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裡的管理學 第326章 明智之四《經務》05 周忱

周忱：明朝“江南經濟救星”！減稅、穩糧、補鹽課，22年讓百姓不遭額外攤派

周忱（諡號文襄）任江南巡撫時，蘇州一地拖欠的賦稅就達七百九十萬石。他翻文書時特彆驚訝，問當地老人才知道：吳中（江南一帶）的富豪權貴不肯繳賦稅附加的“耗損費”，把這部分負擔全壓給貧民。貧民扛不住，隻能紛紛逃荒。

周忱立刻改革，推出“平米法”：不管是官府的田還是百姓的田，統一繳納“耗損費”，不再隻坑貧民。當時蘇州賦稅總額是二百九十萬石，他又和蘇州知府況鐘反覆覈算，上疏朝廷減免了八十多萬石。

按舊規矩，糧食稅不能集中征收。周忱卻讓每個縣在河邊方便運糧的地方建“便民倉”，每個鄉、每個圖（古代基層單位）推選一個有財力的人當“糧長”，負責收本鄉的夏秋兩稅，還規定“耗損費”最多不超過百分之十。

他還根據糧長的家產多少安排押運任務，按押運距離遠近、辛苦程度定補貼：運到北京、通州糧倉的，每石糧食補三鬥；運到臨清、淮安、南京等糧倉的，按距離依次定補貼，覆蓋造船、轉運等費用。

糧食的征收、支出、結餘每筆賬都記清楚，結餘的糧食存在縣裡的糧倉，叫“餘米”。“餘米”多了，就減少“耗損費”：第二年按百分之十六征收，第三年降到百分之十五，結餘反而更多。

明正統初年，淮安、揚州遭災，鹽稅收不上來。周忱去巡視後，上奏朝廷讓蘇州等府調出“餘米”，每個縣調一二萬石運到揚州鹽場，折算成這些縣第二年的田租；同時允許鹽戶（煮鹽百姓）交私鹽換“餘米”。當時米貴鹽賤，官府囤了鹽，百姓換了救命米，公私雙方都渡過了難關。

周忱在江南任職二十二年，每次遇災，都能用“餘米”靈活救災，除正常賦稅外，從不再額外攤派。無論是朝廷要的貢品，還是官府辦公房、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的修繕費用，全從“餘米”裡出，冇讓百姓多花一分錢。

馮夢龍點評：“餘米”被收走後，江南賦稅又亂了——對比才知周忱多靠譜

後來戶部（管財政的部門）說“濟農餘米”缺乏監管，上奏派官員把所有“餘米”收歸官府。從此，各種苛捐雜稅又多了起來，百姓拖欠的賦稅也越來越多。

其實“餘米”本是緩解百姓負擔、應對緊急情況的儲備，一旦全歸官府，官府冇多做實事，百姓卻冇了依靠。大家不妨想想：現在的糧食稅，“耗損費”真的隻收百分之十嗎？征收比例真的隻有百分之十五、十六嗎？

過去為啥能低收稅還有餘糧？現在為啥加了各種攤派還不夠用？江南百姓怎麼能不永遠懷念周忱，把他當恩人一樣記著！

何良俊的評價：周忱的成功，藏在“接地氣的調研”裡

何良俊（明朝學者）說：“周忱巡撫江南十八年，常駕著小船，沿著村子、巷子到處走訪。遇到淳樸的老農，就拉著人家一起睡在榻上，詳細問地方上的事。當地的民情、風俗，冇有他不知道的。”

正因為摸透了實際情況，周忱才能製定出“按糧食數量加耗損”的製度，還用金花銀（折成銀子的賦稅）、粗細布、輕齎（輕便易運的物資）等，彌補高額賦稅田地的負擔，每處調整都兼顧公平和實際，做到了儘善儘美。

顧文僖（明朝官員）說“照著周忱的辦法做，地方就安定；打亂他的辦法，地方就混亂”，這話一點不假！後來歐石岡（官員）把製度改成“按田地麵積加耗損”，不僅導致國家稅收減少，還留下無窮後患。負責地方治理的人，怎麼能不重視周忱的經驗呢！

【管理智慧】

一、核心邏輯：對付“賦稅不均、民生困難”，彆硬壓百姓，要找“平衡各方的緩衝點”

江南的問題，本質是“富豪逃負擔、百姓扛重稅”，還缺應對災荒的“備用金”。周忱的破局點，是用“平米法”拉平負擔，用“餘米”做緩衝：

1.均負擔：官田民田同繳耗損費，不讓富豪逃稅，貧民少受罪；

2.留緩衝：“餘米”既當救災儲備，又覆蓋公共開支，不用額外攤派百姓；

3.巧調配：用“餘米”換鹽解鹽課危機，讓官府、百姓、鹽戶都受益。

這就像現在社區要搞公共設施建設，直接向居民收費容易有意見，不如從社區公共收益裡留出一部分當“備用金”，既辦了事，又不讓居民多掏錢——本質都是“找對緩衝點，平衡各方利益”。

二、核心啟示：遇“民生與財政的兩難”，別隻盯著“收錢”，要建“可持續的緩衝機製”

周忱的思路放到現在也實用，比如這些場景：

-社區治理：社區要搞環境改造，缺錢又不想向居民收費。可以像周忱那樣，從社區停車費、廣告位收益裡留“改造基金”，既辦了改造，又不增加居民負擔；

-鄉村發展：村裡要修灌溉設施，靠政府撥款不夠，又不想攤派村民。可以牽頭搞“集體產業”，比如種特色水果，用產業收益當“基建基金”，收益反哺基建，形成循環；

-企業福利：公司想提高員工福利，又怕增加成本。可以從利潤裡留“福利儲備金”，既給員工發福利，又不影響公司正常運營，還能提升員工積極性。

簡單說就是：“彆總想著‘要麼讓百姓擔、要麼讓財政扛’，建個‘緩衝機製’，用合理的儲備和調配，就能化解民生與財政的兩難。”

【原文】周忱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並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儘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並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鐘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裡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本鄉圖裡夏秋兩稅，加耗不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準為縣明年田租，聽灶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給餘米。

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儘括餘米歸之於官。於是征需雜然，而逋負日多。夫餘米備用，本以寬濟，一歸於官，官不益多而民遂無所恃矣。試思今日兩稅，耗果止十一乎？征收隻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餘？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屍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攜之與俱臥於榻下，谘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為論糧加耗之製，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齎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儘善儘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自歐石岡一變為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