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2章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與孔子並稱“孔孟”，被後世尊為“亞聖”。

孟子的先祖是春秋時期魯國“三桓”之一的孟孫氏，至孟子父輩時，已淪為普通士族，遷居鄒國，孟子尚在繈褓之中時，父親孟激便因病離世，撫養幼子的重擔，全落在了母親仉氏肩上。

最初，孟子住在鄒國城北的墓地附近。墓地旁常有送葬隊伍往來，哭聲、輓歌不絕於耳。孩童天性好模仿，孟子便與鄰裡小兒聚在一處，“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模仿送葬者的哭號、抬棺者的步伐，甚至用泥土堆砌墳墓，玩起“喪葬遊戲”。一日，孟母路過孩童嬉戲之地，見兒子彎腰模仿大人叩拜哭喪，“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孟母當機立斷，決定搬遷。

這次搬到了鄒國城內的集市旁。孟子每日穿梭於集市之間，耳濡目染下，又開始模仿商人的模樣：手持木棍當作算盤，與同伴扮演“買主”“賣主”，高聲吆喝“布匹便宜賣”“糧食新鮮”，甚至學著商人斤斤計較的神態，為一文錢的“交易”爭執不休。

“此亦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孟母再次帶著孟子搬家。這一次，她將家搬到了鄒國城南的學宮附近。學宮是當時傳播知識、教授禮儀的場所，每日清晨，學子們身著儒衫，手持簡牘，列隊進入學宮；課間休息時，學子們或在庭院中練習揖讓進退之禮，或圍坐討論《詩》《書》中的義理。孟子站在學宮牆外，目不轉睛地望著這一切，學著學子的模樣，整理衣裳，拱手作揖，口中唸唸有詞，背誦著聽到的詩句。

孟母遠遠望見，終於露出欣慰的笑容：“此真可以居吾子矣。”此事在《列女傳·母儀傳》中明確記載：“孟子生有淑質，幼被慈母三遷之教。”《三字經》中“昔孟母，擇鄰處”的名句，更讓這段故事流傳千古。

遷居學宮旁後，孟子便進入學宮求學，起初興致盎然，每日早出晚歸，誦讀《詩》《書》，研習禮儀。可是孩童天性貪玩兒，難免有感到厭倦之時。一日，孟子中途逃學歸家，恰遇孟母正在家中織布。

見孟子提前歸家，孟母並未動怒，隻是放下手中的梭子，轉身從牆角拿起一把剪刀，朝著織布機上正在編織的布匹剪去。“哢嚓”一聲，經緯交錯的絲線斷裂，即將織成的布匹瞬間散落，成為一堆無用的亂絲。孟子見狀大驚，撲上前拉住母親的手，問道：“母為何斷此布也？此布即將織成，剪斷豈不可惜！”

孟母手持剪刀，神色凝重地對孟子說：“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她指著散落的絲線，緩緩道：“夫布，始於縷，成於織，累寸積尺，方得成匹，可用以製衣、易物。今吾斷之，前功儘棄，數月辛勞皆為徒勞。汝求學亦然：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勤學不息，方能成聖賢之材，居則安寧，動則遠害。若今日輟學，半途而廢，與吾斷此布何異？終將淪為市井庸人，不免於廝役之苦，又何以實現胸中抱負？”

孟子心中羞愧不已。他明白了求學之路如織布，需持之以恒，若中途放棄，此前所學皆會付諸東流。自此，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再也不敢有絲毫懈怠。他每日天未亮便起身誦讀，深夜仍在燈下鑽研典籍，遇有不解之處，便主動向學宮先生請教，學問日漸精進。《韓詩外傳》中詳細記載了這一典故，而“斷機教子”也成為中國曆史上母親教育兒子的典範。

後來，孔子之孫子思在魯國開設私學，傳承孔子儒學，聲名遠播。孟子離開鄒國，前往魯國，拜入子思門下（一說為子思弟子之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受業子思之門人”），係統研習儒家典籍。

在子思的教導下，孟子深入研讀《詩》《書》《禮》《樂》等典籍，學識有了進一步提高。在魯國求學期間，孟子還曾遊曆孔子故裡曲阜，拜謁孔子廟堂。孟子心中湧起強烈的使命感，孔子終其一生未能實現“克己複禮”的理想，而他，要繼承孔子的衣缽，將“仁”的思想發揚光大。

學成之後，孟子回到鄒國，開始招收弟子，傳播儒學。

戰國中期（約公元前320年前後），孟子已過不惑之年。此時的天下，諸侯爭霸進入白熱化階段：魏國經“馬陵之戰”慘敗後國力大衰，齊國在齊威王、齊宣王統治下日益強盛，秦國推行商鞅變法後崛起西陲，楚國則據有江南之地虎視中原。

然而孟子深知，戰國亂世，百姓流離失所，“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唯有推行“仁政”，才能從根本上終結戰亂。懷著“平治天下”的理想，孟子告彆故鄉，率領公孫醜、萬章等數十位弟子，踏上了周遊列國的征程。他的足跡遍佈梁、齊、宋、滕、薛等國，足足遊曆了二十餘年。

孟子周遊的第一站，是梁國（即魏國，因都城遷至大梁而改稱梁）。當時在位的梁惠王（魏惠王），已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者。他即位之初，魏國曾是中原霸主，然曆經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兩次慘敗，不僅失去了大片土地，更損兵折將，國力一落千丈。梁惠王心中充滿焦慮與不甘，急於尋求強國之策，聽聞孟子這位“孔門傳人”到來，便迫不及待地召見了他。

此次會麵，《孟子·梁惠王上》有詳細記載。梁惠王見孟子入殿，便起身相迎，開口便問：“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在這位飽經戰亂的君主眼中，“利”是富國強兵的關鍵——土地之利、兵力之利、財富之利，唯有獲得實實在在的“利”，才能抵禦強敵，重振魏國雄風。

麵對梁惠王的“利”之問，孟子卻給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他上前一步，拱手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緊接著，他展開了一番振聾發聵的論述：“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的意思是，若君主開口便談“利”，大夫、士人、百姓便會紛紛效仿，人人皆以逐利為目標，最終必然導致“上下交爭利”，國家陷入混亂——諸侯為爭奪土地而戰，大夫為爭奪權力而弑君，百姓為爭奪財富而爭鬥。相反，若君主以“仁義”為本，關愛百姓，百姓自然會感念君主的恩德，擁戴君主；大夫以“仁義”為準則，自然會忠誠於君主，輔佐國家。“仁義”看似無形，卻能凝聚人心，這纔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當年，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真的被深深震撼到了，兩千多年前的人把如何治理國家看的多麼透徹，一個國家，隻有以民為本，儘量讓自己的民眾不必為自身的生存勞碌，才能激發他們心中的仁義，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過分強調利益，就會上行下效，人人以逐利為根本目的，社會風氣如何，可想而知了！

梁惠王聽後，沉默良久。他並非不認同孟子的道理，隻是魏國此時麵臨的是生存危機，西邊被秦國侵占河西之地，東邊被齊國擊敗，南邊受楚國威脅，若不儘快“獲利”強兵，隨時可能被鄰國吞併。孟子的“仁義”之道，如同文火煲湯，需長期滋養方能見效，而他需要的是“猛藥治病”，快速提升國力。因此，儘管梁惠王對孟子以禮相待，卻始終未采納其“仁政”主張。

此後，孟子在梁國停留期間，多次與梁惠王論政。一次，梁惠王帶著孟子來到梁國的皇家園林“梁囿”，感慨道：“賢者亦樂此乎？”孟子趁機勸諫：“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他以商紂王的“鹿台”與周文王的“靈囿”對比，指出君主的快樂應建立在百姓的快樂之上，若百姓安居樂業，君主遊覽園林，百姓會一同歡樂；若百姓困苦不堪，君主獨自享樂，便是“獨樂”，終會失去民心。

不久後，梁惠王去世，其子梁襄王即位。孟子拜見梁襄王後，對弟子感歎：“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認為梁襄王缺乏君主的氣度與遠見，更不可能推行“仁政”。於是，孟子離開梁國，前往齊國。

當時的齊國，在齊宣王統治下，國力強盛，都城臨淄是戰國時期的文化中心，稷下學宮彙集了天下賢才，荀子、鄒衍等名士皆曾在此講學。齊宣王雖不如齊威王雄才大略，卻也有“喜文學遊說之士”的雅量，聽聞孟子到來，便派人將他迎入臨淄，尊為“客卿”，給予優厚待遇。

一日，齊宣王召見孟子，問了一個與梁惠王相似卻更具體的問題：“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是春秋時期的“霸主”，通過“尊王攘夷”、武力征伐確立霸權，是戰國諸侯效仿的榜樣。

孟子答道：“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他明確表示，孔子的弟子從不談論齊桓公、晉文公的“霸道”事蹟，若非要談，不如談談“王道”，以“仁政”統一天下的道理。

齊宣王好奇地問：“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答道：“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民”，即關愛百姓，讓百姓安居樂業，這便是“王道”的核心。齊宣王又問：“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毫不猶豫地回答：“可。”

齊宣王不解，問：“何由知吾可也？”孟子便講述了一件齊宣王的往事：“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這件事是齊宣王的親身經曆：一次，有人牽著一頭牛經過朝堂，準備用牛的血祭祀新鑄成的鐘（釁鐘）。齊宣王見牛嚇得渾身發抖，心生憐憫，說：“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毫無罪過卻要死去。”下人問是否要廢除釁鐘之禮，齊宣王說：“怎麼能廢除呢？用羊代替牛吧。”

孟子指出齊宣王對牛的憐憫，便是“惻隱之心”，而“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君主既然有“仁心”，若能將這份“仁心”推及百姓，便是“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孟子·梁惠王上》）他進一步為齊宣王描繪了“仁政”的具體圖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番論述，將抽象的“仁政”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民生措施，讓百姓有土地耕種、有衣物禦寒、有食物果腹，再通過教育教化百姓，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教。齊宣王聽後，不禁感歎：“善哉言乎！”他被孟子描繪的理想圖景打動，卻冇有推行“仁政”，對他而言，“霸道”帶來的領土擴張、霸權地位，遠比“王道”的長遠效益更具吸引力。

齊宣王雖未采納孟子的“仁政”主張，卻對他的學識與辯才十分欣賞，曾多次與孟子探討治國之道，甚至詢問孟子“卿”的職責與地位。一次，齊宣王問：“卿不同乎？”孟子答道：“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他解釋說，貴戚之卿是君主的宗族親戚，若君主有大過，便要反覆勸諫，若君主不聽，甚至可以“易位”；而異姓之卿，若君主有過勸諫不聽，便可以離開。

齊宣王聽到“易位”二字，臉上“勃然變乎色”。孟子卻毫不畏懼，進一步闡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他認為，君臣關係是相互的，君主若不尊重臣子、不采納正確的建議，臣子便有權利選擇離開。

在齊國期間，孟子還曾與稷下學宮的學者展開論辯。當時，淳於髡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儀質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答：“禮也。”淳於髡又問：“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坦然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他認為，禮儀是為人處世的準則，但在特殊情況下，應懂得變通，以挽救生命為首要原則。這番“權變”之論，展現了孟子思想的靈活性，也讓他在稷下學宮中贏得了尊重。

孟子在齊國停留數年，始終未能說服齊宣王推行“仁政”，這時一件事的發生，讓他徹底下定決心離開。公元前314年，燕國發生內亂，燕王噲將王位禪讓給相國子之，引發太子平與子之的混戰，百姓流離失所。齊宣王趁機派兵攻打燕國，很快攻占燕國都城。

孟子得知後，立即勸諫齊宣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孟子·梁惠王下》）他認為，齊國攻打燕國，應以“救民於水火”為目的，安撫燕民，恢複秩序，而非掠奪土地與財富。若齊宣王能推行“仁政”，善待燕民，燕民便會擁戴齊國，甚至主動歸附；若貪圖私利，必然引發燕民反抗。

然而，齊宣王不僅冇有采納孟子的建議，反而在燕國大肆掠奪，殺戮百姓。結果正如孟子所料，燕民紛紛起來反抗，其他諸侯國也趁機出兵乾涉，齊國被迫從燕國撤軍，以失敗告終。

看著自己的主張被棄之不顧，看著齊國在霸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孟子徹底失望。他向齊宣王辭去“客卿”之職，決定離開齊國。齊宣王雖不願孟子離開，卻仍不願推行“仁政”，隻是想以重金挽留孟子。孟子拒絕了，說：“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離開臨淄後，孟子一行人來到齊國邊境的晝邑（今山東淄博附近）。孟子在晝邑停留了三晚，遲遲不願動身。弟子公孫醜不解，問：“弟子聞之，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答道：“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誌，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誌也。”隨後，他又感歎：“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誌。”（《孟子·公孫醜下》）

“三宿而出晝”的徘徊，是孟子對齊宣王最後的期許，他希望齊宣王能幡然醒悟，派人追回他，采納他的“仁政”主張。然而，直到離開晝邑，也未見齊國的信使前來。那一刻，孟子心中的最後一絲希望破滅，他“浩然有歸誌”，踏上了前往他國的道路。

滕國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小國，地處齊、楚兩大強國之間，國土狹小，國力微弱。當時在位的滕文公，在即位前曾在宋國見過孟子，對孟子的思想深為認同。

孟子到了滕國之後，滕文公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向他詳細闡述了“仁政”中的“製民之產”，並提出了“井田製”的構想：“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彆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張將土地劃分爲九塊，形如“井”字，中間的一百畝為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種；周圍的八百畝為私田，歸八家所有。百姓先耕種公田，再耕種私田，既能保證國家稅收，又能讓百姓有恒產，實現“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和諧景象。

滕文公深受觸動，決定在滕國推行“井田製”。他下令丈量土地，劃分井田，組織百姓按“井田製”耕種。一時間，滕國境內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鄰裡互助的景象，孟子的“仁政”思想終於得到了初步實踐。然而，滕國的弱小註定了這場試驗的失敗，齊國、楚國對滕國虎視眈眈，隨時可能發動進攻。孟子曾勸滕文公“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梁惠王下》），希望他能依靠百姓的支援抵禦外敵，但滕國國力實在有限，最終還是在戰國諸侯的兼併戰爭中被滅亡，“井田製”的試驗也隨之夭折。

離開滕國後，孟子又曾前往薛國（今山東滕州附近），薛國君主孟嘗君田文以禮相待，卻隻是將孟子視為“名士”供奉，並未采納其思想。此時的孟子，已年過花甲，二十餘年的周遊列國，讓他看透了諸侯的本質——在弱肉強食的戰國時代，“仁政”理想如同水中月、鏡中花，難以實現。於是，他帶著弟子，踏上了返回故鄉鄒國的道路。

回到鄒國時，孟子已是兩鬢斑白的老者。二十餘年的奔波勞碌，未能讓他實現“平治天下”的理想，但他並未沉淪。相反，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講學授徒與著書立說中，希望通過教育傳承思想，讓“仁政”理想在後世得以實現。《孟子·儘心上》中記載他的話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對此時的孟子而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便是他最大的快樂。

孟子回到鄒國後，開設學館，招收弟子。由於他在列國間的聲望，加之其學識淵博，很快便吸引了大批學子前來求學，其中不乏公孫醜、萬章、樂正子、公都子等日後的儒家名士。

在教育弟子過程中，孟子進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體係。針對當時告子“性無善無不善”的觀點，孟子提出“性善論”，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為例：“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醜上》）他認為，人看到小孩將要掉入井中，都會產生憐憫之心，這種心情並非為了討好小孩父母、博取鄉黨讚譽，而是源於人性本善的“惻隱之心”。以此為基礎，他提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認為這“四端”是人性中固有的善的萌芽，隻要“擴而充之”，便能成為仁人君子，君主若能將“四端”擴而充之，便能推行“仁政”。

針對弟子萬章“堯以天下與舜，有諸”的疑問，孟子闡述了“天與之，人與之”的觀點，指出君主的權力並非來自世襲，而是來自百姓的認可，進一步深化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這些與弟子的論辯，不僅讓弟子們深刻理解了儒家思想，更成為《孟子》一書的重要素材。

隨著年歲漸高，孟子深知自己時日無多，便決定與弟子一同編撰書籍，將自己的思想與言論整理成冊，結成《孟子》一書。

此書以孟子的言論、與諸侯的對話、與弟子的論辯為主要內容，由弟子公孫醜、萬章等人協助整理。全書共七篇，分彆為《梁惠王》《公孫醜》《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儘心》，每篇又分上下兩卷，共十四卷。

《孟子》一書，不僅是孟子個人思想的結晶，更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書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打破了“君權神授”的傳統觀念，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性善論”為儒家的道德修養提供了理論基礎，影響了後世儒家學者對人性的認知；“仁政”主張雖在戰國時期未能實現，卻成為後世明君治國的重要參考。

據《史記》記載，約在公元前289年，孟子終老於鄒國。他去世後，弟子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繼續傳播他的思想。然而，在孟子去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思想並未得到廣泛認可。

直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孟子的地位才逐漸提升。東漢時期，《孟子》一書被列為儒家經典之一；唐代，韓愈在《原道》中提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將孟子視為儒家道統的繼承人，與孔子並列。

到了宋代，孟子的地位達到頂峰。北宋程頤、程顥兄弟推崇孟子思想，認為孟子“性善論”是對孔子思想的重要發展；南宋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孟子的思想成為後世學子修身治學的核心內容。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孟子被朝廷追封為“鄒國公”；元至順元年（1330年），又被加封為“亞聖公”，自此，“亞聖”之稱流傳千古，孟子與孔子並稱“孔孟”，成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