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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傳 5. 無奈離開長沙

作者:梅寒 分類:曆史 更新時間:2026-09-07 08:07:55

【5. 無奈離開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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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是護國之長城,國欲強,軍須壯。早在鹹豐初年做京官時期,曾國藩就已經意識到大清軍隊的腐朽不堪,為此,他曾給鹹豐帝上了一道《議汰兵疏》,要求對軍隊痛加裁汰和訓練,優勝劣汰,精簡兵額,提高戰鬥力,減輕百姓負擔。

彼時,適逢廣西的太平天國起義,朝廷用兵之際,征兵都來不及,何來裁撤之說?曾國藩的那道奏摺也就不了了之。但對大清軍隊的憂慮,曾國藩卻從來就冇有放下過。

從曆史上看,清朝統治者用來鎮壓人民反抗、維護國家政權穩定的武裝力量,主要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是兵,包括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兵是滿人入關前的武裝力量,綠營則是滿人入關之後陸續收編的漢族地主武裝,以執綠旗而得名。這兩部分兵有兵籍,弁兵父子相承,世代為業。屬國家正規軍隊,經費出自國庫。

第二部分是勇,是國家遇事因兵不足而臨時招募的官勇,事過之後即解散。官勇經費也出自國庫。

第三部分是團練,這部分人是散佈鄉鎮的地主鄉團武裝,基本不脫離生產,屬於民兵性質。自鹹豐初年之後,團練經費基本上由民間籌集,鄉紳經營。

曾國藩認為,八旗兵與綠營兵不可用,團練武裝又缺乏統一的組織訓練,難以得心應手,而官勇則介於營兵與團練之間,帶有半官半民的性質,所以他到長沙後就與張亮基等人商定,選擇了官勇形式。

為支援曾國藩練勇,左宗棠向他推薦了一名旗人營官訓練官勇,說其人剽悍驍健,能征善戰,無一般旗人和綠營官兵的習氣,頗堪擔此重任。此人就是後來一直跟隨曾國藩東征西戰的塔齊布。

塔齊布(1817—1855),滿洲鑲黃旗人,姓陶佳氏。曾國藩初到長沙時,塔齊布不過是一名普通的營官,後被推薦同曾國藩一起練勇,極得曾國藩的賞識。由於曾國藩一再為他保奏,塔齊布很快由都司升為遊擊,再升為參將。

因為這重關係,塔齊布對曾國藩亦可謂忠心耿耿,兩人的關係日漸親密,塔齊布漸成曾國藩練勇的得力助手。

對於練勇,曾國藩認為,其難度在於訓練,而不在於招募,所以對訓練尤其重視。曾國藩把訓練的內容分為兩部分:一為“訓”,二為“練”。顧名思義,“訓”即為訓話,側重於政治與思想方麵;“練”則為練習,側重於軍事與技藝方麵。

一支能打仗的軍隊,鐵的紀律是保證。當時的官勇中,有些紀律極為鬆散,所到之處,輕則搶掠,重則姦淫,常有擾民事件發生,甚至有流傳說兵勇不如賊匪安靜。

對此現狀,曾國藩深為痛惡和擔憂。民心如長城,一旦倒塌,再扶起挽回就難了。為此,他決意要練成一支勁旅,對民眾秋毫無犯以挽民心。這就要求對兵勇進行足夠的思想教育。

在長沙練勇的日子,曾國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巡視營區,訓導兵勇,製訂調整訓練計劃,親力親為。除每日進行軍事訓練外,曾國藩還規定每月的三日、八日為政治訓話時間。這兩天裡,由曾國藩親自對兵勇們進行訓話教導,教授兵勇們遵規守紀和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

作為封建統治的忠實衛道士,為維護封建名教,曾國藩將“以禮自治,以禮治人”的信條作為治軍的原則,形成了獨特的治軍思想。曾國藩的這一治軍思想,被後人稱為“以禮治軍”。這一治軍思想助他取得了軍事與政治上的成功,也挽救了大清的江山社稷。

萬丈高樓,起於平地。“以禮治軍”當然不是紙上談兵,而是被他點滴落實在日常的訓練之中。誠如他自己所言,為改變軍隊的紀律作風,他如杜鵑啼血,隻盼“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從鹹豐三年(1853)四月起,曾國藩又通過塔齊布傳令綠營兵會操,並要與官勇一起聽訓話。

自曾國藩創辦團練以來,綠營官兵便與官勇矛盾重重。對文官出身的曾國藩,綠營兵們更是不屑。他們認為由一個從冇有上過戰場的文官來給他們訓話,簡直是一種恥辱。加上他們平時的種種惡習被曾國藩強行糾正,心裡對曾國藩及官勇就更加憎恨。

有些人,開始公開與曾國藩作對,其中長沙協副將德清的反對最為強烈。他經常帶頭不參加會操與訓話,曾國藩對他自然也極為不滿。

六月的長沙城,烈日當空如下火,操練場的地麵被曬得滾燙,曾國藩卻絲毫冇有放鬆對將士們的要求——準時參加會操與訓話。

那些官勇能吃得下這份苦,綠營兵們卻不肯了,竟公然不參加會操,還對訓練他們的塔齊布極儘挑釁與責罵。挑頭者就是德清。他平時會操從不到場也就罷了,還四處鼓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曾國藩決心收拾一下這位目中無人的協副將,遂以“平時惰於操練、戰時臨陣退避”為由向鹹豐皇帝參了德清一本(太平軍進攻湖南時,德清曾臨陣脫逃),並在奏摺中猛烈抨擊湖南駐軍。

鹹豐帝接到奏摺,遂下旨將德清革職查辦。

德清不肯屈服,遂到湖南提督鮑起豹處訴冤,並反咬一口——曾國藩不顧兵士死活,六月烈日下操練訓話,實是虐待兵士,又控訴塔齊布諂媚曾國藩、破壞營製。

曾國藩越權練勇,將手伸到綠營,早讓提督鮑起豹心下不爽,現有德清的反控正好給了他報複的機會。鮑起豹遂公開向綠營兵揚言道:“盛夏操兵乃虐待軍士,敢有違令會操者軍棍從事!”

鮑起豹此言一出,綠營兵歡呼一片。他們索性再不前往會操場,對官勇將士更是肆無忌憚。

這是曾國藩到長沙後,與湖南官場的第一次正麵衝突。那場衝突中,表麵看來曾國藩似是占了上風——把德清革職拿辦,事實上,卻埋下了更大的隱患——湖南官員對曾國藩從此更是恨之入骨。

不久之後,這種隱患便爆發了,雙方的矛盾徹底激化。

有一日,鮑起豹的提標兵(又稱永順兵)與塔齊布統帶的辰勇因賭博發生矛盾,提標兵仗著綠營氣勢,鳴號列隊,氣勢洶洶開進辰勇兵營,要找塔齊布算賬,要給辰勇一點顏色看看。他們用手裡的槍托、刀背,對著辰字營官兵一通狂砍亂殺,兩個陣營的官兵遂廝殺在一起。

這種**裸的挑釁,終於把曾國藩惹火了。綠營兵這種怯於戰陣卻勇於私鬥的風氣,如果不狠狠刹住,任其蔓延將會後患無窮。他欲殺一儆百,遂火速移谘提督,指名要將那天帶頭鬨事的士卒拘捕。

前番參劾德清的事,鮑起豹還懷揣一口惡氣,現在曾國藩又公然要捆綁他的提標兵,鮑起豹哪還咽得下這口氣,他要借這次機會,把事情鬨得滿城風雨。鮑起豹真就把那幾名鬨事者給綁了,送到了曾國藩的團練大臣公館。同時,又在綠營兵中肆意放出訊息說曾國藩伸手太長,要嚴懲那幾名綠營兵兄弟。

鮑起豹此舉等於把一顆火星丟進了炸藥桶,提標兵兵營一下子炸了。聞聽訊息後,兵士們群情沸騰,提刀夾棒,衝出兵營,浩浩蕩蕩湧到長沙街道上遊行——要求曾國藩釋放那幾名綠營兵。

可歎整個長沙城的湖南官員們,此刻不但冇有人出來過問,還都在等著看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兵越發膽大包天,他們很快就將一場遊行演變成武力圍攻。

先去圍攻塔齊布,將塔齊布的住處砸了個稀巴爛。

塔齊布見事不好,跳牆躲到院後的草叢裡,這才免於一難。

冇有找到塔齊布,憤怒的兵士們又在這天晚間時分衝進了曾國藩的公館。

彼時,曾國藩正在發審局的簽押房裡伏案辦公。聽到外麵的吵嚷聲,曾國藩並未慌張——來人再怎麼大膽,也不能把他這個二品大員怎麼樣吧?遂令身邊親兵出去探問情況。孰料還冇容親兵出門,外麵的兵士們已經衝進院子來了。手起棍落,曾國藩的親兵已經被撂倒,幾名兵士又向曾國藩撲來……

縱然胸有千萬兵,可曾國藩到底還是一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他被眼前陣勢嚇傻了。好在當時有名老差官,怕營兵傷著曾國藩,便護送曾國藩趕緊從後門逃走,自己迎了上去,很快就被打倒了……

曾國藩躲在屋後圍牆外的一處垃圾堆裡,聽著前麵氣勢洶洶的廝殺聲,又氣又怕,牙齒咬得咯咯作響。曾國藩的團練大臣公館就設在湖南巡撫衙門的射圃內,與駱秉章的衙門隻有一牆之隔。駱秉章不會聽不到,他這是故意不來。

好漢不吃眼前虧,明知駱秉章不待見自己,等著看自己笑話,曾國藩還得親自去向他求助。

聽到曾國藩急促來叫門,駱秉章這纔打開門來,一臉驚訝狀:“曾大人何故如此?”聽曾國藩說明來意,駱秉章一麵安撫曾國藩,一邊承諾一定會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曾國藩那會兒衣冠不整,滿臉狼狽,驚魂未定,他真心希望駱秉章出來替他主持公道。可接下來駱秉章的所作所為,卻差點冇把他氣死。駱秉章見了被捆縛到跟前的肇事者,竟然大踏步向前,彎腰就去給肇事者鬆綁,並連聲向對方賠禮道歉:“抱歉,讓兄弟們受驚辛苦了……”對站在一邊的曾國藩,竟至視而不見。

一個堂堂朝廷二品大員,站在一群人中間,活像個落魄的小醜。

事後,駱秉章並未對鮑起豹和起事的提標兵有任何懲戒措施,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一省巡撫,是全省官員的旗幟。駱秉章對提標兵鬨事一事采取的態度,給各級地方官一個明顯的暗示——在湖南,曾國藩是不受他巡撫待見的。

接下來,曾國藩在長沙的日子變得越發艱難。長沙城中流言四起,遮天蔽日。湖南巡撫及司、道官員紛紛站出來,把矛頭直指曾國藩,言他不應乾預兵事,提標兵事件純屬自取其辱。

放眼四望,在長沙的曾國藩成了一座孤島,四周茫茫,湖南各級官員對他的敵視與反抗,潮水一般將他圍困在中央。若不離開,也許他這個在籍侍郎——暫時的團練大臣,終會被這一波又一波的敵對聲浪所吞冇。

審時度勢,曾國藩覺得,他必須離開長沙了。

長沙,也如當時的京城一樣,是一個讓曾國藩愛恨交加的地方。它曾經張開熱情的懷抱,那樣迫切地歡迎他的到來,曾國藩欲在這裡大展身手,為改革大清軍隊獻力獻智,可現實卻給了他沉重一擊。尤其是提標兵事件,更是深深地警醒了他。綠營兵已經**至極,大清要靠這樣一支軍隊打敗太平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愈發堅定了曾國藩另起爐灶、重新建軍的決心。

曾國藩更意識到,在長沙這個地方,他無兵無權,想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實在是困難重重,這裡墨守成規的庸吏們官官相護,用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將他死死束縛,他根本無力與他們鬥爭。

不做無謂的鬥爭,也不做徒勞的辯解,“好漢打脫牙和血吞”,這正是曾國藩的高明之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曾國藩把他的目光投向離長沙三百多公裡的衡州(衡陽)。衡州是他祖籍之地,他的夫人也是衡州人,他少年求學亦曾在衡州,那裡無異於他的第二故鄉。去衡州另起爐灶,自立一軍,行動自如,可由他一人掌控。

主意已定,走為上計。

鹹豐三年(1853)八月,曾國藩以湘南形勢不穩需親自坐鎮為藉口,離開長沙,前往衡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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