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增訂本） 第四章 無人氣男的厭女症

“性弱者”論的陷阱

年輕男性評論家的“性弱者”論，是何時開始登場的呢？

在“戀愛與性的市場”裡出現了“規則放鬆”的現象（森永卓郎），隨著這種“自由市場化”程度的加深，由擁有的“戀愛資源”的多寡，產生了“性強者”與“性弱者”的分化，女性的青睞日益集中於一部分“人氣男”，“無人氣男”則越來越無人問津。持這種主張的一個評論家宮台真司說：“尋找性對象的整個體係的‘自由市場化’程度越深，成為性弱者的男人就會越多。”（宮台，1998：265）

一讀便知，宮台這篇文章的主語是男性，而這被視為理所當然。關於女性中的“性弱者”，他們完全冇有提及。女性中也有男人根本不屑一顧的“性弱者”。我在本書後麵的第十三章將談到男人對待醜女人的態度，他們放言“醜女不是女人”“不能刺激我的**的女人冇有當女人的資格”。按照這個標準，女性“性弱者”連作為選手出場的機會都冇有。而另一麵的現實是，無論美醜老少，每個女人都有可能遭遇強姦。這個事實表明，男人不是對女人的屬性而是對女人的符號發生反應而已。有身體障礙的女性，被剝奪了做女人的資格，卻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有智力障礙的女性，根本不被視為戀愛結婚的對象，卻被強姦而懷孕。但是，冇有任何一個論者把她們也置於“性弱者”的範疇之中。在“性市場”登場的“選手”中，存在著顯著的社會性彆的不對稱。

近年來的“性弱者”論，通過使用“弱者”一詞，將這個問題與“社會弱者”“邊緣群體”等一係列的問題連接起來了[1]。他們的邏輯是，“弱者”的存在是社會現象，是社會讓“弱者”成為“弱者”的（此處即為女人的選擇），所以社會負有救濟“弱者”的責任。多麼奇妙的邏輯！同時，這個邏輯完全不反過來用於女性，即女性“性弱者”是男人選擇的結果，所以男人有救濟的責任。在這一點上，也存在著明顯的性彆不對稱。不過，所謂“男人對女人的性救濟”，隻是把女人當作**對象而已，很多女性“性弱者”纔不稀罕那種“救濟”呢。

將“性弱者”的邏輯以極其單純的形式提示出來的，是以《想扇“丸山真男”的耳光——三十一歲、無業、願望是戰爭》一文震驚了男人論壇的赤木智弘（2007）。當然，看到如此粗陋雜亂的言論便“震驚”，隻不過證明瞭這些男人的“丸山真男情結”和麪對“戰爭”這種挑釁性詞語的脆弱程度。對赤木來說，不過是丟下魚餌看著魚兒上鉤，正中他的下懷。赤木的文章，暴露出極為幼稚的人種歧視、性彆歧視和年齡序列觀。

我，作為一個“三十一歲的日本男人”，理應位於在日韓國人、女人、因經濟好轉而輕易就職的比我年輕的人們之上，理應得到比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冇有正式職業，即使是無力的貧困勞動者階層，如果社會轉向右傾，那我也能恢複作為人的尊嚴。（赤木，2007：219）

赤木還說，職業女性有義務扶養自己這種“性弱者”（赤木，2007）。那麼，我想問問他：既然想被女人扶養，那女人迄今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務勞動、撫育兒女、護理老人、性的奉獻、家庭暴力，他都做好了接受的準備嗎？可他對此冇有提及。“主夫”很少，不僅因為具備供養主夫的經濟能力的女人很少，還因為願當主夫的男人很少。這不過是因為，男人們早已知道，不僅主婦，主夫也是處於不利位置的。其實，對家庭收入毫無貢獻卻並不承擔家務的丈夫從來就有，隻是冇人把他們稱作“主夫”而已。從來冇人主張過，有賺錢能力的男人必須承擔供養經濟弱者女性的義務；不僅如此，弱者女性為了“被供養”，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犧牲以求被有經濟能力的男人選上，這個事實也冇人指出過。赤木出示的不等式為：強男（工作＋）＞強女（工作＋、家務-）＞弱女（工作-、家務＋）＞弱男（工作-）。在這個奇妙的不等式中，“弱男”居於最下位。可是，“最弱女”（工作-、家務-），即非婚無業的女人、在不利條件下工作並撫養孩子的單身母親，被有意識地從這個序列中排除掉了。同時，收入與男人匹敵的“強女”，不但是絕對少數，婚後還要在壓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擔家務（工作＋、家務＋），這一點也被他忘記了。而且，他還冇有意識到，如果“弱女”和“弱男”都有“（工作-）”這個共通項，那麼，冇有家務負擔的“弱男”，或許還處於優勢。赤木的論述紕漏百出，可見他對女性的現狀既無理解也不關心。

“性弱者”論，就這樣成了對“性的自由市場”的怨恨之聲。在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中，隻要稍稍以“性的自由市場”為議論的前提，就全被當作強者理論而遭拒斥。我本人也僅僅因為在與宮台真司的對談中（上野·宮台，1999）勸告“性弱者”磨鍊與人交流的技能，就成了被批判的對象[2]。本來，性與戀愛，都是接近他者身體的技能，可以算是廣義上的人際溝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種。既然這是一種社會性技能，那就應該能在社會生活中學會。而嫖娼，無疑就是通過金錢媒介把這個逐漸接近的過程一舉縮短（無須交流也能有**涉）的一種強姦行為。

性的自由市場

正如山田昌弘（1996）所言，在“性的自由市場”裡，“魅力資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不過，魅力資源並不僅僅是學曆、職業、地位、收入等“社會經濟資源”。高學曆高收入的男性中，“無人氣男”也很多。那麼，身高、外貌、運動能力等“身體資源”就是決定因素嗎？冇有這種資源的男性中也有“人氣男”，可見未必如此。其實，魅力資源不是由“交換價值”決定的，而是由隻對消費者當事人有用的“使用價值”來測量的。性與戀愛，終究還是人與人的關係。“性的市場”的“規則放鬆”，意味著要求男人也應該具備與人溝通交流的技能。

抱怨“性的自由市場”的人有個傾向，即對“規則放鬆”以前的“結婚市場”抱有懷舊之情。在“從前的好時代”，無須年輕人自己行動，自然會有熱心的親戚幫忙介紹對象，不用費力，結果是一個幾乎所有男女都能找到結婚對象的“全民皆婚社會”。不過，如果我們以為，在一夫一妻製之下“全民皆婚”是理所當然的，那就錯了。在階層差距大的身份製社會中，處於上層的男人獨占許多女人，下層男人得不到充分的女性資源。眾所周知，過去的江戶是一個充滿單身漢的城市，妓院就是為他們而發展起來的。近代之後，重婚狀況也冇有消失，即使正妻隻有一個，但“有本事”的男人會包養好幾個小妾或情人。進入戰後經濟高度成長期以後，日本才達到幾乎百分之百的男人都能分配到一個女人。落合惠美子（1994，2004）稱之為“再生產的平等主義”（即女人與兒童的平均分配）。“全民皆婚社會”，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幾乎實現了百分之百，之後便轉為下降趨勢，那個時代並未持久。反過來說，隻有在這個時期，（男人之間的）“性的平等”纔是成立的。

“全民皆婚社會”，對女人又意味著什麼呢？那是女人被強迫結婚的社會，是女人不能選擇不結婚的時代。在那個時代，結婚被叫作女人的“永久就職”。

與此相對，在結婚隻是女人的選擇項之一的社會裡，一般而言，女人的結婚率會降低，離婚率會上升。這意味著，女人有了“永久就職”以外的選擇。在“全民皆婚社會”已經終結的今天，內田樹、小穀野敦這樣的男性評論家表達對“人人都能結婚（都不得不結婚）的時代”的鄉愁，山田昌弘、白河桃子等人提出《尋婚活動時代》（山田、白河，2008），應該說是一種時代錯誤吧。

秋葉原事件與“無人氣男”

“無人氣男”成為“男人問題”的關注焦點，是在2008年K君（加藤智大）的秋葉原無差彆sharen事件[3]發生之後不久。用K君當時的話說，他行凶的原因，不是考學校失敗，不是家庭糾葛，也不是被解雇失業，這一切都不是原因，原因隻是“無人氣”，冇有女人喜歡他。冇有女人喜歡，就可以成為無差彆地殺傷毫無關係的他人的充分理由，當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據K君說，他對自己的外貌自卑。他認為，就是因為外貌，所以不受女人喜歡。我們不必驚呼“這怎麼可能”，無論這是否為事實，我們隻需確認以下兩點即可。第一，K君本人的思維方式，是認定外貌的不理想與“無人氣”之間有因果關係；第二，這種因果關係為他提供了“動機詞彙”[4]。將“無人氣”歸因於外貌，在某種意義上是保護自尊心的一種安全方法。因為外貌與（通常認為）可以通過努力去改變的學曆、職業不同，與後天努力無關，隻能怨恨爹媽。也許，對於K君來說，他冇有學曆、職業、收入等其他一切能夠吸引女人的條件（承認這一點很難過），在他看來，隻有容貌可能成為他翻身的最後資本（在用男招待接待女客的酒吧裡有無數這種成功故事），可他連這個資本也冇有，因而感到最後一個據點的崩潰。即便如此，從K君將他的“無人氣”歸因於外貌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多麼欠缺與女性的實際交往。在他的頭腦中，女性就是被男人外貌吸引的那麼簡單的動物。也許他隻是用自己對異性的反應來反向揣測，這隻能顯示他自身的異性觀的貧瘠。

總之，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簡單的事實：一般來說，被稱為“性弱者”的男人，由於冇有與女性的現實接觸，他們關於女人的固定觀念與現實完全脫節，幾乎達到妄想的程度。如果我們姑且承認他們的“女性觀”，那麼，可以同意三浦展在論述K君問題的《無人氣！》（2009）一書中的這段話：

“對於現代日本的年輕人（引用者注：三浦所謂的年輕人隻有男人），‘人氣’‘容貌’纔是人生最大的問題，在階層差距日益增大的社會裡，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三浦，2009：22）

K君在去秋葉原街行凶之前，在網上留下這樣的話：

要是外貌好，我就會有女朋友；有了女朋友，性格也不會這麼怪僻。

我就可以普普通通地乾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有車有房，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

外貌，是一切後果的根本原因。（五月八日上午五點三分）

（轉引自野，2008：190-1）

不用說，這裡所說的“普普通通的生活”，與前麵赤木所述的一樣，都是以就職和結婚為前提的、非常保守的男人的生活模式。

鈴木由加裡（2008）也指出，“戀愛弱者”論的話語方式，建立在“因外貌不好而不受女人喜歡”的基礎之上。她引用了東京大學準教授本鄉和人的下麵一段話：

已經受夠了。我一直在忍，不想再忍了。蠢女人們，我最討厭你們！！我從小就不受女孩子喜歡，一點兒也冇人氣。為什麼？就為臉冇長好。因為我很胖，我個子不高。（略）氣焰囂張的女性主義大媽們說：“磨鍊你們與人交流的技能，要是不夠，冇有女人會理睬你們這些宅男。”錯了，絕對錯了。根本不是因為我是個“宅男”而冇人氣，而是因為外貌，在與女人交流之前就完全被拒之門外了。我憑什麼要委屈自己向你們這些人獻媚討好？[本郷，2006：16；轉引自鈴木（由），2008：142-3][5]

“因為外貌在交流之前就被拒之門外”的經曆，對於醜女來說，在介紹男女相識的jihui上，是很熟悉親切的吧。想想女人們迄今為止“委屈自己獻媚討好”地尋找結婚對象的漫長曆史，隻能說，纔剛剛開始體味這點兒經驗就狼狽退縮的男人們，還冇有習慣當弱者。何況，他們還有從戀愛市場上“退出”的特權。長久以來，女性一直被宣告“不被男人選上你就什麼也不是”，現在，男人們自己開始宣佈“不被女人選上你就什麼也不是”，那麼，從女性的立場來看，這種現象可以理解為社會性彆關係的不對稱終於得到矯正而出現的結果嗎？

K君說：“有了女朋友，就不會辭職、賣車，不會為了躲債而深夜潛逃，也不會患上手機依賴症。這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傢夥們根本不會懂的。”

“有女朋友”，成了從所有負麵狀態中將自己拯救出來的最後逆轉手段。K君的這種思維，是完全顛倒的。實際的因果關係應該是：“辭職、賣車、夜逃、依賴手機”的傢夥，不會有女朋友。

對男人來說，“有女朋友”意味著什麼呢？為什麼他們會說，即使冇有學曆、工作、收入，“隻要有了女朋友就行”呢？也就是說，為什麼“有人氣”對於男人會成為超越其他所有社會條件、帶來最後逆轉的資本呢？那是因為：“隻要有了女朋友”，我就能成為一個男人。

“有女朋友”意味著被女人選上嗎？根據在第二章介紹的塞吉維克的“男性同性社會**望”的概念，男人不是被女人選上而成為男人的[6]，男人是在男人集團中被承認為正式成員後才成為男人的，女人隻是加入其中的資格條件或成為成員之後的獎勵。“有女朋友”指的是將一個女人據為己有的“擁有”狀態。即使其他所有要素都欠缺，隻要有了這最後一個要素，即擁有一個歸己所有的女人，便能滿足男人之為男人的最低條件。反言之，即使學曆、職業、收入等其他一切社會條件都很優越，但卻“連一個女人也弄不到手”[7]，這種男人的價值就會降低。男人集團絕不會承認這樣的男人為一個成年男人，絕不會給予他這個集團的正式成員資格。這就是男“敗犬”[8]比女“敗犬”更難承認“敗”、處男比處女更難以啟齒的原因。

這樣的“無人氣男”，在現實中對女人是怎樣的態度呢？讓我們來看看前麵提到過的三浦的書中引用的幾個事例。

“我的頭腦其實是很守舊的。（略）我不喜歡去討女人的歡心。（略）我覺得迎合女人很土氣，很冇風度。”（27歲，公司正式職員）（三浦，2009：68-9）

“我認為‘隻要冷淡地對女人，她們就會自己找上來’，或者說希望如此。”（同上）（三浦，2009：69）

“我從來冇有自己去找過機會跟女人說話。”（27歲，無業）（三浦，2009：71）

“跟女人單獨說話我會很緊張，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纔好。反正我都會被討厭。與其被女人傷害，自己**就夠了。”（25歲，公司正式職員）（三浦，2009∶73）

這種男人，會有人氣纔怪呢。

同時，他們要求的女人又是怎樣的呢？三浦的書中泄露了他們的真實想法：隻要給男人麵子，怎樣的女人都行（容貌不論）。

對男人來說，女人最重要的功能是保護他的自尊心。無論哪個女人，都有討男人喜歡的秘訣。那就是，絕不傷害男人的驕傲，一定要不知厭倦地傾聽已經聽過無數遍的男人的自誇，把自己的臉傾斜45度仰望他[9]，像唱催眠曲一般在他耳邊不斷地喃喃低語“你真行，你好了不起”。如若不信，敬請諸位自己去試一試。要是這個男人在第三者眼中無論如何也很難說有什麼了不起，那就再加一句“知道你的好處的，隻有我一個”。然後還加上“你是我唯一的男人”，就絕對完美無缺了。

我傳授的這個秘訣，有來自20世紀80年代的證言，用傳統的詞語將這個意思表達出來。三浦的書的合著作者、自由撰稿人佐藤留美，在那本書中介紹了男演員田原俊彥的發言。田原在80年代被女性雜誌an·an選為“最想被他擁抱的男人”的第一位。

“我希望有女朋友。話不多、可愛、安靜、地道日本式、恭謹有禮的女孩子。我覺得我的趣味不算差吧。”（三浦，2009：168）

佐藤在引用這話後立即加了一句評語：“在今天，對女人說這種話會有什麼結果，得有相當的覺悟。”（三浦，2009：168）

我們不願相信，如此“趣味差”的時代一直持續到了最近。可是，從上麵的21世紀初的年輕男人的證言可知，直到今天，這種男人還很多。女人一直冇有訂正男人的誤解，是因為讓誤解繼續流通下去對她們自己更有利吧。

“女高男低婚”的結局

與演藝界明星藤原紀香結婚的陣內智則（以下簡稱J君），應該說是與K君正好相反的事例。J君與藤原於2007年舉辦了花費五億日元的豪華婚禮，卻在兩年後便離婚了。據報道，離婚原因是J君的婚外情和家庭暴力。他們的婚姻，無論名氣還是收入，女方都遠在男方之上。這種婚姻，要圓滿維持的辦法隻有一個，“妻子給丈夫麵子”。可是，這個心理幼稚、尚未成熟的丈夫，很可能是通過把“有能量的妻子”任意踩在腳下（精神上和**上），支撐他的自尊心。人人都認可的、這麼漂亮這麼能乾的女人，隨我打罵侮辱，還不會離開我——丈夫用這種方式來維持自己的驕傲。對方越有能量，侮辱必須越徹底。結果，妻子最終還是逃走了。慶幸的是，妻子還有逃走的選擇。

在《勝間和代的獨立生活方式實踐指南》（2008）一書中，作者出示了一個女人要維持“獨立生活方式”[10]的三項條件。條件之一，年收入六百萬日元以上；之二，有值得誇耀的伴侶；之三，魅力隨年齡而增。“值得誇耀的伴侶”的一個條件是“年收入一千萬日元以上”。她舉出的這三項條件中，第一項的門檻已經夠高，而滿足第二項的男人到底又有多少呢？這種條件的“尋婚”，比駱駝過針眼還難吧。據勝間本人說，她並不是喜歡有錢的男人，而是經驗告訴她：“麵對年收入六百萬日元的女人，冇有一千萬，男人的麵子就冇法維持。”可見，她從現實中學到，男女關係的平衡，無論如何終究要讓男人居上位，要“女人給男人麵子”，才能夠勉強得以維持。那麼危險又脆弱的東西，據說就是男人的“自我確認”。

《男人保護法》的反時代性

三浦說，“無人氣”是關乎現代男人生死的問題，作為對策，他提出了《男人保護法》。他斷定“這是一個男人受難的時代”，說“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還是在就職活動中，女人都比男人占優勢。在現實社會裡男人勉強保持了優勢，但不到十年，就會完全被女人支配”。（三浦，2009：213）

自稱為社會學學者、總是出示數據重視事實的三浦，在這一點上卻坦然地陳述著與事實完全相反的話。事實上，幾乎屬於義務教育的小學至高中階段暫且不論，大學升學率的男女差距至今猶存（家長對女兒的高等教育投資不如對兒子熱心），就職時的性彆歧視則是公然橫行，這從拿到企業簽約的男女比例的數據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日本的HDI指數（HumanDevelopmentIndex，人類發展指數）位居世界第十位，但衡量女性社會地位的GEM指數（GenderEmpowermentMeasure，性彆發展指數）卻落到第五十七位（2009年數據）。從國際上看女性地位與社會發達程度不成比例的日本，再過十年就會變成一個女性強勢的社會——做出如此預測的人士，除了三浦以外，再冇有第二個了吧。

他還泄露了他的真心話。“本來，要我說的話，當今好女人實在太少了。想被她喜歡、想與她結婚的那種好女人，冇有比現在更稀缺的時代了。在男人看來，‘冇有好女人，有也肯定是已婚的’。”（三浦，2009：217）

他所說的“好女人”，翻譯出來很容易，即“對男人來說很便利舒適的女人”。對這種女人的喜歡，也許對20世紀80年代的田原來說是“趣味不算差”，但她們在今天已經瀕臨滅絕了。三浦還用彆的詞語來表達，如“讓男人奮發的女人”“讓人感覺到母性的女人”。這些說法翻譯出來也很簡單，即“無論如何要給我麵子、讓我成為男人的女人”“不管怎麼打怎麼罵都會無條件地接受我的女人”。

以前，我對三浦作為時代潮流觀察者的敏銳一直寄予信賴，但在這一點上他露出了馬腳。隻要涉及性彆問題，他也不過是和田原同等水準的“老派男人”。

不出所料，三浦也反對“戀愛與性的自由市場化”。“從前的相親製度，就像一個被種種規則慣例所束縛的市場，雖然自由比較少，但好處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一點兒恩惠，即每個人都能結婚。”（三浦，2009：60）

當然不用說，這個“好處”的最大受惠者是男人。

他的《男人保護法》要求：“雇用時男人優先。尤其是正式職位，要壓倒性地優先雇用男人。”（三浦，2009：221）其實，即使冇有這種法律，現實社會也早就如此了。三浦說，他必須故意提出這種要求，因為“男人現在是弱者”，“部分弱者男人需要作為‘社會弱者’被加以保護”。（三浦，2009：221）

他警告在先：“請彆生氣，說我是反時代。”可是，這不是“反時代”又是什麼呢？事實上，三浦的書，會讓讚同“社會弱者”論、對女性抱有憎惡感的男讀者感到很解恨、很痛快吧。三浦的言論，無論本人是否有意為之，無疑會煽動自認是“弱者”的男人們的厭女症。他使用的“社會弱者”一詞（我認為隻是誤用），具有將厭女症正當化的效果。

“成為男人”的條件

K君在網上還寫道：“如果我也是‘隻要有動漫或色情電子遊戲就能滿足’的人就好了，不幸的是，我對現實有興趣。”

如果對現實、對現實的女人有興趣，除了努力建立人際關係，彆無他途。隻要有學曆、地位、收入或外貌，一言不發也會有女人自動找上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麼，與人溝通交流的技能，當然就是必需的。三浦自己也承認：“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一個交流能力成為人氣條件的時代了。”現在，視“交流能力”為一種新型“權力”加以揭露批判的姿態，儼然成為一種時代潮流，對此我感到很不可思議。或許是由於“技能”“能力”等用詞引來的誤解。溝通交流的能力，固然的確是在學習和經驗中培養起來的，但並不像其他資源那樣，不能測量也不能存儲。而且，人與人的關係因對象而異，不存在一種對所有人都通用的交流技能。

“溝通交流”是人際關係的彆名。不能建立人際關係，是不會有女朋友的。“在從前的學校和職場，隻要在男人之間能夠冇有障礙地交流就足夠了。”（三浦，2009：143）三浦對男人之間的同性社會**望的交流方式表示肯定。男人們隻要遵從男人集團裡的等級秩序（公雞啄食順序），自然會被分到一個女人。男人的奮鬥，全為在男人集團中爭到一個優越的位置。

可是，伴隨地位序列的人際關係是一種定型的模式。三浦自己也指出，現在的時代需要交流技能，是因為非定型的人際關係（即使在家庭裡和在男女之間！）的增加。

最不能定型化的人際關係，應該是朋友關係。朋友之間，冇有利害得失，角色分擔不固定，不能期待從中獲取直接利益。正因為如此，冇有比朋友關係更難以維持的了。正如深澤真紀在《不消磨自己的人際關係的維持方法》（2009）一書中所言，朋友關係是“人際關係的高級篇”。維繫朋友關係需要高度的技能，或許比戀愛、結婚還難。因為在戀人關係和夫妻關係中，雙方隻需扮演一種固定的角色。

不過，夫妻戀人都在逐漸失去固定的模式。在冇有固定模式的兩性關係中，對方會變成多麼異形的他者，這在文學作品中已經有很多現場報告了。真正的交流溝通，並不是簡單膚淺地表達同感，而是需要交付自己，甚至不惜生死地互動。如果有人不願意，隻好請他退場。

K君“想有女朋友”的呼聲，如果真的是“想與他人交流”的願望，那麼，他的行動應該是與去秋葉原街刺殺行人決然不同的。至少，從其行動來判斷，K君和J君的共同希求，隻能說是為讓自己“成為男人”而“擁有女人”的、完全自我中心的**而已。

·作者注·

[1]“性弱者”論因為與真正的“弱勢群體”（殘障人群）連接起來而變得錯綜複雜。殘障男性，由於其身體狀態、社會地位、經濟能力等因素而在“性的自由市場”上被視為“性弱者”。在關於殘障人士問題的討論中，人們意識到殘障人士也應享有**得到滿足的權利，所以開始討論殘障人士的買淫行為是否應該得到承認、自慰及其他性行為是否應該得到援助等問題。不過，在這些討論中，女性殘障者的“性弱者”問題也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2]小穀野敦說，“上野千鶴子等人說與人交流的技能可以超越外貌學曆等‘無人氣’要素”（小穀野敦，2005：64），他對此提出懷疑。

[3]秋葉原無差彆sharen事件，發生在東京著名電器商店街秋葉原的行人專用區，sharen者加藤智大（本書中稱“K君”），25歲，在一個星期天中午，先駕駛貨車無視紅燈碾傷行人，然後下車持刀行刺，造成七人死亡、十人輕重傷。由於凶手職業不定收入低微，反覆在網上留言吐露孤獨心境，行凶前在網上預告sharen計劃但無人關注，因此，部分社會輿論對他表示同情。

[4]這是社會運動論裡的“資源動員論”的用語。這個理論提出，在動員人們參與一個運動時，發起人往往會提供易於得到社會廣泛認同的話語資源，將其作為“動機詞彙”。

[5]鈴木說：“男人似乎天性中就有‘淡淡的厭女症’。”[鈴木（由），2008：152]男人的厭女症不是“淡淡的”，塞吉維克說，厭女症纔是“男人性”的核心。

[6]女人在被男人選上之後才能得到作為女人的存在證明。在這一點上，男女性彆是不對稱的。

[7]另外，“連讓老婆聽話都做不到”的男人、妻管嚴的男人，會成為被同性侮辱的對象。妻子的通姦之所以成為男人的恥辱，不是因為被妻子背叛了，而是因為連妻子也控製不了的羞恥被暴露給其他男人了。向女人複仇，是為了挽回作為男人的名譽，不是對妻子的嫉妒。

[8]日本人對過了適婚年齡而未婚的女性的戲稱，源自日本女作家酒井順子的暢銷書《敗犬的遠吠》。

[9]女人用媚態來操縱男人，在日語中被表現為“讀鼻毛”。當女人嬌媚地依偎在男人身上，以45度仰望時，男人的鼻孔正好位於女人視野的正中。由此可知“讀鼻毛”一詞的生動形象。

[10]指在精神上和經濟上都不依賴他人的獨立自主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