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穹鐵道：疲乏雜遝 第2章

第1章 雅典、斯巴達和地拉那------------------------------------------，距離雅典大學開學還剩下兩天。提前回到學校的凱文·卡斯蘭娜（Kevin Kaslana）——儘管他在護照上的正名已經改成了Phainon Khaslanas ——正在學校附近一家名為KISS的酒吧裡，和舍友科斯塔斯·帕夫利季斯（Kostas Pavlidis）對著一瓶淺黃色的鬆脂葡萄酒（Retsina）和三個高腳杯坐著。他們抽著煙，凝望著窗外的細雨慢悠悠地從屋簷上飄落，這樣的降雨在8月十分罕見，在10月中旬以後卻非常常見。他們知道等這場雨下完，新學年，也是他們的最後一個學年就要開始了。，便敲敲玻璃引起他的注意。小販走進酒吧內，把一盒半熟的麪條交給他。，酒吧的侍者端上了一碗熱氣騰騰的Linguine（意大利語：寬麪條），還配上了蝦肉和扇貝。帕夫利季斯點起一支菸，看著凱文吃麪。帕夫利季斯觀察了凱文整整4年，後者對於麪條總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他吃得又細緻又認真：把麪條在叉子上慢慢地捲成一個球，高高挑起，再慢慢落下，最後緩緩入口。這便是他吃麪的全部步驟。，風風火火地闖進來，如同斯巴達的國王利奧尼達（Leonidas Spartacus，公元前540-公元前480）一般血氣方剛、孔武剽悍。“我就知道你們躲在這！”他洋洋得意地說，重重地坐在凱文身邊，差點打翻他的麪碗。後者譴責性地瞪了他一眼，指指桌上的酒瓶。“真的，那我就不客氣了！”他直接把木塞按進了酒瓶裡，給包括自己在內的每個人都倒滿了一杯。 “哎呀……這下酒裡麵全是橡木味了。看看你乾的好事，邁德漠斯。”帕夫利季斯喝了一口，瞬間皺起了眉頭。·尼卡多利斯（Mydeimos Nikadoris），綽號“萬敵”，來自伯羅奔尼撒半島最南端的拉科尼亞（Lakonia）。他是全希臘連續四年的大學生運動會的中量級拳擊冠軍。他非常喜歡拳擊、散打、摔跤等被旁人視為暴力野蠻的運動。為了精進摔跤技術，他甚至在假期專程跑去國家隊訓練中心，誌願陪同佩特羅斯·加拉克托波羅斯（Petros Galaktopoulos，生於1945年，希臘摔跤運動員，1968年墨西哥奧運會銅牌、1972年德意誌奧運會銀牌得主）訓練。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雅典的溫文爾雅令我不適，所以我要給他們彰顯斯巴達的野蠻傲骨”。，他還是個優秀的廚師兼老饕。他每次從拉科尼亞返回學校，總會給大學裡結識的幾位好友捎來石榴、乳酪、蜜餅等甜的發膩卻大受歡迎的食物。 “有得喝就不錯了，我可冇有你那麼講究。”萬敵毫不在意地一口飲儘。“喝這種酒的樂趣就在於品味裡麵若有若無的鬆脂香。你這麼一來，我還喝什麼？”帕夫利季斯不依不饒。“好了好了，我們偉大的品酒師、萬古留名的大詩人、嚴謹的語言學家，我回頭再給你買一瓶不就行了？”萬敵訕笑一聲。，從身上掏出鍍銀的煙盒，又取了一支菸。“給我一支。”萬敵伸出手。“你暑假前不是口口聲聲說要戒菸嗎？”凱文驚訝地問，他的兩腮因為塞滿了麪條，顯得鼓鼓囊囊。

“戒菸是這個世界上最複雜的事，我們的救世主大人。如果一個人能活100歲，他至少會將其中百分之七十的時間用於研究如何戒菸。”

凱文想了想，伸出了一根大拇指，繼續吃麪。

三個人一時誰都冇說話，凱文吃麪，萬敵吸菸，帕夫利季斯觀察對麵的兩個活寶。

萬敵在凱文吃完麪之後便開始想壞點子，準備繼續作弄他——他們兩個人幾乎是在鬥嘴與整蠱中度過了漫長的大學歲月。

“今晚要不要去Kerameikos（雅典的酒吧街）過夜？”萬敵盯著凱文。

“不去。”凱文的臉色肉眼可見的紅了。

“你確定？我認識那的5個姑娘，你隨便挑。”

“滾。”

“看來你不想五對一，你愛康斯坦丁國王，你想去塔托伊宮討他歡心。”萬敵大笑起來。

“無聊。”凱文呷了一口酒。

“你讀過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Zniewolony Umysł）嗎，凱文？我去給你買一本，聽說這本書能動搖一個人堅定的內心。”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波蘭作家、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被禁錮的頭腦》是其代表作之一）

“你們這些知識分子都愛看這種聽上去就乏味的書嗎？”萬敵難以理解地問。

“聽你形容，這部書一定又危險又邪惡，我預感我不會喜歡它。”凱文說。

“這本書很有價值，描述了二十年前波蘭和波羅的海知識分子們的苦悶和窘境，你應該會喜歡的。”帕夫利季斯對著凱文笑。

“還是免了。”凱文也對著帕夫利季斯笑。

“你這個假期去了意大利？”萬敵問凱文。

“你冇有去羅馬、威尼斯、那不勒斯那些耳熟能詳的地方吧？”帕夫利季斯也問。

“其實我……”還冇等凱文說完，兩個提問者便自顧自地討論起來。

“他該去貝爾加莫（Bergamo，意大利北部城市），那的人會把他當兒子一樣看待。”

“他應該去維羅納（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感受威尼托（Veneto，意大利北部地區）人的熱情。”

“你不能讓他去看農民。他是文明人，正牌雅典公民，還是讓他去開化之後的現代地區吧。”

“你們能不能聽我說？”凱文提高嗓門問道。

“其實你去了哪已經無關緊要了，我們談論的焦點是你應該去哪。”帕夫利季斯哈哈大笑。

“救世主大人，看這個。”萬敵伸開手掌，一根一根地問凱文它們在意大利語中所代表的軍銜。

“那也就是說你去的時候是Tenente（中尉），回來的時候是Colonnello（上校）？”萬敵故作驚訝地問，隨即發出爆笑。

“這有什麼意思……”凱文一臉無奈地看向帕夫利季斯。

“誰知道呢，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軍隊黑話在他身上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學反應吧。”帕夫利季斯聳聳肩。

“走吧，回宿舍。”凱文站起身，披上外套。

“真回宿舍？”帕夫利季斯故意問。

“不然呢，現在還不到18點，風月場所還冇開門。”萬敵依舊在笑。

三個人踏著粘稠的泥漿走進熟悉的校門，走到7號宿舍樓下，這是校內唯一的一座男女混寢樓，左側屬於男生，右側屬於女生，每個樓層的中間用一堆缺胳膊斷腿的桌椅板凳和兩個拒馬作為Innerdeutsche Grenze（德語：國內邊界）。帕夫利季斯發現這棟沉默的六層建築與自己在四年前入住時幾乎一模一樣。兩扇棕色的木製大門敞開著，一塊長了苔蘚的石頭壓住牆角生鏽的彈簧，防止它自動關上。一個學生坐在門口木製的椅子上，無聊地望著天。凱文一眼就認出了那名學生——住在五樓的阿爾巴尼亞留學生多德·弗拉舍裡（Dodë Frashëri）。他走過去，來了一個大大方方的擁抱。

“Buongiorno。”（意大利語：日安）

“Vlla, sa mirë që dukesh。”（阿爾巴尼亞語：老夥計，你看起來棒極了）

“喝杯咖啡去，我們的北伊庇魯斯人（Vorios Ipiros，位於希臘和阿爾巴尼亞兩國邊界，此處代指阿爾巴尼亞人）？”萬敵問道。

“不了，我和你們一起上樓，我的寢室還冇打掃。”

帕夫利季斯走進門廳，門內有一股大理石地板受潮和衛生間下水道翻湧上來的怪味，這也和他4年前入住時一模一樣。他輕車熟路地走在四個人的最前麵，一邊爬樓一邊聽弗拉舍裡與凱文的談話。

“意大利之旅過得怎麼樣？”

“棒極了。”

“你的外套很臟，該洗一洗了。你這次都去了哪？”

“去了好多地方：米蘭、羅馬、威尼斯、佛羅倫薩……就連撒丁島的薩薩裡都去了。”

“你講的像一張旅行社開出的行程表，凱文。”

“不好意思，我不會口占遊記。”

“你的豔遇呢？”這次是萬敵在問。

“冇有什麼豔遇。”

“那你的意大利之行是不完整的。”萬敵武斷地說。

“也不能這麼說。意大利的露水夫妻冇什麼了不起。如今希臘有的是漂亮姑娘，我覺得她們一點都不比哈裡·瑪塔（Hari Mata，1876-1917，荷蘭交際花）差。”弗拉舍裡說。

“去你的吧，Dodo，你和邁德漠斯學壞了。”

“我叫Dodë。我到了，這裡是五樓，感謝各位陪我走這一程。”

“你現在屋裡還剩幾個人？”帕夫利季斯回頭問。

“就我一個。”

“你乾脆搬過來和我們住一起吧，湊個四人寢。”萬敵發出了邀請。

“好啊，求之不得。”

帕夫利季斯從牆上摘下了破舊的、搖搖欲墜的木門。以前它尚且還能被稱之為“門”，但是某一天晚上，它的軸承卡住了，無論從內從外都無法推開。正當凱文和帕夫利季斯隔著木板一籌莫展時，剛剛做完夜間有氧訓練的萬敵直接一腳將門板踢倒。從此它就變成了徒有其表的“掛畫”。

“這破門，學校也不說換一扇……明明我都填了好幾次報修單了。”凱文說。

“報修單？你應該去學校的後勤處問問1961年的故障排除了冇有。”萬敵嘲諷地說。

三個人的寢室位於頂層，房間朝向天井。凱文從窗戶上扯下雷暴大風天氣時用來固定窗戶的鞋帶，打開窗戶換換空氣。萬敵跳上自己的床鋪，把毛毯蓋在床單上。帕夫利季斯打開衣櫃，驅散裡麵的樟腦味，從裡麵扯出幾套衣服掛在晾衣繩上，他們的撲克牌和籌碼放在一個橢圓形的馬口鐵罐子裡。凱文的那支魚竿是淺藍色的，把手用八角形的黑紫色胡桃木製成，顯得很美觀，此時正靠在屋角，和萬敵的軍用長筒望遠鏡平行排列。

“我接盆水洗衣服。”凱文說完就走了出去。

“我也去。”萬敵跟上去。

帕夫利季斯覺得這種情況下自己不去不合適，於是也跟了上去。

在盥洗室內，三個人站成一排，凱文脫下濺了泥汙的外套，仔細地在水龍頭下麵刷洗。萬敵半裸著，露出健壯的肌肉，閉著眼睛，用毛巾蘸著冷水擦拭上身。他的胸前刺著八個漢字——左邊是“天下太平”，右邊是“物阜民康”。他並不瞭解這八個漢字所代表的具體含義，隻是在東方文化課程上覺得教師寫在黑板上的這幾個字很好看，於是拿出筆記本，像描摹畫作一樣，把它們描下來，再拿給刺青店的老闆看。

“要不要來一次畢業旅行？”凱文突然問。

“去哪？”萬敵依舊閉著眼。

“還冇想好。帕夫利季斯有想法嗎？”

“塞浦路斯？”

“得了吧你。”萬敵睜開眼，一揮手。“Lefkosia（即尼科西亞，塞浦路斯首都）和雅典有什麼區彆？還是你想去觀察突厥人的生活方式？那我們直接去Poli（希臘語：都城，專指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好不好？”

“要不去我的故鄉？”弗拉舍裡的聲音從門口傳來。發現三個人都在看他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剛把個人物品搬上來，看你們都不在，於是循聲來這看看。”

“好主意，我還從來冇有去過阿爾巴尼亞呢。”凱文笑道。

“其實不在阿爾巴尼亞。我父係的故鄉在普裡茲倫（Prizren，塞爾維亞科索沃自治區南部城市），我還有幾個親戚住在附近的山區裡。我敢打賭，這絕對會是一次令你們感到耳目一新的體驗。”

“簽證費多少？”帕夫利季斯問。

“每人18美元。”

“這麼便宜？我去一趟意大利都要40美元！”凱文張大了嘴。

“什麼時候出發合適？”萬敵問。

“現在不行，秋冬季容易下大雪。明年吧，明年仲夏的時候，論文答辯結束咱們就去。”

“一言為定。”帕夫利季斯說。

晚上吃飯的時候，四個人坐在一桌。他們吃了很多串希臘燒烤（Souvlaki），外焦裡嫩的牛肉搭配上清新的檸檬片使人胃口大開。在帕夫利季斯的推薦下，他們第一次嘗試了茴香味的葡萄渣白蘭地（Tsipouro）。弗拉舍裡帶著酒意一直在向其他三個人介紹自己的故鄉和家人：

“我祖父參加過兩次巴爾乾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在我很小的時候經常給我講科索沃的故事。他說：一提到Kosovë這個名字就能激起無法形容的熱烈感情，它代表了500年的黑暗與屈辱，儲存著我們——不隻是阿爾巴尼亞人，同樣也有塞爾維亞人——悲慘曆史的記憶。不管是他們的拉紮爾·赫雷彆利亞諾維奇沙皇（Lazar Hrebeljanović，1329-1389）還是我們的布希·斯坎德培王子（Gjergj Skënderbeu，1405-1468），他們都代表著整個巴爾乾人民反抗異族侵略的決心與勇氣。不管是在貝爾格萊德、在地拉那還是在普裡茲倫，當我們尚處繈褓之中，家長們就開始給我們灌輸大同小異的科索沃印象。我母親哼唱著科索沃的歌曲哄我入睡，我的老師一直冇有停止講述韋利科·彼德羅維奇（Veljko Petrović，1780-1813，塞爾維亞民族英雄）和切奇茲·托普利（Çerçiz Topulli，1880-1915，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等一批Hajduk（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綠林俠盜）的傳奇故事。每當我的祖父回憶起他的戎馬往事時，他都會聲音顫抖、淚流滿麵、渾身戰栗，眼淚沿著他堆壘的皺紋和花白的鬚髯落到我的枕頭上。我看得出來，這是一種源於內心深處的痛苦和激動，500年來在苦痛中掙紮的一代代殉難者的精神照耀著他們那一代人。他們有自豪和驕傲的底氣，他們實現了兩個民族5個世紀以來的夙願，用槍炮奪回了本應屬於自己的土地。

“可是據我瞭解，你們三方——包括土耳其人，都犯下了針對平民的戰爭罪行？”帕夫利季斯問。

“此事在巴爾乾並不新鮮，乃是當地不可不品的特產之一。”凱文調侃道，想要重新活躍起來已經變得凝重的氣氛。

“我不否認，這一點我祖父也對我講了。”弗拉舍裡喝了一口酒，繼續講下去。“我首先要澄清一點，你們如今在地圖上看到的科索沃自治區其實包括兩個地方：西部的梅托希亞（Metoxija）——這是塞爾維亞人的叫法，我們稱之為Dukagjini——和東部的科索沃。實際上，當塞爾維亞軍隊一進入普裡茲倫，軍紀就變得形同虛設。整座城市都瀰漫著沖天的黑煙和火光，甚至在我親戚的那個山村裡都能看見。狂暴的士兵們在城裡殺人越貨，我祖母決定立刻搬到國境線對麵去。山下通往庫克斯（Kukës，阿爾巴尼亞北部城市）的大路兩邊全是屍體。其實塞爾維亞人主要的複仇對象是土耳其人和波馬克人（Pomaki，信仰伊斯蘭教的南部斯拉夫人），但是也有很多阿爾巴尼亞人遭到誤殺。他們進行判斷的方式很簡單，就看你會不會劃東正教的十字架。我祖母一行人在邊境小城維爾米察，也就是弗爾布尼察（Vrbnica，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邊境城市）停留時，親眼見到地上全是無頭屍體，根據衣著特征能辨識出來主要都是阿爾巴尼亞人，也有土耳其人和波馬克人。城裡麵豎起了一個巨大的京觀，遠遠看上去像一堆吊起來的乾枯的魚腥草。”

“嘔！不行我要吐了！”凱文捂著嘴離開了座位，四處尋覓衛生間。

“嗯……所以我應該為他們的暴行向你道歉嗎？”帕夫利季斯小心翼翼地問。

“收起你的聖母心，你又不是塞爾維亞人。”萬敵冷淡地說。

“不用道歉。”弗拉舍裡又喝了一口酒。“戰爭——本身就是無法無天的行為，何況這是土耳其人在償還他們在尼什（Niš，塞爾維亞中部城市）欠下的血債。”

（1809年5月，奧斯曼帝國為震懾起義的塞爾維亞人民，在尼什城裡搭建起了由952顆骷髏頭構成的京觀，該國恥象征一直儲存至今）

“我回來了，咱們聊點開心的事吧。”凱文捂著嘴回到了座位上。

“是我的責任，不好意思。等你們到了科索沃之後，我帶你們去看著名的‘撤退之路’。”

“1915年冬季的那場戰略性撤退嗎？”萬敵明顯來了精神。

“是，當時塞爾維亞軍隊被同盟國擊潰了，被迫放棄全部領土，沿科索沃山區向黑山、希臘和阿爾巴尼亞轉移。我祖父，你看，又說到他了。當時他還在阿爾巴尼亞軍隊中服役，擔任聯絡官，他親眼看到了那群狼狽不堪的塞爾維亞人。他是這樣形容的：我直到那時才明白了何為巴爾乾曆史的內核——也就是痛苦慘劇、英雄氣概和愛國主義的雜糅。抵達邊境口岸的塞爾維亞軍隊既冇有烤火的木材也冇有飼餵軍馬的草料。四周飄著漫天大雪，成千上萬的人群和馬匹緩緩行進，他們的臉上冇有痛苦，冇有絕望，隻有麻木。他們一邊走，一邊倒下。我居然在餓殍的人和凍斃的馬眼中看到了一絲解脫和滿足。”

“這次撤退還催生了一首著名的歌曲——《遙遠之地》。”（Tamo Daleko）帕夫利季斯補充道。

“停！不要開嗓！”萬敵及時製止了舍友一展歌喉的衝動。

凱文聽著弗拉舍裡繼續講述他故鄉的景色，慢慢地陷入了冥想狀態：冬季的巴爾乾山區，道路冰凍，像鋼鐵一樣堅硬。空氣清新、冷冽、乾燥。天上墜落的雪花也沾染上了斯拉夫人的冷硬，像粉末，像木屑，撒在農舍的屋頂上、堆積著木柴和煤炭的院落上、秋日之後變得鮮有人煙的田壟地頭上……野生動物風馳電掣地跑過，留下一串顯眼的蹤跡。親切的“同誌”替代了冷漠的“老爺”，樸實的農民學會了尊重自己。

“確實適合作為畢業旅行的目的地。”凱文默默地點頭。他環視四周，食堂裡煙霧瀰漫，香菸和炊煙互相混合，形成了彆樣的朦朧感。剛纔喝得有些過量，他覺得屋頂的吊扇馬上就要墜落，在進食的學生們中間引起一陣騷動。騷動？對，騷動。西方的政治家們就是這樣評價第三世界的人民的。他去年和風堇（雅辛忒斯·艾格勒斯，Hyacinthia Aquils）兩個人作為聯合國青年誌願者的一員去了剛果，為當地的人民分發食物和藥物。他第一次知道原來雅典的貧民窟並不是生活質量最為低下的地方，僅僅是1965年的剛果一地，就有超過1500萬人在死亡線上掙紮。他每晚都和村民們痛飲私釀的劣質酒，喝到酩酊大醉，第二天醒來頭痛欲裂，但是腦內總有一種奇異的興奮。他覺得自己確確實實地為挽救人類墮入地獄做出了努力。他唯一感到惋惜的是，自己的手不夠大，隻能接住一個村落的人。

從剛果回來之後，他就成為了萬敵口中的“偉大救世主”。

這倒也不壞，凱文想。

“走吧，回去打牌。”帕夫利季斯拍拍凱文的肩膀，把他喚回到現實。

四個人都站起身，離開了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