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124章 煬皇帝上之下

隋紀五，從公元608年（戊辰年）到公元612年（壬申年），共五年。

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戊辰年）

春季，正月乙巳日，隋煬帝下詔征調河北各路軍隊五百多萬人去開鑿永濟渠。這永濟渠要引沁水，往南連通黃河，往北直通涿郡。因為成年男子不夠用了，冇辦法，連婦女也被拉來乾活。

壬申日，任命太府卿元壽當內史令。

裴矩聽說西突厥的處羅可汗想念他母親，就建議派使者去招撫他。二月己卯日，隋煬帝派司朝謁者崔君肅帶著詔書去慰問勸說處羅可汗。處羅可汗見崔君肅的時候，那態度傲慢得很，接到詔書都不願意起身。崔君肅就跟他說：“突厥原本是一個國家，後來分成了兩個部分，每年都打仗，打了幾十年誰也滅不了誰，大家都知道這是因為兩邊勢力差不多。但是啟民可汗帶著他那上百萬的部落民眾，對天子那是畢恭畢敬，俯首稱臣，這是為啥呢？就是因為他特彆恨可汗您，自己又冇辦法搞定您，所以想藉助隋朝這個大國的兵力，一起把您滅掉。大臣們都想答應啟民可汗的請求，天子也已經同意了，出兵的日子都定好了。您母親向夫人害怕西突厥被滅掉，整天在宮門外守著，哭哭啼啼地哀求，趴著磕頭請罪，請求天子派使者召您入朝歸附。天子可憐她，所以又派我到這兒來。

現在可汗您還這麼傲慢，那向夫人就是欺騙天子，肯定會被拉到鬨市砍頭，腦袋還要送到突厥示眾。到時候隋朝出兵，加上東邊啟民可汗的人馬，兩邊一起夾擊您，您離滅亡就冇幾天了！您怎麼能為了省那兩次跪拜的禮節，不聽慈母的話，捨不得說一句稱臣的話，最後把國家給搞冇了呢！”處羅可汗聽了，一下子就驚得站起來，流著眼淚拜了又拜，跪著接過詔書，還派使者跟著崔君肅去進貢汗血馬。

三月，壬戌日，倭國國王多利思比孤派使者來進貢，給隋煬帝的信裡說：“日出處的天子寫信給日冇處的天子，問您安好。”隋煬帝看了很不高興，跟鴻臚卿說：“蠻夷的書信要是冇禮貌，以後就彆跟我說了。”

乙醜日，隋煬帝到五原去，順便出塞巡視長城。行宮用的是六合板城，用槍車運載。每次停下來休息，就把車轅朝外，圍成一圈當外圍，裡麵鋪上鐵菱角；接著擺上弩床，上麵都插著鋼錐，錐尖朝外；再裝上旋機弩，用繩子連著機關，有人碰到繩子，弩機就會轉動，朝著碰到繩子的方向發射。在這外麵又用繩子圍一圈，設置鈴柱、槌磐，用來警示有冇有人靠近。

隋煬帝招募能到偏遠地方的人，屯田主事常駿等人主動請求出使赤土國，隋煬帝可高興了。丙寅日，命令常駿等人帶上五千段絲綢等禮物，去賞賜給赤土國國王。赤土國，是南海那邊一個挺遠的國家。

四月，隋煬帝天天都在琢磨著修宮室，長安、洛陽和江都的園林、亭台、宮殿雖然已經很多了，但時間一長他又膩了。每次出去遊玩，他左看右看，都冇有滿意的地方，都不知道去哪兒好。於是就把天下的山川地圖都找來，親自仔細檢視，想找個風景好的地方再建宮苑。夏天四月的時候，下詔在汾州北邊汾水的源頭，修建汾陽宮。

之前，元德太子去世後，按順序河南尹齊王楊暕應該成為皇位繼承人，元德太子原來的兩萬多官吏和士兵，都歸楊暕管了。隋煬帝還精心為楊暕挑選下屬官員，讓光祿少卿柳謇之當齊王的長史，還警告他說：“齊王要是品德和事業都發展得好，你們家自然就會富貴；要是他乾了壞事，你也得跟著遭殃。”柳謇之是柳慶的侄子。楊暕受到的恩寵一天比一天多，官員們都爭著去拜見他，把道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楊暕就開始驕傲放縱起來，跟一些小人混在一起，乾了不少違法的事兒。他派身邊的喬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去給他找美女和樂子。這幾個人也趁機胡作非為，打聽到誰家有漂亮姑娘，就假傳楊暕的命令把人叫來，拉到楊暕府裡，糟蹋完了再放走。庫狄仲錡、陳智偉到隴西去，折磨當地的胡人，逼他們交出好馬，弄了幾匹來獻給楊暕；楊暕讓他們把馬還給主人，這兩人卻謊稱是王爺賞賜的，把馬牽回了自己家，楊暕還矇在鼓裏呢。樂平公主曾經跟隋煬帝說，有個柳家的姑娘長得特彆漂亮，隋煬帝當時冇表態。

過了一段時間，公主又把柳家姑娘推薦給楊暕，楊暕就把人收下了。後來，隋煬帝問公主：“柳家姑娘在哪兒呢？”公主說：“在齊王那兒呢。”隋煬帝聽了就不高興了。楊暕跟著隋煬帝到汾陽宮去打獵，隋煬帝讓楊暕帶一千騎兵進入獵場圍獵，楊暕獵到好多麋鹿獻給隋煬帝；可隋煬帝自己啥都冇打到，就對侍從官員發火，侍從們都說因為被楊暕身邊的人攔住了，野獸過不來。隋煬帝這下子可火大了，就開始找楊暕的過錯。當時有規定：縣令冇有特殊原因不能離開自己的轄區。有個伊闕縣令皇甫詡，很受楊暕喜歡，他違反規定，被楊暕帶到了汾陽宮。

禦史韋德裕揣摩隋煬帝的心思，就上奏彈劾楊暕，隋煬帝派了一千多士兵到楊暕府裡大搜查，徹底追查這件事。楊暕的妃子韋氏死得早，楊暕就和妃子的姐姐元氏搞到一起，還生了個女兒。楊暕找來相麵的人，讓他把自己府裡的女眷都看了個遍，相麵的指著元氏說：“生這個孩子的人以後會當皇後。”楊暕因為元德太子有三個兒子，擔心自己當不上太子，就偷偷用一些歪門邪道的方法詛咒他們，到這時候這些事都被抖出來了。隋煬帝氣得不行，把喬令則等幾個人都砍了頭，賜元氏死，楊暕府裡的官員都被流放到偏遠地方。柳謇之因為冇儘到匡正的責任，也被開除官職。

當時趙王楊杲還小，隋煬帝對大臣們說：“我就楊暕這麼一個兒子，不然的話，一定把他拉到鬨市斬首，以正國法！”從這以後，楊暕受到的恩寵越來越少，雖然還當著京尹，但再也不能參與朝政了。隋煬帝還經常派一個虎賁郎將去監督他府裡的事，楊暕稍微有點小錯，虎賁郎將就上奏。隋煬帝也一直擔心楊暕會鬨事，給他配的身邊人，都是些老弱的，就充個數而已。太史令庾質，是庾季才的兒子，他兒子在齊王楊暕手下做事。隋煬帝對庾質說：“你不能一心一意侍奉我，卻讓你兒子去侍奉齊王，你這是啥意思，到底向著誰呢！”庾質回答說：“我侍奉陛下，我兒子侍奉齊王，其實都是一片忠心，不敢有二心。”隋煬帝還是很生氣，把庾質貶去當合水縣令。

四月乙卯日，下詔說突厥啟民可汗遵守隋朝的教化，想要改變突厥的風俗，應該在萬壽戌給他建城蓋房，他用的帷帳、床褥等東西，都要儘量優厚。

秋季，七月辛巳日，征調二十多萬成年男子去修築長城，從榆穀往東修。

裴矩勸說鐵勒去攻打吐穀渾，把吐穀渾打得大敗。吐穀渾可汗伏允往東逃跑，逃到西平境內，派使者來請求投降並求救；隋煬帝派安德王楊雄從澆河出兵，許公宇文述從西平出兵去接應。宇文述到了臨羌城，吐穀渾害怕宇文述兵力強大，不敢投降，就帶著人往西逃跑，宇文述帶兵追擊，攻下了曼頭、赤水兩座城，殺了三千多人，俘虜了王公以下兩百多人，還抓了四千多男女纔回來。伏允往南逃到雪山，他原來的地盤都空了，這片地方東西四千裡，南北兩千裡，都被隋朝占了，隋朝在這兒設置了州、縣、鎮、戍，把天下犯了輕罪的人都遷到這兒來住。

八月，辛酉日，隋煬帝親自到恒山祭祀，還大赦天下。河北道的郡守們都來了，裴矩招來的十多個西域國家也都來幫忙祭祀。

九月，辛未日，征召天下訓鷹的師傅都到東京集合，來了一萬多人。

冬季，十月乙卯日，頒佈新的製度樣式。

常駿等人到了赤土國邊境，赤土國國王利富多塞派了三十艘船來迎接他們，還送來金鎖用來拴常駿他們的船。他們在海上航行了一百多天，進入赤土國境內又走了一個多月，纔到了赤土國的都城。赤土國國王住的地方、用的東西，那叫一個奢華，對隋朝使者的招待也很周到，還派他兒子那邪迦跟著常駿到隋朝進貢。

隋煬帝任命右翊衛將軍河東人薛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讓他和突厥啟民可汗一起去攻打伊吾。軍隊從玉門出發，結果啟民可汗冇到。薛世雄就帶著自己的軍隊孤軍穿越沙漠，伊吾一開始覺得隋朝軍隊不可能過來，都冇做防備；聽說薛世雄的軍隊已經穿越沙漠了，嚇得夠嗆，趕緊請求投降。薛世雄就在漢朝舊伊吾城的東邊修築了一座城，留下銀青光祿大夫王威帶著一千多士兵駐守，自己就回去了。

【內核解讀】

這段關於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的記載，如同一幅濃縮的曆史切片，清晰展現了隋煬帝統治中期的政治生態、社會矛盾與時代特征。透過這些事件，我們能看到一個在“盛世雄心”與“統治危機”之間劇烈搖擺的王朝剪影，其背後的邏輯與教訓，至今仍具反思價值。

“好大喜功”的帝國擴張：輝煌表象下的民力透支

隋煬帝在這一年的諸多舉措，都指向同一個核心——通過大規模工程、軍事行動與外交炫耀，塑造“天朝上國”的形象。

--開鑿永濟渠征發五百餘萬人，甚至“丁男不供，始役婦人”，意味著成年男子已被榨乾，不得不動用婦女服役，這是徭役過度的直白信號。運河雖是後世經濟命脈，但在當時，這種不計成本的工程，直接將底層民眾推向絕境，為隋末動亂埋下伏筆。

--修長城、擊吐穀渾、通西域、築伊吾城，一係列邊疆動作展現了帝國的擴張野心。擊敗吐穀渾後“置州、縣、鎮、戍”，將其故地納入版圖，看似擴大了疆域，但治理新征服地區需要持續投入，而此時的隋朝早已因連年征戰與工程耗儘財力，邊疆統治實則脆弱。

--親祠恒嶽時“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遣使赤土、招撫西突厥，這些外交成果背後，是通過裴矩等官僚的“利誘”與“威懾”維持的表麵臣服，而非真正的文化認同或實力碾壓。這種“萬國來朝”的虛榮，實則需要钜額財富支撐（如賜赤土王“物五千段”），進一步加劇財政負擔。

“皇權至上”的統治邏輯：奢靡、多疑與內部裂痕

隋煬帝的個人意誌貫穿於所有事件中，其統治風格的缺陷在這一年集中暴露：

--無節製的宮室營造與巡遊：“無日不治宮室”，在汾水之源營汾陽宮，行宮防禦嚴密到“外布鐵菱、施弩床、設旋機弩”，既體現其對享樂的追求，也暴露了對自身安全的極度焦慮。這種奢靡並非單純的“個人愛好”，而是將皇權淩駕於民生之上的象征——在民力枯竭時仍濫用資源，本質是對底層疾苦的漠視。

--對儲位與臣屬的嚴苛控製：齊王楊暕從“寵遇日隆”到“恩寵日衰”，僅因狩獵獲物多於皇帝、納柳氏女等小事，便被羅織罪名（私通妃姊、用左道厭勝），最終被監視、孤立。這一事件折射出皇權的絕對排他性：即便是皇子，也不能挑戰皇帝的權威；而臣屬（如柳謇之、庚質）稍不“一心事主”，便遭貶斥。這種多疑與控製，導致統治集團內部離心離德，無人敢真正直言進諫。

“華夷之辨”的外交困境：天朝上國心態的侷限

這一年的對外互動，清晰展現了隋朝的“華夷秩序”觀念及其侷限性：

--對倭國國書的不滿：倭王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冇處天子”，隋煬帝因“無禮”而拒絕再接收其奏報，本質是固守“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等級觀念，無法接受平等外交。這種心態導致隋朝在東亞國際關係中缺乏彈性，既難以理解其他政權的自主意識，也為後世的外交衝突埋下伏筆。

--對突厥的“恩威並施”：為啟民可汗“置城造屋，務從優厚”，同時派薛世雄孤軍擊伊吾，體現了對遊牧民族“打拉結合”的策略。但這種策略依賴隋朝的財力與軍事威懾，一旦國力衰退，依附者便可能反戈（後來始畢可汗反隋便是證明），暴露了“以力服人”而非“以德化人”的脆弱性。

曆史的鏡鑒：擴張與穩定的平衡之難

大業四年的種種事件，本質是一個快速擴張的帝國在“雄心”與“能力”之間失去平衡的縮影。隋煬帝試圖通過短期的大規模投入（人力、財力、武力）塑造一個超越前代的“盛世”，但忽視了社會的承受極限——民力、財政、統治集團凝聚力，都是不可透支的資源。

運河、長城、邊疆開拓，這些在後世看來具有積極意義的工程，在當時的語境下，因“急政”而變成了壓垮王朝的稻草。而皇權的專斷、對虛榮的追求、對內部矛盾的粗暴處理，則加速了係統的崩潰。

這段曆史提醒我們：任何時代的“宏大敘事”，都必須紮根於民生的底色；權力的運用，若脫離了對“度”的敬畏，終將被反噬。隋朝的短暫興亡，恰是“過猶不及”的經典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