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
“我知道了。” 她說。
掛掉電話,她在走廊站了約五分鐘,然後回到會議室繼續開會。她做了漂亮的方案彙報,客戶十分滿意,誇她思路新穎。會議結束後,她回到工位,打開電腦寫了辭職申請。
主管很驚訝:“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要走?”
“家裡有事。”
“請假不行嗎?”
“不行。”
她不愛解釋,從小到大,習慣了把所有理由和情緒咽回去,像吞一顆冇有糖衣的藥片,苦就苦吧,反正能嚥下去。
三天後她辦完離職手續,退了房子,把綠蘿送給對門鄰居,坐上了回小城的長途汽車。四個小時的車程,她一直看著窗外,高速公路兩邊的風景從城市變成郊區,再到農田、丘陵。過了寫著 “歡迎來到安溪” 的牌坊,路開始顛簸,水泥路麵年久失修,裂開一道道口子,縫隙裡長出細細的草。
安溪是南方內陸一個不起眼的縣城,四麵環山,一條渾濁的小河穿城而過。縣城裡冇什麼像樣的產業,年輕人大多去了省城或更遠的沿海城市打工,留下來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街道兩邊的店麵關了一半,捲簾門上鏽跡斑斑,貼著 “旺鋪轉讓” 的告示,可 “旺” 這個字,顯然已經在這裡失蹤很多年了。
林曉晨在縣醫院見到了父親。父親躺在病床上,比她記憶中瘦了太多,臉頰凹陷,顴骨突出,像一塊被風乾的石頭。他看見她走進來,嘴唇動了動,冇發出聲音,便彆過頭看向窗外。
“爸。” 她叫了一聲。
父親冇有迴應,右手在被子下麵微微顫抖 —— 這是腦梗留下的後遺症,不算嚴重,但右手的精細動作受了影響,醫生說需要做康複訓練。
她在病床邊坐下,把包放在地上。病房裡還有另外兩個病人,一個在睡覺,一個在打點滴,陪床的家人在旁邊剝橘子,橘皮的氣味混著消毒水的氣味,釀出一種奇怪的、讓人鼻子發酸的味道。
“周嬸說你住院了。” 她說。
“嗯。”
“醫生怎麼說?”
“冇什麼。”
對話就此中斷,像一根老化的電線,接上去亮一下,又滅了。她和父親之間的對話從來都是這樣,簡短、乾澀,充滿刻意的迴避。他們像兩個在同一屋簷下生活的陌生人,共用一間廚房、一個衛生間、一台電視機,卻不共用任何情感。
林曉晨在醫院陪了父親一個星期。白天去食堂打飯,扶著父親去康複科做訓練,晚上就睡在病床旁邊的摺疊床上。摺疊床很窄,翻個身就咯吱作響,她不敢動,平躺著聽著病房裡的各種聲音 —— 父親的鼾聲、隔壁病人的咳嗽聲、走廊上護士的腳步聲、遠處的門開合聲 —— 在這些聲音裡,她覺得自己像被密封在罐頭裡,氧氣越來越稀薄。
出院那天,她收拾好東西,扶著父親走出醫院大門。十月的陽光照在臉上,有些刺眼,父親眯起眼睛,腳步踉蹌。她伸手去扶他的胳膊,他微微躲了一下,最終還是任由她扶著。
他們沉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經過那條渾濁的小河,經過那些關著門的店麵,經過那棵老榕樹 —— 榕樹下幾個老人在下棋,其中一個抬頭看了他們一眼,又低下頭去。
回到家裡,林曉晨發現一切都冇變。客廳的沙發還是那張褪了色的皮沙發,坐上去會發出 “噗” 的一聲悶響,像一聲歎息。電視機還是那台二十一寸的 CRT 電視,螢幕上有幾條斜紋,開機時會 “嗡” 很久才亮。廚房的灶台上有一層薄薄的油垢,水龍頭關不嚴,一直在滴水,滴答滴答,像一個永不停歇的節拍器。
她推開自己原來的房間,床上的被褥疊得整整齊齊,蒙著一層灰。書桌上的檯燈還在,燈泡擰下來放在旁邊,燈罩上落滿了灰。牆上還貼著她高中的課程表和一張泛黃的便簽紙,上麵用圓珠筆寫著:“距離高考還有 237 天。”
那是她人生中最漫長、也最想逃離的 237 天。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揹著書包走過三條街去學校,晚上十點纔回家,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做題到淩晨。她拚命學習、考試、攢分數,不是因為熱愛知識,而是知道隻有考上好大學,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