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傳 第三章 孫權的執政風格、及戰略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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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一、執政風格\\n\\n孫權英武果斷，膽略過人。他曾在濡須口一帶，乘大船偵探魏軍陣容，異常鎮定自若。魏軍弓箭齊發，箭鏃集中在船的一側。孫權下令掉轉船頭，再以另一側受箭，待箭勻船平後再安全駛回。他“博覽書傳曆史”頗有才華。他曾寫信給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短短16字，寓意很深。\\n\\n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戰敗劉表，取得荊州，企圖一舉滅吳。他對孫權聲稱：\\\"今治水軍80萬方與將軍會貓於吳。\\\"孫權冇有被曹操的氣勢洶洶所嚇倒。他果斷地采納魯肅的建議，與劉備結成同盟，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用火攻戰術大破曹軍，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局麵。\\n\\n和三國時代的其他第一代君主一樣，孫權也很會用人，並且在納諫方麵作的更好，還會認真聽取反麵意見。同時也很有戰略眼光。《三國誌》記載吳國大臣對孫權的評價： “提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於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曹丕），是其略也”，雖然難免溢美之辭，但概括的還算全麵。\\n\\n孫權接掌領導權之初，“以兄事瑜”，對周瑜信任重用。周瑜死後，對魯肅、呂蒙、陸遜等將領都信任重用。《三國誌》記載孫權曾經說過：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但是孫權在立國稱帝以後，采取保守的態度，妄想憑藉長江天險，與魏、蜀長久分治，對蜀國不斷的北伐采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三國誌》記載孫策生前曾評論孫權的思想本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儘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最後他的保守政策導致北方的魏、晉可以逐個擊破，先滅蜀後滅吳。\\n\\n“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宋代著名詞人辛棄疾登臨京口北固亭時，曾寫下這首《南鄉子》，稱頌昔年東吳的開國之君。一般人談論起來東漢末年及三國的英雄，往往按照“青梅煮酒”的思維定勢隻承認曹操、劉備，不大看得起孫權。其實若仔細分析當年三足鼎力形成時的戰略籌劃，那位孫仲謀玩弄起戰略平衡術，著實比曹孟德、劉玄德略高一籌。考察魏蜀吳三國的施政民生，東吳的統治最為黑暗暴虐，其士族豪強把持政權，士兵地位近似奴隸，軍中基本的刑罰就是砍頭。吳國民間暴動和兵變最為頻繁，其國祚卻反而最久，不能不令人稱奇。孫權本人當政接近半個世紀，最大的長處便是善於利用矛盾。身處豪強並起的亂世之中，能靈活運用善變權謀，並精於發展自身實力，正是自保圖強之要訣。自公元189年董卓進兵洛陽架空漢室，天下從此大亂。長沙太守孫堅乘機拉起一股私人武裝，經過本人及其子孫策、孫權到長江下遊經營十幾年，形成了占地從長江直至南海邊的割據政權。以建業（今南京）為統治中心的孫氏集團作為外來戶，主要依靠江東士族支撐，為此允許其保持部曲家兵，像張昭、魯肅、陸遜等都是豪強的代表。孫權對這些人一向優禮有加，靠著巧妙平衡各派力量並依托長江天險，才能平撫內亂以割據江東一隅。孫吳平撫內部矛盾練就的平衡術及靈活的權謀，也運用於對外的三國鼎立爭雄之中。當時曹、劉兩家的戰略目標及其政策針鋒相對，毫無妥協餘地。曹魏必欲取漢劉天下而自代，劉備、諸葛亮集團則稱“漢賊不兩立”，雙方隻能你死我活拚到底。孫權集團卻冇有這種政治道義負擔，能夠隨時改變政策以左右逢源。冇有永久的敵人，冇有永久的朋友，隻有永久的利益，這在當年便是東吳對外政策的基本信條。公元208年，曹操率十幾萬大軍南進占領荊州直逼江東，麵對生存危機的孫權馬上聯合落難之中的劉備，以赤壁一戰獲勝形成南北對峙。為防曹軍捲土重來，孫權同意將荊州“借”給劉備以作為東吳安全保障，又不惜將妙齡的妹妹嫁給年過半百的那位遠房“皇叔”。根據史實，這一政治聯姻並非像小說《三國演義》那樣是江東招親，而是孫權送妹妹赴荊州並陪嫁了一支武裝保衛隊。據記載，劉備晚間會夫人，先要通過東吳男兵的外圍保衛，再進入幾十名女兵刀劍叢中的閨房，隨時有遭受“斬首行動”的擔心，經常戰栗不已。若論古代君王頭號“懼內”者，恐怕非劉備莫屬。這種受製於東吳的婚姻隻保持了兩年，劉備西征西川和孫夫人東返，便意味著雙方戰略聯盟告吹。公元219年，劉備從四川進一步攻占漢中，其勢力發展到頂峰，感到其威脅的孫權便改變戰略同曹操妥協，不惜勸其稱帝而自稱臣。原來孫劉聯盟對曹，一時變成了孫曹協力對劉，這使孫權變成最大受益者，劉備集團則陷入兩麵受敵之境。吳軍利用曹軍牽製關羽主力，一舉襲占荊州，接著在彝陵打敗前來反攻的劉備，就此取得在長江中下遊最有利的戰略態勢。削弱劉氏集團的目的達到後，曹魏成為吳國的基本威脅。公元223年劉禪繼位後，孫權馬上又實行了一次戰略大調整，聯合衰弱的蜀漢政權抗魏。孫權還親自在盟約上寫上一段古代國書罕見的溢美之辭——“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此番吳蜀結盟雖仍是相互利用卻維持到底，諸葛亮、薑維北伐時都得到吳軍的戰略策應，這是由於共同的利害關係壓倒了荊州、彝陵的舊怨。孫吳集團雖擅長利用矛盾自保，進取雄心卻不足。吳國以興建水軍為主，這種防禦型戰略決定其難以進軍北方平原，無消滅強敵之誌便不可能長久自保。從爭雄天下的氣魄看，孫權確不如劉使君、曹丞相，也無怪後代詞人仍會認為：“天下英雄，使君與曹，餘子誰堪共酒杯！”\\n\\n二、執政戰略舉措\\n\\n孫權審時度勢，考慮重新選擇一個合適的政治中心。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他在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後，毅然決定自京口（今鎮江）徙治秣陵（今南京），又在石頭山建石頭城。次年改秣陵為建業。黃初二年（公元211年），因與劉備爭奪荊州，為便於指揮對蜀作戰，又以荊州的鄂城為政治中心，改稱武昌。黃龍元年（公元229）四月，孫權在武昌稱帝。同年九月，又將都城自武昌遷回“舟車便利，無限險之虞：田野活饒，有轉輸之籍；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的建業。這樣，孫權開創了南京的建都曆史。\\n\\n孫權為什麼能在江南建立起鞏固的封建政權呢？從客觀上來說，西漢以後江南經濟有若乾發展，為東吳在這裡建國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從主觀來說，還依賴於孫權所執行的正確的政策。孫吳政權關鍵的戰略措施，約有以下三端。\\n\\n其一，儘力爭取江北和江東大族地主的支援。東漢末年的大混戰，使一部分地主豪強在北方不能立足，便帶領他們的宗族和依附農民紛紛過江，想在這個較為寧靜的地區暫時躲避一下，以待機北歸。如有宗族、部曲三百多口的臨淮東城人魯肅，有私客百人的汝南細陽人昌範，有僮客八百的南陽人甘寧，以及皖北大族周瑜等，便都是這一類人。他們到達江南後，迫切地需要有一個政權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孫氏政權的建立可說適應了他們的這種要求。孫策和孫權對這些流亡地主皆曲意籠絡，如孫策自稱與周瑜情同“骨肉”，對呂範“親戚待之”，孫權更師禮張昭，兄事周瑜，都是突出的例子。因此，在孫策的旗幟下就聚集了一大批北方大族，成為他渡江轉戰的骨乾力量。這些北方大族清楚地知道，他們和孫氏政權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即“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因此，他們對孫氏政權的支援，可說鞠躬儘瘁，死心塌地。東漢末年，被稱為吳郡四姓的顧、陸、朱、張和被稱為會稽四姓的虞、魏、孔、賀等江東大族，都正處在迅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孫家本身就是江東的“地頭蛇”，孫堅起兵時所依靠的核心力量是“鄉裡少年”，孫堅的兄弟孫靜曾在家鄉“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進行武裝割據。當時散佈在江東的這種豪強武裝，在史書中被稱為宗部或宗伍，領導它的豪強被稱為宗帥。孫策和孫權如果不和這些土著豪強合作，特彆是得不到像吳郡四姓這樣顯赫大族的支援，他們的政權就會像無基之屋，經不起風吹雨打。因此，孫氏兄弟對江東大族也儘力拉攏。孫吳政權建立後，吳郡四姓充作郡吏的數以千計。吳郡陸氏一家，前後出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陸凱說：“先帝（孫權）外仗顧、陸、朱、張”。這些事實都說明江東大族也成為孫吳政權的重要的社會支柱了。\\n\\n其二，審時度勢，靈活處理與蜀、魏之間的關係。孫策臨死時，對輔佐孫權的張昭等說：“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魯肅也對孫權說：“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這種立足江東，麵向全國，有機會再圖進取的策略，完全符合東吳的利益，這實際上就是孫權所遵守的立國方針。在赤壁之戰時期，孫權與劉備聯合大敗曹軍，在襄樊之戰和夷陵之戰時期，孫權又與曹魏聯合奪取荊州。夷陵之戰以後，蜀漢的勢力收縮到益州，對吳已構不成威脅，曹魏成為吳的唯一大敵。在這種情況下，孫權轉回頭又與蜀漢長期聯盟，甚至當東吳的大臣謠傳蜀欲背盟時，孫權則認為絕不可能，並說“朕為諸君破家保之”。可見在後期孫權與蜀聯合的態度是堅決的。孫權通過再次與蜀聯合，不僅順利地當了皇帝，也有效地抵抗了魏的軍事進攻。孫權從聯蜀抗魏或聯魏抗蜀中大撈好處，就是他的上述立國方針的靈活運用。在魏、蜀、吳三國中，魏的力量最強，從長遠來看，吳、蜀聯合抗魏是客觀的趨勢，但並不排斥在個彆時期吳、蜀之間的矛盾也會激化。孫權在這個問題上看得較透，處理得較好，與劉備、曹丕相比，顯然棋高一著。由於孫權對這個大問題處理較好，因此使他能“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這也是孫權能在江南建立鞏固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n\\n其三，舉賢任能。孫策臨死時對孫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儘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事實證明，孫策認為孫權善於舉賢任能的看法是正確的。在舉賢方麵，如出身“凡品”的魯肅，張昭等都瞧不起他，但周瑜把他推薦給孫權以後，孫權經過考察，認為魯肅很有才能，就重用不疑，後魯肅成為接替周瑜的名將。呂蒙、陸遜也都是在未成名以前，即被孫權賞識，很快提拔到關鍵崗位的。孫權曾與陸遜在一起論魯肅，認為魯肅有一短二長，而“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取其長”。這種不求全責備，與曹操的“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的舉賢思想如出一轍。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看來曹操和孫權懂得這個道理，因此他們都能選出大批有才能的乾部。在任能方麵，陳壽批評孫權對人“性多猜忌”，其實這是孫權晚年的情況，在他早年並不如此，而是能夠作到推誠任之，放手使用的。夷陵之戰以前，吳南郡太守諸葛瑾曾寫信給劉備，勸劉備收兵議和，這完全是為了維護吳的利益，但後來卻有人向孫權告發諸葛瑾裡通外國，孫權不信，說：“孤與子瑜（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可見孫權對諸葛瑾很信用。陸遜以荊州牧坐鎮武昌，負責對蜀的外交，“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諸葛）亮，並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劉）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這說明孫權對陸遜的任用更為放手。孫權對部下很體貼，典型的事例正如孫盛所指出的：“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淩統之孤”。由於孫權重視選賢任能，而且有一套方法，這不僅使他能夠羅致一批人材，也使東吳統治階級內部比較團結。曹丕伐吳時，曾望江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孫權稱帝時，蜀有人主張伐吳，諸葛亮說：“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胡三省評論說：“觀孫權君臣之間，推誠相與，讒間不行於其間，所以能保有江東也”。這都說明瞭孫權的舉賢任能對鞏固東吳政權所起的重要作用。\\n\\n三、鞏固權力，**軍國大政\\n\\n１．不用鯁臣為相\\n\\n孫權於魏黃初二年（２２１）被曹丕封為吳王，次年自建年號黃武，並且按照漢初製度自置丞相。孫權設相，不同於曹操，也不同於諸葛亮。用現代語言做個不儘恰當的比喻：曹操、諸葛亮搞的是“內閣製”，君主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甚至是丞相股掌之中的傀儡；孫權搞的是獨裁“君主製”，大事的決定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丞相職掌僅在“助理”而已。\\n\\n孫權的第一位丞相叫孫邵。孫邵名不見《三國誌》列傳，姓孫，但非宗室。曾為車騎將軍長史，參與撰定朝儀。為相數年，史籍除記其因受張溫、暨豔案牽連而主動“辭位請罪”外，寸功未及，足見他冇有做出過有什麼重大影響的事情來。當時，群臣都認為應以張昭為相，孫權就是不用。孫邵之後，大家還是推舉張昭為相，孫權依然不用。除了政治原因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為了免用鯁臣，防止掣肘。正如孫權自己所說，“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然後，顧雍為相１９年。顧雍其人，一是“不飲酒，寡言語”，二是不爭己功，三是很會顧及孫權的麵子。他不爭權，不淩主，甚得孫權放心、歡心，所以平平安安地做了１９年的丞相。顧雍死後，孫權索性任命遠離朝廷、長期駐紮在武昌的陸遜、步騭相繼為相。陸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是位既有能力，又很謙遜的人。然而，孫權讓他繼續“領武昌事如故”。陸遜不居廟堂，自然是難以“總司三事”、身兼“內外之任”了。所以，陸遜冇有成為“助理萬機”的真正意義上的丞相，大權依然完全獨掌在孫權手中。陸遜剛剛做了丞相便因廢立太子事同孫權發生了嚴重分歧，隻做了一年名義上的丞相，便即受到孫權的“責讓”，“憤恚”而死了。此後一年半的時間裡，孫權冇有置相。直到赤烏九年，才又任命又一個遠離首都的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當時，步騭“都督西陵（即夷陵），代陸遜撫二境”，而且是上了年紀的人。步騭既有戰功，又有為政之能，突出特點被當時人概括為“恭而安，威而不猛”。因而很適合孫權的丞相人選。然而，步騭甚知孫權為人，為相以後反而很少過問朝廷大事。曆史記載說，步騭“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步騭做丞相不到八個月就死了。兩年後，孫權以新任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朱據，頗受孫權器重並娶公主為妻，本為心腹。然而，剛剛受命不久便牽涉到太子與魯王之爭中，他“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孫權一怒之下，將其先貶為新都右丞，隨後又賜死於赴任途中。\\n\\n２．臨兵設督，不置長久性軍帥\\n\\n孫權同曹操、劉備一樣，為王為帝，從不放棄總統軍事的權力。他雖然冇有像曹操那樣明確表示決不放棄兵權，也冇有像劉備那樣親手具體指揮大規模的決定性的戰爭，但始終把軍事的最高、最終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n\\n第一，各將軍互不相統，直接向自己負責。孫權封王以後，廣設名號將軍、雜號將軍，並對稍有戰功者即予一般將軍的稱號；及至稱帝，則比照漢製，頻以最高最好的名號加封各將軍。但孫權並冇有給他們“專征伐”的權力。各類將軍，包括各種名號將軍、雜號將軍、裨將軍，甚至都尉、校尉，都不固定地直屬於某一高級將軍，而是聽從孫權的調遣，直接向孫權負責。\\n\\n第二，臨兵設督，戰役結束帥職自銷。孫權自己直接指揮過幾次戰役，有的是成功的，但大多數不算成功。一些大的著名戰役，都是臨戰命帥取得的。他的突出貢獻是，選人得當，既付實權，決不掣肘。所以，軍帥雖為臨授，但有實權，非常利於發揮主將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戰事結束，或調離，帥職自銷，避免了“尾大不掉”的毛病，確保了軍權的集中。\\n\\n３、地方上實行軍事統製製度\\n\\n中國封建時代，決定全國性的征伐和跨越地方行政區域作戰的權力概歸中央，具體的軍事行動則由朝廷任命的將軍、都督、中郎將、校尉等實施。地方上實行軍政統一製度，行政長官就是這一區域的軍事長官。他們非受特命或應鄰境之約，原則上冇有越境作戰的權力。如兩漢時代的郡太守和縣令長，分彆都以自己的行政官職統率本地區的軍事力量，以政主軍，以政統軍。郡縣中雖然都設置由中央任命或認可的軍職，但他們都是行政長官的屬官，均應接受郡守或縣令的領導。孫權施行的是一種不完全相同的體製。他改變了地方上傳統的以政統軍的製度而實行由中央任命的高級將領統製地方。這是一種軍管性質或準軍管性質的體製。這種體製，在他的兄長孫策時候已經開始了。孫權繼承、推廣了這一做法，成為吳國製度。比如南郡，赤壁戰後，偏將軍周瑜領太守，後來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領太守。蒙死後，綏南將軍（後遷左將軍、大將軍）諸葛瑾，長期領郡。瑾死，其子奮威將軍諸葛融“代父領攝”。\\n\\n“以軍統政”，是一種軍事統製製度。這種製度，有很大的危險性，極易形成軍事割據，削弱中央權力，釀成地方武裝衝突。但孫權冇有讓它形成這種局麵，而是靠其相對高超的馭將能力，讓它發揮了積極作用，一是可以較快、較好、較穩地控製地方，平叛製亂；二是便於將領越行政區界作戰，追殲敵人；三是便於軍事的大規模或較大規模的調動。比如，陸遜為大都督抵抗劉備，孫權便可將已經做了太守的諸將軍朱然、潘璋等調到前線，成為陸遜的屬下。\\n\\n4、峻刑法，“法令繁滋，刑辟重切”\\n\\n晉人陳壽認為，孫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這是有事實根據的。然而，這隻是問題的一方麵。治史者不應不注意到封建時代一切有作為的獨裁者往往都是善於恩威兼用的人。孫權也算得上是這樣的人物。他善於施恩，文武大臣願為其用，甘為其死；他善於用威，統治東吳５０餘年，冇有權臣當政，也少有亂臣賊子窺其位，大權始終掌握在自己手裡。所以，峻刑苛法、果於殺戮固然不可提倡，但它對於鞏固孫權的權力是非常重要的。當然，由於他“性多嫌忌”，的確是錯判、冤殺了一些人；法網過密，使普通小吏和黎民百姓長期處在高壓政策之下。\\n\\n孫權時期的具體立法，史記甚少，大都無從查究。但立法嚴峻、刑辟重切、請求寬刑一類的議論，不絕於書。如陸遜勸孫權“施德緩刑”，張昭、顧雍等認為“法令太稠”；太子孫登臨終上疏說“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勸孫權“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⑩\\n\\n這些議論，足以證明其法網過密、執法酷烈的嚴重。而且是前後一貫５０年。但嚴重到什麼程度呢？僅從一些記載不太詳細的個彆立法和個案處理以及出土簡牘中便可略窺一斑，如：長吏在官，不得奔父母之喪，違者，判死刑；違詔無功者，殺；督將亡叛，士兵逃匿，殺其妻、子；圖逆不軌者，夷三族；誇大戰功者，罪徙邊遠；公務失誤者，行“自坐”之法，等等。\\n\\n孫權“果於殺戮”，主要是針對誅殺朝廷大員說的。嘉禾、赤烏年間尤為嚴重。但相對來說，孫權誅殺大臣並不很多。他始終堅持優賞為主，除迫於社會和輿論壓力殺了品級不太高的選曹尚書暨豔和中書呂壹，以及幾個涉案兩宮之爭的大臣外，基本上不采取極端的手段。\\n\\n5、重吏治，改弊政，兩次改革失敗\\n\\n孫權在黃武年間（２２２－２２８）和嘉禾（２３２－２３７）至赤烏初年進行過兩次改革，一次是由暨豔、徐彪主持的針對“貪汙在位”及中央機構“濁混淆雜，多非其人”的吏治改革，一次是由呂壹、秦博主持的以“榷酤障管”等經濟問題為由針對官吏營私舞弊以及“吏多民煩”的反**改革。兩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孫權不得不殺了主持人以平眾憤。\\n\\n暨豔、徐彪試圖改革弊政的出發點冇有什麼不對，得到了孫權的支援。但其指導思想和辦法都是錯誤的。情緒激進，脫離實際；手段過烈，樹敵太多。因而引起社會動盪，遭到陸遜、朱據等重臣們的激烈反對，紛紛“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11為了平抑眾怒、穩定局麵，孫權將暨豔、徐彪賜死。\\n\\n呂壹改革是孫權統治時期最為轟動的政治大案。這是孫權在暨豔失敗改革後，試圖以經濟問題為突破口的又一次吏治整頓。手段之厲，朝野震動。《三國誌·顧雍傳》說：“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n\\n呂壹等職級並不甚高，但他得到了孫權的支援，有恃無恐，再加小人得誌，猖狂無度，便把事情搞糟了，做過了頭，使得局麵不可收拾了。太子孫登帶頭反對，丞相顧雍等“皆見舉白”。\\n\\n做過了頭的政治舉措，即使出發點無可非議，最終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次改革行動，特彆是到了赤烏初年，弊端已經充分顯現，被壓抑的朝廷重臣又紛紛出來說話。陸遜、太常潘浚“同心憂之，言至流涕”；驃騎將軍步騭連連上疏，全麵極論改製之非。朝野上下一片反對聲，名義上直刺呂壹，實則指向孫權。這樣，折騰了近十年的時間，儘管目的本無可譏，但終於不能再搞下去了。據說，孫權“亦覺悟，遂誅呂壹”，並且“深以自責”。\\n\\n6、廣屯田，寬征賦，開發江南經濟\\n\\n江南經濟的開發，相對較晚，吳國經濟的發展是我國南方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孫權的諸多經濟措施對江南的開發發揮了重要作用。\\n\\n孫權自建安五年（２００）受政統事，５０餘年間，大體可以分作前後兩半。其前半時間，主要精力放在軍事上，強調經濟對軍事的保障，實行酷烈的強製經濟政策，基本上很少重視經濟的改善措施。因此，江南經濟雖有一定開發，但不顯著。後半時間，大規模的戰爭相對少了，朝臣們請求減賦輕役、勿奪民時的呼聲高了，雖然役繁賦多的情況冇有根本改變，但黃武五年（２２６）孫權終於下令“寬息”、“增廣農畝”。這標誌著他思想和經濟政策上的一些重要建樹和轉變。嘉禾三年，頒佈了第二次有關減免征役賦調的詔令。赤烏三年，頒佈了第三道和第四道詔令，製止“侵奪民事”、“開倉廩以賜貧窮”。\\n\\n孫權很明白，要想保有幾十萬的軍事勢力，爭霸建業，謀國圖存，冇有農業經濟的保障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除了在一些時間裡注意適當減輕農民負擔外，還特彆重視軍事的經濟保障，增廣耕地。其重要措施，一是廣屯田，二是以山民“補戶”，三是擄掠、招徠人口，四是提倡農業技術。諸此，都收到了相應效果。\\n\\n孫權注意國內貿易的發展，併爲其創造條件。例如，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３萬人鑿句容（今江蘇句容）中道，自小其（按：地望不詳，或謂當作小辛，或謂自句容至丹陽之運河）至雲陽（今江蘇丹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12從左思《吳都賦》看出，孫權並冇有實行漢代“重本抑末”政策，而是有點鼓勵私人商業，所以纔會出現如下情形：“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钜萬。競其區宇，則並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有時，他也重視同敵國之間經濟交往。嘉禾四年，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玳瑁，孫權高興地說：“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13史載，孫權對於遠域，包括西域、天竺、大秦等國商人來做買賣都表歡迎。\\n\\n三國時期，貨幣經濟處於衰落。孫權冇有采用曹丕的辦法，因噎廢食，“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而是采用了劉備鑄大錢的辦法。不過，他鑄的錢，不是“直百”，而是更大。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鑄當千大錢”。這種由官府專斷的低質大麵值貨幣措施，實際上是對老百姓的一種掠奪政策，不可能久行。赤烏九年，孫權不得不下令“禁大錢”。應該說，孫權對貨幣政策在社會經濟和社會穩定中的作用尚有一定認識。他的先鑄大錢而後又禁大錢的詔令，都是試圖解決實際問題。但終其生，始終冇有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所以，聽任蜀漢貨幣在吳國流行。\\n\\n手工業有了明顯進步。晉人左思《吳都賦》說，吳地葛布之細者比綾羅絲絹還柔軟。“歲貢八蠶之綿”。會稽郡之諸暨、吳郡之永安的絲織品和刺繡品都很出名，專供宮廷需要。造船業、燒瓷業、建築業、水上交通和航海技術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另，吳地盛產鹽鐵，孫權也很重視，產鹽地方，設司鹽校尉、鹽池司馬等官；產鐵的地方，置冶令、冶丞。\\n\\n7、拓疆土，宣國化，功逮後世\\n\\n孫權稱帝，即試圖以天子之威，君臨神州之半。當時，諸葛亮已經三次出兵戰魏，雖然軍無大功，但牽製了曹魏的主力部隊。這一客觀有利形勢，為孫權固土拓疆的行動提供了新的契機。\\n\\n加強交州的控製。東漢末年，曹操、劉表、孫權曾經展開爭奪嶺南治權的鬥爭。孫權很策略地有步驟地將交州納入自己的統治之下。建安十五年（２１０），孫權得知漢廷派遣的交州刺史張津被殺，遂以鄱陽太守步騭為交州刺史。步騭到達交州後，果斷地誘殺了劉表的蒼梧太守吳巨，較好地處理了同交阯太守士燮兄弟的關係，從而使士燮兄弟成為吳國封官。繼而，又以呂岱為刺史，加強對交州的直接控製，結束了交州地方士氏家族勢力的統治，割斷了交州與魏的政治聯絡，真正地把交州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擴大了版圖，使之成為吳國的有機組成部分。\\n\\n求夷州（一作夷洲，即今我國台灣）。黃龍二年（２３０），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衛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什**，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14此次出兵，得不補失，孫權“深悔之”，怒將衛溫、諸葛直“以違詔無功”的罪名，殺了。孫權此次用兵，從軍事上說，失多得少，固然不足為訓。但加深了大陸與夷洲的交通和經濟交流，擴大了兩岸人眾交往，使其成為祖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對於後世的影響是積極的、深遠的。\\n\\n謀有幽燕之地。孫權用兵交州，加強了對嶺南的直接控製，謀略是成功的。但試圖擁有幽燕之地，聯合公孫淵，掎角曹魏，則完全是建立在戰略幻想之上，所以失敗了。\\n\\n外宣國化。孫權曾經派出使節“南宣國化”。扶南（今泰國）、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堂明（今柬埔寨）諸王，“各遣使奉貢”，開啟了中國同中南半島諸國的聯絡。同時，還在北聯公孫淵失利的情況下，溝通了同朝鮮的聯絡。\\n\\n8、會用人，善禦將，頗得用人之要\\n\\n三國時代人才輩出。曹操、劉備、孫權兄弟都很重視人才的羅致和使用。\\n\\n孫權很懂用人。他說過：“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祗，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15還說過：“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馬交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眾智，則無畏於聖人矣。”\\n\\n孫權用人重義氣。他在鼓勵諸大將進諫的詔文中說：“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複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17聞者感動！\\n\\n孫權善於用人。綜觀其要，可以概括以下幾點：第一，敬待孫策舊部，如對張昭、周瑜、程普、呂範等，“委心而服事焉”；第二，“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如魯肅、諸葛瑾等一大批文官武將，“並見賓待”，甘為所用；第三，拔將於“行陣”，如呂蒙，成為一代名將；第四，不疑歸從，如甘寧投吳，待之“同於舊臣”；第五，不拘年資，重用能人，如以陸遜為督，大敗關羽和劉備；第六，用將不疑，任人尚計，少有掣肘之舉，如先後以周瑜、陸遜、呂範等為都督指揮重大戰爭和諸將在外均可自任其事、臨時施宜，勿需事事請示，等等。\\n\\n孫權年輕統事，權力日臻鞏固，直至彌留，未稍動搖。這同他自始至終特彆注意“任才尚計”，適時優賞、擢升、提拔名臣謀將及其後人有很大關係。文武臣僚，尤其是武將們，大都升遷很快。因此，將領們願為其戰，樂為所用，甘為其死。\\n\\n有功即賞，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每戰必賞，二是逢典同升。另外，還經常對高級將領彰示誠待之意。如，諸葛瑾使蜀，“謗言流聞”，而孫權不疑；陣前賜甘寧米酒；兵敗為淩統拭淚；整肅軍紀授周泰禦蓋，等等。\\n\\n中國封建時代，以及世界一切君主製國家，大都非常重視勳臣死後的追諡和對其子孫後代的恩賞。這是統治者鞏固統治的需要，重點不在追悼死者，而在獎賞有功，鞭韃不臣，激勵生者，提倡忠君報國的精神，從而穩定等級社會的秩序。孫權對於已故名臣戰將，尤其注意彰顯功勞，恩及後人。恩及後人的方法重在五項：封官、襲爵、襲兵授兵、賜田、賜複客等。\\n\\n9、晚年諸失及其人格弱點的暴露\\n\\n晉人孫盛說，孫權“年老誌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18陳壽說，孫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19這些評論，雖不儘善，但也頗有一定道理。\\n\\n廢立失度。赤烏四年（２４１），太子孫登死了。次年，立三子孫和為太子並寵四子魯王孫霸，因而釀成了“二宮之變”，吳國從此走上衰落和不穩。繼而，立幼子為儲，諸臣同時受詔輔政，一個權臣專權或爭權的時代便開始了。\\n\\n信異兆，崇鬼神。孫權很信上天所示“異兆”。從黃龍元年做皇帝那天起，因“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而改元“黃龍”，到太元二年死，《孫權傳》中竟然記錄了十餘次的異兆。他本來同其兄長孫策一樣不甚崇拜神靈，甚至連祭拜天地的“郊祀”也不太在意。晚年，改變了原來的觀念，迷信神靈，甚至崇拜“神人”。\\n\\n誅殺大臣。在魯王與太子的爭權中，幾位得力心腹“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不合孫權意，便被殺死。其中有驃騎將軍、丞相、公主的丈夫朱據，太子太傅吾粲，太子輔義都尉張純，張昭的兒子、揚武將軍張休等。後來，廢太子，賜魯王死，又把擁護魯王的一些人殺了。\\n\\n罪流、廢罷大臣，是孫權除掉“貳臣”或懲罰、驅走那些感到不滿意的近侍的一個重要手段，情近於殺而不同於殺。比如：流放顧雍的孫子、平尚書事顧譚，廢罷太子太傅張溫等。\\n\\n貶殺親生兒子，誅流名臣愛將，國基不穩，邊埸兵敗失利，嚴重地打擊了孫權。他的精神垮了，憂傷成疾，不久便中風臥床不起了。在最後的幾個月中，他立皇後、分封諸子為王、連連改元、連連大赦，並下達了最後一道惠民政策：“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頻頻改元，是缺乏自信的心理表現；連連大赦，是他對於數十年來峻刑苛法、用刑過嚴的修正；省徭役，減征賦，是他對於以往實行的重徭苛賦政策的最後檢討，不失為英明之舉。\\n\\n孫權同曹操、劉備一樣，在中國曆史上都有一定貢獻，為政、用兵、治國、用人都留下了值得重視的經驗教訓和許多發人思考的問題。他們的為人，都透露著政治權術家的兩麵性特點，既有智慧的昇華，尚義崇誠，也有權術的施展，爾虞我詐，具有典型意義。他們的事功和諸多政治思想、以及軍事上的失敗和成功，過去是，將來也必定是重要的曆史研究課題和文藝創作源泉。\\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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