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跟我說沈芳這個名字的時候,是在村委會門口。
那天我去報到,他叼著煙,眯著眼睛看我填表。填完了,他彈了彈煙灰,慢悠悠地說:“聽說你在打聽林遠的事?”
我愣了一下。“沒有。就是問問。”
“林遠那孩子,可惜了。”他歎了口氣,“他看見的那個女知青,叫沈芳。死了快四十年了。”
“沈芳?”
“嗯。上海來的知青,分在青崖中學。後來吊死在樓梯間。”他把煙頭掐滅,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件事,你莫去打聽。知道多了沒好處。”
他沒再說。我也沒再問。心想,楊校長肯定知道點什麽。
村委會的活不算重,就是碎。老周讓我整理低保名單,又讓我去幾個組送通知。跑來跑去的,一天就過去了。
下了班,我走路去找楊校長。
楊校長住在村東頭,靠山根底下。他以前是鎮上的老校長,退休後回了柳溝村。論輩分我該叫他楊公,但從小叫楊校長,叫慣了。
天陰著,霧濛濛的。黔北的天氣就是這樣。
楊校長的家是一棟老式木房子,黑瓦木牆。門口有棵核桃樹,葉子掉光了。院門開著,一條黃狗趴在門檻上。
“楊校長在家麽?”我朝裏麵喊了一聲。
堂屋裏傳出一個聲音:“哪個?”
“我,陳默。”
柺杖點地的聲音。一個老人出現在堂屋門口。頭發全白了,臉上的皺紋很深,背佝僂著,拄一根竹杖。但他的眼睛還是亮的,眯著看了我一會兒,認出來了。
“陳默?你回來了?”
“楊校長好。”
他點了點頭。“進來坐。”
堂屋裏很暖和。火塘燒著,柴火劈啪作響。牆上掛著一串串紅辣椒和幾塊黑黢黢的臘肉。旁邊有一張黑白照片,上麵是幾個中年人。其中一個穿著舊式幹部服,表情嚴肅,眼睛直直地看著鏡頭。
楊校長注意到我在看,說了一句:“以前的支書。”
我沒多問。那時候我不知道,那個人就是我爺爺。
他在火塘邊坐下,指了指旁邊的木凳。“坐。”
我坐下來。
“吃晚飯沒?”他問。
“吃了。”
“吃了也再吃點。”他用火鉗從火塘裏扒出兩個燒洋芋,推到我麵前。“自己剝。”
我剝了一個,咬一口,又麵又香。楊校長自己也剝了一個,慢慢地吃。
“你來找我,”他吃完了半個,擦了擦嘴,“不是單純來看我的吧?”
我沒繞彎子。“楊校長,我想跟您打聽一個人。”
“哪個?”
“沈芳。”
他的手頓了一下。火鉗停在半空,然後慢慢放下。
“誰跟你提這個名字的?”他問。聲音平靜,但握著火鉗的手指收緊了。
“老周。”
他沉默了一會兒。火塘裏的柴火“啪”地爆了一聲。
他歎了口氣,把火鉗靠在火塘邊。
“沈芳的事,你想知道什麽?”
“什麽都行。”
“那是1975年的事。”他說。“我那時候還不是校長。隻是個普通老師。”
“那年來了一批知青。從上海來的。七八個人。分到我們鎮上。沈芳是其中之一。”
“她那年十九歲。瘦瘦小小的,麵板白,不愛說話。她左手長了六根手指。她自己很在意,總是把手揣在兜裏,或者藏在袖子裏。”
“她分到學校當代課老師。教語文。教得很好。”
“那時候學校就是現在廢棄的那棟樓。宿舍也在裏麵。沈芳住在一樓,靠樓梯間那間屋。”
“她在這待了三年。三年裏,她跟鎮上一個人好上了。”
他的聲音低了下去。
“那個人姓陳。是鎮上的,當時在生產隊當會計。”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往牆上那張照片的方向瞟了一下。
姓陳。
“長得體麵,能說會道。結了婚,有老婆孩子。”
“沈芳不知道他有老婆。等曉得的時候,已經晚了。”
“她懷孕了。”
懷孕了。我感覺很詫異。
“後來呢?”我問。
“後來生了個兒子。被那個男人抱走了,說是撿的。”
“她找那個男人。男人不認賬。說他沒碰過她,說她自己不檢點。”
“沈芳找他找了三次。第一次在會計室,男人把她推出來。第二次在她宿舍門口,男人沒開門。第三次——”
他停住了。
“第三次在樓梯間。”
“她約他在那兒談。等了一夜。他沒來。”
“第二天早上,有人發現她吊在樓梯間的橫梁上。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衣裳,頭發披著,左手攥著一封信。”
“那封信我看了。上麵隻寫了一句話——‘你說你會來的。’”
“下麵落了一個名字。那個男人的名字。”
“後來呢?”我問。
“後來上麵來人調查,定性為自殺。草草埋在了亂墳坡。這事就過去了。”
“那個男人呢?”
“沒事。好好的。”楊校長的聲音冷了下來。“他有老婆有孩子,什麽都沒耽誤。後來出去做生意,賺了錢,在鎮上蓋了樓。前幾年死了,得病死的。”
“他叫哪樣名字?”
楊校長看著我,眼睛裏的光暗了暗。
“你真想知道?”
“嗯。”
他沉默了很久。
“他姓陳。叫陳德貴。白事先生陳師傅的爹。”
“他是……”我的聲音有點幹,“他是陳師傅的爹?”
楊校長點了點頭。“對。”
“陳師傅曉得麽?”
“曉得。”楊校長說。“他什麽都知道。他老漢臨死前把這事告訴了他。”
“他老漢臨死前說了一句話——‘她還在那兒。她一直在等。’”
我的心猛地一縮。
她還在那兒。
等了快四十年。
“等哪個?”我問。
楊校長搖了搖頭。“不曉得。陳德貴沒說。”
他放下火鉗,靠在椅背上。
“但陳師傅這些年一直在想這件事。他說,他老漢說他去了樓梯間,看見了她,但沒敢過去,轉身跑了。他老漢這輩子最後悔的事,就是那天晚上跑了。”
“他應該過去的。”楊校長說,聲音很低。“哪怕說一句‘對不起’。她可能就不會死。”
“但他沒有。他跑了。”
他跑了。
我也跑了。
“楊校長,”我說,“那天晚上,除了陳德貴,還有別個麽?”
楊校長的手頓了一下。
“哪樣意思?”他問。
“我是說,沈芳等了一夜。陳德貴跑了。但她還在等。她等的是哪個?隻有陳德貴一個人麽?”
楊校長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很晚了,”他終於開口,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我住在學校宿舍。聽見外麵有動靜。我起來看了一眼。”
“我看見樓梯間的燈亮著。”
“哪個在那兒?”我問。
“沒看清。太遠了。”他說。“我以為是誰上廁所忘了關燈,就回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就出事了。”
“楊校長,”我盯著他的眼睛,“您真的沒看清麽?”
他沒回答。低下頭,沉默了很久。
“後來我想,如果我當時過去看看,是不是就不會出事。”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他在說謊。
他看見的不隻是燈。
他看見了人。
但他不說。
我沒再問。
從楊校長家出來,天已經黑了。月亮從雲層中鑽了出來,慘白慘白的。
我走在回村的路上,腦子裏亂糟糟的。
走到橋頭,停下來。河水還在流,嘩嘩的。老柳樹在霧裏黑黢黢的。
我站了一會兒。
然後轉身,往家走。
真相真的如楊校長所說嗎?如果是那樣,為何這十年她始終纏著我?他的表情,我感覺他在撒謊。
霧越來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