以暴製暴”隻會“逼順為逆”。

羌患的燎原之勢：羌人的叛亂從“零星反抗”升級為“大規模寇掠”。且凍、傅難種羌因幷州刺史來機、涼州刺史劉秉“天性虐刻”而反，攻破金城，寇掠三輔（關中），甚至“燒隴關”。朝廷派馬賢率十萬人屯漢陽，卻因馬賢“稽留不進”“珍肴雜遝，兒子侍妾隨行”而錯失戰機。馬融、皇甫規先後警告：馬賢的拖延會讓羌人“侵寇三輔”，其奢靡會導致“將士不堪命”，但朝廷“皆不從”，最終使羌患成為“心腹大害”。

梁商針對匈奴叛亂的策略（“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務先所長（守城）以觀其變”）本是務實之舉，也確實招降了右賢王部萬餘人，但這種區域性成效被整體的軍事無能抵消——馬賢在西線的拖遝、陳龜在北線的激進，讓“招降”的努力淪為“紙上談兵”。邊疆的全麵失控，本質是“中央決策失誤+地方官暴虐+將領無能”的疊加結果，而這三者的根源，都指向朝廷的腐敗：來機、劉秉靠關係上位，馬賢因資曆被偏袒，陳龜雖有勇卻無謀，真正有遠見的馬融、皇甫規反被忽視。

士大夫的預警與朝廷的遲鈍：理性聲音的邊緣化

這一時期，士大夫的預警如同“末世警鐘”，卻始終無法穿透權貴的壁壘。

馬融彈劾馬賢：作為武都太守，他目睹羌人叛亂的蔓延，直言馬賢“處處留滯”會讓羌人“漏出其後，侵寇三輔”，甚至主動請纓“用關東兵五千，三旬必克”，展現出軍事才能與擔當。但朝廷對其建議“不從”，反而縱容馬賢繼續屯兵不前。

皇甫規預判潰敗：安定人皇甫規僅為布衣，卻能“審其必敗”，上書揭發馬賢“不恤軍事”的弊端，卻同樣被無視。這種“草澤之見”勝過“廟堂之策”的反差，暴露了東漢選官製度的僵化——人才的升降不取決於能力，而取決於與外戚、宦官的關係。

梁商的有限清醒：作為大將軍，梁商至少意識到“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主張對匈奴“以守為攻+招降”，反對盲目用兵。他寫給馬續的信（“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準確把握了漢與匈奴的優劣對比。但他的侷限在於：既不敢觸動馬賢等舊將的利益（明知其老卻無法更換），也無力約束來機、劉秉等酷吏，最終隻能“以文書謀策”而無法左右戰局。

士大夫的無力，本質是“製度性失語”：他們的諫言缺乏暢通的上傳渠道，即便抵達皇帝案頭，也會被外戚、宦官的意見淹冇。馬融、皇甫規的預警越精準，越反襯出朝廷的遲鈍與腐朽。

災異與應對：從“天人感應”到“麻木不仁”

永和四年三月、五年二月的兩次京師地震，以及五年五月的日食，在“天人感應”的語境下本應引發深刻反思，但朝廷的應對僅有“赦天下”（四年四月）的形式主義動作，無任何實質改革。這種“災異脫敏”現象，標誌著東漢皇權的“合法性敘事”已趨於破產——當皇帝和權貴不再相信“天譴”的威懾，當士大夫的“借災言政”失去效力，這個王朝便隻剩下“得過且過”的苟延殘喘。

結語：潰敗的加速度與無可挽回的頹勢

永和四至五年的兩年，是東漢邊疆體係全麵崩潰的起點。匈奴、羌人、烏桓的多線叛亂，並非單純的“外族入侵”，而是內部治理失敗的“外部爆發”——地方官的暴虐逼反了順民，將領的無能縱容了叛亂，朝廷的昏聵錯失了平叛時機，而這一切的背後，是外戚與宦官對權力的壟斷，是選官製度對人才的排斥。

梁商的“守成之策”、馬融的“主動出擊之請”、皇甫規的“潰敗預警”，都證明東漢並非冇有破局的智慧，卻因製度的腐朽而無法施行。當“正確的策略”被“錯誤的人”否決，當“區域性的清醒”無法對抗“整體的昏聵”，東漢的滅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曆史的必然”。永和五年的冬天，當羌人“燒隴關”、匈奴寇掠四州時，這個王朝的命運，早已寫在了漫天烽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