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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清晨,我走去修護中心附近的港口散步。
天亮得很晚,愛丁堡海灣吹過來的風帶著尖銳的涼意。我把圍巾裹緊,口袋裡的藍牙耳機卻突然出現了一聲輕微的滋啦聲,隨後自動連上了信號。
那個未來時空的聲音,比上一次聽起來平緩了一些:
“後來的某天我問過芷凝,那天高架橋下到底有多險。”
“她親口承認,匝道口有急救車,十分鐘就能把人帶下去,她也叫我先送去機場。”
“可我依舊把車調頭開向了她。因為我打心底裡料定,不管耽擱多久,你一定會留在原地待命。”
聲音戛然而止。
一陣灰青色的海浪撞在石堤上。我立在風口聽完最後半句,才緩緩把耳機拽了下來。
掌心裡的手機跟著震了一下。
是蘇芷凝發來的長訊息。
她寫了許多,說程嘉屹已經通知她,兩家的婚事徹底解除了。
說暴雨那天她其實勸過師兄先送我趕航班,是程嘉屹非要堅持親自去拖車。
還說她過去總以為無論怎麼試探,那個師兄都會站在她身邊,直到那天淩晨她的電話被第一次掐斷,才發覺自己早就跨過了該有的界限。
在末尾,她問我能否看在老師的麵子上原諒她。
我刪掉對話框,冇有給任何迴應。
不是因為釋懷太難。
而是我至此徹底看清楚,蘇芷凝從來就不是這段關係裡的核心癥結。
她無非是程嘉屹每次在權衡偏向時,借來得最順手的一塊擋箭牌。
下午,我去了市政畫廊旁邊的文化工坊。
櫥窗上貼著短期居住適應課程的簡章,教的是本地日常搭車規則、應急就醫流程,還有非本土居民如何在陌生城市獨自紮根。
我在受理表上的停留期限那一欄,填了六週。
負責登記的導師看了眼表格,順口問了句:“是陪家屬一同過來的?”
我把簽好字的筆合上。
“不是。”
“那是一個人過來度長假?”
“也不是。”我微撥出一口氣,“我是一個人來重頭打理生活的。”
邁出門台,程嘉屹的訊息終於發過來:
【我不會去愛丁堡打擾你。】
隔了十幾分鐘,才補出第二行:
【除非你願意讓我見你。】
我看了一眼,冇有絲毫鬆一口氣的感覺。
我隻懂得了,六年多來,這是他第一回學會向我的主觀意見低頭,而不是替我把一切都統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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