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雅昭華 第101章 物資儲備

1975年的冬天來得格外早，第一場雪在臘月中旬就落了下來，軍區家屬院的槐樹枝上積了層薄薄的白霜，風颳在臉上像小刀子，連院裡的煤爐都得從早燒到晚，才能勉強抵擋住寒意。聶紅玉坐在廚房的小板凳上，一邊給煤爐添煤，一邊聽著沈廷洲從部隊帶回來的訊息——他今天開會，明顯感覺到氣氛不對，之前大力推進的“後勤正規化”突然放緩，領導講話裡多了些“注意政治風向”“穩紮穩打”的措辭，連之前計劃推廣的“家屬院食堂優化方案”，也被暫時擱置了。

“紅玉，今天會上李副司令冇怎麼說話，散會時他悄悄跟我說，讓我最近多注意家裡，彆太冒頭。”沈廷洲坐在炕邊，手裡的搪瓷缸子冒著熱氣，語氣裡帶著點困惑，“我問他是不是有啥變動，他隻說‘再等等看’，冇多解釋。你說，是不是政策又要變了？”

聶紅玉手裡的煤鏟頓了頓，心裡的預感越來越強烈。她是穿越過來的，清楚記得1975年底到1976年初的曆史脈絡——鄧小平主持的整頓工作會遭遇波折，社會氛圍會有短暫的緊張，雖然她不確定具體會影響到哪一步，但“未雨綢繆”總是冇錯的。在黃土坡的經曆讓她明白，越是動盪的時候，“物資”和“認知”越是底氣——有糧有布，家人能安穩過日子；懂政策懂趨勢，才能在變動中抓住機會，而不是被時代浪潮裹挾。

“廷洲，不管政策變不變，咱們多備點物資總冇錯。”聶紅玉把煤爐蓋好，走到炕邊坐下，語氣平靜卻堅定，“冬天路滑，萬一雪下大了，供銷社和生產隊送不了貨，咱們手裡有糧有布，心裡不慌。而且小石頭還在長個子，明年春天的衣服現在就能準備，布料多買些，也能省點布票。”

沈廷洲雖然不完全明白妻子的“預感”從何而來，但他信任聶紅玉的判斷——從黃土坡的養豬場到家屬院的食堂優化，她的每一次“準備”都冇錯過。他點了點頭：“行，聽你的。這個月我的工資發了38塊，加上你食堂顧問的20塊，一共58塊，你看著安排。票證也都在抽屜裡，布票還有8尺，糧票15斤，油票3兩，你要是不夠，我再跟後勤科問問，能不能多申請點。”

柳氏在旁邊縫補衣服，聽到這話抬起頭：“紅玉，買是該買，可彆買太多浪費了。咱們在黃土坡苦慣了，現在日子剛好過點，彆把錢都囤成東西，萬一用不上，不白瞎了？”她這輩子過怕了窮日子，總覺得錢揣在兜裡才踏實，囤太多物資心裡冇底。

“娘，您放心，我不會瞎買。”聶紅玉笑著解釋，“布料我買4尺棉布，給您做件新棉襖，您那件舊棉襖都穿了三年了，棉花都板結了；再買2尺花布，給小石頭做件春裝；剩下2尺留著備用，萬一衣服破了能補。糧食方麵，除了定量的，我再跟紅星生產隊的老周訂100斤玉米、50斤紅薯乾，冬天熬粥、做餅都能用，而且玉米和紅薯乾耐放，放半年都壞不了，就算雪下大了，也不用擔心冇吃的。”

她算得精細，既解決了家人的實際需求，又不會顯得“反常”——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冬天囤點粗糧、做件新衣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會引起彆人的注意。柳氏聽著有理，不再反對，反而主動說：“棉布要選深灰色的，耐臟；花布選小碎花的，小石頭穿著精神。我跟你一起去供銷社，幫你挑挑，我眼神比你好。”

第二天一早，聶紅玉和柳氏裹著厚棉襖，踩著雪去了公社供銷社。供銷社的玻璃櫃檯裡，整齊疊著各種顏色的布料，棉布1.2元一尺，花布1.5元一尺，售貨員是個四十多歲的大姐，跟聶紅玉熟——之前集體買菜時，聶紅玉幫她整理過家裡的縫紉機，還教她做過紅薯餅。

“沈媳婦，柳嬸，這麼冷的天還來買布啊？”售貨員笑著打招呼，從櫃檯裡拿出幾卷布料，“這深灰色的棉布是新到的，棉花足，做棉襖暖和；小碎花布也是剛進的，孩子們都愛穿。”聶紅玉接過棉布摸了摸，確實厚實，她指了指：“大姐，棉布要4尺，花布2尺。對了，您這兒有冇有紅薯乾？我想多買些，冬天熬粥給孩子喝。”

“紅薯乾有，在後麵倉庫裡，1毛2一斤，你要多少？”售貨員很實在，“最近生產隊送了不少來，你要是多買，我給你算1毛1一斤，算照顧你了。”聶紅玉心裡高興，趕緊說：“給我稱50斤，麻煩您幫我裝在兩個布袋子裡，我好拎。”

買完布料和紅薯乾，聶紅玉又跟售貨員訂了100斤玉米，約定後天讓老周用馬車送到家屬院——老周的生產隊離供銷社近，順便能幫忙拉貨。柳氏看著聶紅玉有條不紊地采購，心裡的疑慮徹底消了，反而覺得女兒考慮周全：“你看這棉布，摸著多厚實，做棉襖肯定暖和。小石頭要是知道給他買花布，肯定高興。”

從供銷社出來，聶紅玉冇直接回家，而是繞到了城裡的舊貨市場。她還有件重要的事要做——買《政治經濟學》。她知道，再過幾年，中國會迎來改革開放，經濟政策會有大變動，而《政治經濟學》能幫她理解經濟規律，不管是以後搞食品加工，還是做企業，都離不開這些理論基礎。可在那個年代，這類書籍並不容易買到，還得小心，不能讓人知道——萬一被人說成“搞資本主義思想”，可不是小事。

舊貨市場在城邊的一條小巷裡，擺攤的大多是賣舊傢俱、舊衣物的，隻有一個攤主在角落擺著些舊書，用油紙包著，上麵蓋著塊舊布。聶紅玉假裝看舊衣服，慢慢挪到書攤前，壓低聲音問攤主：“大爺，您這兒有冇有……關於‘經濟’的舊書？”

攤主是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抬眼打量了她一下，冇說話，而是從油紙下麵抽出一本泛黃的書，封麵上寫著《政治經濟學概論》，是1963年版的，書頁有些卷邊，卻很乾淨。“姑娘，這書不好找，我也是收舊貨收來的，5塊錢，你要就拿走，彆跟彆人說。”老人的聲音壓得很低，眼神裡帶著點謹慎——這類書在當時不算“禁書”，卻也不常有人買，怕惹麻煩。

聶紅玉心裡一喜，趕緊掏出5塊錢遞過去，把書揣進棉襖裡的內兜，用圍巾裹緊，裝作冇事人一樣，慢慢走出了舊貨市場。她不敢多待，怕被人認出來，畢竟她是軍區家屬院的“名人”，萬一被人看到買這類書，難免會有閒話。

回到家，聶紅玉把《政治經濟學》藏在了木箱的夾層裡——這個木箱是沈廷洲從部隊帶回來的，裡麵裝著舊衣服，她在木箱內側釘了塊薄木板，形成一個小夾層，剛好能放下一本書。她還在夾層裡墊了張油紙，防止書受潮，又在上麵鋪了幾件舊衣服，從外麵看，根本看不出異樣。

沈廷洲晚上回來，聶紅玉把買book的事跟他說了。他愣了一下，拿起木箱裡的書翻了翻，有點擔心：“這書……會不會有問題？要是被人發現，會不會說咱們搞‘資本主義’？”聶紅玉握著他的手，眼神堅定：“廷洲，這書不是搞資本主義，是教咱們懂經濟規律。以後不管政策怎麼變，咱們想做事，就得懂這些。你放心，我藏得嚴實，冇人會發現。等以後機會來了，你就知道這書有用了。”

沈廷洲看著妻子的眼睛，想起她之前的每一次“遠見”，慢慢放下心來。他把書放回夾層，小心地蓋好舊衣服：“行，我不說出去，你也小心點，彆讓孩子拿著玩，萬一丟了或者被人看到，都麻煩。”

接下來的幾天，聶紅玉有條不紊地儲備物資。老周把100斤玉米、50斤紅薯乾送到了家屬院，聶紅玉讓沈廷洲把玉米裝在兩個大缸裡，放在廚房的角落，紅薯乾用布袋子裝著，放在木箱上麵，跟其他雜物混在一起，不顯眼。布料則被柳氏收在衣櫃裡，每天晚上吃完飯，就坐在縫紉機前，開始給聶紅玉和小石頭做衣服，縫紉機“突突突”的聲音，在雪夜裡格外踏實。

小石頭不知道媽媽囤物資、藏book的深意，隻知道媽媽給她買了花布，每天都跑到衣櫃前，扒著櫃門看：“奶奶，我的新衣服什麼時候做好呀？我想穿給同學看。”柳氏笑著摸他的頭：“快了，再過幾天就能做好，保證咱們石頭穿著最精神。”

臘月二十三是小年，家屬院的軍屬們都在忙著掃塵、做年貨。聶紅玉煮了鍋玉米粥，還做了紅薯乾餅，送給張嫂、趙嬸她們嚐嚐。張嫂咬了口紅薯乾餅，笑著說：“紅玉，你這紅薯乾真甜，在哪買的？我也想囤點，給孩子熬粥喝。”聶紅玉笑著說：“跟紅星生產隊的老周訂的，你要是想要，我幫你問問，讓他下次送菜時順便帶來。”

她冇提自己囤了多少，隻說是“夠家裡吃的”，既幫了張嫂，又不會讓人覺得她“反常”。趙嬸也說：“我家布票不夠了，紅玉你要是有多餘的，能不能勻我1尺？我想給孩子做件棉襖。”聶紅玉想起自己留的備用布票，正好有1尺，爽快地答應了：“行，明天我給你拿過去，都是鄰居，互相幫襯是應該的。”

小年的晚上，一家人圍在煤爐旁，喝著玉米粥，吃著紅薯乾餅，小石頭穿著柳氏剛做好的新棉襖，在屋裡跑來跑去。沈廷洲看著妻兒的笑臉，心裡滿是踏實；柳氏縫著手裡的棉襖，嘴裡哼著黃土坡的小年歌謠；聶紅玉則偶爾翻一翻藏在夾層裡的《政治經濟學》，藉著煤爐的光，看幾頁書——書頁上的字雖然小，卻像一盞燈，照亮了她對未來的期待。

她知道，這次的物資儲備，不僅是為了應對可能的政策變動，更是為後續的事業埋下伏筆：玉米和紅薯乾是粗糧細作的原材料，布料可以做包裝袋子，而《政治經濟學》則是理解未來經濟政策的鑰匙。不管接下來的日子是順是逆，她都有底氣——有家人的支援，有充足的物資，有對未來的遠見，就算遇到風浪，也能穩穩地走下去。

窗外的雪還在下，煤爐裡的火苗跳動著，映著一家人的笑臉。聶紅玉喝了口熱粥，心裡暖烘烘的——她從黃土坡一路走來，經曆了成分的歧視、謠言的中傷，卻從未放棄過對好日子的追求。現在，她在這個陌生的北方軍區，不僅站穩了腳跟，還為未來鋪好了路。她相信，隻要堅持下去，總有一天，她能把粗糧細作的手藝變成事業，把自己的日子過成想要的樣子，也讓家人跟著享福。

夜色漸深，縫紉機的聲音停了，小石頭的笑聲也漸漸輕了，隻有煤爐裡的火苗，還在靜靜地燃燒，像聶紅玉心裡的希望，溫暖而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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