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3章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陽，春秋末期楚國苦縣厲鄉曲仁裡（今河南鹿邑）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其思想核心凝練於《道德經》（又稱《老子》）之中，深刻影響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哲學、文化與宗教發展。

關於老子的出生，正史冇有記載載確切時間，相傳老子之母懷胎八十一年，一日在李樹下小憩，夢中見紫氣入懷，驚醒後產下一子。令人驚異的是，嬰兒落地時一副滿頭白髮、麵容佈滿皺紋的老者的模樣，。其父母見狀又驚又奇，因他生而白頭，狀若老人，便取“老”為號，又因生於李樹之下，遂以“李”為姓，“老子”之名便由此而來。

漢代皇甫謐《高士傳》引先秦舊說，推測其生於“楚莊王九年”（約公元前595年），然據孔子問禮時老子已“年五十有餘”的記載推算，學界多認為其生年當在公元前571年左右，這時恰逢春秋中期向晚期過渡之際，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的跡象初現，而楚地作為南方文化重鎮，兼具中原禮樂傳統與巫楚文化的神秘色彩，為老子思想創建提供了土壤。

老子的出生地苦縣厲鄉曲仁裡，地處陳楚交界，彼時屬楚國疆域，據《水經注·陰溝水》記載，苦縣“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注，傳雲老子所穿”，雖廟宇為後世所建，但“九井相通”的傳說，暗含著當地人對老子早年與自然相通的想象。早年的老子，自幼便浸潤在楚地對“道”（宇宙本源）的樸素認知與中原對“禮”（社會秩序）的理性探索之中，《莊子·寓言》載“老子學於常樅”，常樅（又稱商容）相傳為殷商遺老，精通禮樂與天道之學，老子從其受教，不僅習得典章製度的精髓，更承襲了對天地運行規律的探索精神。

從《道德經》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論述，可推見其早年對自然現象的細緻觀察。楚地多山林川澤，春日草木萌發，秋日萬物凋零，晝夜交替，四季輪轉。相傳老子少年時曾居於苦縣東的隱陽山，每日觀日出日落，察河水奔流，見河水雖柔，卻能穿石破岩，遂生“柔弱勝剛強”的感悟，《道德經》有雲“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青年時期的老子，已顯露出對“禮”的深刻思考。當時中原各國仍奉行周禮，而楚國作為“蠻夷”之國，雖效仿中原禮樂，卻多有變通。老子目睹諸侯以“禮”為名爭奪霸權，禮器淪為炫耀實力的工具，內心漸生對形式化禮樂的質疑。據《孔子家語·觀周》記載，老子早年曾遊曆周都洛邑附近，目睹周天子祭祀天地時，禮官嚴格遵循繁瑣儀節，卻神情淡漠，流於敷衍，這讓他意識到“禮之本”不在外在形式，而在內心的敬畏與自然的秩序，所以他後來與孔子論禮時會有“禮，與其奢也，寧儉”的觀點。

中年的老子，因學識淵博、通曉古今，被舉薦出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這一職位相當於今日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兼檔案館館長，掌管著周王朝曆代的典籍、檔案、禮製文書與天文曆法資料。《史記》稱其“居周久之”，他在洛邑任職長達三十餘年，這段經曆是其思想成熟的關鍵時期。

周王室自平王東遷後，雖勢力衰微，但守藏室中仍儲存著自夏、商、周以來的珍貴文獻，包括《詩》《書》《禮》《樂》的古本，以及記載天文、曆法、占卜、曆史的甲骨銘文與簡牘。老子每日沉浸其中，上溯黃帝、堯、舜的治世之道，下察夏桀、商紂的亡國之因，對“興衰治亂”的規律有了係統認知。

在守藏室任職期間，老子不僅研讀文獻，更參與王室的禮製研討。周景王時期（公元前544年—公元前520年），曾欲鑄大鐘“無射”，大臣伶州鳩以“樂與天地同和”勸諫，認為不合音律的大鐘會擾亂天地之氣，老子對此深表認同。《道德經》中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的論述，可見老子在周室任職時，已將禮樂製度與天地自然的規律相聯絡，形成“天人合一”的初步認知。

老子在周室任職期間，最具曆史意義的事件便是與孔子的問禮對話。此次會麵的時間，據《史記·孔子世家》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相互印證，是在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時年孔子34歲，老子已年近54歲，一位是嶄露頭角的儒家學派創始人，一位是深諳古今禮製的學界泰鬥，兩人的對話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千古佳話。

當時，孔子率弟子南宮敬叔前往洛邑，先拜會周大夫萇弘請教樂律，而後登門拜訪老子。初見老子時，孔子執弟子禮，恭敬問道：“丘聞之，先生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願受教焉。”老子見孔子謙遜好學，亦以禮相待，兩人於堂中對坐，展開深入探討。

孔子首先問及“喪禮”：“昔者先王製禮，今有人死，其親人不忍速葬，久殯不葬，禮可得乎？”老子答道：“喪禮之核心，在‘哀’與‘敬’，不在時日之長短。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葬武王於畢，殮以冕服，陪葬以明器，非以珍寶示富，乃以儘敬也。若親人哀慼發自內心，即便速葬，亦合禮；若流於形式，久殯無益。”

隨後孔子又問“周禮之本”：“丘欲複周禮，以匡天下之亂，然諸侯不聽，何也？”老子聞言，沉吟片刻，道：“子所言周禮，乃文王、武王之治，然今周室衰微，諸侯爭霸，時異則事異矣。夫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因地製宜，因時製宜，方為正道。你看那樹木，幼苗時需扶持，長成大樹則需任其生長；人之初，需禮教引導，然若禮教成為束縛，便失其本意。”他直視孔子，語重心長地說：“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今之世，周室已微，你欲以一己之力複周禮，如以卵擊石。且君子處世，當知‘深藏若虛’——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你過於彰顯自己的主張，恐招禍患。”

臨彆之際，老子送孔子至門外，又贈言曰：“吾聞之，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回到魯國後，對弟子感歎道：“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這番評價，足見老子思想對孔子的震撼，也印證了此次問禮的真實性與深刻影響——它不僅是兩位思想家的個人交流，更是儒道兩家“入世”與“出世”、“重禮”與“貴道”思想的首次碰撞。

老子在周室任職三十餘年，親曆了周景王死後的“王子朝之亂”。周景王欲立庶子王子朝為儲，未及實施便去世，王子朝與嫡子王子猛（後為周悼王）、王子匄（後為周敬王）爭奪王位，引發內亂，王子朝兵敗後，攜周室大量典籍逃往楚國，史稱“王子朝奔楚”。此事對老子打擊極大，他畢生守護的典籍散失，而周王室內部的權力鬥爭，讓他徹底看清“禮崩樂壞”已不可逆轉。

《史記》載“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並未明言具體時間，結合王子朝奔楚（公元前516年）與孔子周遊列國（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4年）的時間線推測，老子辭官當在公元前485年左右，此時他已年近八十，曆經數代周天子的更迭，目睹周室從勉強維持到分崩離析的全過程。相傳他辭官時，周敬王曾挽留，許以高位厚祿，老子卻答道：“昔者堯治天下，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飲甘食淡，而天下太平；今之王室，宮室華美，百姓疾苦，吾居其位，不能救民，何忍再享其祿？”遂決然離去，踏上歸隱之路。

離周時，老子出洛邑南門，一路向西，途中，他見百姓因戰亂流離失所，餓殍遍野，更堅定了“反戰”“無為而治”的思想，《道德經》中“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的論述，正是他對亂世景象的沉痛反思。

老子西行途中，最富傳奇色彩的事件，便是“西出函穀關”。函穀關位於今河南靈寶市，是當時秦、晉、豫三地的交通要衝，地勢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時任函穀關關令的尹喜，是一位精通天文曆法、崇尚道家思想的學者。

尹喜平日喜好觀察天象，某日清晨，他登關樓眺望，見東方有紫氣橫貫天際，綿延數千裡，直達函穀關，不禁驚歎：“紫氣東來，必有聖人過關！”遂下令關吏：“今日若有老者西出，勿放行，速報於我。”當日午後，老子拄杖而來，仙風道骨，鶴髮童顏，關吏見狀，急忙通報尹喜。

尹喜見老子氣質非凡，便上前躬身行禮：“先生非尋常之人，東方紫氣隨先生而來，想必是有道之士。願先生著書，以啟後人。”老子起初推辭：“吾一生無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萬物自有其理，著書立說，反而侷限大道。”尹喜堅持道：“先生若不著書，我便不敢放行，非為阻攔，實為天下求道。先生之學，若能傳於後世，可使君王少施苛政，百姓少受疾苦，此乃功德無量之事。”

老子見尹喜誠懇，便應允了他。老子在函穀關停留三月，寫下兩篇著作：上篇言“道”，論述宇宙本源、自然規律，即後世所稱《道經》；下篇言“德”，論述為人處世、治國理政的原則，即《德經》，合稱《道德經》。

著書完成後，老子將書稿交予尹喜，便拄杖西行，出關而去。尹喜得書後，如獲至寶，不僅自己潛心研讀，還將書稿抄錄多份，傳於弟子，使《道德經》得以流傳後世。

老子西出函穀關後，史書對他的事蹟就冇有了確切記載，這一點我已經在前文說過，就不再重複了。

無論老子的最終結局如何，他留下的《道德經》，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瑰寶。這部著作雖篇幅簡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智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揭示宇宙生成規律；“無為而無不為”闡述治國與處世的辯證法則；“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體現矛盾轉化的哲學思想。這些思想不僅影響了莊子、列子等道家後學，更滲透到儒家、法家等學派的理論體係中，成為中國哲學的重要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