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034章 高祖武皇帝

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己卯年）

春天，正月己酉日，周朝太師宇文護上表把政權歸還給周王，周王這纔開始親自處理各種政務；不過軍事方麵的事，還是宇文護掌管。這時候開始把都督軍州事改稱為總管。

王琳召喚桂州刺史淳於量。淳於量雖然表麵上和王琳合作，但暗地裡和陳朝有來往；二月辛酉日，陳朝封淳於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壬午日，侯瑱帶兵在合肥把北齊的船艦都給燒了。

丙戌日，北齊皇上在甘露寺專心參禪修行，隻有軍國大事才向他彙報。尚書右仆射崔暹去世，北齊皇上到他家去哭吊，問崔暹的妻子李氏說：“你很想念崔暹嗎？”李氏回答：“想念。”皇上說：“那你自己去那邊找他吧。”說完就親手把李氏殺了，把頭扔到牆外。

北齊斛律光帶著一萬騎兵，攻打周朝的開府儀同三司曹回公，把曹回公殺了，柏穀城的守將薛禹生棄城逃跑，斛律光就占領了文侯鎮，在那兒設立戍所、修起柵欄後纔回去。

三月戊戌日，北齊任命侍中高德政為尚書右仆射。

吐穀渾侵犯周朝邊境；庚戌日，周朝派大司馬賀蘭祥去攻打他們。

丙辰日，北齊皇上到了鄴城。

梁永嘉王蕭莊到了郢州，派人到北齊進貢。王琳派他的將領雷文策去偷襲後梁的監利太守蔡大有，把蔡大有殺了。

北齊皇上還在當魏國丞相的時候，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是他的長史。皇上準備接受禪讓當皇帝，杜弼勸諫阻止他。皇上問：“治理國家應該用什麼樣的人呢？”杜弼回答說：“鮮卑人就像隻會騎馬的過客，治理國家還是得用中原人。”皇上覺得杜弼這是在諷刺自己，心裡就記恨上了。後來高德政掌權，杜弼不服他，還曾經在眾人麵前當麵反駁高德政；高德政就多次在皇上麵前說杜弼的壞話，可杜弼仗著自己是老臣，也冇起疑心。到了夏天，皇上藉著酒勁，把杜弼以前的過錯都翻出來，派人到膠州把杜弼斬了；可冇過多久又後悔了，派人騎馬去追，但已經來不及了。

閏四月戊子日，周朝命令有關部門重新製定新的曆法。

丁酉日，陳朝派鎮北將軍徐度帶兵到南皖口。

北齊高德政和楊愔一起當宰相，楊愔一直很妒忌高德政。北齊皇上酗酒的時候，高德政多次強行勸諫，皇上很不高興，對身邊的人說：“高德政老是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高德政害怕了，就稱病，想主動辭職。皇上對楊愔說：“我很擔心高德政的病。”楊愔回答說：“陛下要是任命他為冀州刺史，他的病自然就會好。”皇上聽從了這個建議。高德政看到任命書，馬上就起來了。皇上大怒，把高德政召來，對他說：“聽說你病了，我來給你紮針。”說完就親自拿小刀刺高德政，血流了一地。又讓人把高德政拖下去砍他的腳，劉桃枝拿著刀不敢下手，皇上就罵劉桃枝說：“你再不下手，你的頭就落地了！”劉桃枝隻好砍了高德政三根腳趾頭。皇上的氣還冇消，把高德政關在門下省，當天夜裡，用毛氈裹著放在車上送他回家。第二天早上，高德政的妻子拿出滿四床的珍寶，想托人藏起來，皇上突然到他家，看到這些珍寶，生氣地說：“我皇宮內府都冇有這麼多好東西！”就質問這些珍寶是從哪兒來的，原來都是那些元氏家族的人賄賂的，於是把高德政又拖出來斬了。他妻子出來拜見，皇上又把他妻子也斬了，連他兒子高伯堅也冇放過。北齊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浟為司空，侍中高陽王高湜為尚書右仆射；乙巳日，又讓高浟兼任太尉。

北齊皇上封兒子高紹廉為長安王。

辛亥日，周朝任命侯莫陳崇為大司徒，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柱國輔城公宇文邕為大司空。

乙卯日，周朝下詔：“有關部門不許追究赦免令頒佈之前的事；隻有倉庫、馬廄這些國家公用的地方，如果有人侵占盜竊，即使經過赦免免除了罪行，也要按照規定追繳賠償。”

周朝賀蘭祥和吐穀渾交戰，打敗了吐穀渾，攻下了洮陽、洪和兩座城，把這地方設為洮州。

五月丙辰初一，發生了日食。

北齊的太史上奏說，今年應該除舊佈新。北齊皇上就問特進彭城公元韶：“漢光武為啥能中興漢朝呢？”元韶回答說：“因為他殺劉家的人冇殺乾淨。”於是北齊皇上就把元氏家族的人都殺了，想以此消除災禍。癸未日，殺了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還把元韶等十九家關了起來。元韶被關在地牢裡，絕食，最後啃自己的衣袖活活餓死了。

周文育、周迪、黃法一起去討伐餘公揚，豫章內史熊曇朗也帶兵來會合，加起來有將近一萬人。周文育的軍隊駐紮在金口，餘公揚假裝投降，其實想抓住周文育，周文育察覺到了，就把餘公揚抓起來送到建康。周文育接著進軍駐紮在三陂。王琳派他的將領曹慶帶著兩千人去救餘孝勱，曹慶分派主帥常眾愛和周文育對峙，自己帶著人去攻打周迪和安南將軍吳明徹，周迪他們戰敗，周文育隻好退回到金口。熊曇朗看周文育失利，就想殺了周文育來響應常眾愛，監軍孫白象聽說了這個陰謀，勸周文育先下手為強，周文育不聽。當時周迪棄船逃跑，不知道去哪兒了，乙酉日，周文育收到周迪的信，還親自拿著信去給熊曇朗看，熊曇朗就在座位上把周文育殺了，吞併了他的軍隊，趁機占據了新淦城。熊曇朗又帶著一萬人去襲擊周敷，周敷把他打敗了，熊曇朗隻能一個人騎著馬逃到巴山。

魯悉達的部將梅天養等人帶著北齊軍隊進了城。魯悉達冇辦法，隻能帶著幾千部下渡江到陳朝歸附，陳朝封他為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

六月戊子日，因為長時間下雨，周朝下詔讓大臣們上書提意見，儘情勸諫。左光祿大夫猗氏人樂遜提了四件事：第一，他認為“近來地方官員的任期太短，為了追求政績，他們就隻知道用嚴厲的手段；現在關東的老百姓深陷困苦之中，如果我們不在政策上寬鬆優厚一些，讓境外的人都知道，怎麼能讓那些受苦的百姓來歸附我們，享受太平生活呢！”第二，他覺得“以前魏都洛陽，一時間非常繁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家，競相奢侈浪費，最後導致禍亂不斷，天下衰敗；最近朝廷顯貴們的器物服飾漸漸華麗起來，各種工匠製作東西也都追求奇巧，我實在擔心大家都追求這種風氣，會損害政治和風俗。”第三，他提出“選拔官員的時候，應該讓大家共同參與；現在州郡選拔官員，還會召集鄉裡的人商議，何況是全國的人才選拔，要是不看重大家的聲望，又不是機密大事，何必搞得那麼苛刻隱秘呢！在選拔官員的時候，應該讓大家都清楚明白，然後再上奏。”第四，他說“高洋占據著山東地區，不容易一下子製服他，就好比下棋時雙方互相牽製，爭著走下一步，要是有一步走得不對，可能就會對對方有利。我們確實應該捨棄小的利益，謀求大的發展，先保住自己的領土，不應該貪圖邊境的小利，輕易行動。”

周朝有個隱士叫韋瓊，是韋孝寬的哥哥，他誌向崇尚淡泊簡約。在魏、周交替的時候，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不答應。周太祖很敬重他，也不強迫他改變誌向，世宗對他更是以禮相待，尊敬有加，還稱他為“逍遙公”。晉公宇文護把他請到家裡，向他請教政事；宇文護把房子修得特彆豪華，韋瓊抬頭看著屋子，感歎說：“酗酒、沉迷音樂、住高樓、修雕牆，隻要沾上其中一樣，冇有不滅亡的。”宇文護聽了很不高興。

【內核解讀】

公元559年（永定三年）的這段史事，如同一麵折射亂世的多棱鏡，既暴露了權力失控的猙獰，也暗藏著製度演進的微光，更寫滿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紮與抉擇。透過字裡行間的刀光劍影與政令更迭，能清晰看到南北朝末期各方勢力的生存邏輯與曆史走向的伏筆。

權力的兩種麵孔：暴虐與理性的博弈

北齊文宣帝高洋的統治堪稱“瘋狂權力”的典型樣本。他的行為完全突破了政治倫理的底線：因崔暹之妻“思夫”便親手斬殺，因高德政“強諫”便虐其肢體、滅其滿門，甚至以“漢光武中興因誅劉不儘”為由，對元氏宗族展開係統性屠殺。這種極端暴虐的本質，是遊牧部族“強者為尊”的原始權力觀與皇權專製結合的產物——當權力失去製度約束，帝王的個人情緒便成了生殺予奪的唯一標準。更荒誕的是，高洋對高德政家產的嫉妒（“我內府猶無是物”），暴露了專製者“隻許州官放火”的雙重邏輯：自己可以肆意妄為，卻容不得臣下有絲毫“逾矩”。

反觀北周，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治理思路。宇文護歸政後，朝廷推動了一係列製度調整：改“都督軍州事”為“總管”以優化地方軍政體係，更定新曆以重塑統治合法性，頒佈“赦前事不糾”的詔令以穩定社會秩序。尤其是對“侵盜庫廄倉廩者赦後仍需追責”的規定，既體現了法律的靈活性（赦宥舊罪），又堅守了公共利益的底線（保護國家財產）。這種“以製度治天下”的理性嘗試，與北齊的“以暴力治天下”形成鮮明對比，也為後來北周滅齊埋下了伏筆——權力的可持續性，從來不在殺伐的烈度，而在規則的共識。

族群與階級的撕裂：亂世的深層裂痕

這段史料中，“鮮卑”與“中國人（漢族）”的對立貫穿始終。北齊杜弼因一句“治國當用中國人”觸怒高洋，最終遭報複誅殺，揭示了胡漢矛盾的尖銳性。高洋作為鮮卑化統治者，對漢族士大夫的猜忌與壓製，本質上是少數族群掌權後對主體民族的防禦性排斥。而他屠殺元氏宗族的行為，更是將這種“族群清洗”推向極端——以“除舊佈新”為名，行鞏固鮮卑權貴統治之實。

但矛盾的複雜性在於，權力鬥爭往往超越族群界限。北齊楊愔與高德政的相權之爭、北周宇文護與韋瓊的理念衝突，都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博弈。就連“潛通於陳”的淳於量、背叛周文育的熊曇朗，其行為邏輯也並非基於族群認同，而是亂世中“有奶便是娘”的實用主義選擇。這說明，南北朝的分裂不僅是族群對立的產物，更是權力碎片化、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結果，每個個體都在“站隊”中尋找生存空間，卻無人能真正打破這盤棋的僵局。

個體命運的浮沉：理想與現實的碰撞

在亂世的碾壓下，個體的選擇往往通向悲劇。杜弼堅守“用漢人治國”的理念，卻死於帝王的猜忌；高德政以“強諫”求忠，反遭虐殺；元韶因一句“誅劉不儘”的回答，間接引發宗族覆滅，自己也餓死於地牢。這些人的結局印證了“伴君如伴虎”的古訓——在絕對權力麵前，任何理性諫言或身份背景都無法成為護身符。

但也有少數人以另一種方式生存：北周韋瓊“十征不屈”，以“逍遙公”的身份保持獨立人格，甚至敢當麵批評宇文護“峻宇雕牆”的奢靡，其背後是北周對士大夫有限度的包容；樂遜則以“上封事”的方式，直言吏治嚴苛、權貴侈靡、選官不公等問題，體現了傳統士大夫“以道抗勢”的勇氣。他們的存在，如亂世中的微光，證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仍有人堅守良知與理性。

而像熊曇朗這樣的投機者，從“會討餘公揚”到“殺文育以應眾愛”，再到“襲周敷”失敗奔逃，其短暫的崛起與覆滅，恰是亂世“兵強馬壯者為王”邏輯的縮影——冇有道義支撐的權力，終究是流沙上的堡壘。

結語：亂世的啟示

永定三年的史事，本質上是一場“文明與野蠻”“製度與暴力”的較量。北齊以暴力維持統治，雖能逞一時之凶，卻因內部撕裂與人心喪儘而走向衰亡；北周以製度建設凝聚力量，雖仍處分裂之局，卻為後來的統一奠定了基礎。這告訴我們：權力可以依靠暴力獲取，但必須依靠製度與道義維繫。

同時，個體在曆史中的選擇也值得深思：是像杜弼那樣堅守理念而死，像韋瓊那樣保持獨立而生，還是像熊曇朗那樣投機而亡？答案或許因人而異，但亂世的殘酷之處在於——它往往不給人太多選擇的餘地。而曆史的進步，正是在無數人被迫做出的選擇中，慢慢積累起文明的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