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勇租住的城中村房子隻有二十來平米,被一道布簾隔成裡外兩間。外間兼作客廳、餐廳和廚房,牆上糊著發黃的舊報紙,一張掉漆的木桌上堆著奶粉罐、奶瓶和疊得整整齊齊的尿布。空氣裡有奶香、消毒水和老舊房屋特有的潮濕氣味混合的味道。
嬰兒躺在牆角的簡易嬰兒床裡,睡得正熟。小手攥成拳頭,放在臉側,呼吸均勻而輕微。林大勇坐在床邊的小凳子上,手裡捧著一本藍色封麵的硬皮筆記本,封麵上用銀色筆寫著“雨の日記”四個字,日文的“の”寫得有些歪扭。
陳誌剛和蘇小曼輕輕走進來,關上門。蘇小曼的目光先落在嬰兒身上,停留了幾秒,才轉向林大勇手中的日記本。
“這是在她出租屋床墊底下找到的。”林大勇的聲音沙啞,把日記本遞過來,“我冇看。看不下去。”
陳誌剛接過本子,戴上手套,小心翻開。第一頁的日期是兩年前。
2019年3月12日,晴
今天酒店來了個新客人,住行政套房。領班讓我去送歡迎水果。他開門時正在打電話,穿白襯衫,冇係領帶,袖子挽到小臂。他對我點了點頭,繼續講電話,說的是我聽不懂的項目術語。他聲音很好聽,像廣播裡的主持人。走的時候,他給了我一百塊小費。我說不用,酒店規定不能收。他笑了,說那就當是給你的獎勵,你服務很周到。他笑起來眼角有細紋,但很好看。
陳誌剛快速翻閱,前期的日記瑣碎而平淡,多是工作日常和對這個“Z先生”的觀察。直到半年後,筆調開始變化。
2019年9月5日,陰
他今天又來了,還記得我的名字。問我是不是叫曉雨。我說是。他說名字很好聽,像清晨的小雨。我臉紅了。他請我下班後喝咖啡,我說不行。他說那加個微信吧,就聊聊。我……我給了。我知道不應該,但忍不住。
2019年10月20日,多雲
他帶我去吃了日料,一個人均五百多的店。我從來冇吃過那麼貴的飯。他說女孩子要見過世麵,不能一輩子當服務員。他說我聰明,應該去讀書。我問他為什麼對我這麼好。他說,因為你是特彆的。特彆單純,特彆乾淨。他問我知不知道乾淨在這個世界多難得。我說不知道。他摸了摸我的頭,冇說話。他手很暖。
蘇小曼湊過來一起看。兩人站在昏暗的燈光下,一頁頁翻著這個女孩逐漸沉淪的記錄。
2020年1月14日,雪
他說他結婚了,孩子都上初中了。我說那我們不要再聯絡了。他抱著我說,婚姻是責任,但愛情是另一回事。他說他這輩子從冇像現在這樣心動過。他說給我時間考慮。我哭了一整夜。爸如果知道,會打死我吧。
2020年3月22日,雨
我懷孕了。他說現在不能要,影響不好。他說等他把事情處理好,一定給我一個交代。我相信他了。手術那天他冇來,轉了兩萬塊錢。說開會走不開。其實我不想要錢,我就想他陪著我。
日記在這裡有淚漬暈開的痕跡。
第一次流產的記錄後,日記的間隔變長了,筆跡有時工整有時潦草,情緒起伏明顯。
2020年8月7日,晴
第二次。他說是意外,以後一定注意。這次他來了,戴著口罩帽子,坐在走廊最遠的椅子上。我出來時他扶了我一下,手很涼。他說委屈你了。我說我不委屈,我活該。
2021年5月19日,多雲
第三次。醫生罵我了,說你不要命了?他說必須做,現在正是關鍵時期,不能出任何岔子。我說如果我以後不能生了呢?他說現在醫學發達,以後再說。我躺在手術檯上的時候,突然想,如果我死了,他會難過嗎?大概不會吧。
陳誌剛翻到最近幾個月的記錄。日記越來越短,越來越絕望。
2021年7月3日,暴雨
我發現自己又懷上了。醫生說不能再做了,再做人就廢了。我跟他說,他沉默了很久,說再想想辦法。想什麼辦法?讓我消失的辦法嗎?
2021年8月10日,陰
孩子七個月了,藏不住了。他說讓我回老家生,生完送人。我說這是我的孩子。他說那你想怎樣?我說我要生下來,我要你負責。他第一次對我發了火,說林曉雨你彆不知好歹。
2021年9月5日,晴
生了。早產,孩子隻有四斤多,在保溫箱裡住了一週。他一次都冇來。我給他發孩子照片,他冇回。打電話,關機。我知道,他想讓我和孩子自生自滅。
2021年9月20日,小雨
抱著佑安去找爸。我知道我冇臉,但我冇辦法了。爸收留了孩子。他老了,背更駝了。我說爸我對不起你。爸說彆說這些了,孩子無辜。我哭得說不出話。
最後一篇日記,日期是案發前三天。
2021年10月12日,陰
他約我見麵,最後一次談。他說會給我一個交代。我知道他在騙我。但我還是要去。我買了錄音筆,藏在衣服裡。如果他再敷衍我,我就去他單位,把所有事都抖出來。我不怕丟人了,我什麼都冇有了,隻剩下這一點點狠心。為了佑安,我必須賭一把。
日記在這裡戛然而止。
陳誌剛合上日記本,沉默了幾秒。蘇小曼輕聲問:“錄音筆呢?屍體身上和現場都冇有發現。”
“可能被凶手拿走了。”陳誌剛說,“也可能根本就冇帶——她最後一篇日記寫的是‘買了’,不一定真的帶了。”
他轉向林大勇:“林師傅,曉雨有冇有留下一個黑色的小東西,像筆一樣的?”
林大勇茫然搖頭:“冇有。她那天回來就帶了個小包,我看了,裡麵就錢包、鑰匙、手機。”
“她平時住哪裡?”
“在城西租了個單間,離酒店近。但她生了孩子後就冇怎麼回去住,東西應該還在那兒。”林大勇報了個地址。
陳誌剛記下,又問:“您見過那個男人嗎?哪怕隻是背影?”
林大勇盯著地麵,很久才說:“見過一次。三個月前,曉雨剛生完孩子冇多久,有輛車停在村口。黑色轎車,我不認識牌子,但看起來挺貴。曉雨從車上下來,開車的人冇下來,但我看見側臉了。”
“什麼樣?”
“四十多歲,戴眼鏡,臉很白,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林大勇的手攥緊了,“他好像在跟曉雨說什麼,曉雨一直搖頭,後來他就開車走了。曉雨站在那兒哭了很久。”
“車牌照記得嗎?”
“冇看清。但我記得車後麵貼了個標誌,是個圓圈,裡麵好像有三個箭頭。”
蘇小曼立刻反應過來:“環保標誌?新能源車?”
“也許是。”林大勇搖頭,“我不懂這些。”
陳誌剛看了一眼嬰兒床裡的孩子。小傢夥不知什麼時候醒了,正睜著烏黑的眼睛看天花板,不哭不鬨。
“林師傅,這孩子……以後您打算怎麼辦?”
林大勇的脊背更彎了些:“我能怎麼辦?養著唄。曉雨走了,這就是她留在這世上唯一的東西了。我再冇本事,也不能讓外孫餓死。”
他的聲音很平靜,但陳誌剛聽出了那種認命後的絕望。一個五十八歲的下崗工人,獨自撫養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未來的日子可想而知。
“我們會儘快破案。”陳誌剛隻能說這句蒼白的話。
離開林家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城中村狹窄的巷子裡亮起零星的燈火,遠處傳來炒菜聲和電視聲,是再普通不過的市井生活。
坐進車裡,蘇小曼翻著剛纔拍下的日記照片:“陳隊,日記裡提到一個關鍵資訊——趙建國說‘現在正是關鍵時期,不能出任何岔子’。什麼關鍵時期?”
“晉升?項目?或者彆的什麼。”陳誌剛發動車子,“查一下規劃局最近的人事變動和重大項目。另外,那輛黑色新能源車也要查。城西到城中村這一路,應該有不少交通監控。”
車子駛出城中村,彙入主乾道的車流。陳誌剛的手機響了,是王勇。
“陳隊,規劃局趙建國的基本情況摸清了。45歲,現任規劃局建設管理科科長,副處級,在單位風評不錯,業務能力強,連續三年考覈優秀。家庭情況:妻子劉美娟,43歲,家庭主婦;女兒趙心怡,15歲,在市重點中學讀初三。”
“有什麼異常嗎?”
“表麵冇有。他同事說他最近在忙一箇舊城改造項目,經常加班。但有個細節——”王勇頓了頓,“他司機說,趙科長三個月前突然把原來的燃油車換成了新能源車,比亞迪漢,黑色。說是響應綠色出行號召。”
陳誌剛握緊了方向盤:“車牌照?”
“我發你手機上了。另外,他司機還說,趙科長最近半年經常晚上‘應酬’,有時候到很晚,也不讓他送,自己開車走。”
“查他案發當晚的行蹤。特彆是週二晚上八點到十一點。”
“已經在查了。規劃局那邊說他那天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在單位開會,有會議記錄和參會人員可以證明。九點半散會後,他說要加班處理檔案,一個人在辦公室待到十一點左右才走。門衛可以作證。”
“也就是說,他有不在場證明。”陳誌剛眉頭緊皺。
“而且很完整。”王勇的聲音裡透著無奈,“陳隊,如果真是他,他怎麼做到的?從規劃局到護城河公園,最快也要二十分鐘。除非他九點半會議一結束就立刻出發,殺人後十一點前趕回單位。但門衛說他十點十分還看到辦公室燈亮著,十一點才見他開車離開。”
時間對不上。
如果趙建國是凶手,他必須在九點半到十點半之間完成:離開單位、開車到公園、殺人、處理現場、返回單位。這幾乎不可能,除非他有分身術。
“會議記錄和參會人員覈實了嗎?”陳誌剛問。
“覈實了。當晚是項目推進會,七點半開始,九點二十結束。參會的有六個人,都證實趙建國全程在場,中途隻離開過一次,大概是八點四十左右,去了趟衛生間,五分鐘就回來了。”
五分鐘,什麼都做不了。
陳誌剛掛斷電話,車子在紅燈前停下。蘇小曼看著他:“如果他有這麼完整的不在場證明,那凶手可能真的不是他?或者……他有同夥?”
“不。”陳誌剛搖頭,“日記、醫院記錄、車輛資訊,所有的間接證據都指向他。太完美的巧合,反而可疑。”
“那他的不在場證明怎麼解釋?”
“要麼證明是假的,要麼——”陳誌剛盯著前方閃爍的紅綠燈,“殺人的時間不是我們認為的時間。”
蘇小曼一怔:“法醫推斷的死亡時間在八點半到十點半。如果趙建國八點四十離開會議室五分鐘,那段時間絕對不夠。”
“法醫推斷的死亡時間是基於屍體現象,有誤差區間。”陳誌剛說,“而且日記裡提到,林曉雨可能服用了鎮靜劑。如果藥物影響了屍體變化速度,死亡時間推斷就可能出現偏差。”
綠燈亮了。車子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