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七月丁酉日,啟民可汗和義成公主來到隋煬帝的行宮朝見。己亥日,吐穀渾、高昌都派使者來進貢。
甲辰日,隋煬帝登上北樓,觀看在河中捕魚,還設宴款待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宮朝見,太府卿元壽對隋煬帝說:“漢武帝出巡關外,旌旗綿延千裡。如今在禦營之外,我建議把軍隊分為二十四軍,每天派遣一軍出發,各軍相距三十裡,旗幟相互看得見,鉦鼓之聲相互聽得到,首尾相連,千裡不斷,這也是出師的盛大場麵啊。”周法尚說:“這樣不行,軍隊綿延千裡,途中山川阻隔,突然遇到意外情況,就會四分五裂;要是核心地帶出事,首尾都不知道,道路險阻漫長,很難相互救援。雖然有這樣的先例,但這其實是導致失敗的做法。”隋煬帝聽了不高興,問:“那你覺得該怎麼辦?”周法尚說:“把軍隊結成方陣,四麵朝外抵禦,六宮以及百官家屬都在方陣裡麵;如果發生變故,麵對變故的那一麵,就立即組織抵抗,從方陣內派出奇兵,到外麵奮勇攻擊,用車作為壁壘,再設置多重防禦,這和據守城池,道理又有什麼不同呢!要是作戰取勝,就派出騎兵追擊逃敵;萬一失利,就堅守營地,我認為這纔是萬全之策。”隋煬帝說:“好!”於是任命周法尚為左武衛將軍。
啟民可汗又上表,說:“先帝可汗憐惜我,賜給我安義公主,讓我各種物資都不缺乏。我的兄弟們嫉妒我,一起想殺我。那個時候,我走投無路,抬頭看隻有天,低頭看隻有地,隻能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去,歸附先帝。先帝憐惜我快要死了,收養我並讓我活下來,還讓我做了大可汗,回去安撫突厥百姓。如今陛下統治天下,也像先帝一樣養育我和突厥百姓,各種物資同樣不缺乏。我承受陛下的大恩,言語都無法表達儘。我現在不再是以前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我願意率領部落改變衣服,和華夏人一樣。”隋煬帝認為不行。秋季,七月辛亥日,隋煬帝賜給啟民可汗璽書,告訴他“沙漠以北還冇有平定,還需要征戰,隻要你存心恭敬順從,何必改變服裝呢?”
隋煬帝想向突厥炫耀,讓宇文愷建造一個大帳,帳下可以容納幾千人。甲寅日,隋煬帝在城東登上大帳,安排好儀仗衛隊,宴請啟民可汗及其部落,還表演了散樂。那些胡人既驚訝又高興,爭相獻上幾千萬頭牛羊駝馬。隋煬帝賜給啟民可汗兩千多萬段帛,他手下的人也都按等級得到賞賜。又賜給啟民可汗輅車、乘馬、鼓吹幡旗,允許他朝拜時不稱名,地位在諸侯王之上。
隋煬帝又下詔征發一百多萬成年男子修築長城,西邊從榆林開始,東邊到紫河。尚書左仆射蘇威勸諫,隋煬帝不聽,二十天就修築完成了。隋煬帝征召散樂藝人時,太常卿高熲勸諫,隋煬帝也不聽。高熲退下後,對太常丞李懿說:“周天元(周宣帝)因為喜好音樂而亡國,這前車之鑒不遠,怎麼能再這樣呢!”高熲又覺得隋煬帝對待啟民可汗過於優厚,對太府卿何稠說:“這個胡人很瞭解中原的虛實、山川的險易,恐怕會成為後患。”還對觀王楊雄說:“近來朝廷太冇有綱紀了。”禮部尚書宇文弼私下對高熲說:“把天元帝的奢侈和現在相比,現在不是更過分嗎?”又說:“修築長城這件事,幸好不是緊急事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也私下議論宴請可汗太奢侈。這些話都被人上奏給隋煬帝。隋煬帝認為他們是在誹謗朝政,丙子日,高熲、宇文弼、賀若弼都因此獲罪被殺,高熲的幾個兒子被流放到邊境,賀若弼的妻子兒女被冇收為官奴婢。事情還牽連到蘇威,蘇威也因此被免官。
高熲有文韜武略,明白通達世事,自從受到重用,就竭誠儘忠,舉薦正直賢良之人,把天下大事當作自己的責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都是高熲推薦的,其他立功做事的人數不勝數。他在朝中執政將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很佩服他,對他冇有異議,國內能富足,高熲出力不少。等他死了,天下人冇有不傷心的。
在這之前,蕭琮因為蕭皇後的緣故,很受隋煬帝親近和重用,擔任內史令,改封梁公,他宗族中五服以內的親屬,都根據才能得到提拔任用,蕭家兄弟在朝廷中分佈各處。蕭琮性格淡泊高雅,不把職務放在心上,雖然身處他鄉,見到北方的豪強貴族,也不低聲下氣。他和賀若弼關係很好,賀若弼被殺後,又有童謠說:“蕭蕭亦複起。”隋煬帝因此猜忌他,於是把他罷官回家,不久蕭琮就去世了。
八月壬午日,隋煬帝的車駕從榆林出發,經過雲中,逆著金河而上。當時天下太平,各種物資豐富充足,有五十多萬士兵,十萬匹馬,旌旗、輜重綿延千裡不斷。隋煬帝讓宇文愷等人建造觀風行殿,上麵可以容納幾百名侍衛,這個殿可以拆開組裝,下麵安裝輪軸,移動起來很快。又建造行城,周長兩千步,用木板做骨乾,蒙上布,畫上彩色圖案,城樓、瞭望臺等設施一應俱全。胡人驚訝地以為是神明,每次遠遠看到禦營,在十裡之外就屈膝下拜,不敢騎馬。啟民可汗準備好廬帳等待隋煬帝車駕。乙酉日,隋煬帝來到他的營帳,啟民可汗捧著酒杯為隋煬帝祝壽,跪拜伏地,非常恭敬,王侯以下的人都在帳前袒胸割肉,不敢抬頭看。隋煬帝非常高興,賦詩說:“呼韓單於叩首來,屠耆王接踵而至;和漢武帝相比怎麼樣,他白白登上單於台。”皇後也到了義成公主的營帳。隋煬帝賜給啟民可汗和義成公主各一個金甕,還有衣服、被褥、錦彩等,特勒以下的人,也都按等級得到賞賜。隋煬帝返回時,啟民可汗跟著進入邊塞,己醜日,隋煬帝送他回國。
八月癸巳日,隋煬帝進入樓煩關;壬寅日,到達太原,下詔修建晉陽宮。隋煬帝對禦史大夫張衡說:“我想去你家,你可以為我做東。”張衡於是先快馬趕到河內,準備好牛肉和酒。隋煬帝登上太行山,開辟了一條九十裡的直道。九月己未日,到達濟源,到了張衡家。隋煬帝喜歡那裡的山水,留下來宴飲了三天,賞賜很豐厚。張衡又獻上食物,隋煬帝下令把食物分賜給公卿,下到衛士,人人都能得到。己巳日,隋煬帝回到東都洛陽。
九月壬申日,任命齊王楊暕為河南尹;癸酉日,任命民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冬季十月,隋煬帝下令河北各郡挑選三千多家有技藝的民戶遷到東都,在洛水南岸設置了十二坊來安置他們。
西域的胡人很多到張掖進行貿易,隋煬帝讓吏部侍郎裴矩掌管此事。裴矩知道隋煬帝喜歡謀劃遠方,每當有胡商到來,裴矩就誘導他們,詢問各國的山川風俗、國王以及百姓的禮儀服飾,撰寫了《西域圖記》三卷,記錄了四十四國的情況,入朝奏給隋煬帝。還另外繪製了地圖,詳細標註各處要害,從西傾山以西,縱橫將近兩萬裡,從敦煌出發,到西海,一共有三條道路,北道從伊吾走,中道從高昌走,南道從鄯善走,都彙聚到敦煌。並且說:“憑藉國家的威德,將士的英勇,渡過濛汜水,翻越崑崙山,易如反掌。隻是突厥、吐穀渾分彆控製著羌、胡等國,從中阻隔,所以他們不能來朝貢。
如今他們都通過商人暗中表達誠意,翹首以盼,願意做我們的臣民。如果我們安撫他們,務必讓他們安定和睦,派出使者,不動用武力,各蕃國順從後,吐穀渾、突厥就可以消滅,統一戎狄和華夏,就在此舉啊!”隋煬帝非常高興,賜給裴矩五百段帛,每天都把裴矩召到禦座前,親自詢問西域的事情。裴矩極力說“胡地有很多珍寶,吐穀渾很容易吞併。”隋煬帝於是感慨地羨慕秦始皇、漢武帝的功績,一心想要打通西域;對四方邊境的經營管理,都交給裴矩。
任命裴矩為黃門侍郎,又派他到張掖,招引胡人,用利益誘惑他們,勸說他們入朝。從此西域的胡人往來不斷,所經過的郡縣,迎接護送都疲憊不堪,耗費錢財數以萬計,最終導致中原疲憊不堪,直至滅亡,這都是裴矩倡導的結果。
鐵勒侵犯邊境,隋煬帝派將軍馮孝慈從敦煌出發迎擊,作戰不利。不久鐵勒派使者來謝罪,請求投降;隋煬帝派裴矩去安撫他們。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聚焦於隋煬帝時期的一係列政治、軍事與外交活動,字裡行間折射出隋朝由盛轉衰的關鍵軌跡,其中的曆史邏輯與治理教訓,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啟示。
“炫富式外交”背後的國力虛耗
隋煬帝對突厥啟民可汗的接待,堪稱古代“麵子工程”的典型。為彰顯天朝上國威儀,他命人打造可容數千人的大帳,陳列盛大儀仗,用散樂表演震懾胡人,還賞賜啟民可汗“帛二千萬段”及大量珍寶。這種“誇示突厥”的操作,短期內換來了胡人的“駭悅”與臣服表態,卻忽視了一個基本前提:所有賞賜與排場的成本,最終都轉嫁到百姓身上。
啟民可汗主動提出“變改衣服,一如華夏”,本是文化認同的積極信號,煬帝卻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為由拒絕——這看似務實,實則暴露了他更在意“威懾”而非“融合”的心態。他需要的是突厥作為“臣服範本”供四方觀摩,而非真正的文化融合,這種功利性的外交思維,註定了其成本隻會越來越高。
剛愎自用與人才凋零:專製皇權的致命傷
高熲、賀若弼等大臣的結局,是這段記載中最刺眼的部分。高熲作為隋朝開國元勳,曾推動一係列改革,為“開皇之治”奠定基礎,卻因批評煬帝“遇啟民過厚”“長城之役非急務”,被冠以“誹謗朝政”的罪名誅殺,諸子流放、家產抄冇。賀若弼、宇文弼也因私下議論“宴可汗太侈”遭同樣下場。
這絕非簡單的“忠言逆耳”,而是專製皇權下“一言堂”的必然惡果。煬帝不僅拒絕任何對其決策的質疑,更通過暴力手段清除異見者——這直接導致兩個後果:一是朝廷失去了有經驗、敢直言的治國能臣,決策失誤無人糾正;二是官場形成“順我者昌”的風氣,後續裴矩“誘胡入朝”的投機行為,正是這種風氣的產物。當權力失去製衡,再英明的君主也會陷入自我膨脹的陷阱,煬帝後期的窮兵黷武與奢侈無度,與此密不可分。
“擴張欲”與“民力極限”的失衡:隋朝滅亡的加速器
煬帝的野心不止於震懾突厥,他還想效仿秦皇漢武“混壹戎夏”,於是在裴矩的推動下,全力經略西域。裴矩通過誘導西域商人、編撰《西域圖記》,迎合煬帝的“遠略”,甚至提出“弗動兵車而諸蕃可服”的美好願景。但現實是:西域諸國“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為支撐這種擴張,煬帝又征發百萬丁男築長城、造行殿行城、修直道,將百姓拖入無休止的勞役。
這裡的核心問題,是統治者的“理想”與社會的“承受力”嚴重脫節。秦皇漢武雖也有擴張,但均有休養生息的階段緩衝;而煬帝在位期間,幾乎同時推進征遼東、修運河、築長城、通西域等大工程,完全無視“民力有限”的基本規律。正如高熲所擔憂的,過度消耗不僅會掏空國庫,更會激化社會矛盾——後來的隋末農民起義,根源正在於此。
區域性理性難掩整體戰略的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記載中並非全無理性聲音。比如定襄太守周法尚反對“分兵千裡”,提出“結為方陳,四麵外拒”的防禦策略,被煬帝采納,這顯示在具體軍事問題上,隋朝仍有專業判斷。但這種區域性理性,無法彌補整體戰略的錯誤:煬帝的核心目標不是“守成”而是“炫耀與擴張”,所有軍事、外交舉措都服務於這一目標,最終必然導致“區域性正確”被“整體錯誤”吞噬。
結語:曆史的鏡鑒
這段曆史最深刻的教訓,在於揭示了“權力不受約束”與“政策脫離實際”的致命性。煬帝的每一步操作——炫富外交、誅殺諫臣、強行擴張——都以“鞏固皇權”“彰顯國威”為名義,卻一步步將王朝推向崩潰。它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強大,從來不是靠“麵子工程”堆出來的,而是植根於對民生的敬畏、對異見的包容,以及對“理想”與“現實”的清醒平衡。正如古人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民為邦本”的治理邏輯,始終是顛撲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