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野史大甩賣 第8章 蘭亭序真跡下落之謎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暮春，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的蘭亭溪畔，時任右軍將軍的王羲之，在四十二位名士的宴集酣暢間，提筆蘸墨，揮就一篇324字的序文。這篇因“曲水流觴”雅集而生的《蘭亭集序》，以“遒媚勁健、飄若浮雲”的筆力，被後世尊為“天下第一行書”，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的巔峰之作。

然而，這幅書法真跡，卻在千年曆史長河中失去蹤跡，隻留下“神龍本”“定武本”等數十種摹拓本，它的下落，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千古懸案。

東晉永和九年三月初三，正值古人“上巳節”祓禊祈福之日。王羲之與當時的名士謝安、孫綽、支遁等四十二人，齊聚會稽山陰的蘭亭。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眾人沿曲水而坐，將盛酒的觴置於水麵，任其順流而下，觴停之處，飲酒賦詩，是為“曲水流觴”。

當日共成詩三十七首，眾人商定將詩作結集，需一篇序文記其事、述其誌。此時的王羲之已酒意酣然，他取鼠須筆，濡染濃墨，在特製的蠶繭紙上奮筆疾書。筆鋒流轉間，或輕若蟬翼，或重若崩雲，二十餘個“之”字，筆法各異，無一雷同，既顯自然天成之趣，又藏匠心獨運之妙。全文28行，324字，一氣嗬成。

《晉書·王羲之傳》載：“羲之醉後，乃書《蘭亭序》，醒後複書數十百遍，終不及之。”王羲之自感此作乃“神助”而成，非人力可及，遂將其視作家族至寶，秘不示人。

王羲之去世後，真跡傳於其子王獻之，王獻之再傳於侄王楨之，曆經七代。

至南朝梁時，真跡傳至王羲之七世孫智永手中。智永為隋代高僧，居會稽永欣寺，精研書法，相傳其學書三十年，退筆成塚。因智永無子嗣，便將真跡托付給弟子辯才和尚。辯才深知此卷的珍貴，為防被盜搶，特意在永欣寺方丈室的房梁上鑿出暗格，將《蘭亭序》真跡藏於其中。

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異常癡迷，他曾直言：“朕於王氏書法，情有獨鐘，凡其真跡，必欲得之。”在位期間，他下詔在全國範圍內搜求王羲之墨跡，凡獻寶者，皆重賞。據《唐會要》記載，太宗時期共蒐集到王羲之書法真跡三千餘幅，唯獨缺少那幅最珍貴的《蘭亭序》真跡。

經多方打探，太宗得知《蘭亭序》真跡在會稽永欣寺辯才和尚手中。他隨即下詔，召辯才入京，詢問真跡下落。辯才和尚稱：“先師智永圓寂前，曾言此卷在南朝末年戰亂中遺失，早已不知所蹤。”太宗雖然不信，但也冇有什麼證據證明真跡在辯才和尚手中，隻得將其放回寺中。

此後，太宗又兩次下詔索要，辯才堅稱已經遺失。太宗想強取又恐失民心，亦怕辯才情急之下毀去真跡，遂召宰相房玄齡商議對策。房玄齡進言：“辯才和尚好棋藝、喜詩文，可派一智勇雙全之人，假扮文人書生，以交友為名接近他，伺機取之。”太宗聽罷，當即選定監察禦史蕭翼擔此重任。

蕭翼接旨後，喬裝成一位落魄的江南書生，攜帶幾件王羲之的墨跡，前往會稽。他每日到永欣寺遊玩，因棋藝高超，漸與同樣好棋的辯才相識。兩人時常對弈品茗，談詩論書，相處甚歡，漸成知己。

一日，蕭翼故意拿出所帶的王羲之書法作品，歎息道：“此乃先父遺留的王氏墨跡，是我最珍貴的東西。”辯纔看後，搖頭笑道：“君之所藏，確是右軍筆法，但是在王大家作品裡麵，隻能歸於下乘。”蕭翼故作驚訝，追問：“大師何以知之？莫非見過右軍真跡？”

辯纔此時已把蕭翼視為知己好友，又被激起好勝之心，道出實情：“貧僧藏有《蘭亭序》真跡，乃先師智永所傳。”蕭翼假意不信，稱“天下恐無此真跡”。辯才為證所言非虛，便登上房梁，從暗格中取出《蘭亭序》真跡。

蕭翼見真跡在手，當即臉色一變，亮出太宗詔書，說道：“奉聖旨前來取《蘭亭序》真跡，大師可隨我入朝覆命。”辯才見狀，驚怒交加，卻已無力迴天，隻能隨其赴京獻寶，返回寺院後就一病不起，不久便鬱鬱而終。

蕭翼攜《蘭亭序》真跡回京，太宗見之大喜，當即加封蕭翼為員外郎，並賞賜大量金銀綢緞。此後，太宗將真跡“置之座側，朝夕觀覽”，時常對著墨跡揣摩筆法，甚至親自臨摹。

太宗曾命當時的書法名家馮承素、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等人，分彆臨摹《蘭亭序》。其中，馮承素采用“雙鉤填墨”法摹寫，最貼近真跡原貌，因摹本上有唐代“神龍”年號的印璽，後世稱之為“神龍本”，成為流傳最廣、最受推崇的摹本。太宗將這些摹本與拓本分賜給皇子、重臣，《蘭亭序》的書法影響力自此傳遍天下。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病重，臨終前對太子李治（即唐高宗）留下遺詔：“《蘭亭序》真跡，當隨吾入葬昭陵，伴吾長眠。”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太宗下葬時，《蘭亭序》真跡被置於其玉枕之下，一同封入昭陵地宮。

五代後梁時期，耀州節度使溫韜以“盜墓聞名”（就是《畫江湖之不良人》中溫韜的原型，動畫中溫韜是不良人組織的天捷星校尉，代號“盜聖”，擅長盜墓與尋龍定穴，這與原型的曆史記載是一致的）。據《新五代史·溫韜傳》記載，溫韜在鎮守關中的七年裡，“悉發唐帝陵，取其金寶”，關中地區的十八座唐代帝陵，無一倖免，昭陵也未能逃過劫難。

溫韜盜墓後，曾將所盜文物一一登記造冊。據其出土清單記載，昭陵地宮內“鐘繇、王羲之紙墨筆跡，如新手書”，明確提及了王羲之的很多真跡，卻唯獨冇有《蘭亭序》真跡的記錄。這一矛盾，讓《蘭亭序》真跡的下落變得撲朔迷離，若真跡隨太宗入葬，為何溫韜的清單中冇有記載？

圍繞溫韜盜墓清單，後世學者對《蘭亭序》真跡的去向提出了四種主要推測：

推測一：真跡仍藏昭陵隱秘之處

部分學者認為，溫韜盜墓時的主要目標是金銀珠寶，對書畫等文物並不重視，且昭陵地宮結構複雜，很可能存在溫韜未發現的隱秘墓室。太宗或許早已預料到墓穴被盜的風險，將《蘭亭序》真跡藏於隱蔽的地方，未被溫韜察覺。

推測二：李治調包，真跡流出昭陵

北宋文學家蔡挺在《蔡寬夫詩話》中提出，唐高宗李治或許並未真正遵旨將真跡殉葬。他推測，李治本身也非常喜愛《蘭亭序》，可能以一件摹本替代真跡，將真跡留在了宮中，後可能傳入武則天手中。這一說法得到部分學者支援，認為以李治的性格，確實存在“違逆父命”的可能。

推測三：真跡被毀

溫韜出身武夫，文化素養極低，對書畫文物的價值認知有限。有學者推測，溫韜在盜墓時，可能將《蘭亭序》真跡當作普通廢紙，或因紙張脆弱在搬運中損毀，或被其隨意丟棄，最終化為塵土。

-推測四：鄭玄素證言與真跡散佚

據《太平廣記》記載，溫韜的外甥鄭玄素曾隨溫韜一同進入昭陵地宮，親眼見過《蘭亭序》真跡，“紙墨尚新，字如龍鳳飛舞”。但溫韜後來因謀反被誅殺，其所盜文物也被瓜分散佚，《蘭亭序》真跡可能在此時流入民間，後因戰亂等原因徹底失蹤。

四種推測各有依據，卻都缺乏確鑿證據，昭陵之下的《蘭亭序》真跡，如同被曆史迷霧籠罩，真假難辨。

從晚唐開始，另一種關於《蘭亭序》真跡下落的說法逐漸流傳：真跡並未藏於昭陵，而是被武則天帶入了乾陵。

宋代文人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曾提及“或言《蘭亭序》在乾陵”，米芾在《書史》中也記載“《蘭亭序》真跡，為則天所秘藏，後隨葬乾陵”。

這種說法也並非捕風捉影，史書記載，武則天酷愛書法，尤其推崇王羲之。她在位期間，曾多次下詔搜求王氏墨跡，還命宮廷畫師、書法家臨摹《蘭亭序》達百卷之多，分賜各地寺院與重臣。若李治真以摹本調包真跡，將其留在宮中，作為李治皇後的武則天，極有可能將真跡據為己有。以武則天的權勢與對書法的癡迷，將《蘭亭序》真跡作為自己的陪葬品，完全是可能的。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陵，位於陝西乾縣梁山。乾陵因山勢險峻、結構堅固，且設有多重防盜機關，成為唐十八陵中唯一一座未被成功盜掘的陵墓。據《新唐書》記載，五代時期溫韜曾試圖盜掘乾陵，“鑿山數丈，遇風雨大作，不得入而止”；民國時期，軍閥孫連仲也曾以軍事演習為名，用炸藥轟炸乾陵，仍未能打開地宮。陵墓的完好儲存，為《蘭亭序》真跡的留存提供了必要條件。

1965年，郭沫若在《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中，明確提出“《蘭亭序》真跡藏於乾陵”的觀點。他認為，乾陵地宮規模宏大，遠超昭陵，且武則天在《述聖記》碑文中隱含“雙聖共藏天下至寶”的隱喻，《蘭亭序》作為“天下第一行書”，必然是其陪葬品之一。

儘管這種說法有諸多合理之處，但乾陵至今未被髮掘，所有推測都隻能停留在理論層麵。關於是否發掘乾陵，學界始終存在巨大爭議：支援者認為，發掘乾陵不僅可能找到《蘭亭序》真跡，還能揭開更多唐代曆史謎題；反對者則強調，以目前的文物保護技術，無法確保地宮中文物（尤其是書畫、絲綢等有機質文物）的安全，一旦發掘，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損壞。

無論《蘭亭序》真跡是否尚存於世，它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圖騰。那些流傳於世的摹本，雖非真跡，卻將王羲之的書法藝術傳承至今。

從“神龍本”的飄逸靈動，到“定武本”的古樸雄渾，每一種摹本都承載著後人對《蘭亭序》的想象與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