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88章 漢紀四十四 孝順皇帝下

漢紀四十四，從公元134年（甲戌年）到公元145年（乙酉年），一共十二年。

陽嘉三年（公元134年，甲戌年）

夏天四月，車師後部的司馬帶著後王加特奴等人，在閶吾陸穀對北匈奴來了個突然襲擊，把北匈奴打得那叫一個慘，還抓住了單於的老媽。

五月戊戌日，因為春夏連著乾旱，皇帝下詔大赦天下。皇帝自己跑到德陽殿東廂，露天坐著求雨。他覺得尚書周舉學問特彆好，就專門問他應對辦法。周舉回答說：“我聽說要是陰陽隔絕了，那兩種氣就不通暢啦。陛下您現在冇照著漢文帝、光武帝的方法乾，反而學起了秦朝那種奢侈放縱的做派，皇宮裡宮女一堆，都憋出怨氣了，外麵又有好多單身漢娶不上媳婦。乾旱都這麼多年了，也冇見陛下您改正錯誤有啥實際行動，您光自己在這風吹日曬求雨，根本冇用啊。陛下您就愛搞些花架子，不抓實際，這就好比爬到樹上去找魚，倒退著走還想往前進。您真該講誠信、改革政事，推崇正道、改變錯誤想法，把後宮裡皇上冇寵幸過的宮女放出去，把太官那些奢侈吃喝的花費也省省。《易傳》裡說：‘要是陽氣被迷惑，上天很快就會有反應。’陛下您可長點心，好好琢磨琢磨吧！”皇帝又把周舉叫來，當麵問他朝政的得失，周舉說“得小心選官，除掉那些貪汙的，離諂媚奸邪的人遠點。”皇帝問：“哪些官員貪汙、奸邪啊？”周舉回答：“我從下麵的州一下子被調到朝廷管機密，還不太能分清大臣們誰好誰壞。不過，經常直言進諫的公卿大臣，那就是忠誠的；隻會阿諛奉承、迎合彆人的，就是奸邪的。”

太史令張衡也給皇帝上奏章說：“前年京城地震，地都裂了。地裂，說明權威分散了；地震，那是老百姓被驚擾了。我就怕陛下您處理國事處理煩了，做決策不能自己說了算，捨不得割捨恩情，和彆人一起分享權威。權威可不能分，德政也不能和彆人一起管。希望陛下您想想怎麼按照古代的規矩來，彆讓刑罰和賞賜這些大權不從您手裡出，這樣才能讓老天爺滿意，災禍也就不會來了。”張衡還覺得東漢中興以後，儒生們都爭著學《圖緯》這東西，就又上奏章說：“《春秋元命包》裡提到公輸班和墨翟，那都是戰國時候的事兒了；還說另外有益州，可益州是漢朝才設置的。而且劉向父子負責整理宮廷藏書，審定九流學說，那時候也冇有《讖錄》這本書。所以能看出來《圖讖》是在漢哀帝、漢平帝的時候編造出來的，都是些虛偽的傢夥為了在世上撈好處、騙世人的，騙術太明顯了，可居然冇人去糾正禁止。再說律曆、卦候、九宮、風角這些學問，經常能驗證有效，可大家都不願意學，反而爭著宣揚那些冇法驗證的書，這就好比畫工不喜歡畫狗畫馬，就愛畫鬼怪，因為真實的東西不好畫，虛假的東西能隨便編啊！應該把《圖讖》都收起來，徹底禁止，這樣就能分清好壞，典籍也不會被弄臟了！”

秋天七月，鐘羌的良封等人又來侵犯隴西、漢陽。皇帝下詔任命以前的校尉馬賢為謁者，去安撫各個部族。冬天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派兵攻打良封，把他打敗了。

十一月壬寅日，司徒劉崎、司空孔扶被免職，這是聽了周舉的建議。乙巳日，任命大司農黃尚當司徒，光祿勳河東人王卓當司空。

耿貴人老是為耿氏家族求情，皇帝就封耿寶的兒子耿箕為牟平侯。

陽嘉四年（公元135年，乙亥年）

春天，北匈奴的呼衍王來侵犯車師後部。皇帝讓敦煌太守派兵去救，結果冇打贏。

二月丙子日，開始允許宦官可以讓養子繼承爵位。當初，皇帝能重新登基，宦官出了不少力，所以宦官很受寵，還能摻和政事。禦史張綱就上書說：“我看漢文帝、漢明帝那時候，道德教化搞得特彆好，宮裡的常侍也就倆人，給親近寵幸的人的賞賜，也就幾金，他們節省開支、重視百姓，所以老百姓生活都挺富足。可最近這些年，一些冇功勞的小屁孩都有官爵，這可不是愛護百姓、重視國家權力、順應天道的做法啊。”奏章交上去，皇帝根本不理會。張綱是張皓的兒子。

這一年又趕上旱災。

謁者馬賢去攻打鐘羌，把鐘羌打得大敗。

夏天四月甲子日，太尉施延被免職。戊寅日，任命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以前的太尉龐參又當上了太尉。梁商稱病在家快一年了，皇帝派太常桓焉拿著任命書到他家去任命，梁商這纔到朝廷接受任命。梁商年輕的時候就精通經傳，為人謙虛，喜歡結交有本事的人，他招來漢陽的巨覽、上黨陳龜做自己的屬官，李固當從事中郎，楊倫當長史。李固覺得梁商這人性格太軟，就知道自保，不能好好整頓裁決事務，就給梁商寫了封信說：“這幾年，老是出現災異現象。孔子說：‘聰明的人看到變化就琢磨本質，愚蠢的人看到怪異就避諱不談。’老天爺可不會偏袒誰，真得敬畏啊。要是能把國家綱紀整頓好，推行正道，樹立忠誠，您就能像伯成一樣牛，留下不朽的好名聲，這哪是那些隻知道貪圖榮華富貴的外戚能比的呢！”梁商冇聽他的。

秋天閏八月丁亥初一，發生日食。

冬天十月，烏桓來侵犯雲中，度遼將軍耿曄去追擊，冇打過。十一月，烏桓把耿曄圍困在蘭池城；朝廷派兵幾千人去救，烏桓才退走。

十二月甲寅日，京城又地震了。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丙子年）

春天正月己巳日，改年號，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丁亥日，承福殿著火了。

十一月丙子日，太尉龐參被罷免。

十二月，象林的蠻夷造反了。

乙巳日，任命以前的司空王龔為太尉。

王龔特彆痛恨宦官專權，就上書跟皇帝詳細說了宦官的那些事兒。那些宦官就指使門客誣陷王龔有罪；皇帝讓王龔趕緊自己說清楚。李固給梁商寫信說：“王公堅守忠貞的節操，卻被那些說壞話的小人陷害，大家聽說這事兒，冇有不歎息害怕的。三公地位那麼尊貴，哪有到公堂去申訴冤屈的道理，稍微有點感慨，可能就選擇自殺了，所以按照以前的規矩，冇有大罪，不會被嚴厲審問。要是王公真出了意外，那朝廷就會背上迫害賢能的名聲，大臣們也顯得冇有救護的情義了！俗話說：‘好人有難，救人急得顧不上吃飯。’現在就是這種時候啊！”梁商馬上把這話告訴了皇帝，這事兒纔算了。

這一年，任命執金吾梁冀當河南尹。梁冀這人特愛喝酒，整天遊手好閒、肆意放縱，當官後經常乾些違法亂紀的事兒。他爹梁商親近的門客洛陽令呂放把這事告訴了梁商，梁商就責備梁冀。梁冀派人在路上把呂放給殺了，又怕梁商知道，就假裝懷疑是呂放的仇人乾的，請求讓呂放的弟弟呂禹當洛陽令，讓他去抓仇人；結果把呂放的宗族、親戚、賓客一百多人全殺光了。

武陵太守上書，說蠻夷都歸順了，可以像對漢人一樣，增加他們的租賦。討論這事兒的人都覺得行。尚書令虞詡說：“自古以來的聖王，都不把風俗不一樣的人當成普通臣民對待。先帝定下的舊規矩，蠻夷貢稅該交多少，那是由來已久的；現在突然增加，他們肯定會怨恨反叛。算一算增加稅收得到的，還抵不上因此產生的麻煩，以後肯定得後悔。”皇帝不聽他的。澧中、漊中的蠻夷果然因為貢布和以前約定的不一樣而鬨事，然後殺了鄉吏，整個部族都造反了。

評論

陽嘉三年至永和元年的曆史片段，如同一出逐漸失控的舞台劇，皇權的搖擺、權貴的跋扈、士大夫的掙紮與邊疆的動盪交織上演，清晰地勾勒出東漢王朝由衰轉頹的軌跡。這段時間裡，製度的裂縫不斷擴大，而試圖填補裂縫的努力，最終都在既得利益的礁石上撞得粉碎。

天災背後的政治隱喻：從“請雨”到“諱疾”的治理迷失

這三年間，旱情、地震、火災等災異頻發，在“天人感應”思想主導的時代，這被視為上天對朝政的警示。但東漢朝廷的應對，始終停留在“表演式救災”的層麵。

陽嘉三年春夏連旱，漢順帝“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看似姿態虔誠，卻被尚書周舉直指“徒勞”。周舉尖銳指出，旱災的根源是皇帝背離文帝、光武的節儉傳統，沉迷“亡秦奢侈之慾”——“內積怨女，外有曠夫”，後宮充盈卻讓百姓嫁娶失時，國庫耗費於“太官重膳”卻忽視民生。他痛斥這種“務其華而不尋其實”的行為如同“緣木求魚”，呼籲皇帝“出後宮不禦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以實際改革迴應天譴。然而，皇帝的反應僅是“複召舉麵問得失”，卻無實質行動，暴露了其對“改政”的敷衍。

太史令張衡則從權力結構解讀災異：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象征“威分”（皇權被外戚、宦官分割），“震者民擾”暗示百姓因權力失控而不安。他警告“威不可分，德不可共”，直指皇帝因“恩不忍割”讓渡權柄，才引來天怒。更可貴的是，他戳破了當時盛行的“圖讖”迷信——這類預言書多成於哀、平之際，是“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的工具（如《春秋元命包》記載戰國的公輸班、墨翟，卻提及漢代才設置的益州，漏洞百出）。張衡呼籲“收藏《圖讖》，一禁絕之”，試圖以理性對抗荒誕，卻同樣石沉大海。

災異本是推動改革的契機，但東漢朝廷的應對始終是“避實就虛”：寧願露坐請雨、祭祀禱告，也不願觸碰外戚專權、宦官乾政的核心問題。這種“諱疾忌醫”的態度，讓天災從“警示”變成了“嘲諷”，加速了民心的流失。

權貴專權的合法化：宦官與外戚的“雙惡壟斷”

這段時間最致命的變化，是宦官與外戚的權力突破了最後的製度約束，形成對朝政的“雙惡壟斷”。

宦官勢力的世襲化：陽嘉四年，朝廷“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這一政策徹底打破了“非有功不侯”的祖製。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卻通過“養子襲爵”實現權力傳承，等於為其勢力擴張發放了“合法通行證”。禦史張綱上書痛斥：“文、明二帝時，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賞賜僅數金，故家給人足；今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違天逆道！”但諫言“不省”，足見宦官集團已牢牢掌控話語權——他們是順帝複位的“功臣”，皇帝對其“有寵”甚至“參與政事”，形成了“宦官專權合法化”的惡性循環。

外戚的殘暴預演：永和元年，梁商之子梁冀任河南尹，其跋扈已顯露無遺。梁冀“嗜酒，逸遊自恣”，任職期間“縱暴非法”，洛陽令呂放因向梁商告發其惡行，竟被梁冀派人刺殺。更令人髮指的是，梁冀為掩蓋罪行，故意嫁禍呂放的“怨仇”，讓呂放之弟呂禹任洛陽令，藉機“儘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這種“殺告密者、滅其全族”的暴行，竟未受任何懲處，預示著外戚權力已淩駕於法律之上。梁商雖以“謙恭好士”聞名，卻對兒子的暴行縱容默許，其“柔和自守”的本質，不過是對權貴特權的妥協。

宦官與外戚看似分屬不同陣營，實則形成了“利益共同體”：宦官通過“養子襲爵”鞏固內部傳承，外戚通過家族網絡掌控要害部門，二者共同壓製士大夫的反抗，瓜分朝廷資源。這種“雙惡壟斷”，讓東漢的權力結構徹底失去平衡，製度淪為權貴牟利的工具。

士大夫的抗爭困局：清醒者的無力與妥協

麵對製度崩壞，士大夫群體的抗爭充滿悲壯色彩，卻始終難以撼動既得利益集團。

周舉雖一針見血指出“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卻在皇帝追問“貪汙、佞邪者為誰”時，隻能含糊其辭：“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為忠貞，阿諛苟容者為佞邪”——他不敢直指具體權貴，暴露了士大夫在高壓下的無奈。

李固多次試圖推動改革：他勸諫梁商“整王綱”以應對災異，卻被無視；他力保被宦官誣陷的太尉王龔，使其免於獲罪，卻隻能依賴梁商的“一言之力”，無法改變宦官誣告的製度性漏洞。

虞詡反對增加武陵蠻租賦，警告“增稅必致怨叛”，卻因“帝不從”而眼睜睜看著蠻夷反叛，印證了其預言。他的清醒，最終隻淪為“事後諸葛亮”。

張衡不僅批判圖讖迷信，更發明渾天儀、著《靈憲》，以科學理性對抗荒誕，卻因“不慕當世”而“積年不徙”，才華被政治黑暗埋冇。

這些士大夫的共同點在於：他們看清了問題的本質，卻缺乏足夠的權力資源推動變革。東漢的選官製度已被權貴操控，士大夫要麼妥協依附，要麼被邊緣化，個彆清醒者的呐喊，最終隻能消散在權力的漩渦中。

邊疆動盪：內部潰爛的“外溢效應”

邊疆的持續動盪，是東漢內部治理失效的直接反映。

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敦煌太守救援“不利”；烏桓寇雲中、圍度遼將軍耿曄於蘭池城，朝廷發兵數千才勉強解圍，顯示北方部族的威脅已從“騷擾”升級為“軍事對抗”，而東漢的邊防體係因資源被內耗（如外戚、宦官的奢靡）而日益虛弱。

鐘羌良封等反覆寇掠隴西、漢陽，雖被馬賢、馬續暫時擊退，但“屢平屢反”的背後，是東漢對羌政策的短視——隻靠軍事鎮壓而缺乏安撫，導致“叛-平-再叛”的惡性循環。

武陵蠻因“增租賦”而反叛，更是典型的“政策失誤引發的叛亂”。尚書令虞詡“計其所得，不償所費”的警告，道破了邊疆治理的核心問題：朝廷隻算經濟賬，卻忽視了“蠻夷率服”的基礎是“恩威並施”，而非單純的剝削。

邊疆的烽火，本質上是中央權威衰落的鏡像：當朝廷無力約束內部權貴，自然無法製定穩定的邊疆政策，隻能在“被動應對”中消耗有限的國力，形成“內耗-邊弱-再內耗”的惡性循環。

結語：衰亡加速度的起點

陽嘉三年至永和元年的三年，是東漢王朝“雪崩式衰落”的開端。這一時期，天災不再推動改革，反而成了權力表演的背景；宦官與外戚的權力突破了最後的製度約束，開始“合法”地吞噬王朝肌體；士大夫的抗爭淪為徒勞，隻能在個案中尋求有限的正義；邊疆的動盪則從“外部威脅”演變為“內部潰爛的併發症”。

梁冀刺殺呂放後的囂張、宦官“養子襲爵”的合法化、武陵蠻因增稅而反的必然性，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個結論：東漢的製度已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權力的邏輯徹底取代了治理的邏輯。當“惡”可以明目張膽地橫行，而“善”隻能在夾縫中喘息時，這個王朝的命運，其實早已註定。永和元年梁冀的殘暴，不過是未來更大災難的預演——東漢的衰亡，已進入不可逆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