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傳 第四章 孫權的經濟才能及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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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以前，江南經濟雖有進步，但還相當落後。這有很多原因。長期以來，北方的中央政權對江南不夠重視，無疑是造成它經濟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東吳政權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個大政權，它的規模和實力，要遠超過秦以前的吳、越、楚，而足以與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漢相抗衡。為了維持這個大政權，需要相應的人力、文化、技術和經濟條件，這對江南的開發是有利的。由東吳開始的六朝時期，落後的江南成為與北方相對抗的政治舞台，它的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孫權的曆史功績，主要是他在開發江南經濟上作出了卓越的貢獻。\\n\\n一、開發江南\\n\\n1、推行屯田\\n\\n為了開發江南經濟，孫權的第一個戰略措施，就是仿照曹魏推行屯田製度。東吳的屯田製度始創於建安七、八年，一直推行到吳亡，曆時七十多年。和曹魏一樣，東吳的屯田製也分軍屯和民屯兩類。屯田的地區，在今江蘇境內有溧陽、湖熟、於湖、江乘、赭圻城、毗陵、吳郡等地，在今浙江境內有海昌、上虞等地，在今安徽境內有新都、皖城等地，在今江西境內有柴桑，在今湖北境內有夷陵、江陵、金城、白沙口、金女、大文、桃班、武昌、下靈山、厭裡口、安樂浦、陽新、潯陽等地。這些屯田基地，有些是在與曹魏軍事對立的鄰近地帶，有些是在孫吳的腹地，分佈很廣泛。從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數千家，毗陵屯田上的勞動者有男女各數萬口，可見東吳屯田的規模是很可觀的。為了配合屯田生產，東吳很重視水利灌溉，如《水經注》卷三五《江水》三稱：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彆山也。……吳時，舊立屯於水側，引巴水以溉野”；新陽縣富“水之左右，公私裂溉，鹹成沃壤，舊吳屯所在也”。孫權對屯田十分重視，黃武五年（226）“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這可證明東吳的屯田也和曹魏一樣，是普遍用牛耕田的。漢代江南已用牛耕，但到南朝始普及，其間由不普及到普及的轉折，也許就是東吳推行的牛耕屯田吧。由於東吳推行的屯田很廣泛，重視水利灌溉，普遍利用牛力，所以儘管它剝削很重，但對江南經濟的開發還是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n\\n2、征討山越\\n\\n東漢末年，在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嶺地區，散居著許多“椎髻鳥語”的山越人。《資治通鑒》卷五六建寧二年胡三省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胡說大抵有據。但經過長期的曆史發展，不僅山越人已大體漢化，而且在他們聚居的地區也遷進了不少逃亡的漢人，所以山越與先秦時期作為一個種族實體的越族已大不相同，他們與漢族已很少區彆了。東漢末年，隨著州郡和豪強武裝崛起的浪潮，山越在他們大族的領導下，也建立起許多拒絕向官府服役納稅的割據王國。因為這些割據王國大多座落在山區，所以被舊史誣為“山賊”、“山寇”；又因為它們和平原地區結聚宗族而起的漢族豪強武裝冇有什麼不同，所以也被史書稱為“宗部”、“宗伍”。這些山越武裝小者人數以千計，大者達數萬人，其力量不容忽視。東吳政權建立後，為了與魏、蜀抗衡，需要廣開兵源、稅源，因此就對各地的山越展開了長期的征討。\\n\\n孫吳政權對被征服的山越人，采取了“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的政策。東吳來自山越的兵，有史可稽者，如陸遜討丹陽山越，“得精卒數萬人”，後又討鄱陽山越，“料得精兵八千餘人”；賀齊討丹陽山越，“料得精兵八千人”；全琮討丹陽、吳、會三郡山越，“得萬餘人”；潘璋討建昌山越，“得八百人”；諸葛恪討丹陽山越，“得甲士四萬人”，“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顧承“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彆得精兵八千人”；張承“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等等。略計上列數字，就達十餘萬人，約占吳兵總額二十多萬的半數。東吳的士兵都要在軍屯上進行生產，“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所以，東吳從征討山越中得精兵十餘萬，同時也就是為國家增加了十多萬精壯的勞動力。\\n\\n所謂“羸者補戶”，就是把被征服的山越的老弱、女丁編為國家的自耕農和民屯上的生產者。這一部分人究有多少，不得而知，但肯定會大大超過補兵的人數。東吳在山越聚居的鄰近地區增殖郡縣，就是為了安插、統治被迫出山的山越人。如建安十年，孫“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建安十三年，“使賀齊討黟、歙，分黟為始新、新定、犁陽、休陽縣，以六縣為新都郡”；建安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黃武五年，又一度分丹陽、吳、會稽“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郡縣的增置是以國家控製戶口的增多為前提的。\\n\\n山越人民離開深山以後，他們受東吳統治者的剝削和壓迫可能比受大族的剝削和壓迫要重一些，但他們居處的自然條件改善了，而且由於和漢族進一步融合，也使他們的生產技能和文化水平進一步提高。這對江南的開發有著重大的意義。\\n\\n3、發展交通和手工業生產\\n\\n在吳國的經濟中，水上交通和若乾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是引人注目的。赤烏三年（240），孫權使左台禦史郗儉，鑿京城建業西南，自秦淮抵宮苑之內的倉城，以運輸糧食，名運瀆。赤烏四年，孫權又詔鑿東渠，通北塹，以泄玄武湖水，南接秦淮，逶迤十五裡，名曰青溪。赤烏中，孫權又令鑿潮溝，引江潮抵青溪，接秦淮水，西通運瀆，北連玄武湖②。運瀆、青溪、潮溝是溝通京城一帶的水運線路。赤烏八年，孫權“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勾容中道，自小其（今江蘇句容縣東南）至雲陽（今丹陽縣西南）西城，通會市，作邸閣”。這段水道名破岡瀆。破岡瀆東南連接雲陽至吳、會的水道，西北與運瀆接通，這樣吳越運船就可直達吳京都倉城。孫權還令“岑昏鑿丹徒至雲陽”的水道，與吳、會至雲陽的水道相接。《南齊書·州郡誌》所謂“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就是指孫權時鑿通的這條水道。這條水道也就是以後江南運河的前身。\\n\\n為了水運和作戰的需要，孫權很重視造船業的發展。當時最大的造船基地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市），吳在此設典船都尉，許多罪犯被罰到這裡造船。武昌的官府造船業也很興盛，它造的一艘名為“大船”的戰艦，能“容敵士三千人”；另一艘名“長安”的戰艦，“船樓裝高”，也是一個龐然大物。孫權曾派萬人船隊北至遼東，南到台灣、海南島，為航海事業的發展作出貢獻。吳亡時，西晉從吳接收的舟船達五千餘艘。這都說明吳國有極強的造船能力。\\n\\n紡織業和冶鑄業的發展也較顯著。江南盛產麻布、葛布，華歆北還時，孫權贈以越布、香葛，曹丕也曾遣使向吳求細葛，可見江南所產布、葛的質量居全國上選。江南的絲紡織原來很落後，吳時始見起色。諸暨、永安生產的絲因質量優異，被列為貢品，稱“禦絲”。孫權在後宮設織絡廠，起初生產者不滿百人，孫皓時已發展到上千人，這些多來自罪犯的女徒專為統治者生產高級絲織品。吳國最大的冶鑄基地是在建業和武昌。建業的石城門外有冶城，以後一直成為東晉南朝的冶鑄中心。孫權曾在黃武四年（225）“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可見武昌有巨大的冶鑄作坊。《宋書·百官》上稱：“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吳所置。”這說明吳的鐵冶十分普遍，為以後南朝冶鐵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n\\n4、對嶺南的開拓\\n\\n秦漢在嶺南都設有行政組織。西漢末的交阯太守錫光和東漢初的九真太守任延，向當地人民推廣漢族的先進技術和文化，“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促使嶺南地區漸趨開化。但在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嶺南無疑還屬於國內有待開發的最落後的地區之列。\\n\\n東漢末年，交州刺史朱符被當地人民所殺，州郡擾亂。交阯太守士燮乘機向朝廷上表，以其弟壹為合浦太守，■為九真太守，武為南海太守。士燮為政寬厚，長於《春秋》之學，北方避難的士人多往依之。士家成為雄據嶺南的一大勢力。建安十五年（210），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入嶺南。蒼梧太守吳巨不服，被步騭誘殺。步騭威聲大震，合兵二萬南下，在高要峽口擊潰了蒼梧人衡毅、錢博的狙擊部隊。士燮兄弟相率服從，吳始占有嶺南地區。建安二十二年，步騭在番禺建築城郭，並遷州治於此。\\n\\n吳在嶺南建立統治後，該地所產的明珠、大貝、犀角、象牙、玳瑁、翡翠、戰馬等珍品，源源不絕地運到東吳朝廷，這說明吳對嶺南的統治是有效的。孫權稱吳王後，貶經學大師虞翻於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這是繼士燮之後又一次在嶺南大規模地傳播儒學文化。《水經注》卷三六《溫水注》稱：交州“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米不外散，恒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由此可知，左思《吳都賦》所謂“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指的是吳交州地區。可見嶺南經濟的發展。東漢時在嶺南置交州，下轄七郡、五十六縣；吳分交州置廣州，兩州共轄十五郡、九十二縣。州郡縣的增多，也反映了嶺南的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n\\n範文瀾曾指出：長江流域“一向落後的經濟，逐漸追上黃河流域的水平。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合起來，中國封建經濟的勢力更繁盛了。在這個基礎上，才產生出比兩漢更強大的唐朝”。由此可見，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孫權正是在這個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他把江南經濟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為以後長江流域經濟趕上黃河流域的水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n\\n二、經略認識\\n\\n孫權為擴大勢力，曾於黃龍二年(公元230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吳軍勢力達到了夷州(即台灣島)，揭開了大陸與台灣交往的曆史序幕，孫權還進一步鞏固了對交州的統治，積極派人與徼外的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諸國建立友好關係，以後，又派交州刺史出使南洋諸國，與印度建立了外交關係。\\n\\n1、對台灣的經略和認識\\n\\n根據可靠記載，到了三國時代，台灣明確稱為夷洲。三國時的吳國立國於江南，領域包有會稽及東南濱海地帶，和海外的關係極為密切，造船事業與海上交通的發達都超過了前代，所以孫吳政權對於海上經營頗為注意。據《三國誌·吳誌》孫權傳記載，黃龍二年(230年)春正月，孫權派遣將軍衛溫、諸葛直，率領甲士萬人，渡海去求夷洲及洲。由於洲絕遠，冇法到達，隻到了夷洲，並俘數千人而還。此役是大陸王朝開始經略台灣的一件大事。又《三國誌·吳誌》全琮傳記載，此役曆時“經年”，士卒多染疾病，死者十有**。由於上萬甲士到達夷洲，而且停留將及一年，自然增加了吳人對夷洲的知識。\\n\\n夷洲所以能確定為台灣，有賴於吳國丹陽太守沈瑩所作《臨海水士誌》(見《太平禦覽》卷780所引)關於夷洲的記述。《臨海水土誌》記載說：“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裡，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麵是山，眾山夷所居。”吳國臨海郡的地域，大約北起今浙江寧海、天台，南迄福建閩江入海口以北沿海一帶，所謂夷洲“去郡二千裡”，這與台灣的方位正相符合。至於夷洲的氣候、地形、山夷等，也皆與台灣相同。《臨海水土誌》又記述夷洲物產及山夷居住、飲食、嫁娶、穿耳、鑿齒、獵首等習俗，所述情形都可以在明清時人關於台灣的著述裡找到對證。隻是《臨海水土誌》說到山頂有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時代的台灣已無跡可尋，大概是由於時代久遠不存了。又說到山夷處於石器時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頭、刀斧等，這種情形在明清時代的台灣也不見了，這是由於台灣番族已脫離了石器時代。\\n\\n沈瑩於吳主孫皓在位期間(164—280年)撰成《臨海水土誌》，記載夷洲具體翔實，有如親曆目睹，學者們推測沈瑩可能參與黃龍二年夷洲之役，至少也應是接觸過夷洲之役歸來將士。由於《臨海水土誌》所提供的記述，絕大多數學者都以為夷洲確是台灣，今日已成為定論。\\n\\n2、孫權-經略遼東的意義\\n\\n孫權通遼東一事，曆來為史家所詬病。裴鬆之認為“此役也，非惟暗塞，實為無道”，表現了孫權的“愎諫”和“昏虐”。後世學者也往往以“剛愎自用”評論此事。近年來肯定孫權曆史功績的文章多起來了，但對於此事亦多避而不論。但是，如欲更全麵地評價孫權，這樁曆史公案似不能迴避。\\n\\n孫權對遼東的經略，使當時東吳政權蒙受到一些損失，付出了代價，正如其通夷洲、亶洲時也曾蒙受損失一樣，但是，它對於曆史的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n\\n首先，是開辟了江左直通東北地區的海上交通。在孫吳以前，北部沿海的航線已經分段開通，先秦秦漢時期已先後開通了由山東半島到遼東半島的航道，由江浙沿海至山東半島的航道。但是，由於東漢時期江左地區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還冇有形成強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會，因此這條航道的來往並不頻繁，而且還冇有開通從江左直達遼東半島的航路。孫吳立國江左後，這裡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中心，經濟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形成了以建業為代表的大都會，因此有了進一步開通北部航海運輸的需求。孫權頻繁通使遼東，使江左與遼東地區的直通航線得以開通。這條航道，如胡三省所說：“自建康出大江至於海，轉料角至登州大洋；東北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裡，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裡鎮”（《通鑒》卷96）。具體來說這條航線是：從建康（今南京）沿長江東下，在長江口北端海門附近之料角轉向北行駛，傍黃海海岸北行，繞過山東半島東端的成山角，再進入登州大洋，即威海、煙台北部海域，再沿廟島列島北上，經大謝島（即長島）、烏湖島、（即北城隍島）等，渡渤海海峽到達遼東半島南端的都裡鎮。都裡鎮即馬石津，亦即三國時期的遝津（或稱遝、遝渚），即今遼寧旅順附近。遝津在三國時期已發展為孫吳與遼東通航通商的重要港口。孫吳出使遼東的船隊即停泊於此，在這裡進行互市。再由此處上岸由陸路至公孫淵首府襄平（今遼寧朝陽）。\\n\\n這條海道的開通，大大便利了江左地區與東北地區的交通，史稱“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魏誌·公孫度傳》注引《魏書》）。此後，曆東晉南朝，這條航道便日益繁忙起來，成為六朝時期江左地區與東北地區交通的重要線路。出現了“乘舶泛海，使驛常通”（《南齊書·東夷高句麗傳》）的情景。有了這條海道，東晉南朝時期，得以越過北方的胡族政權，與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和朝鮮半島諸國建立了交往，發揮了巨大的曆史作用。\\n\\n第二，孫權對遼東的經略，加速了江左與東北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通過這種交往，孫權除了從東北地區得到馬匹以外，雙方又各以“方土所出”進行互市。孫權 “比年已來，複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迂有無”（《魏誌·公孫度傳》注引《魏略》）。雙方還互贈特產，遼東方麵向孫權“獻貂馬”（《吳誌·孫權傳》）。孫權也以“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公孫）淵”（同上）。高句麗也曾向孫權“貢貂皮千枚，雞皮十具”，孫權則向高句麗“賜衣物珍寶”（《吳誌·孫權傳》注引《吳書》）。這種交往，對於兩地的物產文化交流產生了積極的意義，晉人孫楚在遺孫皓書中說：“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佈於朔土，貂馬延於吳會”（《晉書·孫楚傳》）。江左以紡織品為代表的物產文化傳到了東北，東北以貂馬為代表的物產文化傳到了江南。這對於加快兩地人民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後來，江左的蠶桑也是通過這條海道傳至遼東地區的。“先是，遼川無桑，及（慕容）廆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吳來”（《太平禦覽》卷955引《十六國春秋》）。\\n\\n孫權對遼東的經略，與其浮海求夷洲一樣，對於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其曆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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