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60章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乙醜年）

春天正月丁卯日，吐蕃派使者來朝見皇上，請求再次和吐穀渾和親，還想要赤水那塊地方放牧牲畜，皇上冇答應。

二月壬午日，皇上從京城出發，丁酉日，到達合璧宮。

皇上談到隋煬帝，對身邊的大臣說：“隋煬帝因為拒絕接受勸諫而亡國，我一直把這當成教訓，虛心地尋求大家提意見，可到現在都冇人來諫言，這是為啥呢？”李積回答說：“陛下您做的事都特彆好，大臣們冇啥可提意見的。”

三月甲寅日，任命兼司戎太常伯薑恪為同東西台三品。薑恪是薑寶誼的兒子。

辛未日，東都的乾元殿建成。閏月壬申初一，皇上到了東都洛陽。

疏勒和弓月勾結吐蕃，一起侵犯於闐。皇上下令讓西州都督崔知辯、左武衛將軍曹繼叔帶兵去救援。

夏天四月戊辰日，左侍極陸敦信被任命為檢校右相；西台侍郎孫處約、太子右中護以及檢校西台侍郎樂彥瑋都被免去宰相職務。

秘閣郎中李淳風發現傅仁均編寫的《戊寅曆》推算的天文曆法越來越不準確，就對劉焯的《皇極曆》進行增減修改，重新編寫了《麟德曆》。五月辛卯日，開始推行這部新曆法。

秋天七月己醜日，兗州都督鄧康王李元裕去世。

皇上讓熊津都尉扶餘隆和新羅王法敏化解過去的仇怨。八月壬子日，他們在熊津城結盟。劉仁軌帶著新羅、百濟、耽羅、倭國的使者乘船從海路西歸，正好趕上皇上要去泰山祭祀，高麗也派太子福男來陪祭。

冬天十月癸醜日，皇後上表說：“按照以前封禪的禮儀，祭祀皇地隻的時候，是太後配享，卻讓公卿去執行祭祀的事，這禮數上不太合適。到祭祀那天，我請求帶領宮廷內外有封號的婦女們進行祭奠獻禮。”皇上下詔說：“在社首山舉行祭地儀式時，讓皇後擔任亞獻，越國太妃燕氏擔任終獻。”壬戌日，皇上下詔說：“封禪壇上設置的上帝、後土的神位，以前用的槁秸、陶匏等祭祀用品，都應該改用茵褥、罍爵，其他的郊外祭祀也都按這個標準來。”又下詔說：“從今往後，在郊外祭祀和宗廟祭祀的宴會上，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

丙寅日，皇上從東都出發，跟隨的文武官員和儀仗隊伍，連綿幾百裡都不斷。沿途安營紮寨，營帳遍佈原野。東邊從高麗，西邊到波斯、烏長等各個來朝見的國家，都各自帶著下屬跟隨皇上，那些帳篷、牛羊、駱駝、馬匹，把道路都堵得滿滿的。當時連年豐收，一鬥米才賣五文錢，市場上都不怎麼賣麥子和豆子了。

十一月戊子日，皇上到了濮陽，竇德玄騎馬跟隨在旁。皇上問：“濮陽為啥叫帝丘呢？”竇德玄答不上來。許敬宗從後麵騎著馬趕上來，說：“以前顓頊在這裡居住，所以叫帝丘。”皇上覺得說得好。許敬宗退下後，對彆人說：“做大臣的不能冇學問啊，我看竇德玄答不上來，心裡真替他害臊。”竇德玄聽說後，說：“人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我不會不懂裝懂強行回答，這正是我擅長的處理方式。”李積說：“許敬宗見識廣博，確實厲害；但竇德玄說的也冇錯啊。”

壽張有個叫張公藝的，一家九代人住在一起，齊、隋、唐三個朝代都表彰過他們家。皇上路過壽張，到他家去，問他們能一起和睦居住的原因，張公藝寫了一百多個“忍”字呈給皇上。皇上覺得這做法很好，賞賜給他絲綢。

十二月丙午日，皇上到了齊州，停留了十天。丙辰日，從靈岩頓出發，到達泰山腳下。相關部門在泰山南邊修建了圓形的祭壇，在山上修建了登封壇，在社首山上修建了降禪用的方形祭壇。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詳實記錄了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統治時期的關鍵事件，涵蓋政治運作、邊疆關係、經濟民生、文化科技與社會倫理，堪稱初唐向盛唐過渡階段的“年度切片”。透過這些事件，既能看到唐王朝的鼎盛氣象，也能捕捉到權力結構與社會矛盾的微妙變化，以下從多維度展開現代視角的評論：

政治場域：皇權運作與權力暗線

--“求諫無諫”的政治隱喻

高宗提及“煬帝拒諫而亡”，表麵是延續貞觀朝“納諫”傳統，實則暴露了皇權強化後的政治惰性。李積以“陛下所為儘善”迴應，看似諂媚，實則折射出初唐功臣集團的生存智慧——此時高宗已擺脫貞觀老臣掣肘，“無諫”並非真的“儘善”，而是臣子不願（或不敢）觸碰皇權邊界。這種“和諧表象”下，實則是貞觀“共治”精神向高宗“獨斷”的過渡，為後續武則天介入朝政埋下空間。

--武則天的“禮製突破”：權力進階的關鍵一步

皇後主動要求“帥內外命婦奠獻”，最終獲封禪“亞獻”之位，是中國古代女性突破禮製桎梏的重要事件。傳統封禪大典中，祭地隻（皇地隻）的儀式由公卿主持，女性無參與資格，武則天此舉絕非單純“重視禮儀”，而是借“禮製創新”提升政治地位：通過“亞獻”身份，她從“後宮管理者”轉變為“國家祭祀參與者”，將個人權威嵌入王朝最高禮儀體係，本質是藉助“神權”鞏固“政權”，為後來“垂簾聽政”乃至稱帝積累合法性。高宗的默許，也暗示其對武則天政治能力的依賴（此時高宗身體已顯虛弱）。

邊疆博弈：唐蕃矛盾的“早期預警”

吐蕃的兩次動作——“請複與吐穀渾和親”“求赤水地畜牧”，看似是“和親”“畜牧”的訴求，實則是吐蕃崛起後擴張戰略的體現。吐穀渾是唐王朝製衡吐蕃的重要屏障，赤水（今青海共和一帶）是水草豐美的戰略要地，高宗“不許”，本質是維護唐在西域-青藏高原的勢力範圍。而隨後“疏勒弓月引吐蕃侵於闐”，則標誌著吐蕃從“試探性訴求”轉向“武力擴張”，唐蕃矛盾正式從“外交博弈”升級為“軍事對抗”。唐軍派崔知辯、曹繼叔救援，雖暫時穩定西域，但也暴露了唐邊疆防禦的潛在壓力——吐蕃已成為繼突厥之後，唐王朝最棘手的邊疆對手，這種矛盾將貫穿此後百餘年的唐蕃關係。

經濟與民生：盛世表象下的“雙刃劍”

--“米鬥五錢”的繁榮與隱憂

“比歲豐稔，米鬥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是貞觀之治、永徽之治積累的經濟成果，反映出唐初均田製、租庸調製下農業生產的恢複與發展，民生相對安定。這種繁榮為高宗大規模巡行（“從駕文武儀仗數百裡不絕”）、封禪泰山提供了物質基礎，也印證了唐王朝的國力強盛。

--“封禪盛典”的雙重性

封禪是古代帝王“告天成功”的最高儀式，高宗此次封禪規模空前——“東自高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朝會者扈從”，既是對唐王朝“天朝上國”地位的確認，也體現了初唐開放包容的國際視野（高麗太子、波斯使者等同盟侍祠，是多民族政權共認的象征）。但另一方麵，“列營置幕，彌亙原野”的浩大場麵，必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雖未引發民怨，卻也暗示“盛世盛典”背後的財政壓力——這種“重禮儀、輕成本”的統治思維，在後世玄宗朝逐漸演變為奢靡之風。

文化與社會：傳統智慧的現代啟示

--《麟德曆》：科技服務於統治的典範

李淳風基於《戊寅曆》的疏漏，增損劉焯《皇極曆》撰成《麟德曆》，並迅速推行，體現了唐王朝對天文曆法的重視。在古代，曆法不僅是“計時工具”，更是“皇權天命”的象征——準確的曆法意味著帝王“順天應人”，反之則被視為“失德”。《麟德曆》的推行，既是科技進步的體現（其精度在當時世界領先），也是皇權強化“天命合法性”的手段，這種“科技為政治服務”的邏輯，貫穿中國古代科技史。

--“忍”字與九世同居：傳統倫理的雙麵性

張公藝以“忍”字百餘迴應“九世同居”的秘訣，獲高宗賞賜，反映了唐王朝對“家族倫理”的推崇。在小農經濟社會，“大家族聚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單元——家族和諧則地方安定，地方安定則王朝穩固，因此皇權對“九世同居”的旌表，本質是藉助傳統倫理強化基層治理。但從現代視角看，“忍”字背後也隱藏著個體意誌的壓抑：大家族聚居需犧牲個人訴求以維繫整體和諧，這種“集體優先”的倫理觀，既是傳統社會的凝聚力來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個體意識的覺醒。

人物群像：多元價值觀的碰撞

許敬宗與竇德玄的“濮陽問答”極具代表性：許敬宗以“顓頊居此”搶答，彰顯學識卻暗諷竇德玄“無學”；竇德玄以“不強對所不知”迴應，坦誠承認能力邊界；李積則客觀評價“敬宗多聞”“德玄言善”——三人的反應折射出初唐官員的多元價值觀：許敬宗代表“以學識求表現”的功利派，竇德玄代表“以誠實守本分”的務實派，李積則體現“相容幷蓄”的平衡思維。這種價值觀的碰撞，說明初唐政治生態尚未完全僵化，仍保留著一定的包容性；而高宗對許敬宗的“稱善”，也暗示了此後“能言善辯”者（如武則天時期的來俊臣、周興）更容易獲得皇權青睞的趨勢。

結語：麟德二年的“承前啟後”意義

這一年的事件，看似零散，實則串聯起初唐的“盛”與“變”：經濟繁榮、國際威望是“盛”的體現，吐蕃崛起、武則天掌權是“變”的伏筆；禮製突破、科技進步是“新”的嘗試，倫理旌表、求諫形式是“舊”的延續。可以說，麟德二年既是貞觀-永徽盛世的“收尾註腳”，也是武則天時代的“開篇序言”——它預示著唐王朝將從“男性官僚主導的治世”，逐步轉向“權力結構更複雜的盛世轉型期”，而其中的政治智慧、邊疆策略與社會倫理，至今仍能為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提供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