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傳 4. 長沙官場上的“曾剃頭”

【4. 長沙官場上的“曾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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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初到長沙時，長沙的太平軍雖然已經北上武昌，但長沙乃至整個湖南的形勢仍不容樂觀。

一是隨著太平軍的北上，湖南的原有駐軍也跟隨向榮一起尾追而去，這樣勢必就造成了湖南的兵力空虛。太平軍攻占武昌後氣勢正盛，如若又揮師南下，湖南已冇有兵力應對，必將處於極其危險的境地。

二是受太平軍革命的影響，彼時的湖南就像一鍋將要達到沸點的水，尤其衡陽、永州、郴州、桂陽等地，會黨活動頻繁，皆欲效仿太平軍。如果不能及時將這些苗頭掐滅，難保不會興起第二支太平軍。更危險的是，若折殺回來的太平軍與這些地方會黨聯手，那麼湖南必失，整個大清國的形勢也將難以預料。

好在，此時曾國藩的身邊還有張亮基、左宗棠、江忠源等人能與他共商大計，從各方麵給予他大力支援，曾國藩才得以將他的想法付諸實踐。

在曾國藩看來，針對目前湖南的兩大問題，必有相應的強力措施來應對：一是加強本省防衛省城的軍事力量，太平軍一旦回來反攻，要有兵力可防可守；二是要迅速把各地的會黨活動鎮壓下去，切斷太平軍與他們的聯絡，防患於未然，以免湖南整個社會秩序被擾亂。

這兩件事都必須在太平軍殺回長沙之前完成。

這樣的思路看起來合理又清晰，但要付諸行動卻是困難重重，其阻力之大，連曾國藩本人也未曾預料到。

首先，要擁有一支足以與強大的太平軍相抗衡的軍隊來保衛湖南。若太平軍不來，亦可出省協助作戰。軍隊的來源無非兩個途徑——從外省調撥或自己募勇訓練。從外省調撥其實基本不可能，那時各省忙著防衛，冇有餘力可支援湖南。如此，隻有靠自己募勇訓練。

曾國藩抵長沙的第二日，在征得張亮基同意後，發出了他早已擬好的奏摺。

奏摺中，他分析了目前湖南的嚴峻形勢，奏請從各縣練勇中擇其健壯而樸實者招募一大團，參照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對他們進行操練，以守衛省城和鎮壓各地會黨活動。這其實就是曾國藩募勇成軍的最初設想。

曾國藩的想法與張亮基的不謀而合。

就在曾國藩等人率領一千湘鄉練勇抵達長沙時，奉張亮基之命，新寧縣、辰州府、寶慶府、瀏陽縣、瀘溪縣等各縣、州的練勇也陸續抵達長沙。張亮基采納了曾國藩的建議，將這些團練武裝改為官勇，由湖南巡撫和團練大臣負責指揮併發糧餉。

嘉慶初年，清廷依靠團練鎮壓了白蓮教起義，在辦團練方麵累積了一定經驗。但此時的募勇已經與彼時情況完全不同。那時清廷國庫尚充實，團練經費出自國庫。現在清政府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要募勇辦團練，須巡撫與團練大臣自行籌集兵餉糧餉，這就要牽扯到那些地主和一些地方官員的利益。要從他們的身上割肉，自然就要得罪一部分人。

何況曾國藩此時的身份本就有些尷尬。他雖身為“團練大臣”，卻並冇有實權。鹹豐帝命他“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並冇有讓他募勇練兵，建立軍隊。他更無權去指揮那些地方官員。一個二品大員，在京城裡尚不能呼風喚雨，何況他現在還隻是一個在籍侍郎。

曾國藩並不擔心，既來之則安之。再加上有張亮基等人的支援，起初的招募倒也還算順利，但這種良好的局麵並未維持多久。

鹹豐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六日，張亮基由湖南巡撫升為湖廣總督。把除湘勇外的其他各縣縣勇幾乎全部帶走。隻留下辰勇和寶勇由塔齊布訓練，留給曾國藩的則隻有他招募的湘勇。

張亮基走後不久，左宗棠也隨之北上。

曾國藩在湖南失去了兩個最有力的靠山，他的團練大臣生涯也由此變得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張亮基走後，原湖南佈政使潘鐸接任張亮基的巡撫之職，原雲南佈政使徐有壬調任湖南佈政使，按察使則由剛從衡永郴桂道提升不久的陶恩培擔任。這三個人不似張亮基，他們對曾國藩的種種舉措頗不以為然，不但不配合，有時還故意對著乾。尤其是徐有壬、陶恩培二人，與曾國藩的關係搞得極僵。

鹹豐三年（1853）二月初十，攻克了武昌的太平軍沿江東下，一舉攻克江寧府城，改名天京，定為太平天國的首都。這使得形勢越發變得撲朔迷離。

兩日之後的二月十二日，曾國藩向上奏明，在團練大臣行轅設審案局，鎮壓會黨及其他反叛活動。

這位向以儒家仁孝禮儀來嚴格要求自己的理學家，很快就顯露出他性格中的另一麵——果敢狠辣、敢想敢乾、雷厲風行。他信奉“亂世當用重典”。

對於那些已經組織起來的而州縣又無力對付的大股會黨起義，曾國藩令當地官員和團練頭領佈下眼線收集情報，一旦發現情報屬實，立即派勇練前往鎮壓，絕不心慈手軟。

而對於那些小股會黨和個彆鄉農的反叛活動，曾國藩采取的政策是“就地正法”——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捆送形跡可疑、眉眼不順之人。這些人或由各縣就地處決，或交省城由他來法辦。

如此一來，雖可以把一些會黨叛亂及民眾起義及時鎮壓下去，但也造成了一些冤假錯案，難免會濫殺無辜。因為冇有律例的約束，又加之那些肯出麵辦理團練的土豪劣紳中，有一些平時就橫行武斷、魚肉百姓，現在握有曾國藩賦予他們的生殺特權，便趁火打劫，公報私仇者大有人在。當時長沙的知府叫倉景恬，他寫了一份回憶錄，裡麵就曾記載曾國藩的審案局，僅因一個案子就錯殺了至少四個人。

短短幾個月內，曾國藩就下令殺了兩百多人，其中不知有多少冤魂。

一時間，弄得人心惶惶，民眾怨聲載道。曾國藩也因此在湖南民眾中落下一些罵名，比如“曾剃頭”“曾屠戶”等等。對於這些，曾國藩並不在乎。眼下他極力要做的是把長沙乃至整個湖南的治安搞好，不再讓會黨叛眾有任何可乘之機。

曾國藩賦予審案局隨意抓人殺人的權力，得罪的可不僅是湖南民眾，這對湖南的提刑按察使司來說，無異於一種公然的蔑視與僭越，他們早已懷恨在心。

在加強對各地會黨群眾管製的同時，對湖南綠營兵內部的**散漫，曾國藩也著手整治，他令綠營兵與練勇一起會操。

按大清律例，各省綠營兵由總督管轄，連巡撫都無權過問，除非巡撫還兼有提督銜，否則均不能乾預撫標營以外營兵操練事務。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事務的身份，自然更無權乾涉。

可曾國藩卻毫不避諱地公然向湖南的綠營兵伸手。他要求綠營兵要與湘勇一起會操、一起訓練，並以對湘勇的要求來嚴格要求他們。

這不僅得罪了提督，也惹怒了綠營兵。

這支早已徹底從裡至外**不堪的大清部隊，他們拿著微薄的兵餉，連養家餬口都成問題，何談為國殺敵效力？

而曾國藩招募的湘勇則不一樣。一來，這些人都是曾國藩從家鄉帶來的，知根知底，他們對曾國藩忠心耿耿。二來，湘勇的兵餉是由曾國藩自籌的，雖籌集不易，但相比綠營兵來說要高得多。

拿著不一樣的兵餉，進行著同樣的訓練，綠營兵自然不樂意。

曾國藩在京城官場上待了十餘年，對如何與同僚和上下級打交道，自然深諳於心，可他卻為何要在湖南頻頻為自己樹敵，處處招人嫌棄，以致最後弄得自己寸步難行？

當時整個湖南官場，官員們隻圖自保，得過且過，才最終導致了湖南各地會黨活動蜂起。也許，曾國藩正是想通過自己這種螳臂擋車似的勇氣，來一改湖南官場的積弊惡習。

可僅憑他一人之力，如何改變得了蔓延已久的社會積習？曾國藩的倔勁來了，他固執地不願與地方官員妥協。那麼留給他的命運隻有一個——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寸步難行。

鹹豐三年（1853）三月，湖南巡撫潘鐸因病請假，駱秉章重任巡撫一職。相比較而言，駱秉章算是支援曾國藩的一位地方官吏，可他對曾國藩那兩年在湖南的做法也頗為不解。

他的重新上任，並冇有給曾國藩帶來什麼轉機。二人之間雖然冇有正麵的衝突，但那層冷漠的關係還是為眾人所知。這也越發加重了湖南官吏對曾國藩的敵意，他們甚至公然與曾國藩作對。

彼時，在湖南官場，曾國藩就像處在風口上的一棵孤零零的樹，儘管這棵樹有鹹豐皇帝為他撐腰。但俗話說得好，“縣官不如現管”。離開了湖南各級地方官吏的支援，曾國藩想在湖南立穩腳跟，實在比登天還難。

綠營兵與練勇的矛盾日漸加劇，兩個陣營的兵士們摩擦不斷。他們就像兩個暴露在烈日下的火藥桶，一觸即發。

曾國藩坐在那兩個巨大的火藥桶上，對此危險卻渾然無知。他依舊試圖用自己練勇的理念與方法，將這支**不堪的隊伍，打造成保家衛國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