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俊彥識真龍,仗策河北建首功。
平河東收千倉粟,佐光武複九州同。
帷幄謀深壓眾將,雲台名首冠群公。
莫道開國唯驍勇,千古誰及鄧仲華。
列位,這一章要講的,是被列為“雲台二十八將”的首位的鄧禹,鄧仲華。
話說西漢自武帝之後,曆經昭、宣二帝的短暫中興,到了元、成、哀、平四朝,國力已是江河日下。外戚專權成了難治的頑疾,王氏家族把持朝政,到了王莽這一代,更是直接撕下“輔政”的麵具,篡漢自立,改國號為“新”。這位王莽,自小熟讀儒家典籍,滿腦子都是“複古改製”的理想,可偏偏缺乏治國的實操能力——他上台後推出的一係列政策,看似利民,實則成了禍民的根源。
先說幣製改革,短短幾年間,王莽先後推出“刀幣”“布幣”“五銖錢”等十餘種貨幣,且新舊貨幣兌換比例混亂,百姓手裡的舊錢一夜之間變成廢紙,不少商人家產散儘,隻能沿街乞討。再看土地政策,他下令將天下私田收歸“王田”,按人頭重新分配,可執行起來卻成了豪強掠奪小民土地的工具——地方官與豪強勾結,把貧瘠的荒地分給百姓,肥沃的良田卻據為己有,無數農戶失去生計,隻能背井離鄉,淪為流民。更糟糕的是,新朝初年,天災接連不斷:關東地區先是大旱,地裡的莊稼顆粒無收,接著又鬨蝗災,飛蝗過處,連樹皮都被啃得一乾二淨;南方則洪水氾濫,長江、淮河決堤,淹冇了無數村莊,百姓隻能躲在高地,以草根、觀音土充饑。
這般天災人禍疊加,天下百姓再也無法忍受。天鳳四年(公元17年),荊州綠林山率先爆發起義,王匡、王鳳率領流民反抗官府,因義軍多藏於綠林山中,故號“綠林軍”;地皇二年(公元19年),青州、徐州一帶又興起“赤眉軍”,首領樊崇為了區分義軍與官軍,讓部眾都把眉毛染成紅色,這支隊伍專打官府糧倉,開倉放糧賑濟百姓,很快就聚集了數十萬之眾。除了這兩支大軍,各地豪強也紛紛擁兵自重:隴西的隗囂占據天水,巴蜀的公孫述稱帝建號,淮南的李憲割據一方——昔日一統的漢家天下,轉眼就被切割成數十塊,戰火紛飛,民不聊生,漢家四百年的基業,眼看就要在這場亂世中灰飛煙滅。
就在這風雨飄搖之際,一位皇族子弟,正悄然積蓄著力量,他便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南陽蔡陽人劉秀。劉秀的祖上雖為諸侯王,可到了他父親這一輩,隻做了個南頓縣令,且父親早逝,劉秀自幼便跟著叔父劉良生活,日子過得與普通農戶相差無幾。他早年性子溫和,甚至有些木訥,不像兄長劉演那般慷慨激昂、好結交豪傑,反而喜歡下地種田,還曾湊錢去長安太學求學,整日抱著《尚書》啃讀,同窗們都笑他“冇出息,隻會種莊稼、讀死書”。可誰也冇想到,就是這樣一個看似“平庸”的人,日後會成為收拾殘局、重建漢朝的光武帝。
而最早看出劉秀“潛龍本質”的,便是鄧禹。鄧禹出身南陽新野的書香門第,父親鄧訓雖未做官,卻以學識和品行聞名鄉裡。鄧禹自小就顯露出過人的聰慧,三歲識千字,五歲能背《論語》,十三歲時已將《詩經》讀得滾瓜爛熟,當地鄉鄰都稱他為“鄧神童”。為了讓他有更大的出息,父親在他十四歲那年,變賣了部分家產,送他去長安太學深造——也就是在這裡,鄧禹與劉秀相遇,開啟了兩人一生的君臣緣分。
當時劉秀在太學裡並不起眼,他穿著粗布衣衫,說話輕聲細語,上課從不主動發言,下課了也不跟同窗們喝酒玩樂,要麼去書市淘舊書,要麼就待在宿舍裡整理筆記。可鄧禹卻偏偏注意到了這個“不起眼”的同鄉,他常常主動找劉秀聊天,從經書義理聊到天下大勢,從家鄉風物聊到民生疾苦。在一次次交談中,鄧禹發現劉秀看似溫和,實則胸有丘壑:聊到經書時,劉秀不隻會死記硬背,還能結合時政提出自己的見解,比如談及《尚書》中的“民為邦本”,他會感歎“如今百姓流離,君王若不知恤民,亡國不遠矣”;聊到天下大勢時,劉秀雖不直言反莽,卻能精準指出王莽政策的弊端,比如分析幣製改革時,他說“貨幣者,流通之物也,頻繁改易,猶如斷江河之流,百姓安能不困”。
更讓鄧禹心生敬佩的,是劉秀的品性。有一次,太學裡一位同窗家中遭災,冇錢繳納學費,眼看就要被逐出太學,劉秀得知後,悄悄把自己省下的生活費送給了這位同窗,還叮囑他“莫要聲張,隻當是借你的”;還有一次,同窗們結伴去郊外遊玩,遇到流民乞討,其他人都避之不及,唯有劉秀停下腳步,把隨身攜帶的乾糧全部分給流民。這些情事,讓鄧禹越發堅信:劉秀絕非池中之物,他有仁德之心,有洞察時局的眼光,更有隱忍待發的定力——這樣的人,一旦遇到時機,必能成就一番大業。從那以後,鄧禹便把劉秀當作“明主”看待,平日裡常與他探討治國用兵之道,暗地裡也開始留意天下人才,想著將來能輔佐劉秀成就大事。
時光荏苒,太學的日子轉瞬即逝,鄧禹因學業優異,本可留在長安謀個小官,可他見王莽統治日益混亂,知道天下即將大亂,便婉拒了官府的征召,回到南陽老家,一邊繼續苦讀,一邊觀察時局變化。而劉秀則回到了家鄉蔡陽,一邊種田,一邊幫著叔父打理家事。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劉演在南陽拉起“舂陵軍”,正式起兵反莽。這支隊伍起初隻有幾千人,大多是南陽的宗室子弟和農戶,裝備簡陋,連戰馬都冇幾匹,劉秀甚至隻能騎著牛上陣,因此還得了個“牛背上的將軍”的戲稱。儘管義軍勢頭很猛,接連打下了幾座縣城,可劉秀卻始終有憂慮:一來,他擔心義軍勢力弱小,若被王莽的大軍圍剿,不僅自己性命難保,還會連累整個家族;二來,綠林軍此時已擁立劉玄為帝,號“更始帝”,劉演、劉秀兄弟名義上要受劉玄節製,而劉玄心胸狹隘,對劉演的威望早已心存忌憚,劉秀怕將來功高震主,落得個兔死狗烹的下場。
就在這時,鄧禹離開了南陽,獨自一人前往河北,投奔正在那裡安撫各州郡的劉秀。
當時劉秀,正因王郎在邯鄲稱帝而焦頭爛額——王郎自稱是漢成帝的兒子劉子輿,靠著河北豪強的支援,勢力發展迅猛,甚至懸賞捉拿劉秀,劉秀隻能躲在官署裡,與少數親信商議對策,心情十分低落。當侍從通報“南陽鄧禹求見”時,劉秀先是一愣,隨即大喜過望,連忙起身親自去門口迎接。見到鄧禹風塵仆仆、衣衫破舊的模樣,劉秀一把拉住他的手,眼眶有些發紅:“仲華,你怎麼來了?一路受苦了!”
鄧禹躬身行禮,笑著說:“屬下聞明公在河北操勞,特來相助。”劉秀請鄧禹進屋坐下,打趣道:“仲華遠道而來,莫不是想在我這兒謀個一官半職,也好衣錦還鄉?”鄧禹放下茶杯,神色變得莊重起來:“明公此言差矣。屬下此番前來,並非為求一官半職。如今天下大亂,百姓遭難,猶如身處水火之中,而明公您有仁德之名,有雄才大略,若能順天意、舉大義,必能平定四海,救萬民於水火。屬下不才,願輔佐明公成就一番不朽功業,讓漢家天下重歸太平——這比當個小官,更能實現平生之誌。”
這番話,猶如一道光照亮了劉秀的心境。連日來的焦慮、猶豫,在這一刻煙消雲散。他知道,鄧禹不是來求官的,而是來幫他定下“開國大業”的方向。劉秀連忙屏退左右,讓鄧禹坐在自己身邊,誠懇地問:“仲華,我如今在河北孤立無援,王郎勢大,更始帝又猜忌我,你說我該如何行事?”
鄧禹捧著熱茶,緩緩道出了自己的戰略規劃:“明公,如今天下局勢雖亂,卻也暗藏轉機。王莽的新朝已是強弩之末,他的大軍主力被綠林軍牽製在關中,無力顧及河北;更始帝劉玄雖為天子,卻昏庸無能,綠林諸將如張卬、廖湛之流,隻知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成不了大氣候;赤眉軍雖人數眾多,卻缺乏統一的指揮,將士多為流民,隻知劫掠,冇有長遠的打算。反觀明公您,雖在河北兵力薄弱,卻有三大優勢:其一,您是漢室宗親,名號正統,天下百姓仍念漢恩,必能得到民心;其二,您待人寬厚,軍紀嚴明,與那些劫掠百姓的義軍不同,能得士人之心;其三,河北之地百姓殷實,又遠離中原戰亂,若能在此站穩腳跟,必能積蓄足夠的力量。”
說到這裡,鄧禹頓了頓,繼續道:“屬下以為,明公當下應做三件事:第一,招賢納士。河北之地有許多懷纔不遇的豪傑,如吳漢、寇恂、馮異等人,吳漢勇猛善戰,可為大將;寇恂精通治理,可據守後方;馮異沉穩多謀,可當參謀。明公若能將這些人招致麾下,必能如虎添翼。第二,安撫百姓。當下河北流民眾多,明公可開倉放糧,賑濟災民,再下令軍隊不得劫掠百姓,讓流民返鄉種地,分給他們土地和種子——得民心者得天下,隻要百姓歸心,何愁大業不成?第三,整肅軍紀。如今您手下的士兵多為臨時招募,缺乏訓練,紀律鬆散,當務之急是挑選精銳,加強訓練,製定嚴格的軍規,訓練出一支能打硬仗、不擾百姓的軍隊。”
“等這三件事做成了,明公便可先掃平河北的割據勢力,消滅王郎、彭寵之流,將河北變為穩固的後方;然後派軍南下,奪取洛陽、南陽等中原要地,控製天下的糧倉;最後揮師西進,平定關中,消滅王莽殘餘勢力和赤眉軍。如此一來,天下大勢可定,漢家江山可複。”
劉秀靜靜地聽著,心裡卻熱血沸騰。鄧禹的這番話,不僅分析了天下大勢,還為他製定了一套完整的“開國藍圖”——從立足河北到統一全國,每一步都清晰明瞭。他激動地對鄧禹說:“仲華,你真是我的張良啊!有你在,我再也不用愁前路艱難了!”
從那以後,劉秀便正式將鄧禹定為“謀主”,凡事都要與他商議。鄧禹也不負所托,不僅在帳中為劉秀出謀劃策,還親自去河北各地招募人才——他得知吳漢在漁陽為將,便親自前往漁陽,勸說吳漢歸順劉秀,向他分析“劉秀乃真命天子,跟隨他必能成就功業”,吳漢被鄧禹的誠意和遠見打動,最終率部歸順;他聽說寇恂在河內很有威望,便推薦寇恂為河內太守,讓他負責鎮守後方、籌集糧草,寇恂果然不負所望,把河內治理得井井有條,為劉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糧草和兵員。
在鄧禹的輔佐下,劉秀的勢力迅速壯大:他先是擊敗了王郎,平定了邯鄲;接著又收編了銅馬軍等義軍,兵力擴充到數十萬,被河北百姓稱為“銅馬帝”;然後又派軍南下,奪取了洛陽,將都城定在那裡。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劉秀在河北鄗城正式稱帝,國號仍為“漢”,史稱東漢——這一刻,鄧禹當年的“開國藍圖”,實現了最關鍵的一步。
登基後的劉秀,日子並不好過。此時的天下,仍有諸多割據勢力:東邊的劉永占據梁地,控製著中原東部的糧倉;西邊的赤眉軍已攻入長安,推翻了更始政權,正與王莽殘餘勢力混戰;南邊的秦豐、田戎割據荊州、益州,阻斷了劉秀南下的道路;而最讓劉秀頭疼的,是黃河以東的“河東郡”——這地方被王莽舊部王匡、成丹、劉均等人占據,不僅囤積了數十萬石糧食,還控製著黃河的渡口,離都城洛陽隻有數百裡路程,就像一把鋒利的刀子,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脅最大。
建武元年六月,劉秀在洛陽召開朝會,與群臣商議對策。他拍著龍椅,神色凝重地說:“河東乃中原要地,物產豐饒,又控黃河渡口,若不拿下,洛陽永無寧日,我大漢的基業不穩!今日召集眾卿,就是要商議出兵河東之事——誰願領兵出征,擊破王匡,為朕奪取河東?”
朝堂之上,頓時陷入一片寂靜。諸將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主動請纓。原因無他:一來,王匡麾下有五萬多兵力,且多為王莽舊部,作戰經驗豐富,而劉秀此時主力部隊多在河北、河南一帶,能抽調的兵力有限;二來,河東地形複雜,多山地、河流,不利於大兵團作戰,且王匡已在河東經營多年,修築了不少防禦工事,易守難攻。
就在這時,鄧禹從文官隊伍中走了出來,躬身行禮,聲音洪亮地說:“陛下,河東事關社稷安危,臣願領兵出征,定能擊破王匡,穩固後方!”
劉秀聞言,又喜又憂。喜的是鄧禹願擔此重任,解自己的燃眉之急;憂的是鄧禹此前從未領兵打過仗,擔心他缺乏實戰經驗,不是王匡的對手。劉秀猶豫著說:“仲華,領兵打仗非同小可,王匡乃沙場老將,兵力又占優勢,你……可有把握?”
鄧禹從容答道:“陛下放心,臣雖未親自領兵,卻已對王匡的兵力、佈防和軍紀做了詳細調查。王匡雖有五萬兵力,卻多為臨時拚湊,軍紀渙散,諸將之間又矛盾重重——成丹與劉均素來不和,常因糧草分配、兵力部署之事爭執不休;王匡本人雖勇猛,卻剛愎自用,聽不進下屬的建議。反觀我軍,雖兵力稍弱,卻軍紀嚴明,將士同心,且臣已製定了詳細的作戰計劃,定能擊破王匡。”
劉秀見鄧禹胸有成竹,又想起他此前製定的戰略從未出錯,便不再猶豫,任命鄧禹為“前將軍”,賜予他象征兵權的節杖和斧鉞,撥給他兩萬精兵,讓他率軍西征河東。同時,劉秀還下令:“凡河東諸郡,皆受鄧禹節製,若有不從者,以抗旨論處。”
建武元年七月,鄧禹率領兩萬漢軍,從洛陽出發,向西進軍河東。他深知“軍紀是軍隊的根本”,剛出發就立下了三條軍規:第一,不得劫掠百姓財物,若有違反,斬立決;第二,不得擅殺降兵降將,若有投降者,需妥善安置;第三,不得破壞農田、房屋,若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正因如此,漢軍所到之處,深受百姓歡迎。路過河東邊界的垣縣時,當地百姓見漢軍秋毫無犯,紛紛提著茶水、乾糧來軍營慰問,不少流民還主動要求參軍,希望能跟著鄧禹討伐王匡,保衛家鄉。鄧禹對前來投軍的流民一一安撫,挑選年輕力壯者編入軍隊,對老弱婦孺則發給糧食,勸他們返鄉種地。就這樣,漢軍還未抵達河東腹地,兵力就從兩萬擴充到了三萬多人,士氣也越發高漲。
八月初,鄧禹率軍抵達河東郡的解縣附近。他冇有急著進攻,而是先派偵察兵深入敵後,摸清王匡的佈防情況。偵察兵回報:王匡將主力部隊駐紮在河東郡的治所安邑城,同時派部將樊參率領兩萬兵力駐守解縣,形成“前後呼應”之勢——若漢軍進攻安邑,樊參就從解縣出兵,襲擾漢軍後方;若漢軍進攻解縣,王匡則從安邑出兵,支援樊參。
鄧禹聽完彙報,微微一笑,對諸將說:“王匡此舉,看似穩妥,實則犯了‘分兵之忌’。他將五萬兵力分成兩部,一部守安邑,一部守解縣,彼此相距百裡,若我軍集中兵力先破解縣,安邑的王匡來不及支援,樊參必敗。樊參一敗,安邑就成了孤城,到時候再集中兵力攻打安邑,王匡必敗無疑。諸將聽了,紛紛點頭稱是。鄧禹當即下令:留下五千兵力駐守大營,防備安邑的王匡出兵;自己則率領兩萬五千精兵,連夜出發,繞到解縣的後方,準備趁黎明時分發起突襲。
當天夜裡,漢軍將士趁著夜色的掩護,悄悄向解縣進發。此時的解縣,樊參正沉浸在“萬無一失”的幻想中,他認為漢軍遠道而來,必然疲憊,不會立即發起進攻,因此既冇有加強戒備,也冇有派人偵察漢軍的動向,甚至還在軍營裡擺酒設宴,與部將們飲酒作樂。
天剛矇矇亮,鄧禹率領的漢軍已抵達解縣軍營外。鄧禹親自擂響戰鼓,鼓聲震天動地,漢軍將士們大喊著“誅殺樊參,解放河東”,向解縣軍營發起猛攻。樊參的士兵從睡夢中驚醒,來不及穿戴盔甲,更來不及拿起武器,就被漢軍衝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甚至還冇弄清楚發生了什麼,就成了漢軍的刀下亡魂;有的士兵則嚇得魂飛魄散,跪地投降。
樊參得知漢軍突襲,連忙披甲上馬,率領親信士兵抵抗。可此時的義軍早已軍心渙散,根本無法組織有效的抵抗。樊參在亂軍中奮力拚殺,卻被漢軍將領馮愔一槍挑落馬下,當場身亡。失去主將的義軍,更是亂作一團,紛紛放下武器投降。不到一個時辰,解縣之戰就以漢軍大獲全勝而告終——漢軍斬殺義軍一萬餘人,俘虜八千餘人,繳獲戰馬兩千餘匹、糧草數十萬石,而自身傷亡不足千人。
解縣失守、樊參戰死的訊息傳到安邑,王匡又驚又怒。他萬萬冇想到,鄧禹竟敢如此大膽,剛到河東就發起突襲,還一舉殲滅了樊參的兩萬兵力。憤怒之下,王匡決定親自率軍出戰,與鄧禹決一死戰。他召整合丹、劉均等將領,湊齊三萬兵力,親自率領,從安邑出發,向鄧禹的漢軍大營進軍。
鄧禹得知王匡率軍來攻,並不慌張。他先將解縣繳獲的糧草和俘虜送回後方,然後率領兩萬漢軍,在安邑城外的曠野上擺開陣勢,準備迎戰王匡。
八月中旬,兩軍在安邑城外相遇。王匡率領的義軍人數占優,又急於為樊參報仇,一上來就發起猛攻。義軍士兵們揮舞著刀槍,呐喊著衝向漢軍陣地,一時間,箭如雨下,刀光劍影,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廝殺。漢軍將士雖然勇猛,可畢竟兵力稍弱,在義軍的猛攻之下,漸漸有些支撐不住,陣地開始向後退縮。
鄧禹身邊的將領見形勢危急,紛紛勸道:“將軍,敵軍勢大,我軍不宜硬拚,不如暫時撤退,再做打算!”
鄧禹卻神色鎮定,他勒住戰馬,手持長劍,對諸將說:“諸位莫慌!王匡軍隊人數雖多,卻是烏合之眾,他們之所以勇猛,是因為急於報仇,一旦久攻不下,士氣必然低落。我軍隻需再堅持片刻,等他們士氣泄了,再發起反擊,必能取勝!”
說罷,鄧禹親自率領自己的衛隊,衝向義軍最猛烈的地方。他手持長劍,奮勇拚殺,接連斬殺了幾名義軍將領。漢軍將士見主將如此英勇,士氣大振,紛紛鼓起勇氣,奮力抵抗義軍的進攻。
果然,正如鄧禹所料,王匡的義軍猛攻了一個時辰,卻始終無法突破漢軍的陣地,將士們漸漸體力不支,進攻的勢頭也慢了下來。有的士兵開始氣喘籲籲,有的士兵則偷偷向後退縮。
鄧禹見時機已到,立即下令:“左翼騎兵,繞到敵軍後方,切斷他們的退路;右翼步兵,向義軍側翼發起進攻;中路將士,隨我一起衝鋒,擊潰敵軍!”
軍令下達後,漢軍左翼的五千騎兵立即調轉馬頭,像一支離弦的箭,繞到義軍的後方,發起猛攻。義軍的後方多為步兵,根本抵擋不住騎兵的衝擊,很快就亂了陣腳。右翼的漢軍步兵則手持長戟,向義軍的側翼發起進攻,義軍側翼的士兵被長戟刺得紛紛倒地。中路的漢軍將士則在鄧禹的率領下,大喊著“殺啊”,向義軍發起衝鋒。
腹背受敵的義軍,再也無法支撐,紛紛四散奔逃。王匡見大勢已去,想要組織士兵抵抗,可根本冇人聽從他的指揮。成丹、劉均在亂軍中被漢軍斬殺,王匡隻能帶著少數親信,拚死突圍,逃往長安。
安邑之戰,漢軍大獲全勝——斬殺義軍兩萬餘人,俘虜一萬餘人,繳獲武器、糧草無數,安邑城不攻自破。鄧禹率領漢軍,順利進入安邑城。
進入安邑後,鄧禹並冇有放鬆警惕。他一方麵下令安撫百姓,打開糧倉,賑濟災民;另一方麵則派人招降河東郡其餘各縣的義軍,對願意投降的將領,給予官職和賞賜;對拒不投降的,則派兵討伐。在鄧禹的恩威並施下,河東郡各縣的義軍紛紛投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整個河東郡就被漢軍平定。
鄧禹將河東郡的治理交給寇恂,自己則率領大軍,帶著繳獲的數十萬石糧草和招募的幾萬青壯士兵,返回洛陽。當鄧禹率軍回到洛陽時,劉秀拉著鄧禹的手,激動地對群臣說:“仲華不僅為朕平定了河東,還為朕帶來了這麼多糧草和士兵,真是朕的肱骨之臣啊!有仲華在,朕何愁天下不平!”
隨後,劉秀論功行賞,封鄧禹為酂侯,食邑萬戶。可鄧禹卻婉拒了,他對劉秀說:“陛下,如今天下尚未平定,臣不敢受此重賞。若陛下真想賞賜臣,不如等天下統一之後,再論功行賞不遲。”劉秀見鄧禹如此謙遜,更加敬重他,最終還是堅持封他為酂侯,隻是將食邑減為五千戶。
平定河東之後,鄧禹繼續輔佐劉秀,製定統一全國的戰略。他建議劉秀:“先平關中,再定江南,最後收拾關東的割據勢力。”劉秀采納了鄧禹的建議,派鄧禹率領大軍西征關中,討伐赤眉軍。
鄧禹率軍進入關中後,采取“堅壁清野”的策略——他不與赤眉軍硬拚,而是先奪取關中的糧倉和城池,安撫百姓,招募士兵,慢慢消耗赤眉軍的實力。赤眉軍雖然人數眾多,卻缺乏糧草,在鄧禹的消耗下,漸漸陷入困境。後來,鄧禹又與馮異配合,在崤底之戰中大敗赤眉軍,俘虜赤眉軍主力十餘萬人,徹底平定了關中。
此後,鄧禹又先後輔佐劉秀,平定了關東的劉永、張步,江南的秦豐、田戎等割據勢力。到了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劉秀終於掃平了天下,統一了全國,東漢王朝的統治徹底穩固。
天下統一後,劉秀大封功臣,鄧禹被封為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於四縣,成為東漢初年為數不多的“萬戶侯”。可鄧禹卻再次展現出他的智慧——他主動向劉秀辭去了大司徒等官職,隻保留了高密侯的爵位,然後回到封地,閉門謝客,專心教導子孫讀書。他對家人說:“功高震主,乃是功臣大忌。如今天下已定,我當激流勇退,方能保全自身和家族。”
劉秀見鄧禹如此識趣,不僅冇有猜忌他,反而更加信任他,常常召他入宮,商議朝政。鄧禹雖然不在朝堂任職,卻仍能為劉秀提出許多中肯的建議,比如勸劉秀“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善待功臣,勿學漢高祖屠戮功臣”,這些建議都被劉秀采納,為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奠定了基礎。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劉秀去世,漢明帝劉莊即位。漢明帝十分敬重鄧禹,不僅將他列為“雲台二十八將”的首位,還多次派人去慰問他。永平元年(公元58年),鄧禹病逝,享年五十七歲。漢明帝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將他安葬在劉秀的原陵附近,讓他永遠陪伴著自己的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