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61章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之上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戊辰初一，皇上在泰山南邊祭祀昊天上帝。己巳日，登上泰山，封藏玉牒。上帝的玉冊放在玉匱裡，配帝的玉冊放在金匱裡，都用金繩纏繞，封上金泥，蓋上玉璽印，藏在石舾兄小８午日，在社首山舉行祭地儀式，祭祀皇地隻。皇上完成初獻之後，執事人員都趕忙退下。由宦官拉著帷幕，皇後登上祭壇進行亞獻，帷幕都用錦繡製成。敬酒、擺放祭品、登堂唱歌，這些事都由宮女來做。壬申日，皇上來到朝覲壇，接受眾人朝賀；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員賜爵位一等，四品以下的官員加官一階。以前，官員的官階不會隨意晉升，都是按照功勞和考覈情況依次提升，到五品升三品時，還得奏請皇上決定是否批準。從這時開始有了普遍晉升官階的情況，等到後來，滿朝都是穿紅色官服（五品以上官員服色）的人了。

當時大赦天下，隻有被長期流放的人不能回來，李義府又憂又憤，生病去世了。自從李義府被流放，朝廷官員每天都擔心他再次入朝，等聽說他死了，大家心裡才踏實下來。

丙戌日，皇上從泰山出發；辛卯日，到達曲阜，追贈孔子為太師，用羊、豬二牲祭祀。癸未日，到達亳州，拜謁老君廟，給老子上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丁醜日，到達東都洛陽，停留六天；甲申日，前往合璧宮。夏天四月甲辰日，回到京城，拜謁太廟。

庚戌日，左侍極兼檢校右相陸敦信因為年老多病辭去官職，被任命為大司成，兼任左侍極，不再參與政事。

五月庚寅日，鑄造乾封泉寶錢，一個相當於十箇舊錢，等一年後全部廢除舊錢。

高麗的泉蓋蘇文去世，他的長子男生接替他擔任莫離支，剛開始掌管國家政事。男生出去巡視各個城池，讓他的弟弟男建、男產處理留守的事務。有人對他這兩個弟弟說：“男生擔心你們倆威脅到他，想把你們除掉，不如先下手為強。”這兩個弟弟一開始還不信。又有人告訴男生說：“你這兩個弟弟害怕你回去奪走他們的權力，打算不讓你進城。”男生就偷偷派親信去平壤打探情況，結果被他兩個弟弟抓住了。於是他們就假傳王命，召男生回來。男生害怕，不敢回去。男建就自己當了莫離支，還發兵討伐男生。男生跑到彆的城堅守，派他兒子泉獻誠到朝廷求救。六月壬寅日，朝廷任命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帶兵去救援；任命泉獻誠為右武衛將軍，讓他做嚮導。又任命右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一起討伐高麗。

秋天七月乙醜初一，把殷王李旭輪改封為豫王。任命大司憲兼檢校太子左中護劉仁軌為右相。

當初，劉仁軌擔任給事中的時候，查辦畢正義的案子，李義府因此怨恨他，把他調出京城去做青州刺史。正趕上討伐百濟，劉仁軌負責從海路運送軍糧，當時的天氣條件不適合出海，李義府卻催促他出發，結果遭遇風暴，船隻沉冇，很多民夫溺水而死。朝廷派監察禦史袁異式去調查這件事。李義府對袁異式說：“你要是能把這事辦好，不用擔心冇有官做。”袁異式到了之後，對劉仁軌說：“你到底跟朝廷裡的誰有仇啊，最好早做打算。”劉仁軌說：“我身為官員冇有儘到職責，國家有相應的刑罰，您依法處置我，我絕無二話。但要是讓我為了讓仇人痛快，就自殺，我可不甘心！”於是就把案件詳情上報。袁異式臨走的時候，還親自給劉仁軌鎖上枷鎖。案件上報後，李義府對皇上說：“不殺劉仁軌，冇法向老百姓交代。”舍人源直心說：“海上突然起風暴，這不是人力能控製的。”皇上就下令開除劉仁軌的官籍，讓他以平民身份參軍效力。李義府又暗示劉仁願把劉仁軌殺了，劉仁願不忍心。等到劉仁軌擔任大司憲，袁異式害怕了，心裡不安。劉仁軌倒了一杯酒，對袁異式發誓說：“我劉仁軌要是還記著以前的事，就像這杯酒一樣！”劉仁軌執掌政事之後，袁異式不久就升任詹事丞；當時大家對此議論紛紛，劉仁軌聽說後，馬上推薦袁異式做司元大夫。監察禦史杜易簡對彆人說：“這可真是矯枉過正了！”

八月辛醜日，司元太常伯兼檢校左相竇德玄去世。

當初，武士彠先娶了相裡氏，生了兒子元慶、元爽；後來又娶了楊氏，生了三個女兒，大女兒嫁給越王府法曹賀蘭越石，二女兒就是後來的皇後，小女兒嫁給郭孝慎。武士彠去世後，元慶、元爽以及武士彠哥哥的兒子惟良、懷運都對楊氏很不禮貌，楊氏對此懷恨在心。賀蘭越石、郭孝慎以及郭孝慎的妻子都很早就去世了，賀蘭越石的妻子生下賀蘭敏之和一個女兒後就守了寡。皇後被立之後，楊氏被封為榮國夫人，賀蘭越石的妻子被封為韓國夫人。惟良從始州長史越級升為司衛少卿，懷運從瀛州長史升為淄州刺史，元慶從右衛郎將升為宗正少卿，元爽從安州戶曹多次升遷做到少府少監。榮國夫人曾經擺酒設宴，對惟良等人說：“你們還記得以前的事嗎？現在的榮華富貴怎麼樣啊？”惟良等人回答說：“我們有幸因為是功臣子弟，很早就進入官場，按照自己的能力衡量，本來也不追求顯貴發達，冇想到因為皇後的緣故，受到朝廷特彆的恩寵，我們日夜擔憂害怕，這可不是什麼榮耀的事。”榮國夫人聽了很不高興。皇後就上奏疏，請求把惟良等人調出京城去做偏遠州的刺史，表麵上是表示廉潔謙遜，實際上是厭惡他們。於是任命惟良為檢校始州刺史，元慶為龍州刺史，元爽為濠州刺史。元慶到了龍州，因為憂慮過度去世了。元爽因為犯事被流放到振州，死在了那裡。

韓國夫人和她女兒因為皇後的關係能夠出入皇宮，都得到皇上的寵愛。不久後韓國夫人去世，她女兒被賜號魏國夫人。皇上想讓魏國夫人在宮中任職，但心裡又怕皇後不同意，所以一直冇決定下來，皇後很厭惡魏國夫人。正好惟良、懷運和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覲，跟著來到京城，惟良等人獻上食物。皇後偷偷在肉醬裡下了毒，讓魏國夫人吃，魏國夫人吃了之後突然死亡。皇後就藉此歸罪於惟良、懷運，丁未日，把他們處死，還把他們的姓改成蝮氏。懷運的哥哥懷亮很早就去世了，他的妻子善氏對榮國夫人尤其不禮貌，因為惟良等人的事被牽連，被冇入宮中為奴，榮國夫人讓皇後找其他藉口，用帶刺的鞭子抽打善氏，直到肉被抽爛露出骨頭，善氏就死了。

九月，龐同善把高麗軍隊打得大敗，泉男生率領部眾和龐同善會合。皇上下詔任命泉男生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任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戊子日，以金紫光祿大夫退休的廣平宣公劉祥道去世，他的兒子劉齊賢繼承爵位。劉齊賢為人正直，皇上很看重他，讓他擔任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曾經跟著皇上在皇家園林打獵，趁機說晉州出產好鷂鷹，劉齊賢現在是晉州司馬，請皇上派他去捕捉鷂鷹。皇上說：“劉齊賢哪是捕鷂鷹的人啊！你怎麼能這麼看待他呢！”

冬天十二月己酉日，任命李積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任命司列少常伯安陸人郝處俊為副手，去攻打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仍然擔任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水陸各路軍的總管以及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人，都受李積指揮。河北各州的租賦都送到遼東，作為軍事費用。郭待封是郭孝恪的兒子。

李積想帶著他的女婿京兆人杜懷恭一起去，好讓他女婿立功。杜懷恭一開始以貧窮為藉口推辭，李積就資助他；杜懷恭又以冇有奴仆和馬匹為藉口推辭，李積又給他準備。杜懷恭實在冇藉口了，就逃到岐陽山裡藏起來，對彆人說：“李公就是想拿我來立規矩罷了。”李積聽說後，流著淚說：“杜郎生性疏放，可能真是這麼想的。”於是就不再勉強他。

【內核解讀】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這段史料濃縮了唐高宗李治時期（武後權力崛起階段）的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生態，每起事件都折射出盛唐表象下的權力博弈、製度變革與人性複雜，可從以下維度展開評論：

政治權力：武後崛起的“標誌性動作”

這一年是武後（武則天）從“後宮參與者”向“政治主導者”過渡的關鍵節點，其權力滲透已突破傳統禮製與家族邊界：

--禮製突破：泰山封禪“皇後亞獻”

古代封禪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典禮，核心流程曆來由男性主導。而此次封禪中，武後以“宦者執帷、宮人配合”的方式主持“亞獻”，本質是借禮製改革強化自身政治合法性——通過打破“男女有彆”的祭祀傳統，將個人地位嵌入國家最高禮儀體係，為後續掌權鋪墊輿論與製度基礎。

--家族清算：以“恩怨”為殼的權力清洗

武後對武士彠族人（惟良、懷運等）的處理，看似是為母親楊氏報“舊怨”，實則是典型的政治清算：先借“外示廉抑”將族人外放，削弱其京中勢力；後以“毒殺魏國夫人嫁禍”為由，直接誅殺並改其姓為“蝮”（寓意毒惡），既剷除了家族內部對楊氏的不服者，也震懾了朝堂上對自己不滿的勢力。尤其虐殺懷亮之妻善氏（“束棘鞭之，肉儘見骨”），手段之狠厲，已顯露其為鞏固權力不擇手段的特質。

官場生態：權臣沉浮與“製度彈性”的矛盾

這段記載中的官員命運（李義府、劉仁軌），清晰展現了唐高宗時期官場“個人恩怨主導仕途”與“製度底線尚存”的雙重特征：

--李義府：“酷吏式權臣”的必然結局

李義府是典型的“依附皇權的投機者”：靠支援武後上位，掌權後濫用“泛階”製度（打破“勞考敘進”傳統，隨意提升官員品級），導致“服緋者滿朝”（五品以上官員氾濫），破壞吏治體係。他的倒台（憂憤而死）看似偶然，實則是“專權失眾”的必然——朝士長期“憂其複入”，說明其權力缺乏根基，僅依賴皇權庇護；一旦失勢，無人支援，最終淪為皇權平衡的犧牲品。

--劉仁軌：“逆境翻盤”與官場度量的雙重示範

劉仁軌的經曆堪稱“唐朝官場生存樣本”：先因李義府打壓（海運失船被構陷），險些喪命；後憑藉能力重新崛起，掌權後卻寬恕昔日構陷者袁異式（“瀝觴明誌”），甚至薦其升官。這種“不記私仇”的行為，既有個人度量的體現，也暗含官場生存智慧——通過“矯枉過正”的包容，向朝堂傳遞“不念舊惡”的信號，穩定自身執政基礎。但杜易簡評價“矯枉過正”也點出核心問題：官場矛盾的化解，仍依賴個人品行而非製度約束，本質是“人治”而非“法治”。

經濟與軍事：“短期目標”優先的政策隱患

唐高宗時期的經濟與軍事決策，多為服務“對外擴張”，但也埋下後續問題的種子：

--貨幣改革：“乾封泉寶”的“飲鴆止渴”

鑄造“一當十”的乾封泉寶，核心目的是為征高麗籌集軍費（“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這種“虛值貨幣”政策短期可快速聚攏財富，但本質是對民間財富的變相掠奪——一枚新錢抵十枚舊錢，必然導致舊錢被熔化、物價上漲，長期會引發通貨膨脹，破壞貨幣信用體係。後來“期年儘廢舊錢”的規定，也側麵說明此次改革的倉促與隱患。

--征高麗：“趁亂出兵”的戰略機遇把握

高麗泉蓋蘇文死後諸子內亂，唐朝迅速以“救泉男生”為由出兵（契苾何力、龐同善為將，後加派李積），是典型的“趁勢而為”戰略。此時唐朝已滅百濟，對高麗形成包圍之勢，此次出兵既是延續“征服遼東”的長期國策，也試圖通過扶持泉男生（封其為“遼東大都督”），在高麗內部建立親唐勢力，為後續滅高麗（668年）奠定基礎。而李積想帶女婿杜懷恭從軍，卻因女婿逃避（“公欲以我立法耳”）未果，也反映出當時士人對“軍功”的矛盾態度——既想借軍功進階，又畏懼戰爭風險。

帝王角色：唐高宗的“平衡者”困境

唐高宗在這一年的決策中，始終處於“權力平衡者”的位置，但也顯露其執政弱點：

--對武後，他默許其“皇後亞獻”“清算家族”，既依賴武後處理朝政、穩定後宮，又未意識到其權力擴張的威脅；

--對官員，他既認可劉仁軌的正直（“海風暴起，非人力所及”免其死罪）、劉齊賢的方正（“劉齊賢豈捕鷂者邪”拒絕讓其捕鷂），又曾縱容李義府的專權（一度想斬劉仁軌），缺乏穩定的用人標準；

--對製度，他推行“泛階”“乾封泉寶”，多為應對短期需求（安撫官員、籌集軍費），忽視製度長期合理性，導致吏治與經濟埋下隱患。

總體而言，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是唐朝由“貞觀之治”向“武周過渡”的關鍵轉折點：對外，唐朝繼續擴張版圖，向征服高麗邁進；對內，武後逐步掌控權力，官場與製度隨權力博弈不斷調整。這些事件共同構成了盛唐權力結構變革的“縮影”，也為後續武周取代李唐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