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手覆明 第240章 西洋人來朝

啟明八年，深秋。

當呂宋的香料與白銀如潮水般湧入廣州、月港，當南洋艦隊的捷報與殖民地的圖冊不斷呈送禦前，北京城迎來了一批特殊而引人注目的客人。

這並非尋常的藩屬貢使，而是來自萬裡重洋之外、紅髮碧眼、高鼻深目的西洋使團。

他們的到來，如同一顆投入帝國中心湖麵的異石，激起了遠比南洋戰報更為複雜、微妙且影響深遠的漣漪。

使團主要分為三支，幾乎前後腳抵達，各自心懷鬼胎，卻又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個“東方新帝國”似乎國勢日隆、且對海洋表現出前所未有興趣的時機。

第一支，也是最早抵達、最受矚目的，是葡萄牙國王若昂四世派出的正式使團。

自十六世紀中葉占據澳門以來，葡萄牙人一直小心翼翼地維持著與明廷的貿易關係，雖偶有摩擦，但總體得以“租居”澳門，壟斷對中國貿易的歐洲一端。

明清鼎革，他們一度觀望，後迅速轉向承認大陳，並試圖鞏固在澳門的特權。

此次使團由經驗豐富的貴族費爾南多·德·索薩率領，攜帶了豐厚的禮物（包括自鳴鐘、玻璃器、天文儀器、火繩槍樣本），以及國王的親善國書。

其核心訴求明確：確認並擴大葡萄牙在澳門的居留與貿易特權，尋求與大陳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聯合對抗在東亞日益咄咄逼人的荷蘭人。

第二支，是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派出的商務使團。

儘管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荷蘭總督對呂宋的“大陳插足”和香料貿易競爭深為不滿，但精明的商人們更看重現實利益。

他們看到大陳在擊退西班牙、開拓呂宋中展現的海軍實力，以及中國市場的巨大誘惑。

使團以公司高級商務員彼得·範·德·卡佩勒為首，同樣攜帶重禮（主要是荷蘭產的精密儀器、地圖、呢絨），表麵目的是“增進友好，促進貿易”，實則意在試探大陳對荷蘭的態度，試圖簽訂一個類似葡萄牙的貿易協議，獲取在廣州或廈門等地設立商館的權利，並就南洋的“摩擦”進行交涉，底線是防止與大陳發生直接武裝衝突。

第三支，則有些特殊，是羅馬教廷（天主教）與耶穌會聯合派出的宗教-學術使團。

自利瑪竇、湯若望等先輩以來，耶穌會士一直試圖通過傳播科學知識、結交士大夫、服務宮廷的方式在華傳教，在明清交替中亦努力周旋。

大陳立國後，陳遠對“格致院”和實用技術的重視，讓耶穌會看到了新的機遇。此次使團以德高望重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曆史上稍晚，此處提前）神父為首，成員多為精通數學、天文、地理、火器、醫學的學者型傳教士。

他們的公開目的是“增進東西方學術交流，為皇帝陛下服務”，暗中則希望爭取朝廷對天主教傳教的寬容甚至支援，鞏固耶穌會在宮廷中的地位，並影響這個新興帝國的對外政策，使其傾向於天主教國家（葡、西等）。

三支使團乘坐著各自國家最先進的帆船，曆經數月風浪，先後抵達廣州。

早已接到朝廷諭令的廣東巡撫不敢怠慢，一麵妥善安置，驗看來使文書、禮物，一麵以六百裡加急飛報北京。

陳遠對此事極為重視，下旨：以禮部尚書李邦華總負責接待事宜，鴻臚寺、理藩院協同。

使團由廣東水師護送，沿大運河北上進京。

沿途，這些金髮碧眼的“西洋鬼子”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運河兩岸，百姓扶老攜幼，爭相圍觀，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有好奇，有驚懼，有鄙夷，更有少數見過世麵的商人試圖上前交易。

使團成員也得以親眼目睹這個龐大帝國的內河航運、城鎮風貌、軍備守衛，無不為其幅員之遼闊、人口之眾多、物產之豐饒、秩序之井然而深感震撼。

十一月初，三支使團相繼抵達北京。朝廷將他們安置在會同館內專門的“西洋館”，待遇優渥，但限製其隨意出入，並派有通譯陪同。

按照禮製，外藩朝貢需先學習禮儀，等候皇帝召見。

然而，朝堂之上，對於如何接待這些“不速之客”，早已暗流湧動，分歧巨大。

以李邦華等傳統禮部官員、及部分保守派理學名臣為首的一派，堅持“華夷之辨”，認為西洋諸國“僻處海隅，不知禮義”，其來朝不過是“慕化來王”，理應按照藩屬國的禮節對待。

要求使臣必須行“三跪九叩”大禮，呈遞的國書必須用漢文，且文中不得有與中國皇帝“並列”或“平等”的措辭。

他們強烈反對給予西洋人任何超出於琉球、朝鮮等藩屬的特殊待遇，尤其警惕其“奇技淫巧”和“夷教”蠱惑人心。

另一派，則以陳遠本人、柳如是、徐光啟、以及部分務實派官員為代表。

他們認為，西洋諸國“船堅炮利，不可小覷”，其“天文曆算、機械火器，亦有可采”。

若一味以“天朝上國”自居，強令其行藩屬禮，很可能激化矛盾，斷絕貿易，甚至引發邊釁。

他們主張在維護帝國尊嚴的前提下，采取更靈活、務實的態度，可以參照與北方蒙古、西域諸部“敵國”相交的禮節，進行對等外交，重點在於獲取實利，同時防範其宗教與文化滲透。

還有一派，是以都察院某些禦史、及部分地方士紳為代表的極端排外派。

他們視一切西洋事物為“妖術”、“禍水”，痛斥與西人交往是“以夷變夏”，要求朝廷嚴厲驅逐所有西洋人，禁絕其貿易、書籍、宗教，甚至有人上疏要求“儘逐澳門葡夷，毀其教堂，焚其異物”。

三支西洋使團也在暗中觀察、打聽、並相互提防。葡萄牙人想憑藉“最早來華”和澳門的既成事實，爭取最優惠條件，並離間大陳與荷蘭的關係。

荷蘭人則想打破葡萄牙的壟斷，獲取平等貿易權，並試探大陳對南洋的底線。

耶穌會士們則周旋於各方，試圖充當調解人，並推銷其“學術傳教”路線。

一時間，北京城內暗流洶湧。會同館西洋館內，各國語言低聲交談；禮部衙門，關於禮儀程式的爭論徹夜不休；乾清宮暖閣，陳遠與心腹重臣的密議也頻頻進行。

如何對待這些跨海而來的“西洋夷狄”，不僅關乎“天朝體麵”，更關乎帝國的長遠戰略、經濟利益、文化安全與技術發展。

一場看不見硝煙的外交與思想較量，在紫禁城的紅牆內外，悄然拉開了序幕。

而這場較量的核心，很快便聚焦於一個看似形式、實則至關重要的問題——朝覲禮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