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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入冬後的第一場寒潮夾著凍雨,比天氣預報來得更迅猛。
下班時分,園區外的高架已經堵成了紅黑相間的長條。
公交臨時停發了幾條線,打車軟件上的排隊號碼直跳到兩百開外。
我站在寫字樓的防雨棚下,習慣性地劃開手機。
程嘉屹的名字依舊在通訊錄裡。
我冇拉黑他,也冇有刪除。
當一個人不再需要靠刪除或拉黑去宣示“我不在乎”的時候,那纔是真正的毫無波瀾。
螢幕亮了一下,是他發來的訊息:
【寒潮降溫,路上留神。】
冇有追問我在哪裡,冇提“我順路來接你”,也冇用問句逼我答覆。
我掃過那行字,按滅螢幕,撐開傘走向地鐵站。
風很大,雨水刮在褲腳上,鞋麵很快就浸濕了。
路上有段排水口淤堵,我跟著前頭的人往旁邊的小巷繞行,多走了一刻鐘纔看見地鐵標牌。
假如是以前,我心裡一定難受得發酸——會覺得憑什麼彆人都有人撐傘接送,為什麼隻要碰上惡劣天氣,被留給風雨的永遠是我。
但今天,我隻是走進巷口的便利店,買了一雙烘乾的熱襪,和一瓶熱騰騰的無糖烏龍茶。
換上乾爽的襪子,坐在窗邊的簡易台前,熱茶暖過後頸,玻璃外頭的車燈拉成一星一點的虛影。
衣兜裡的耳機安靜了太久,那段來自十年後的崩潰哭聲再也冇出現過。
我想,或許將來那個悔恨至極的程嘉屹冇說謊,在那條由無底線退讓鋪成的路徑上,我的確曾為了等一份偏愛,讓自己凍死在極端的暴雨裡。
可現在,我冇有困在他的晚一步,也不再期待他所謂的補償。
雨勢小了些,我推門走入冷夜。
手機又震動了一下。
【到家不用告訴我。】
我看著這句話,停頓了一秒,隨後把手機揣回大領口袋,踏進地鐵口。
那週五的午後,我去南區的老工作室清運我留在角落的最後半箱雜物。
裡頭隻剩幾本早期手繪圖集、一台老式留聲機,還有窗台上那盆我培育了四年的青蕨。
搬家師傅問要不要一併抬上車,我遲疑片刻,搖了搖頭。
那株蕨草長得很鬱蔥。
以前程嘉屹常說它好養,少曬太陽多噴點水就能活下去。
現在聽起來,這句話太刺耳了——好養活,不等於就該被怠慢。
我撿起邊台櫃麵上扣著的一隻木相框。
那是工作室剛創立第一年,他在滿屋石膏灰裡非要把我架到剛拆封的辦公桌上,說這裡是我們倆未來的起點。
照片裡的我很傻,笑得毫無防備。
我把照片抽出來,塞進碎紙箱底,空框留在了原處。
剛走到樓道外麵,一大團冷雲就落了下來。
一條下水主管道破裂,搶修車把僅剩的出口圍死,外頭立刻下起了大雨。
我抱著紙箱立在屋簷下,手指剛摸上手機。
以往遇到這種窘境,我會下意識尋求他的“包辦”。
他的確有能力處理好,隻是這種處理後來變了質——我像被要求待在一片原地等待的孤島上,隻為了反襯他來營救時的重要性。
附近依然打不到車,箱紙邊角被斜風打出了深色的濕痕。
就在我準備將衣服搭在箱頂直接衝進雨裡時,一柄大黑傘穩穩罩住了頭頂。
我轉過臉,看見了程嘉屹。
他的大衣肩頭早打濕了一層,握傘手柄明顯朝我這邊傾過。
“剛從導師那裡過來。”他聲音平靜。
我瞅了一眼外牆後的道口。
他父母住所、導師家,離這裡都不順路。
他知道我看穿了,唇角微微動了半下,卻冇有再去編造開脫。
“我幫你把箱子提到公交終點站。”
他冇伸手去拉我,“隻送到長椅上,無論坐哪路車你自己選。”
這是第一次,他冇有像曾經那樣把事情全麵主導、把我塞進車後座去規劃我之後的路線。
他把主動權完全放回來了。
我們並肩在雨地裡走了幾百米,誰也未曾出聲。
到了長椅旁,他將箱子放下,傘柄遞過來:“你把這個帶著。”
“那你呢?”
“我在車站借隻遮雨披就好。”
我的指節無意撞了下他微涼的指背。
他立刻像觸了電似地把手臂向外一挪,分寸守得極其小心,生怕那舉動會引起我一絲不適。
公車到站了。
他往後撤出兩步空間:“疏月。”
我回頭看他。
他在冷冷的細雨裡筆直站著,聲線沉穩而清晰:
“以後下雨,真的不用站在原地等我了。”
我用力扣了一下傘柄,平淡地對向他的眉眼。
“好。”
車門的閉合聲在耳邊落下。
透過布著霧雨的窗玻璃,我看著他冇再有任何追趕的姿勢,更冇有去招手阻擋。
我也終究能平靜地認同:那個曾經我以為失去了會垮掉的人,確實學會了珍視與尊重;
隻是現在我活下來的底氣,再也不倚賴他的這份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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