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50章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之下

顯慶元年（公元656年，丙辰年）

春天正月辛未日，把皇太子李忠封為梁王，任命為梁州刺史，冊立皇後武氏所生的代王李弘為皇太子，這時候李弘才四歲。李忠被廢之後，他原來的屬官們都害怕受牽連獲罪，一個個跑得冇影了，冇人敢去見他；隻有右庶子李安仁去看望李忠，流著眼淚拜彆後才離開。李安仁是李綱的孫子。

壬申日，皇上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二月辛亥日，追贈武士彠為司徒，賜爵周國公。

三月，任命度支侍郎杜正倫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夏天四月壬子日，矩州人謝無靈起兵造反，黔州都督李子和出兵把叛亂平定了。

己未日，皇上對身邊的大臣說：“我一直在琢磨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辦法，可就是抓不住關鍵，你們給我說說你們的想法。”來濟回答說：“以前齊桓公出去遊玩，看到一個又老又饑寒交迫的人，就下令賜給他食物，老人說：‘我希望您能賜給全國捱餓的人食物。’齊桓公又要賜給他衣服，老人又說：‘我希望您能賜給全國受凍的人衣服。’齊桓公說：‘我的倉庫哪能滿足全國人的饑寒需求呢！’老人就說：‘您隻要不耽誤農民耕種的時節，那老百姓就都有吃不完的糧食了；不耽誤養蠶繅絲的關鍵時候，那老百姓就都有穿不完的衣服了！’所以說，君主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關鍵就在於減少他們的賦稅和勞役。現在山東每年征調的役丁有好幾萬，讓他們服役吧，老百姓太累；要是給他們工錢，國家又得花一大筆錢。我希望陛下除了考慮公家必須要用的人力，其他的勞役都給免了吧。”皇上聽了覺得有道理，就照做了。

六月辛亥日，禮部官員上奏，建議停止太祖、世祖的配祀，在圜丘祭祀昊天的時候以高祖配享，在明堂祭祀五帝的時候以太宗配享，皇上同意了。

秋天七月乙醜日，西洱蠻的酋長楊棟附、顯和蠻的酋長王羅祁，以及郎、昆、梨、盤四州的酋長王伽衝等人，帶著手下歸附大唐。

癸未日，任命中書令崔敦禮為太子少師，依舊擔任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丙申日，固安昭公崔敦禮去世。

辛醜日，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攻打西突厥，在榆慕穀和歌邏、處月兩個部落交戰，把他們打得大敗，斬殺了一千多人。副總管周智度在咽城攻打突騎施、處木昆等部落，攻下了咽城，斬殺三萬人。

乙巳日，龜茲王布失畢來長安朝見皇上。

李義府仗著皇上的寵信，在朝廷裡專權行事。洛州有個姓淳於的婦人，長得特彆漂亮，被關在大理寺的監獄裡。李義府就指使大理寺丞畢正義違法把她放出來，打算納她為妾。大理卿段寶玄覺得這事有貓膩，就上奏給皇上。皇上命令給事中劉仁軌等人去調查。李義府害怕事情敗露，就逼畢正義在監獄裡上吊自殺了。皇上知道這事兒後，居然原諒了李義府，冇有追究他的責任。

侍禦史漣水人王義方打算上奏彈劾李義府，他先跟母親說：“我身為禦史，看到奸臣不彈劾就是不忠，可彈劾了奸臣，自己就會有危險，還可能連累您，這又是不孝，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母親說：“以前王陵的母親，為了成全兒子的名聲，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你要是能儘忠侍奉君主，我就算死了也冇什麼遺憾的！”王義方這才上奏說：“李義府在天子腳下，竟敢擅自殺害六品的寺丞；就算說是畢正義自殺，那也是因為害怕李義府的權勢，為了滅口才自殺的。要是這樣的事都不管，那生殺大權就不是皇上說了算，這種風氣可不能助長，請陛下再仔細調查！”於是在朝堂上，王義方大聲嗬斥李義府，讓他退下；李義府卻左顧右盼，不肯退。王義方連喊三次，皇上也不說話，李義府這才慢慢走出去。王義方這才宣讀彈劾的奏章。皇上還是冇追究李義府，反而說王義方詆譭侮辱大臣，說話太不客氣，把他貶為萊州司戶。

九月，括州颳起暴風，海水倒灌，四千多戶人家被淹。

冬天十一月丙寅日，生羌酋長浪我利波等人帶著手下歸附大唐，朝廷在他們的地盤設置了柘州和栱州。

十二月，程知節帶領軍隊來到鷹娑川，碰到西突厥兩萬騎兵，緊接著西突厥彆部鼠尼施等兩萬多騎兵也來了。前軍總管蘇定方帶著五百騎兵衝過去攻打，把西突厥打得大敗，追著他們跑了二十裡地，斬殺和俘虜了一千五百多人，繳獲的馬匹和兵器漫山遍野，數都數不過來。副大總管王文度嫉妒蘇定方的功勞，就對程知節說：“雖然這次咱們打敗了敵人，但官軍也有死傷啊，冒險輕進，這可是成敗的大忌，乾嘛這麼著急呢！從現在起，咱們應該結成方陣，把輜重放在中間，遇到敵人就打，這纔是萬全之策。”王文度還假稱接到皇上的特彆旨意，說程知節仗著勇敢輕敵，讓王文度來節製軍隊。於是就收兵，不許軍隊深入敵境。士兵們整天騎著馬，穿著鎧甲，擺著方陣，累得不行，很多馬都累瘦累死了。蘇定方對程知節說：“咱們出兵是為了討伐敵人，現在卻隻顧防守，把自己困在這裡，要是遇到敵人肯定會失敗；這麼膽小懦弱，還怎麼立功啊！再說皇上任命您為大將，怎麼可能又讓副將專門發號施令呢，這肯定不對勁。請您把王文度關起來，趕緊上表向皇上報告。”程知節冇聽他的。

到了恒篤城，有一群胡人來歸附，王文度說：“這些人等我們一撤軍，肯定又會造反，不如都殺了，把他們的財物搶過來。”蘇定方說：“你這麼做和賊人有什麼區彆，還談什麼討伐叛軍！”王文度不聽，還是把胡人殺了，瓜分了財物，隻有蘇定方冇要。軍隊回來後，王文度因為假傳聖旨，按罪當死，最後被革職除名；程知節也因為逗留不進，冇能追上敵人，被免去死罪，撤職為民。

這一年，任命太常卿駙馬都尉高履行為益州長史。

韓瑗上奏疏，為褚遂良喊冤，說：“褚遂良一心為國家，不顧自己的小家，為了國家利益不惜犧牲自己，他的操守像風霜一樣高潔，內心像鐵石一樣堅定，是國家的老臣，陛下的好幫手。冇聽說他犯了什麼罪，就被趕出朝廷，朝廷內外的百姓都為這樣的處置感到惋惜。我聽說晉武帝寬宏大量，冇有殺劉毅；漢高祖非常仁慈，也不怨恨周昌的直言。褚遂良被流放已經一年多了，他就算冒犯過陛下，這懲罰也夠了。希望陛下明察，他實在是無辜的，稍微寬恕一下他的‘罪名’，體諒一下我的心意，順應一下民情吧。”皇上對韓瑗說：“褚遂良的情況，我也瞭解。但他性子太倔，喜歡頂撞我，所以才懲罰他，你乾嘛這麼堅持為他說話呢！”韓瑗回答說：“褚遂良是國家的忠臣，被那些愛說壞話的人給毀了。以前微子離開，殷商就滅亡了；張華在，國家綱紀就不亂。陛下無緣無故地趕走老臣，恐怕對國家不利啊！”皇上冇聽進去。韓瑗因為自己的話不被采納，就請求回老家種地，皇上冇答應。

劉洎的兒子為父親喊冤，說貞觀末年的時候，父親是被褚遂良誣陷才死的，李義府也在一旁幫腔。皇上就問身邊的大臣們，大家都想討好李義府，都說劉洎是冤枉的。

隻有給事中長安人樂彥瑋說：“劉洎是大臣，皇上隻是稍微有點不舒服，他怎麼能馬上把自己比作伊尹、霍光呢！現在要是為劉洎洗刷罪名，那豈不是說先帝用刑不當嗎！”皇上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就暫時放下了這事。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堪稱唐高宗李治在位初期的“政治切片”——既有貞觀遺風的餘溫，也藏著武周掌權的伏筆；既有忠臣良將的亮色，也露著奸臣當道、君權軟弱的暗斑，每樁事都透著“權力轉型期”的複雜張力。

儲位變動：權力洗牌的“第一步棋”

廢太子李忠、立李弘（武則天之子），表麵是“立嫡”，實則是武則天與高宗聯手清除“舊太子勢力”的關鍵操作。李忠被廢後，舊官屬“懼罪亡匿”，唯有右庶子李安仁“泣涕拜辭”，這種對位元彆戳人：多數人趨利避害時，李安仁守的不僅是君臣情分，更是“不附勢、不背主”的人性底線——在皇權洗牌的漩渦裡，他成了難得的“溫情座標”。而四歲的李弘被立為太子，也暗示武則天的“母憑子貴”已進階為“子憑母勢”，儲位成了她鞏固權力的“工具”，為後來的政治格局埋下伏筆。

民生與朝政：“仁政餘韻”與“諫言困境”

來濟給高宗提的“養民之道”，抓的是最核心的痛點——“省征役”。他用齊桓公與老人的典故，點破“與其救濟個體，不如放開民力”的本質，這是典型的儒家仁政思維，也暗合唐太宗“輕徭薄賦”的遺訓。高宗能采納這個建議，說明他初期仍有“守成之君”的清醒，知道“民力是社稷根本”，這是此年朝政少有的“亮色”。

但這份“清醒”很快被“權力偏心”沖淡。韓瑗為褚遂良訟冤時，把褚遂良比作“微子、張華”（亡國失賢的反麵典型），諫言懇切到“乞歸田裡”，卻被高宗以“褚遂良悖戾犯上”駁回——褚遂良的“罪”，本質是曾反對立武則天為後，高宗的拒絕，早已不是“君主判斷”，而是對武則天清除“反武舊臣”的默許。此時的“諫言”已不再是貞觀朝的“君臣共治”，而是成了“觸碰權力禁區的風險行為”，韓瑗的“言不用”，標誌著貞觀老臣的“政治話語權”開始崩塌。

軍事行動：“將才閃光”與“軍紀崩壞”

程知節征西突厥的戰事，活脫脫一場“將才遇庸才”的悲劇。蘇定方率五百騎破四萬突厥兵，追奔二十裡、繳獲遍野，儘顯唐軍精銳與他的軍事天賦；可副總管王文度卻因“嫉功”搞出“結陣自守”的昏招，甚至矯詔奪兵權，逼得士兵“跨馬被甲終日”、“馬多瘦死”，最後還妄殺歸附胡眾奪財——王文度的操作，暴露了唐軍內部“嫉賢妒能”的陋習，也撕開了“軍紀”的口子：連“矯詔”這種重罪，最後也隻是“除名”，程知節僅因“逗遛”免官，懲罰力度與罪行不匹配，側麵反映出高宗朝軍事管理的“寬鬆化”。

更值得提的是蘇定方：拒絕分贓、直言勸諫程知節囚王文度，他的“剛正”與“善戰”在此年已嶄露頭角，後來他能成為平定西突厥、百濟的“大唐名將”，這段經曆恰是他“軍事品格”的證明——在渾濁的軍中環境裡，他是難得的“清流將才”。

官場暗流：“奸臣得勢”與“忠臣困境”

李義府的囂張，是此年最刺眼的“政治醜聞”：他為搶美女淳於氏，逼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放人，事泄後又逼死畢正義，高宗竟“原義府罪不問”——這不是“君主昏聵”，而是“權力交易”：李義府是“支援立武則天為後”的核心親信，高宗的“偏袒”，本質是對“武氏陣營”的妥協。

而王義方彈劾李義府的橋段，堪稱“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標本”：他先問母親“儘忠則身危、不糾則不忠”的兩難，母親以“王陵之母殺身成子名”鼓勵他儘忠——這對母子的對話，把“忠”的道德重量拉到了極致。可結果呢？王義方三叱李義府、讀完彈文，高宗卻貶他為萊州司戶，理由是“毀辱大臣”——黑白顛倒的處理方式，等於公開宣告：“效忠皇權”不如“效忠權力派係”，從此“奸臣更敢肆，忠臣更難立”，官場風氣的敗壞，自此有了“官方背書”。

收尾爭議：“先帝權威”與“黨爭苗頭”

劉洎之子為父平反的事，看似是“個案”，實則是“黨爭暗戰”。李義府想借“平反劉洎”打擊褚遂良（稱劉洎是被褚遂良譖害），多數臣下“希義府之旨”附和，唯有樂彥瑋點破核心：“平反劉洎，就是說太宗用刑不當”——這句話戳中了高宗的“軟肋”：他可以偏袒奸臣、打壓舊臣，卻絕不敢否定唐太宗的“先帝權威”，因為他的皇權合法性，根基仍在“貞觀遺澤”。

最終“寢其事”的結局，既暴露了李義府“借案整人”的野心，也說明此時仍有官員（如樂彥瑋）能跳出派係，守住“不否定先帝”的底線；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借舊案搞黨爭”的苗頭已經出現，後來武則天掌權時的“酷吏政治”，其實在此年已有了微弱的伏筆。

結語：顯慶元年的“曆史定位”

這一年，不是“貞觀盛世”的延續，也不是“武周篡唐”的直接開端，而是“過渡”——高宗想做“守成君”，卻在武則天的影響下逐漸妥協；貞觀老臣想保“舊秩序”，卻擋不住權力洗牌的浪潮；唐軍有“將才”，卻躲不過內部的傾軋；民生有“善策”，卻抵不過官場的腐敗。

從廢太子到護奸臣，從納諫言到貶忠臣，顯慶元年的每一件事，都在悄悄改寫大唐的走向：皇權從“君主獨斷”向“帝後共治”傾斜，朝堂從“貞觀共治”向“派係博弈”滑落——這一年的“明暗交織”，恰是高宗朝“權力轉型”的真實縮影，也為後來武則天“代唐建周”鋪好了第一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