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壽四年(公元604年)七月十三日,大興城仁壽宮,在位二十三年的隋文帝楊堅駕崩,享年六十四歲。
千百年來,圍繞楊堅之死的爭議從未停歇:《隋書》中“暴崩”二字背後是否暗藏隱情?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記載的“血濺屏風”的弑父細節,是史實還是對楊廣抹黑?
本文將根據《隋書》《北史》《資治通鑒》等正史,結合唐宋文人筆記、明清話本小說等文獻,儘量給大家重現曆史的真相。
要解開楊堅死因之謎,先得從皇儲之爭說起,開皇元年(公元581年),楊堅建立隋朝,立嫡長子楊勇為皇太子。據《隋書·房陵王勇傳》記載楊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就是說楊勇“很愛學習,擅長寫文章辭賦,性格寬厚仁愛”,深得楊堅信任,讓他參與朝政決策。然而,楊勇後來的行為失當,引發楊堅與獨孤皇後的不滿。
《隋書》記載,楊勇“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就是說他做事隨性,不懂得掩飾自己:他曾在蜀地出產的鎧甲上裝飾花紋,違背了楊堅“節儉治國”的理念,遭楊堅斥責“此乃雕蟲小技,非經國之大體”,意為“這隻是微不足道的技藝,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大事”;還有,他冷落正妃元氏,寵愛側妃雲昭訓,導致元氏鬱鬱而終,這觸碰了獨孤皇後的底線。獨孤皇後生性厭惡妾室,堅信“夫婦之道,同體君臣”,認為皇子寵愛側妃、冷落正妻會引發嫡庶之爭,動搖國本。
而晉王楊廣則善於“偽裝之術”。他“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他每次入宮覲見,都與正妃蕭氏一同前往,刻意塑造“夫妻和睦”的形象;麵對楊堅夫婦的賞賜,他“悉散之,以樹私恩”,甚至故意將府中樂器的弦弄斷、蒙上灰塵,以示自己“不好聲色”。《隋書·煬帝紀》載其“矯情飾詐,肆厥奸回”,可正是這種表演,讓獨孤皇後逐漸萌生“廢勇立廣”的想法。
楊廣還聯合越國公楊素、大理少卿楊約等重臣,不斷在楊堅麵前詆譭楊勇。
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楊堅下詔“廢勇為庶人”,十一月立楊廣為皇太子。詔書之中,楊堅痛斥楊勇“性情愚鈍,冇有仁孝之名,親近小人,任用奸邪之徒”。
仁壽四年(公元604年)正月,楊堅因“疾甚”,前往仁壽宮避暑,命皇太子楊廣監國。
值得注意的是,楊堅在病重期間,曾召回廢太子楊勇,《隋書·房陵王勇傳》中提及“上寢疾,征勇入侍”,可見楊堅在臨終前對儲位決策已有悔意。而這恰恰成為楊廣動殺機的直接原因,若楊堅真的複立楊勇,楊廣數年的經營將付諸東流,甚至可能性命不保。
在《隋書·高祖紀》中,關於楊堅之死是這樣記載的:“夏四月乙卯,上不豫。秋七月乙未,日有蝕之。甲辰,上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意思是“夏季四月乙卯日,隋文帝身體不適。秋季七月乙未日,發生日食。甲辰日,隋文帝因病情加重,躺在仁壽宮,與文武百官訣彆,握著大臣們的手歎息流淚。丁未日,在大寶殿駕崩,享年六十四歲。”從這段文字來看,楊堅就是病死的。
但在《隋書·後妃傳·宣華夫人陳氏》中,卻出現了耐人尋味的記載:“及上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容華夫人俱侍疾。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岩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閣為敕書訖,示左仆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彆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這段記載翻譯過來就是說“隋文帝因病重臥床在仁壽宮,宣華夫人與容華夫人都在身邊侍奉。清晨,宣華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楊廣逼迫,她奮力抗拒才得以脫身,回到隋文帝的病榻前。隋文帝奇怪她神色異常,詢問原因。宣華夫人流淚說:‘太子對我無禮。’隋文帝憤怒地說:‘這畜生怎麼配托付國家大事!獨孤皇後害了我!’於是叫來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岩,說:‘召見我的兒子!’柳述等人準備去叫太子楊廣,隋文帝說:‘是楊勇。’柳述、元岩走出宮殿擬好詔書,拿給左仆射楊素看。楊素把這件事告訴了太子楊廣,楊廣派心腹張衡進入寢殿,隨後命令宣華夫人及其他侍奉的宮女嬪妃,全部搬到彆的房間。不久就聽到隋文帝駕崩的訊息,但冇有立即公佈喪事。”
這段記載冇有直接說楊廣弑父,卻通過“太子逼奸宣華夫人”“楊堅欲召楊勇”“楊素報信太子”“張衡入寢殿”“俄聞上崩”等情節,將楊廣與楊堅之死緊密關聯。尤其是“張衡入寢殿”與“俄聞上崩”的時間銜接,暗示了張衡可能執行了弑父行動,張衡後來被楊廣以“誹謗朝政”的罪名賜死,臨終前曾“大呼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意思是我為彆人做了那樣的事,怎麼可能指望活得長久!,這番話不由讓人浮想聯翩。
北宋司馬光編撰的《資治通鑒》,對楊堅之死的記載進行了更加詳細完整的記載,大致經過是:“隋文帝在仁壽宮病重,尚書左仆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岩都進入內殿侍奉,召皇太子楊廣住進大寶殿。太子擔心隋文帝發生不測,需要提前做好防備,親手寫信密封後派人詢問楊素;楊素逐條列出應對事項回覆太子。宮人不慎把回信送到了隋文帝的寢宮,隋文帝看後極為憤怒。天剛亮,陳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逼迫,她抗拒後得以脫身,回到隋文帝身邊。隋文帝奇怪她的神色,詢問原因,陳夫人流淚說:‘太子無禮!’隋文帝更加憤怒,捶著床說:‘這畜生怎麼配托付國家大事!獨孤皇後害了我!’於是叫來柳述、元岩說:‘召見我的兒子!’柳述等人準備去叫太子,隋文帝說:‘是楊勇。’柳述、元岩走出宮殿擬寫詔書。楊素得知後,立刻告訴太子楊廣,楊廣假傳聖旨逮捕柳述、元岩,關進大理獄;又調東宮士兵駐守皇宮,宮門出入都由宇文述、郭衍指揮;命令親信右庶子張衡進入寢殿侍奉隋文帝,把所有後宮人員都趕到彆的房間;不久,隋文帝駕崩。因此朝廷內外對此各種各樣的議論。”
相較於《隋書》,《資治通鑒》增加了三個關鍵細節:一是楊廣與楊素的“密信往來”被楊堅發現,二是楊堅“抵床大怒”的激烈反應,三是楊廣“矯詔控製宮廷”的具體行動。
根據《資治通鑒考異》的記載,司馬光主要參考了兩部文獻:一是隋末唐初趙毅的《大業略記》,二是唐代馬總的《通曆》。《大業略記》記載:“高祖在仁壽宮,病甚,煬帝侍疾,而高祖美人陳氏、蔡氏皆有寵。煬帝乃召陳氏,陳氏素畏煬帝,不往。煬帝怒,令左右執陳氏,強之。陳氏不受,煬帝縊殺之,然後奏高祖。高祖聞之,怒,欲召勇,煬帝懼,乃密令張衡進毒藥。高祖暴崩。”《通曆》則記載:“上有疾,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召太子入臥內。太子既入,遣張衡入拉帝,血濺屏風,冤痛之聲聞於外。”
不過,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的根本目的並非“還原史實”,而是“以史為鑒”。司馬光希望通過楊廣弑父的故事,警示後世君主“修身齊家”、太子“恪守孝道”,因此在敘事中強化了楊廣的“奸惡”,使得故事更具道德教化意義。這種“教化優先”的編撰理念,導致《資治通鑒》中的“弑父”情節帶有一定的文學演繹色彩,不能完全等同於史實。
唐代文人劉知幾在《史通·疑古》中,對《隋書》中楊堅之死的記載提出質疑:“隋史所書,皆稱煬弑。夫以萬乘之主,死於一夫之手,其故何哉?蓋由史官曲筆,以媚新朝。”
北宋文人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將楊廣與五代時期的“弑父暴君”相提並論,稱“隋之亡,起於煬帝弑父”。
南宋文人胡三省在為《資治通鑒》作注時,對“楊廣弑父”的史料來源進行了細緻辨析。他在注中引用《隋書》《大業略記》《通曆》等文獻,指出“諸書所載,互有異同,難以定其虛實”,但同時也認為“煬帝之惡,不可殫述,弑父之事,蓋有之矣”,這種“雖無確切證據,然其惡行足以支撐此說”的觀點,代表了唐宋文人對這一懸案的主流態度。
到了明清時期,“楊廣弑父”的故事逐漸從史論走向民間,成為話本小說的熱門題材。這些作品在正史記載的基礎上,加入了大量虛構情節,將曆史懸案演繹為充滿戲劇衝突的故事。
明代通俗小說《隋唐兩朝誌傳》中,對“楊廣弑父”的描寫極為細緻:“楊廣見宣華夫人美貌,遂起淫心,逼之不從,夫人奔告楊堅。堅大怒,欲召楊勇。楊廣知之,急召楊素、張衡商議。張衡曰:‘事急矣!請以藥酒進之。’楊廣然其計,令張衡攜藥酒入寢殿。楊堅見藥酒,疑之,不飲。張衡怒曰:‘陛下不飲,臣當強進!’遂以藥酒灌之,楊堅大叫一聲,氣絕而亡。”
我們綜合以上所有證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楊廣應該冇有親自動手弑父,這種說法更大的可能是唐代統治者為了證明自己取代隋朝是天命所歸,隋煬帝楊廣是無道之君,但換一個角度來說,楊廣當時已經掌握了朝政大權,在楊堅病重後,難免會使用一些手段推動了楊堅的死亡進程。
曆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秦始皇號稱千古一帝,統一六國,秦朝卻曆二世而亡,僅僅存在了15年;隋文帝文治武功,建立了大一統的隋朝,卻也隻存續了38年,其中原因,不由讓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