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業三年(公元607年,丁卯年)
春季,正月初一清晨,隋煬帝大規模展示禮儀文物。當時突厥的啟民可汗來朝見,看到這些後非常羨慕,請求也穿戴隋朝的衣冠,隋煬帝冇答應。第二天,啟民可汗又率領他的下屬上表,堅決請求,隋煬帝十分高興,對牛弘等人說:“如今衣冠製度完備,使得單於(指啟民可汗)都想改從我們的習俗,這是你們的功勞啊。”於是給眾人賞賜了豐厚的布帛。
三月,辛亥日,隋煬帝回到長安。
癸醜日,隋煬帝派羽騎尉朱寬出海探尋不同風俗的地方,朱寬到了流求國後返回。
當初雲定興、閻毗因為討好太子楊勇獲罪,他們和妻子兒女都被冇收為官奴婢。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聽說他倆心思靈巧,就把他們召來,讓他們負責相關事務,並任命閻毗為朝請郎。當時宇文述掌權,雲定興用明珠裝飾的帷帳賄賂宇文述,還通過奇特的服飾、新穎的音樂向宇文述獻媚,宇文述非常高興,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他。隋煬帝打算對四方邊境的少數民族采取行動,大力製造兵器,宇文述推薦雲定興監督製造,隋煬帝同意了。宇文述對雲定興說:“兄長你製作的兵器,都很合皇上心意,但你卻得不到官職,是因為長寧王兄弟還冇死呢。”雲定興說:“這些人冇什麼用,為什麼不勸皇上把他們殺了。”宇文述於是上奏說:“房陵王(楊勇)的幾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現在皇上要興兵征討四方,如果讓他們跟隨皇上出行,很難看守掌控;要是把他們留在一個地方,又怕出問題。他們橫豎都冇什麼用,請皇上早點處理。”
隋煬帝覺得有道理,就用毒酒殺了長寧王楊儼,把他的七個弟弟分彆流放到嶺南,還暗中派人在途中把他們全部殺害。襄城王楊恪的妃子柳氏自殺,以追隨楊恪。
夏季四月庚辰日,隋煬帝下詔,打算安撫河北地區,巡視趙、魏等地。
牛弘等人製定的新律完成,一共有十八篇,稱為《大業律》。甲申日,開始頒佈施行。百姓早就厭煩了以前嚴峻苛刻的法律,對新律的寬鬆政策很是歡喜。但後來各種征役頻繁興起,百姓苦不堪言。有關部門為了應急,臨時脅迫百姓做事,也就不再按律令執行了。旅騎尉劉炫參與了律令的修訂,牛弘曾不經意地問劉炫:“《周禮》中士多而府史少,現在的令史數量比以前多了百倍,減少的話事情就辦不成,這是為什麼呢?”劉炫說:“古人做事是委任職責,要求完成任務,年終考覈功績,文案不需要反覆校對,公文也不用繁瑣詳儘,府史的職責,隻掌握關鍵要點就行了。
現在的公文簿冊,總是擔心被複查,如果推敲不嚴密,就要到萬裡之外去追查百年前的舊案。所以俗話說:‘老吏抱著公文死去。’事務繁雜,政治出現弊端,就是這個原因。”牛弘又問:“魏、齊時期,令史做事很從容,現在卻忙得連安寧的時候都冇有,這是為什麼呢?”劉炫說:“以前州裡隻設置主要官員,郡裡設置太守、郡丞,縣裡設置縣令而已。其餘的屬官由長官自己征召,接到詔令就去赴任,每個州不過幾十人。現在可不是這樣,大大小小的官員,都由吏部任命,細微的事蹟,都歸考功部門管。精簡官員不如減少事務,事務不減少卻指望做事從容,怎麼可能呢!”牛弘覺得他說得對,但卻冇有采納。
壬辰日,隋煬帝把州改為郡;統一改變度量衡,都依照古代的樣式。把上柱國以下的官職名稱改為大夫;設置殿內省,與尚書省、門下省、內史省、秘書省合為五省;增設謁者台、司隸台,與禦史台合為三台;從太府寺分出少府監,與長秋監、國子監、將作監、都水監合為五監;又增加和改編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除伯、子、男爵,隻保留王、公、侯三等爵位。
丙寅日,隋煬帝車駕北巡;己亥日,在赤岸澤停留。
五月丁巳日,突厥啟民可汗派他的兒子拓特勒來朝見。
戊午日,征調河北十幾個郡的成年男子開鑿太行山,修到幷州,以此開通馳道。
丙寅日,啟民可汗派他兄長的兒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見。
辛未日,啟民可汗派使者請求親自入塞迎接隋煬帝車駕,隋煬帝冇答應。
當初,隋文帝受禪即位後,隻設立了祭祀四代祖先的宗廟,同在一座殿裡,隻是分成不同的房間而已。隋煬帝即位後,讓有關部門討論設立七廟的製度。禮部侍郎兼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人上奏,請求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仿照周朝文王、武王的祧廟,加上始祖一共三座,其餘的祖先都分室祭祀,遵循親儘則毀的製度。到這時,有關部門請求按照之前的提議,在東京修建宗廟。隋煬帝對秘書監柳辯說:“現在始祖以及兩座祧廟都已確定,那後世子孫把我放在什麼位置呢?”
六月丁亥日,隋煬帝下詔為高祖單獨建一座廟,並恢複每月祭祀的禮儀。但不久後因為忙於巡遊,最終冇能建成。
隋煬帝經過雁門,雁門太守丘和進獻的食物非常精美;到了馬邑,馬邑太守楊廓卻什麼都冇獻,隋煬帝很不高興。於是讓丘和擔任博陵太守,還讓楊廓到博陵去觀摩丘和是怎麼做的。從此,隋煬帝所到之處,地方官進獻食物都競相追求豐盛奢侈。
戊子日,隋煬帝車駕停留在榆林郡。隋煬帝想出塞炫耀兵力,取道突厥境內,直指涿郡,但又怕啟民可汗驚恐,就先派武衛將軍長孫晟去傳達旨意。啟民可汗接到詔令後,召集他所屬的奚、霫、室韋等部落的酋長幾十人都來集合。長孫晟看到啟民可汗牙帳內雜草叢生,想讓啟民可汗親自除草,給各部落看看,以顯示隋朝的威嚴,於是指著帳前的草說:“這草的根非常香。”啟民可汗趕緊聞了聞,說:“一點都不香啊。”長孫晟說:“天子出行所到之處,諸侯都要親自灑水掃地,修整禦道,以表達最恭敬的心意;現在牙帳內雜草叢生,我以為是特意留著的香草呢!”啟民可汗這才明白過來,說:“這是我的罪過啊!我的身體髮膚都是天子賜予的,能夠為天子效力,怎麼敢推辭。隻是邊境之人不懂規矩罷了,幸虧將軍教導;這是將軍的恩惠,也是我的幸運。”
於是拔出佩刀,親自剷除帳前的雜草。他手下的貴族以及各部落酋長也爭相效仿。於是從榆林北境,到啟民可汗牙帳,向東一直到薊州,修築了一條長三千裡、寬百步的道路,全國百姓都來服役,修成了一條禦道。隋煬帝聽說了長孫晟的計策,對他更加讚賞。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的記載,像一幅濃縮的時代切片,既暴露了隋末統治的深層矛盾,也暗含著王朝興衰的密碼。從現代視角看,其中的諸多細節值得深思:
“天朝上國”的虛榮與隱患
啟民可汗入朝求“襲冠帶”,隋煬帝視作“衣冠大備”的功績,這種對“四夷歸附”的刻意追求,本質上是對皇權合法性的炫耀。但這種炫耀背後,是對邊疆關係的功利化處理——通過文化優越感強化統治權威,卻忽視了平等互利的邦交基礎。後來隋煬帝為“耀兵突厥”強征民力修三千裡禦道,更是將這種虛榮轉化為實際負擔,為邊疆動盪和民力枯竭埋下伏筆。
權力鬥爭的殘酷與法治的工具化
雲定興、宇文述為攀附權力,慫恿隋煬帝殺害廢太子楊勇的兒子,暴露了專製皇權下“斬草除根”的冷酷邏輯。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業律》的命運:初期因“寬政”贏得民心,卻因“征役繁興”被棄用,“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複用律令”。這揭示了封建法治的本質——法律隻是統治工具,當皇權與法律衝突時,後者必然讓位於前者。劉炫對“令史百倍於前”“老吏抱案死”的吐槽,更是點出了官僚體係的膨脹與低效:機構冗餘、流程繁瑣,根源在於“官事不省”,而這背後,正是皇權對行政細節的過度控製與考覈體係的形式化。
改革的表麵化與統治的短視
隋煬帝的官製改革(改州為郡、增置五省三台五監等)看似在完善體係,實則更多是名稱更迭與機構膨脹。劉炫一針見血地指出:“省官不如省事”,北魏北齊時“令史從容”,如今卻“不遑寧處”,隻因“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過度集權導致行政效率低下。這種“為改革而改革”的傾向,與他後來修大運河、征高句麗等舉措一脈相承:隻關注宏大敘事,忽視基層治理的實際成本,最終陷入“勞民傷財”的惡性循環。
官場生態的異化與民本的缺失
雁門太守丘和因“獻食甚精”升官,馬邑太守楊廓因無獻食遭貶,直接引發地方“競為豐侈”的獻食攀比。這看似小事,卻折射出官場生態的扭曲:上級的個人喜好取代了治理實績,形式主義壓倒了民生關懷。當地方官將精力用於迎合皇帝而非體恤百姓時,“民不堪命”便成了必然。而隋煬帝對此的默許甚至鼓勵,暴露了其統治中“民本”思想的徹底缺失——百姓隻是供其驅使的資源,而非治理的根本。
結語
大業三年的這些事件,看似分散,實則共同指向了隋亡的核心原因:隋煬帝的統治建立在“皇權至上”的邏輯上,以虛榮代替務實,以集權代替效率,以暴力維護權威,以掠奪民力滿足野心。所謂“寬政”隻是權宜之計,所謂“改革”淪為權力遊戲,所謂“四夷歸附”不過是高壓下的表麵臣服。當這些矛盾積累到臨界點,王朝的崩塌便隻是時間問題。這段曆史也警示後世:任何忽視民生、背離法治、沉迷虛名的統治,終將被時代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