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12章 董仲舒

董仲舒，西漢廣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縣廣川鎮）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關於他的生卒年月，後世學者依據《史記》《漢書》的相關記載考證，普遍認為其生於漢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卒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享年七十六歲，因其重要的學術貢獻，被後世尊稱為“董子”。

董仲舒自幼便對儒家經典表現出極高的興趣，尤其癡迷《春秋》一書。《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麵。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這段話的白話意思是：董仲舒是廣川郡人。他年輕時就開始深入研究《春秋》，在漢景帝時期被任命為博士。他講授經學時，會在室內懸掛帷幕，弟子們則根據入學先後順序相互傳授學業，以至於有些後來的學生甚至從未見過他的麵。據說他曾經三年都冇有向園圃看過一眼，他鑽研學問的專心程度竟然達到瞭如此境界。

當時，《春秋》的解讀流派眾多，董仲舒師從齊國大儒胡毋生，專攻《公羊春秋》。胡毋生是漢初《公羊春秋》的重要傳承者，董仲舒在其門下潛心學習，不僅掌握了《公羊春秋》的核心要義，還結合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見解。他對《春秋》的解讀細緻入微，常常能從簡短的經文裡發掘出深層的“微言大義”，年紀輕輕便在學界嶄露頭角。

漢景帝時期，董仲舒因其學識淵博，被征召為博士。博士是當時的學術官員，負責掌管文獻典籍，傳授學問，為朝廷提供學術谘詢。成為博士後，董仲舒的講學活動更加頻繁，他的弟子越來越多，由於弟子人數眾多，他無法一一親自授課，便采用“弟子傳業”的方式，先將學問傳授給資曆較深的弟子，再由他們傳授給新入門的弟子，許多弟子終其一生都未能見上他一麵，卻對他的學問深信不疑。

在擔任博士期間，董仲舒不僅講學授徒，還繼續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尤其注重將儒家經典與社會現實相結合。他常常思考如何通過儒家思想解決當時社會的治理問題，這種務實的學術取向，為他後來在漢武帝麵前提出“天人三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令策問賢良，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參加對策，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連續三次向董仲舒提出問題，董仲舒則一一作答，係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與學術思想，君臣之間的三次問答，被完整地記載在《漢書·董仲舒傳》中。

漢武帝的第一道策問，主要圍繞“天命”與“帝王治道”展開，他問道：“聽說五帝三王的治國之道，都是通過改革製度、製作禮樂而使天下太平和諧，後世百王都效仿他們。虞舜時期的樂舞，冇有比《韶》更盛大的；周朝的樂舞，冇有比《勺》更盛大的。聖王去世後，鐘鼓管絃的聲音並未衰減，但治國的大道卻逐漸缺失，衰敗到桀、紂那樣的暴行，王道徹底敗壞。……通過怎樣的修養與整飭，才能讓甘露降臨，五穀豐登，德行滋潤四海，恩澤遍及草木，日月星辰運行正常，寒暑變化平穩，承受上天的福佑，享受鬼神的庇佑，德澤洋溢，傳播到國外，延伸到萬物生靈？”

針對這個問題，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天人感應”的觀點。他說：“我通過研究《春秋》中記載的前世已經發生的事情，來觀察天道與人道之間的關係，發現其中的道理非常值得敬畏。國家如果將要出現衰敗的征兆，上天就會先降下災害來譴責告誡君主；如果君主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就會再出現怪異的現象來警告恐嚇他；如果仍然不知道改變，那麼國家的滅亡就會到來。由此可以看出，上天是仁愛君主的，希望阻止禍亂。”

董仲舒認為，帝王的統治必須順應天意，施行仁政，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如果施行暴政，就會遭到上天的懲罰。這一觀點既為帝王的統治提供了神學依據，也對帝王的行為形成了一定的約束。

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回答十分滿意，隨即提出了第二道策問，重點詢問“帝王教化”與“人才培養”的問題。董仲舒在對策中強調了教化的重要性，他說：“百姓追逐利益的本性，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作為堤防來約束，是無法阻止的。因此，教化萬民，奸邪之事就都會停止；教化廢棄，奸邪之事就會出現，即便使用刑罰也無法遏製。”他建議漢武帝設立太學，培養賢才，選拔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的人擔任官吏，以推行教化。

漢武帝緊接著提出了第三道策問，聚焦於“國家大一統”與“思想統一”的問題。董仲舒在對策中明確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說：“《春秋》所倡導的大一統，是天地之間永恒的原則，是古今通用的道理。如今，各家學說不同，人們的觀點各異，諸子百家的主張紛繁複雜，旨意各不相同，因此君主在上無法保持國家的統一，百姓在下不知道該遵循什麼。我認為，凡是不屬於六藝（禮、樂、射、禦、書、數）科目和孔子學說的，都應該阻止傳播，等到邪僻的學說消滅平息後，國家的綱紀就可以統一，法度就可以明確，百姓就知道該遵循什麼了。”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係統地回答了漢武帝關於治國、教化、統一的三大核心問題，其思想既契合了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大一統王朝的政治需求，也為儒家思想成為漢代的正統思想鋪平了道路。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對策讚不絕口，當即任命他為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輔佐江都王治理封國。

江都易王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性格驕橫勇猛，早年曾參與平定七國之亂，立下戰功，因此頗為自負。漢武帝將董仲舒派到江都國，一方麵是看重董仲舒的學識，希望他能教化江都王，另一方麵也有讓董仲舒曆練的意思。

董仲舒到任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輔佐江都王治理地方。他常常引用《春秋》中的道理，為江都王分析政事，提出建議。《漢書·董仲舒傳》記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有一次，江都王劉非向董仲舒請教：“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範蠡謀劃伐吳，終於滅掉了吳國。孔子稱許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乾），寡人認為勾踐君臣也可以稱為三仁了。先生以為如何？”董仲舒聽後，說道：“我才智愚鈍，不足以回答這麼重要的問題。聽說過去魯君問柳下惠：‘我想攻打齊國，你看怎麼樣？’柳下惠說：‘不可以。’回到家後麵帶憂色，說：‘我聽說攻打彆的國家，不應該詢問仁人，這句話為什麼會問到我這裡來呢！’他隻是被詢問而已，尚且感到羞恥，更何況是設下計謀去攻打吳國呢？由此說來，越國根本冇有一個仁人。”他通過這個例子，委婉地勸諫江都王不要崇尚權謀詐術，而應施行仁政。劉非聽後，雖然心中不悅，但也不得不佩服董仲舒的膽識與學識。

董仲舒在江都國擔任國相期間，始終堅守儒家的道德準則，廉潔奉公，體恤百姓。他積極推行教化，興修水利，鼓勵農桑，使得江都國的社會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當地百姓對他十分愛戴，流傳著許多關於他的善舉。有傳說稱，董仲舒在江都國時，曾遇到一場大旱，田地乾裂，莊稼枯萎，百姓們焦急萬分。董仲舒按照自己的陰陽理論，舉行了隆重的求雨儀式，關閉城門，禁止一切屬陽的活動，祭祀水神。冇過多久，天空果然降下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們紛紛稱讚他“能通天際”，將他奉為神明。

然而，董仲舒的直言敢諫也為他招來不少麻煩。當時，漢武帝重用外戚田蚡，田蚡憑藉姐姐王太後的勢力，專權跋扈，結黨營私。董仲舒對田蚡的所作所為十分不滿，曾多次在私下批評他。後來，田蚡得知此事，便對董仲舒心懷怨恨，伺機報複。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遼東高廟發生火災，不久後，高園便殿又發生火災。董仲舒認為這是上天對漢武帝的警示，於是連夜寫下一篇奏疏，引用《春秋》中關於災異的記載，分析火災發生的原因，認為這與漢武帝重用田蚡等奸佞之臣有關，建議漢武帝疏遠小人，任用賢才。

漢武帝看後大怒，下令將董仲舒逮捕入獄，定為死罪。後來，漢武帝冷靜下來，想到董仲舒的學識與忠心，又覺得他的言論雖然尖銳，但也是出於對國家的擔憂，於是下令赦免了他的死罪，將他貶為中大夫，留在京城，不再讓他擔任封國的國相。

被貶為中大夫後，董仲舒深知自己在朝堂上已難以施展抱負，便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與著書立說中。他在京城的家中開設講堂，繼續招收弟子，傳授《公羊春秋》中的學問，許多官員和學者都慕名而來，他的學術影響力越來越大。

當時，漢武帝雖然冇有正式頒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詔令，但在實際政治中，已經開始重用儒家學者，推行儒家政策。朝廷遇到重大的禮儀、製度問題，常常會派人向董仲舒谘詢。《漢書·董仲舒傳》記載：“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有一次，漢武帝因為立太子的問題猶豫不決，便派張湯去請教董仲舒。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立嫡以長”，遵循儒家的宗法製度，漢武帝采納了他的建議，立劉據為太子。還有一次，匈奴派人來漢朝請求和親，漢武帝召集大臣商議，有人主張攻打匈奴，有人主張和親。漢武帝又派張湯去問董仲舒，董仲舒認為，匈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攻打匈奴會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不堪其苦，不如采取和親的方式，安撫匈奴，同時加強邊境防禦，這纔是長久之計。

晚年的董仲舒，潛心著述，完成了《春秋繁露》一書。這部書是董仲舒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書共十七卷，八十二篇，以《公羊春秋》為基礎，融合了陰陽五行、黃老之學等思想，係統地闡述了“天人感應”“大一統”“三綱五常”等重要理論。書中既有對儒家經典的解讀，也有對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探討，內容豐富，思想深刻。

除了《春秋繁露》，董仲舒還著有《舉賢良對策》《春秋決獄》等作品。《春秋決獄》是董仲舒用儒家思想來解釋法律的著作，他主張“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即根據犯罪者的主觀動機來判定罪責，這種思想對漢代的法律製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長安家中病逝，享年七十六歲。他去世後，漢武帝為了表彰他的功績，下令將他的靈柩運回故鄉廣川安葬。據說，董仲舒的墓地選址十分特彆，位於廣川鎮的高地上，墓地周圍種植了許多鬆柏，遠遠望去，莊嚴肅穆。當地百姓為了紀念他，在墓地旁邊修建了一座“董子祠”，常年供奉香火。

漢宣帝時期，儒家思想正式成為漢代的正統思想，此後曆經兩千多年，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