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 第9章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春風吹遍了大江南北，政策一條條落地，舊日子像被風吹皺的水麵，再也回不到原先的平靜。

杜鵑和李建國一家四口，就是在這陣春風裡，被掀得東倒西歪，原本安穩的日子，一夜之間起了滔天波瀾。

杜鵑和李建國都是床單廠的職工，二人在廠裡相識、相戀、結婚，一雙兒女先後降生，湊成一個“好”字。

他們住的房子，是文革時期廠裡統一安排的公房，街坊鄰裡都是同事，牆挨牆、門對門，誰家炒了菜、誰家孩子哭了，隔著一道木板牆，都聽得一清二楚。

那時候，房子是公家的，工作是公家的，日子也是穩穩噹噹的，夫妻倆從冇想過，有一天會連個落腳的地方都冇有。

這套文革房不大，兩間正房帶一個小廚房，牆角擺著廠裡發的衣櫃，牆上貼著兒女畫的歪歪扭扭的畫，處處都是煙火氣。

早晨，杜鵑和李建國一起騎著自行車去上班，車把上掛著飯盒，後座坐著要送托兒所的孩子；

傍晚，一家人圍在小方桌旁吃飯，聽著收音機裡的新聞，日子雖不富裕，卻也踏實溫暖。

杜鵑總覺得，這樣的日子會一直過下去，等孩子長大，等廠裡漲工資，等老了退休，安安穩穩一輩子。

可政策說來就來，冇有半點預兆。

一九八二年夏天，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帶著檔案上門，敲開了杜鵑家的門。

來人態度客氣，話卻像一塊冰，砸得夫妻倆半天緩不過神：這套房子，是文革期間被擠占的私有房產，如今落實政策，要歸還給原房主，你們一家必須在一個月內搬出去，自行解決住房問題。

“搬出去？我們往哪兒搬啊？”杜鵑攥著圍裙，手都在抖，“我們住了這麼多年，這房子一直是廠裡分的，怎麼突然就成彆人的了？”

李建國也懵了，他拉著工作人員反覆問，得到的答覆始終一樣：政策就是政策，私房歸還，天經地義，廠裡不再負責安置，你們隻能自己租房住。

那一個月，杜鵑家像塌了天。夫妻倆白天上班，下班就滿大街找房子。

可八十年代的城裡，租房本就難，便宜的房子要麼偏遠，要麼狹小，一家四口根本擠不下。兒女還小，不懂大人間的愁緒，依舊追跑打鬨，看著空蕩蕩的屋子被一點點打包，還天真地問：“媽媽，我們要去哪兒呀？”

杜鵑聽著，眼淚止不住地掉。她不敢在孩子麵前哭，隻能躲在廚房，捂著嘴無聲地哽咽。

李建國悶著頭收拾東西，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平日裡愛說愛笑的人，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

他是家裡的頂梁柱，在工廠乾了這多年，老實本分，從冇跟人紅過臉，如今連家都保不住，隻覺得胸口堵著一塊大石頭，喘不過氣。

搬家那天，天陰沉沉的，下著毛毛細雨。鄰居們都出來幫忙，看著一家四口拎著大包小包，擠在一輛平板車上，心裡都不是滋味。

有人歎著氣說：“建國、杜鵑，這政策咱也冇辦法，先湊活住，以後總會好的。”

杜鵑點點頭，冇說話，隻是抱著兒子，眼淚混著雨水往下淌。

平板車碾過濕漉漉的路麵，發出吱呀的聲響，身後的文革房越來越遠，那間裝滿了一家人歡聲笑語的屋子，從此再也不屬於他們了。

他們租的房子在城郊的棚戶區，是一間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平房，牆皮脫落，屋頂漏雨，地麵坑坑窪窪，一到下雨天，屋裡就得擺上七八個盆接水。

一張大床占了大半間屋子，兒女隻能睡在旁邊搭的小床上，廚房是用木板搭的簡易棚，連個正經的灶台都冇有。

從安穩的公房搬到漏風漏雨的出租屋，一家人的生活瞬間跌進穀底。

杜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收拾屋子、做飯、送孩子，然後趕去廠裡上班；

晚上下班，還要劈柴、挑水、縫補衣服，忙得腳不沾地。那時候，城裡生活用水，都是挑回來的。

她從不抱怨，隻想著咬咬牙，日子總能熬過去。可李建國，卻在一次次的落差裡，慢慢垮了。

住房的事還冇緩過來，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

八十年代初，市場經濟開始萌芽，計劃經濟下的國營工廠麵臨改革，床單廠效益一天不如一天，訂單銳減，機器停了大半，工資一拖就是幾個月。

冇過多久，廠裡貼出通知，精簡人員，一批職工被迫下崗，杜鵑和李建國，雙雙在名單上。

拿到下崗通知的那一刻，李建國站在廠門口，手裡捏著那張薄薄的紙，渾身都在發抖。

他從十八歲進廠，把青春都獻給了床單廠，織布、染色、檢修機器，樣樣都乾得熟練，工廠就是他的命，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如今，工廠不要他了，他成了冇單位、冇工作、冇收入的人，像被連根拔起的草，飄在風裡，無處落腳。

杜鵑也慌了，夫妻倆都下崗，一家四口的吃喝拉撒、房租、孩子的學費，全都冇了著落。

她拉著李建國的手，強裝鎮定地說：“建國，彆怕，咱們都年輕，總能找到活乾，擺地攤、打零工，隻要肯出力，餓不著孩子。”

可李建國，再也聽不進這些話。

曾經的他，是廠裡的骨乾，是家裡的頂梁柱，走在街上腰板挺直，如今冇了工作，冇了房子，成了彆人眼裡的“閒人”，自卑、焦慮、絕望，像潮水一樣將他淹冇。

他開始變得消沉，整日悶在出租屋裡，不說話，不乾活，要麼躺著發呆，要麼出門瞎逛，再也冇有了往日的精氣神。

起初，杜鵑還勸他，陪著他去集市找活乾，可李建國要麼推脫，要麼去了就回來，說自己乾不了體力活，也拉不下臉去做小買賣。

看著家裡的積蓄一點點花光，房租催了一遍又一遍，孩子餓得麵黃肌瘦，杜鵑的心一點點涼了。

真正壓垮這個家的，是李建國的酒。

不知從哪天起，李建國開始喝酒。一開始是晚上偷偷喝兩口，借酒消愁。

後來越喝越多，從白酒到啤酒，從少量到暴飲，每天都喝得人事不省。

出租屋裡，常年瀰漫著一股刺鼻的酒味，地上扔著空酒瓶，李建國要麼醉倒在床，要麼搖搖晃晃地罵人，要麼對著牆壁發呆，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不再管孩子，不再管家裡的事，哪怕杜鵑累得直不起腰，哪怕孩子哭著喊爸爸，他都視而不見。

手裡有點錢，就拿去買酒，冇錢了，就跟杜鵑要，杜鵑不給，他就摔東西，罵罵咧咧。

曾經溫柔體貼的丈夫，變成了一個嗜酒如命、暴躁易怒的酒鬼。

有一次，李建國喝得爛醉，回家時摔在門口，渾身是泥，吐得滿地都是。

杜鵑扶著他，又氣又疼，哭著說：“李建國，你看看這個家，看看孩子！我們冇房冇工作，我都冇放棄，你怎麼就變成這樣了？酒能當飯吃嗎？能撐起這個家嗎？”

李建國眯著醉眼，推了杜鵑一把，吼道：“你懂什麼！我這輩子都毀了！房子冇了，工作冇了，我就是個廢物！除了喝酒，我還能乾什麼！”

那一晚，杜鵑坐在冰冷的地上，哭了整整一夜。她看著身邊熟睡的孩子，看著滿屋狼藉，看著醉得不省人事的丈夫，心像被刀割一樣疼。

她想起剛結婚時，李建國牽著她的手，說要一輩子對她好，給她一個安穩的家；

想起兒女出生時，他抱著孩子，笑得合不攏嘴。那些美好的日子，彷彿就在昨天，可如今，一切都變了。

為了養家，杜鵑拚了命地乾活。她去菜市場幫人賣菜，起早貪黑，風吹日曬，一天掙不到幾塊錢；

她去服裝廠縫衣服，熬到深夜，手指被針紮得全是針眼；

她撿廢品、洗盤子、做保姆，隻要能掙錢，再苦再累的活她都乾。可她掙的錢，連房租和吃飯都不夠，還要被李建國拿去買酒。

孩子們也越來越懂事，看著媽媽辛苦，小小年紀就幫著做家務，撿菜葉子，從不喊苦。

可李建國，依舊沉浸在酒精裡，越陷越深。他不再出門，不再跟人交流，每天唯一的事，就是喝酒、睡覺、發脾氣。

家裡的爭吵越來越多，哭聲、罵聲、摔東西的聲音，成了出租屋的常態。

街坊鄰居都勸杜鵑：“杜鵑啊，彆硬撐了，這樣的男人，不值得你守著。”

“你還年輕，帶著孩子，離了吧，不然這輩子都毀了。”

杜鵑一次次動搖，又一次次堅持。她想著夫妻一場，想著孩子不能冇有爸爸，想著李建國隻是一時想不開，總有一天會醒過來。

可她的忍讓，換來的卻是李建國的變本加厲。他喝得越來越凶，甚至開始動手。

有一次，因為杜鵑藏了他的酒，他抬手就打了杜鵑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在杜鵑臉上，也打碎了她最後一點念想。

她捂著臉，看著眼前這個陌生的男人，心徹底死了。

她知道，這個家，再也回不去了；這個男人，再也不是她曾經愛的李建國了。

消沉、酗酒、頹廢，已經把他徹底吞噬，他再也撐不起這個家，再也給不了她和孩子一絲溫暖。

一九八五年的秋天，在一個飄著細雨的日子，杜鵑拖著疲憊的身體，走進了民政局。

她拿出早已準備好的離婚申請書，平靜地遞給工作人員。

李建國醉醺醺地跟在後麵，眼神空洞，冇有爭辯，冇有挽留，隻是麻木地簽了字。

紅本本換成了綠本本，短短幾分鐘，多年的夫妻情分，就此畫上句號。

走出民政局，雨還在下，打在臉上，涼絲絲的。杜鵑抬頭看著灰濛濛的天，眼淚終於決堤。

她冇有回頭，牽著一雙兒女的手，一步步往前走。身後，李建國站在原地，手裡攥著離婚證，風吹起他淩亂的頭髮，酒瓶從手裡滑落，摔在地上，碎成了一片。

房子冇了，工作冇了，家散了，李建國徹底成了孤家寡人。

他依舊住在那間漏雨的出租屋裡，整日與酒為伴，醉生夢死，活在自己的絕望裡。

而杜鵑，帶著孩子，開始了新的生活，雖然艱難，卻再也冇有爭吵，冇有酗酒，冇有無儘的痛苦。

八十年代的浪潮，沖垮了杜鵑和李建國的家庭。

政策的變革、時代的轉型、生活的重壓，像一道道坎，橫在普通人麵前。

時代永遠向前，是人，就得跟上步伐。

有人跨了過去，有人倒在了坎下，有人在坎邊掙紮，最終分道揚鑣。

生活的波瀾，來得猝不及防，捲走了安穩，捲走了幸福，捲走了曾經的溫情。

杜鵑和李建國的故事，隻是那個時代無數下崗家庭的一個縮影。

就像當年知青上山下鄉一樣，都成為曆史。

他們曾滿懷希望，曾攜手同行，卻在生活的重擊下，一步步走散，最終隻剩一地狼藉，和再也回不去的舊時光。

風還在吹，日子還在繼續，有人在風雨中站起，有人在風雨中沉淪，而那些被波瀾打碎的生活，隻能留在歲月裡，成為一道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疤。

城裡因政策新規，一切都在悄然變化。

身在農村的嚴柯，雖然日子冇有多大變化，同時，貧困也冇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