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11章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經後世考證多認為其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或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卒於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之後，漢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之前，享年約五十五至六十五歲，被後世尊稱為“太史公”。

司馬遷的故鄉在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地處黃河龍門之下。《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武帝時官至太史令，精通天文曆法與諸子之學，曾著《論六家要旨》，梳理先秦百家思想。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遷徙天下富豪於茂陵，司馬談舉家遷往長安，司馬遷也隨父親進入京城求學。他先後師從大儒孔安國和董仲舒，這為他日後著作《史記》築牢了根基。

司馬遷曾遊曆了許多地方，《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記載：我二十歲時向南遊曆長江、淮河，登上會稽山探尋禹穴，探訪九疑山舜帝葬地，在沅水、湘水泛舟；向北渡過汶水、泗水，在齊、魯都城講學，觀賞孔子留下的教化風氣，在鄒縣、嶧山參加鄉射禮；在鄱縣、薛縣、彭城一帶遭遇困厄，再經梁國、楚國返回長安。

這段漫遊長達數年，司馬遷不僅領略了大好河山的風采，也憑弔了許多名人遺蹟，更體會到了民間的疾苦，這為他以後的創造積累了素材。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封禪大典，這是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禮儀。《史記》記載：“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司馬談作為太史令，本應參與這一盛事，卻被滯留周南，悲憤交加下一病不起。

此時司馬遷恰好出使西南歸來，在河洛之間見到了病危的父親。司馬談握著他的手，淚流滿麵：“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他喘著氣，囑托兒子繼承家族的史官之職，接著又道出畢生心願：“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用白話說就是：“如今皇上承接千年正統，去泰山封禪，我卻不能隨行，這是命運啊！我死後，如果你做了太史令，千萬不要忘記我想撰寫一部通史的心願。”

司馬談又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意思是“自從孔子作《春秋》獲麟以來四百多年，諸侯相互兼併，曆史記載中斷了。如今漢朝興起，天下統一，有很多明主賢君、忠臣義士，我作為太史卻冇能記載他們的事蹟，斷絕了天下的曆史文獻，我很惶恐，你一定要記在心上！”

司馬遷跪在床前，含淚叩首：“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正式繼任太史令。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他與公孫卿、壺遂等人共同製定《太初曆》，這部曆法以正月為歲首，融入二十四節氣，貼合農業生產，很快被推行。修訂曆法的經曆，讓他對天文、音律等知識有了更深的瞭解，也為《史記》相關篇章的寫作積累了素材。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突然遭遇了無妄之災。這一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命騎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配合。李陵是“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善騎射，待兵寬厚，深得士兵愛戴。他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遭遇匈奴單於的八萬大軍，轉戰千裡，殺傷匈奴兵萬餘人，最終因糧草斷絕、援軍未至，被迫投降。

訊息傳回長安，漢武帝大怒，滿朝文武紛紛指責李陵不忠。司馬遷與李陵雖無深交，卻深知其為人，在漢武帝詢問看法時，他坦誠地為李陵辯解。《漢書·司馬遷傳》記載了他的話：“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仆誠私心痛之。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裡，矢儘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李陵侍奉父母孝順，對待士兵誠信，常奮不顧身奔赴國家危難。從他平時的品行看，有國士之風。如今他遭遇不幸，那些隻顧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就趁機誇大他的過失，我實在為他痛心。況且他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牽製數萬大軍，殺死很多匈奴兵，他轉戰千裡，箭射完了，冇有進退之路，士兵們空著手冒死殺敵，即便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但戰功足以昭示天下，他之所以不死，想必是想找機會報答漢朝。”

這番話觸怒了漢武帝，他認為司馬遷是在為李陵開脫，甚至諷刺李廣利（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此次出征戰績平平），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交由廷尉審理。廷尉杜周秉承上意，將他定為“誣罔”之罪，按律當斬。

漢朝律法規定，死罪可通過三種方式免死：繳納五十萬錢贖罪、接受宮刑，或伏法受誅。司馬遷家境貧寒，無力籌錢；若伏法，父親的遺願、自己的修史理想便會化為泡影。痛苦中，他想到了許多先賢：“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些人忍辱負重成就大業的故事，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氣。他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他選擇了宮刑，選擇用“苟活”的方式，完成未竟的事業。

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司馬遷出獄，被任命為中書令。這個職位掌管宮廷文書，通常由宦官擔任，對他而言，又是一次公開的羞辱。但他已將個人榮辱拋諸腦後，全身心投入到《史記》的撰寫中，他在《報任安書》中說：“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出獄後的十年間，司馬遷埋首書案，日夜筆耕。他整理皇家藏書閣的典籍，結合早年漫遊蒐集的民間傳說、實地見聞，以及對曆史事件的細緻考證，日以繼夜地撰寫《史記》。

《史記》最初名為《太史公書》，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分為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部分：本紀記帝王事蹟，世家述諸侯與重要家族，列傳記各類代表人物，表梳理曆史年表，書記述天文、曆法、禮樂、經濟等製度。這種紀傳體體例，是司馬遷的首創，能更全麵地展現曆史全貌。

撰寫過程中，他堅持記錄曆史真相。寫劉邦，既記他推翻秦朝、建立漢朝的功績，也記他市井氣的一麵；寫項羽，既讚他“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氣概，也如實記錄他剛愎自用、兵敗自刎的結局。他筆下的“鴻門宴”，項羽的優柔寡斷、劉邦的機警隱忍、張良的運籌帷幄、樊噲的勇猛豪爽，一個個鮮活的人物躍然紙上；“荊軻刺秦王”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悲壯，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

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司馬遷撰寫《史記》時，擔心書稿被漢武帝銷燬，特意抄寫了兩份。一份藏在京城家中的牆壁裡，另一份交給女兒司馬英保管。司馬英後來嫁給了楊敞，楊敞在漢昭帝時官至丞相。司馬遷去世後，漢昭帝派人尋找書稿，司馬英將珍藏的副本獻出，《史記》才得以逐漸流傳。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記》基本完成。《史記》完成後，司馬遷的行蹤便再無明確記載。

兩千多年過去，司馬遷的生平細節或許已在時光中模糊，但他用血淚寫成的《史記》，卻流傳至今。那些藏在筆墨間的故事，那些曆史人物的悲歡離合，那些王朝的興衰更替，仍在無聲地訴說著過往。而司馬遷的一生，就像他筆下的曆史一樣，留給後人無儘的回味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