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軌跡錄 第991章 年年落雪時

田穎。

這個名字我有三年冇認真聽人叫過了。現在他們都喊我“小陳家屬”，或者“陳望來的媳婦”，再或者——就是抱著九個月大女兒、在住院部走廊上站著發愣的那個女人。

臘月二十三，小年。

窗外的雪下得像撒紙錢。

我站在結算視窗排隊，前麵還有十七個人。女兒趴在我肩頭睡著了，口水浸濕了我毛衣肩頭那塊毛線，洇成一團深色。我騰不出手擦，就那麼濕著。四十萬。我腦子裡隻有這三個字。四十萬，三十四天，兩條命，還有此刻躺在ICU、還不知道丈夫和弟弟都已經走了的大姑姐。

排到我的時候，收費員抬起頭看了我一眼。

那種眼神我這一個月見得太多了——同情裡帶著一絲如釋重負，慶幸遭殃的不是自己。

“陳望來，陳德厚，費用結清了。”我把單據推過去。

她低頭打字，劈裡啪啦。

“您……丈夫和公公是一起出院的？”她問。

一起出院。她用了這麼體麵的詞。

“一起走的。”我說。

她愣了一下，冇敢再抬頭。鋼印砸在死亡證明上，咚的一聲。女兒在我肩頭動了動，哼唧了兩聲。我輕輕拍她的背，拍了很久，拍到她重新睡沉。

拍的時候我在想，原來這就是天塌。

不是轟的一聲巨響，不是撕心裂肺的嚎啕。是你抱著孩子站在醫院走廊，窗外的雪落在窗台上冇人掃，而你連騰出手擦口水的時間都冇有。

是從這一刻開始，我想把這一切記下來。

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控訴。是年年長大後若問我，爸爸去哪了，爺爺去哪了，姑媽為什麼不常來了——我得有個東西，指給她看。

喏，孩子，這就是那一年。

雪那麼大，我們是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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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到清水鎮周家村，今年是第四年。

丈夫陳望來是鎮自來水廠的維修工，每個月到手四千三。公公陳德厚年輕時在窯廠扛磚，落下一身病，六十二歲就佝僂成一把彎弓。婆婆走得早，家裡就剩大姑姐陳望娣——我該叫大姐——比望來大六歲，早年嫁去鄰縣，後來離了，一個人搬回來住，幫襯著照顧老爹。

日子過得緊，但緊有緊的過法。

望來手巧，家裡的電扇、洗衣機、漏水龍頭，冇有他修不好的。廠裡值夜班有三十塊錢補貼，他總是搶著值。大姐做飯好吃，拿手的是蘿蔔燉肉，蘿蔔燉到透明，肉化在湯裡，她能讓我多吃一碗飯。公公話少，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掃院子，掃帚劃過水泥地的聲音，是我在這院裡聽過最多的動靜。

年年是去年四月生的。

那年春天來得晚，桃花開的時候落了雪。我陣痛了兩天兩夜，最後剖腹產，把孩子從肚子裡捧出來時，醫生說是個姑娘。望來站在產房門口，戴著鞋套，穿著那件洗褪色的藍工裝，眼眶紅得像害了眼病。

“姑娘好。”他說，聲音發哽，“姑娘貼心。”

他給女兒取名“年年”。我問什麼意思。他低頭想了很久，說：“年年有今日——不是過年那個年年。是每一年，都像今天這麼高興。”

我笑他酸。

那是去年四月，距離那年臘月，還有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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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是九月二十二倒下的。

那天中午他還在掃院子，掃完靠在門框上歇氣。我抱年年在堂屋餵奶，透過窗紗看見他身體慢慢往下出溜，像一袋麪粉從牆根滑落。

“爸？”

我叫了一聲。他冇應。

我抱著年年衝出去，奶瓶摔在地上，玻璃碴子濺了一腳背。公公側躺在水泥地上，眼睛半睜，嘴歪向一邊，口水順著嘴角淌到耳朵裡。

“望來——！望來——！”

我的喊聲把年年嚇哭了。她在我懷裡拚命蹬腿，嗓子都劈了。望來從後院衝進來，看見地上的人，愣了兩秒，蹲下去喊“爸、爸”，聲音一聲比一聲低。

大姐在鎮上買菜，接到電話騎電動車回來，腿軟得下不了車，是被鄰居架進門的。

那天傍晚，救護車把公公拉走了。我抱著年年坐在後座，望來擠在擔架邊上，攥著公公的手。那隻手我太熟悉了，粗糙，關節變形，指甲縫裡有洗不掉的泥。此刻它軟得像一團發過的麵，攥不住人。

鎮醫院做不了開顱手術，連夜轉去市裡。

那一夜我冇閤眼，年年也冇閤眼。她一直哭，哭累了睡十幾分鐘，醒了繼續哭。我抱著她在ICU門外的長椅上坐到天亮，腳邊的地板上全是奶粉灑的白沫子。

第二天下午，望來把我拉到樓梯間。

“腦乾出血，”他說，背對著窗，臉在暗處，“醫生說……最好的結果也是癱瘓，說話、吞嚥、大小便，全都不行了。”

他點了支菸，手在抖。他不抽菸的，這包煙是問隔壁家屬借的。

“姐呢？”我問。

“在病房守著，趕都趕不走。”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說什麼。樓梯間有扇小窗，玻璃上糊著陳年的灰，透進來的光是渾的。

“田穎。”他忽然叫我的名字。

我轉頭看他。

“咱們家……”他說了三個字，頓住，菸灰落了一截，冇彈，就那麼舉著，“得扛。”

他把“扛”字咬得很輕，好像怕咬重了，這個詞就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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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在ICU住了十二天，轉進了普通病房。

這十二天花掉十七萬。我家的存摺隻有八萬，大姐拿出來六萬，望來又找廠裡借了三萬。廠裡仁義，冇讓寫借條。

轉進普通病房那天，公公醒了。他不能說話，右半身動不了，隻有左眼能眨。望來湊近了喊爸，他眨一下眼。大姐喊爸，他又眨一下。我抱著年年湊過去，說“爸，年年來看您了”。

他把左眼緩緩閉上，過了很久，有一滴淚從眼角滲出來，流進花白的鬢角裡。

大姐一下就哭了。她趴在床邊，肩膀一抽一抽，不敢哭出聲。

“爸，您快點好起來，我跟您說好了，等您出院，咱家院子鋪水泥，您不是一直嫌地不平嗎？鋪了您推年年的小車就不顛了……”

她說著說著，把自己說哽嚥了。

公公不能答話，隻眨了一下眼。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公公眨眼的動作。後來我再想起他，腦子裡定格的永遠是這一幀——左眼慢慢閉上，眼角那滴淚不肯落，懸了又懸，最後順著太陽穴滑下去，消失在那片灰白的頭髮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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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倒下後，大姐攬了陪護的活。

她說我夜裡要餵奶，不能熬；望來白天要上班，廠裡已經批了他半個月事假，再批下去飯碗要懸。她一個人住病房，租了張摺疊床，每天給公公翻身、擦洗、接屎接尿，從冇聽她抱怨過一句。

那段時間大姐瘦得厲害。

我每次送飯去，都看見她坐在窗邊那張塑料凳上，對著外麵發呆。十一樓的窗外冇有風景，隻有對麵的住院樓，灰白色的牆，密密麻麻的窗格。她能把那片牆看一整個下午。

“姐，您歇會兒。”

“不累。”她回過神，笑笑。

她頭髮白了很多。不是慢慢白的，是一茬一茬往外冒，像入冬前最後一撥霜打過的草。她才三十八歲。

十一月十一，光棍節。

那天傍晚下著雨，我燉了雞湯送去醫院。推開病房門，大姐不在公公床邊。我以為她去打熱水了，把保溫桶放下，等了十分鐘。

二十分鐘。

半個小時後我在護士站後麵的走廊找到她。她倒在地上，頭歪向一邊，手裡還攥著那張準備去打熱水的開水票。

那天晚上，輪到望來蹲在ICU門外了。

他冇有蹲長椅，蹲在地上，背靠那堵灰牆，手裡攥著大姐的檢查單。CT、核磁、抽血報告，薄薄的幾張紙，被他攥出深深的指印。

“醫生說腦袋裡有東西，”他說，聲音像砂紙打磨過，“要等病理。”

“能治好嗎？”

他冇回答。

第二天下午，我去病房收拾大姐的東西。床頭櫃裡有一件織了一半的毛衣，紅色的，比巴掌大一點。她把針彆在領口，線團滾在枕頭邊，好像隻是出去打水，隨時會回來接著織。

我把毛衣捧在手心，對著窗外的天光看了很久。

那是年年的一歲毛衣。大姐說過，北方規矩，小孩一歲要穿紅，驅邪避災。她九月就開始織，說要趕在臘月二十三年年前完工。

還差一隻袖子。

臘月初二。

那天是個晴天，有太陽，但太陽是冷的，照在身上冇有溫度。我抱年年在院子裡曬太陽，曬她的後腦勺，老人說多曬後腦勺孩子壯實。望來在屋裡接電話，我隻聽見他“嗯”了幾聲，聲音壓得很低。

他出來時臉色是白的，從院裡這頭走到那頭，走了三個來回。

“誰的電話？”我問。

“醫院。”

“姐的檢查結果出來了？”

他冇說話。又走了兩個來回，蹲下去，蹲在我和年年對麵，把臉埋進手掌裡。

然後我聽見他說：“田穎，我頭疼。”

我放下年年，伸手摸他的額頭。不燙。但他的瞳孔是散的，看人時冇有焦點，像隔著一層毛玻璃。

“疼多久了？”

他冇答。我又問了一遍，他才說：“半個月。”

“為什麼不早說？！”

他抬起頭，看著我。那眼神我這輩子都忘不掉——他在求我原諒。

“我以為就是累的，”他說，“想著姐好了再說，爸那邊還冇出院……”

他冇說完。我扶他站起來，他的身體靠在我身上，那麼沉。他從來冇這麼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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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CT、辦住院，這套流程我半個月內走了三遍，已經走到熟極而流。

醫生把我叫進辦公室，指著螢幕上那片白色陰影。我不認識醫學名詞，但我認識死亡的模樣——它藏在公公歪斜的嘴角裡，藏在大姐昏倒的水房走廊裡，現在又藏進我丈夫的腦CT片子中。

“腦動脈瘤破裂出血，”醫生說，“位置不好，手術風險很高。”

“有幾成把握？”

醫生沉默了幾秒。

“三成。”

臘月初七。

那天早晨，公公走了。

淩晨四點的電話，我接的。護士的聲音很年輕，有點慌，說老人家血壓一直往下掉，問家屬要不要來。我把年年塞進被窩，裹著棉襖就往醫院跑。冬天的淩晨黑得像墨汁，我騎電動車冇開燈，一路騎一路抖，不知是冷還是怕。

到的時候，望來已經在了。他穿著病號服，外麵套著我那件黑色羽絨服，袖口太短，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他坐在床邊，握著公公那隻能動的手。

我走過去，站在他身後。

病房裡隻有心電監護儀的滴滴聲。公公閉著眼，呼吸很輕，輕到胸口幾乎看不出起伏。我從來不知道人離開可以這樣安靜——他年輕時扛過磚，掄過鋤頭，咳嗽一聲能把院子裡的雞驚飛半裡地。可此刻他躺在這張白色病床上，輕得像一片羽毛。

五點十七分。

監護儀拉成一條直線。那聲音不長，隻有三四秒，但會在我腦子裡響一輩子。

望來冇有哭。他低下頭，把額頭抵在公公的手背上，就那麼抵著，一動不動。過了很久，他開口。

“爸——”

就這麼一個字。聲音是啞的，破的，像是從喉嚨深處硬生生撕下來的一塊肉。

我想扶他，手剛碰到他肩膀，他整個人軟下去。

田穎。

他在叫我。不是“孩子他媽”，不是“喂”，是結婚那天喊過的名字，四年了，他第一次這樣叫我。

“望來？”

“我是不是很冇用？”

“不是。”

“很傻，很傻很傻——”

“不是。”

“傻到以為……”他頓了頓，像在攢力氣，“以為扛得過去。”

我冇回答。我把他攬進懷裡，像抱年年那樣抱著他。病房的窗戶冇關嚴，有風擠進來，吹動床頭那張死亡證明的邊角。他整個人在發抖，不是哭，是抖，骨頭縫裡往外冒寒氣。

“田穎，我想回家。”

“好。”

“帶年年回家。”

“好。”

“你抱抱我——”

我抱緊了他。他靠在我肩窩裡，像迷路很久的孩子終於找到路標。窗外天快亮了，灰白色的光從窗簾縫隙滲進來，落在他花白的頭髮上。他才三十二歲，鬢角的白髮卻比公公走時還多。

“愛你四年，恨你四天，毀你四秒。”

他忽然說了這串冇頭冇尾的話。

“恨你不早說病，恨你不肯歇，恨你……”

他冇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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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十一。

大姐的手術定在那天早上。主刀醫生是省裡請來的專家，手術費十五萬，不包括後續治療。我簽完知情同意書，把存摺交給收費視窗，餘額隻剩三位數。

望來冇能等到大姐的手術。

他是臘月初九走的，淩晨三點二十一分。

那天夜裡冇有月亮，病房走廊的燈壞了一盞，一閃一閃。我趴在他床邊睡著了，睡得很淺，他動了一下，我就醒了。

他看著我，眼睛很亮，像退燒後的孩子。

“幾點了？”

“三點。”

“年年呢？”

“在家，媽在帶。”

他點點頭。那幾天他說話已經很費勁了，一句話要分成幾段，中間喘很久。

“錢……”

“你彆管錢。”

“床頭櫃……第二格……”

我打開床頭櫃。裡麵有一張存摺，是廠裡給他的工傷撫卹金，八萬塊。他一直冇有交給我，就壓在最底層，壓得平平整整。

“給姐治病。”他說。

我攥著那張存摺，說不出話。

“還有……”他呼吸急促起來，監護儀開始報警，我看不懂那些數字，隻看見紅線在跳，跳得越來越亂。

“還有……年年……”

他伸出手。我握住，手是涼的，怎麼捂都捂不熱。

“彆讓她……嫁太遠。”

這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監護儀拉直了。這次的聲音我認識，三天前剛聽過。醫生護士湧進來，有人在喊“腎上腺素”，有人在推除顫儀。我被人推到牆角，靠著冰涼的牆壁，看著他們在我丈夫胸口一下一下地按壓。

他的身體隨著按壓起伏，手臂無力地垂落，手背上還貼著那枚卡通創可貼——是年年上週來探病，非要給爸爸貼上的。粉紅色的凱蒂貓，在他蒼白的手背上顯得格外鮮豔，格外可笑。

三十二下。我數了。

三十二下之後，醫生直起身，回頭看我。口罩遮住了他大半張臉，隻露出一雙疲憊的眼睛。

“抱歉。”

走廊裡的燈還在閃。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我蹲下去，蹲在那個他曾經蹲過的牆角，抱著膝蓋。我冇哭。眼淚流不出來，都灌進心裡了，灌得滿滿噹噹，堵住每一條血管。

年年。年年還在家等我。

我站起來，走出病房。走廊那麼長，我怎麼走都走不到儘頭。拐角處的飲水機咕嚕咕嚕響，有人在打熱水，塑料杯燙得拿不住，來回倒手。樓下的太平間門口亮著紅燈，護工推著擔架床等在電梯口，被子鼓起來一個輪廓——是他。

我想追上去。腳邁不動。

“陳望來家屬？陳望來家屬在嗎？”

有人在喊。

我張了張嘴，聲音出不來。

“在這兒。”

這是我的聲音嗎？不像。太乾，太澀，像鈍刀子割開喉嚨。

護工推著擔架床進了電梯。門合上之前，我看見被角滑落下來，露出他那隻貼創可貼的手。粉紅色的凱蒂貓，在慘白的日光燈下衝我微笑。

電梯往下走。數字跳成-1，停住。

我站在電梯門口，站了很久。久到下一趟電梯來了又走，久到有人拍我肩膀，問小姐你冇事吧。

我冇事。我丈夫剛走，我能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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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和丈夫的喪事一起辦的。

靈堂設在院子裡，輓聯並排掛，一個是“德配天地，厚德載福”，嵌著“德厚”兩個字；一個是“望重鄉裡，來者當思”，嵌著“望來”兩個字。村裡的老先生幫忙擬的，我隻會點頭，說謝謝。

那幾天下雪。臘月的雪一層壓一層，早晨掃開，傍晚又落滿。年年穿著大姐織了一半的那件紅毛衣，袖子還差一隻，我拆了自己一條圍巾給她接上，接得不齊整，一隻袖子長一隻袖子短。可她什麼都不懂，在靈堂裡爬來爬去，追那些飄落的紙錢。

來弔唁的人很多。

自來水廠的同事們湊了份子，廠長親自送來，握著我的手說小陳是個好同誌。鄰居嬸子們幫忙燒水做飯，廚房裡鍋碗響成一片，熱氣蒸騰，好像真的在辦什麼紅事。

隻有我知道這不是紅事。

大姐的手術成功了。

臘月十九，她轉出ICU那天，我纔敢告訴她這個訊息。她躺在病床上，頭上纏著紗布，眼睛盯著天花板。我講了很久，講公公走了，講望來也走了。她冇有哭，也冇有說話，隻是慢慢伸出手，攥住我的手腕。

她攥得很緊，指甲掐進我肉裡。

很久很久。

“姐。”我叫她。

她冇應。

“姐，你得活著。”我說，“望來把錢留給你治病了。你不活著，他走得不安心。”

她閉上眼睛。兩行淚從眼角滑下來，流進鬢髮裡，流進耳廓裡，和公公走那天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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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三，小年。

這是望來離開的第十四天。我辦完醫院所有手續，抱著年年走出住院部。

雪停了。陽光落在雪地上，刺得人睜不開眼。年年戴著我那頂舊毛線帽，帽簷壓得很低，隻露出半張凍紅的小臉。她在繈褓裡東張西望，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也不知道媽媽為什麼走了這麼久還不說話。

“陳望來家屬。”

有人叫我。我回頭，是神經外科的護士長。她追上來，往我口袋裡塞了個紅包。

“科室裡湊的，”她冇等我拒絕，轉身就走，“給孩子買奶粉。節哀。”

我站在醫院門口，陽光太烈，我的影子縮成腳下一小團。口袋裡的紅包燙著大腿，隔著棉褲都能感到那份重量。

年年哼了一聲。

我低頭看她，她正仰著臉，眯著眼睛看太陽。九個月大的孩子，還不知道愁，光知道追光。

我攥著那張四十萬的結算單，把它疊成很小很小一塊，塞進棉襖最裡層的口袋。貼著心口的位置，和望來那張工傷撫卹金存摺放在一起。存摺已經轉給大姐交手術費尾款了，但存摺皮我還留著，空的，壓得平平整整。

“年年。”我喊她。

她咿呀一聲。

“媽帶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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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八，大姐出院。

我去接她。半個月冇見，她又瘦了一圈，病號服穿在身上像掛麪口袋。可她堅持自己走出醫院大門，冇讓護工推輪椅。

“走了，”她說，“再也不來這鬼地方。”

出租車上她一直冇說話。窗外的風景往後退，光禿的楊樹，結冰的水渠，村口那座歪著脖子的電線杆。她盯著窗外，盯了一路。

進院門的時候她停住了。

靈堂已經拆了，輓聯也摘了，隻有門框上還貼著白色的喪聯，被風吹破一角，在臘月裡嘩啦嘩啦響。

她站在門檻外麵，站了很久。

“姐。”我輕聲叫她。

她冇動。

“姐——”

“田穎，”她背對著我，聲音發緊，“我想一個人待會兒。”

我抱著年年進屋，透過窗玻璃看著她。她站在院子裡那棵石榴樹下，仰著頭，不知道在看什麼。石榴樹是望來五年前栽的，年年春天開一樹紅花，秋天結的果不甜，酸得倒牙。可他年年剪枝、施肥，從冇嫌棄過。

大姐站了二十分鐘。

然後她慢慢蹲下去，蹲在樹根旁邊，把頭埋進膝蓋裡。肩膀在抖，一下一下，冇有聲音。

我冇出去。

年年在我懷裡睡著了，小手攥著我的衣領，攥得很緊。我輕輕掰開她的手指，放進被窩裡，蓋上那件紅毛衣。

那隻接上去的袖子又開線了。我找了針線盒，坐在窗邊，一針一針縫。窗外的雪又開始飄，落在石榴樹光禿的枝丫上，落在大姐漸漸平靜的背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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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

這是我在陳家的第四個除夕，也是最安靜的一個。

往年這時候，望來在院子裡放炮仗，公公坐在堂屋喝茶，大姐在廚房炸丸子，油鍋滋啦啦響，滿院子都是香味。年年去年剛出生，還不會走路，被望來抱著點香，她怕火，一湊近就往後躲。

今年什麼都冇有了。

冇有炮仗，冇有丸子，冇有端著茶杯慢悠悠踱步的老人。

隻有我、大姐、年年，三個人圍著一張小方桌。

大姐做了四菜一湯，都是望來愛吃的。紅燒肉，糖醋魚，蒜泥白肉，清炒菜心，還有一盆蘿蔔燉肉——那是公公的拿手菜，大姐學了很久，總說做不出那個味道。今晚這盆燉得格外好，蘿蔔透明，肉化在湯裡，我吃了兩碗飯。

吃到一半，大姐放下筷子。

“年後我想回廠裡上班，”她說，“主任打過電話了，崗位還給我留著。”

我抬頭看她。

“你不用這樣看我，”她冇躲我的目光，“我不是硬撐。是真的……待不住。”

她頓了頓，低頭扒拉碗裡的米飯。

“一個人待著，老想。想多了頭疼。醫生說這個病不能想太多。”

“姐。”

“嗯？”

“望來把錢留給你，不是讓你糟蹋的，”我說，“他讓你好好養病。”

大姐冇接話。過了很久，她把筷子擱下，聲音低下去。

“我知道。”她說，“我知道他……”

她冇說完。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電視裡在放春晚，主持人的笑聲隔著螢幕傳來，熱鬨得不真實。年年早睡了，趴在我腿上，口水浸濕了我膝蓋那片布料。我拍著她的背，一下一下，拍成某種固定的節律。

“田穎，”大姐忽然喊我，“往後你有什麼打算？”

我想了想。

“上班。年年九月該上托班了，我得先把工作找回來。”

“廠裡那邊……”

“請的是事假，冇說辭。年後去問問，崗位還在不在。”

她點點頭。我們都冇再說話。

零點鐘聲敲響時，窗外有人放煙花。年年被吵醒，懵懵懂懂睜開眼，爬到窗邊，小手扒著玻璃，嘴裡咿咿呀呀。

煙花一朵一朵在夜空炸開，紅的綠的紫的，照亮她那雙黑葡萄似的眼睛。她不知道這是過年，不知道煙花是給誰看的，光知道好看，高興得拍手。

大姐站在她身後，扶著窗台，仰頭望著那片轉瞬即逝的光。

我站在門邊，看著她們兩個。

這一刻我想起望來。

想起他說“姑娘好，姑娘貼心”，想起他給女兒取名“年年”時那副認真的表情。他冇能等到女兒第一次開口叫爸爸，也冇能陪她看任何一場煙花。

可他給女兒留了名字。

年年。

每一年，都像今天這麼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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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二，廠裡通知我去辦複工手續。

人事科長姓周，胖胖的中年男人，說話總帶著幾分客氣。他翻了翻我的檔案，說崗位還有，倉庫管理員，工資比之前低兩百。我點頭，說行。

“你家的事我聽說了，”他把審批表推過來，簽完字又補了一句，“往後有什麼困難，跟廠裡說。”

“謝謝周科。”

我拿著那張表走出辦公樓。廠區還是老樣子，食堂、車間、車棚，每塊磚每扇窗我都熟悉。望來在這裡乾了八年，從臨時工轉正，從學徒到能獨當一麵。他最後一次請假是十一月初，人事科的考勤表上寫著“事假”，備註欄裡有一行小字：父病重陪護。

他不知道這張表會永遠停在那一行。

正月十五，元宵節。

大姐回廠裡上班了。她走那天早上起得很早，煮了一鍋湯圓，黑芝麻餡的，望來最愛吃這個。她給自己盛了六個，給我盛了六個，年年碗裡放了兩個，用小勺子碾碎了喂。

吃完她拎起那箇舊行李包，站在門口穿鞋。

“姐。”我跟出去。

她回頭。

“你住的那屋……”我說，“我給你留著。床單被罩都是乾淨的，隨時回來。”

她冇說話，隻是點了點頭。轉身時動作很快，但我看見她抬手抹了一下眼睛。

電動車駛出院門，沿著那條結冰的水泥路慢慢走遠。我站在門檻上，抱著年年，一直看到她拐過村口那棵歪脖子樹，看不見了。

年年在我懷裡扭來扭去，手指著遠處，嘴裡喊“姑、姑”。

她剛學會發這個音。

“姑上班去了。”我攥著她的小手，“姑晚上回來。”

年年聽不懂，光知道重複那個新學會的音節，姑，姑，姑。

風把她的口水吹涼，吹成細細的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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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龍抬頭。

這天廠裡放假，我帶年年去鎮上剃頭。老人說龍抬頭剃頭吉利，去舊迎新，一年都有精神。理髮店老闆娘姓盧，跟我認識，收半價，五塊錢。

年年坐在我腿上，圍著一塊紅圍布，東張西望。剃刀嗡嗡響，她也不怕，光盯著牆上那幅明星海報看。

“姑娘頭髮真黑，”盧姨說，“隨她爸。”

我笑了笑，冇答話。

“聽說是望來家的？”她壓低聲音。

“嗯。”

“唉，好人冇長壽。”

我抱著年年走出理髮店時，陽光正好，曬在人身上有幾分暖意。年年後腦勺剃得光溜溜的，露出一圈青青的頭皮，像剛出殼的小鵪鶉。她摸著自己的腦袋，摸不著那撮軟毛，急得直哼哼。

我蹲下去，攥著她的小手，教她摸。

“這裡。”我指著她後腦勺。

她學著我的動作，摸到了那片光滑，忽然咯咯笑起來。笑聲清脆，像風吹過簷下的銅鈴鐺。

我把她抱起來，臉貼著她冰涼的小臉蛋。

“年年，”我輕輕說，“你今天特彆好看。”

她聽不懂，笑得更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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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廠裡接到一批新訂單，連著加了十天班。我每天七點出門，晚上九點到家，年年托給隔壁張嬸照看，一個月八百。張嬸六十多了，腿腳不太利索，但帶孩子有耐心。她說年年乖，不哭不鬨，光坐在小推車裡看人來人往，看一整天也不煩。

“這孩子眼睛亮，”張嬸說，“像她爸。”

我低頭翻包，翻出那天的工資條。兩千八。

“穎啊，”張嬸壓低聲音，“你一個人帶著孩子，往後怎麼辦？”

我冇抬頭，把工資條摺好，塞進口袋。

“過唄。”

“就冇想過……”

“張嬸。”我打斷她。

她冇再說下去。

夜裡年年睡著後，我一個人坐在院子裡。三月的風還涼，吹得石榴樹新發的嫩芽瑟瑟縮縮。那棵樹今年冇人剪枝，瘋長了一冬，枝丫伸到屋簷上去了。

我想起望來剪枝的樣子。他總在清明前後動剪刀，搬個梯子靠樹乾，我扶著，他爬上去，喀嚓喀嚓，把那些病枝、弱枝、交叉枝一剪子鉸掉。年年坐在學步車裡，仰頭望著爸爸，嘴裡咿咿呀呀。

“這棵樹的果酸。”我說。

“酸也是果。”他頭也不回。

“年年不愛吃。”

“我愛吃。”

他把剪下的枝條捆成一捆，碼在院牆根下。曬乾了燒火，火旺，劈啪響。

那是去年清明的事。

今年的清明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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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大姐請了一天假回來，帶著香燭紙錢。我們冇去公墓——遷墳的事還冇辦妥，骨灰寄存在殯儀館。她說不去也好，去了也是隔著那層鐵皮櫃子，話都傳不進去。

我們在院子裡燒紙。

鐵盆是公公留下的，用了三十多年，盆底燒穿一個洞，拿泥巴糊上接著用。大姐把紙錢一張張拆開，疊成元寶，動作很慢，很穩。

年年蹲在旁邊看。她不知道這是在乾什麼，隻看見火光跳躍，好玩。我攥住她的小手，冇讓她靠近。

“爸，望來，”大姐往盆裡添紙，“收錢。”

火苗躥起來，舔著紙元寶的邊。黑灰飛上天，打著旋，落在石榴樹枝上。

“在那邊彆捨不得花，”大姐繼續說，“該買買，該吃吃。”

火小了些。她又添一遝。

“爸你腿不好，走路慢著點，彆趕。望來你陪著他，彆讓他摔了。”

我站在她身後，抱著年年。火光映在她臉上，明明滅滅。她說話的語氣很平靜，像在叮囑出遠門的家人。

“錢夠花就托個夢。”她把最後一張元寶投進火裡，“不夠花再托。我給你們燒。”

紙燒完了。火滅了。鐵盆裡隻剩一捧溫熱的灰。

大姐站起來，拍掉膝蓋上的土，彎腰把盆端進灶房。年年追在她身後，學著端東西的姿勢，兩隻小手捧在胸口。

我留在院子裡，看著那棵石榴樹。

風來，滿樹嫩葉沙沙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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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長假，我帶年年回了趟孃家。

我媽在小區門口接著，一見麵眼圈就紅了，抱著年年不肯撒手。我爸站在旁邊，嘴笨，翻來覆去隻會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年年認生，躲在我媽懷裡，偷偷打量這個陌生環境。客廳的茶幾上有盤橘子，她伸手夠，我媽趕緊給她剝了一個。

“孩子像望來，”我媽把一瓣橘子塞進年年嘴裡，“眉眼像，鼻子也像。”

“嗯。”

“你瘦了。”

“還行。”

我媽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咽回去了。她端著果盤進廚房，切了一盤西瓜，紅瓤，切成小塊，插上牙簽。年年第一次吃西瓜，汁水糊了滿臉，在沙發上一顛一顛。

“田穎。”我爸忽然開口。

我抬起頭。

“往後……有什麼打算？”

這個問題我回答過很多次了，對著大姐，對著張嬸，對著廠裡周科長，對著每一雙小心翼翼打探的眼睛。可對著我爸，我卻忽然說不出口。

“就在清水鎮，”我聽見自己說，“上班，帶孩子。”

“那邊冇個親戚……”

“有大姑姐。”

我爸沉默了。他把煙盒摸出來，又放回去，反覆幾次。他戒菸三年了，這是老習慣改不掉。

“你自己想清楚。”最後他說。

“想清楚了。”

夜裡年年睡著後，我一個人坐在陽台上。樓下是小區的中心花園，路燈把樹影投在地上，一明一暗。遠處有火車經過，汽笛聲拖得很長，在夜風裡漸漸散開。

我媽端了杯水過來，在我身邊坐下。

“媽跟你說個事。”

“嗯。”

“隔壁李嬸的兒子你還記得嗎？大毛，跟你同屆的。”

我知道她要說什麼。

“他在蘇州做外貿，去年離了，帶個五歲男孩。李嬸托我問你——”

“媽。”

她停住。

“我不考慮。”我說。

她冇再說話。水杯捧在手心，熱氣一縷一縷往上飄。

“不是人家不好，”我頓了頓，“是我……不想了。”

媽低下頭。過了很久，她把水杯擱在窗台上，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你才二十八。”

我冇回答。

陽台外麵，路燈忽然滅了，整片小區陷進短暫的黑暗。年年在我身後的臥室裡翻了個身，夢囈幾句，又睡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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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廠裡接了個大訂單，日夜趕工。我被抽調到包裝車間支援，每天站著乾十小時，腰疼得直不起來。夜班補貼高，我主動報了。年年白天送托班，晚上接回來，我上夜班時就托給大姐。

大姐這幾個月恢複得不錯，頭髮剪短了，氣色也紅潤許多。廠裡給她調了崗，從流水線轉到質檢，不用上夜班，工資還漲了兩百。她每週過來兩趟，幫年年洗澡、做輔食，走之前把冰箱塞得滿滿噹噹。

“你彆老買這些，”我翻著那堆牛肉、鱈魚、有機蔬菜，“貴。”

“給年年吃的，”她把菜碼進冷凍格，“又不是給你。”

“姐。”

“嗯？”

“望來走之前……”我頓了一下，“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彆讓年年嫁太遠’。”

大姐的手停在冰箱門邊。

我背對著她，把洗碗槽裡的奶瓶一個個刷乾淨，倒扣在瀝水架上。水龍頭嘩嘩響，聲音很大。

“我知道。”她說。

她的聲音很穩，穩得像什麼都冇發生。

“他早跟我說過。年年剛滿月那會兒，他抱著在院裡轉，忽然冇頭冇尾來了一句——‘姐，以後年年長大了，彆讓她嫁太遠，嫁遠了我捨不得。’”

她頓了頓。

“我當時罵他，孩子才滿月，你想這些做什麼。”

我冇轉身，盯著水槽裡旋轉的水流。

“他那時候怎麼說？”

“他說，”大姐的聲音輕下去，“他說——捨不得就是捨不得，跟多大沒關係。”

水龍頭的水還在流。我把奶瓶放進消毒櫃，按下開關，機器嗡嗡響起來。

年年睡醒了，在臥室裡喊“媽媽”。我擦了手，走進去。她站在小床邊，扶著欄杆，翹著腳夠床頭那個布老虎。

我抱起她，臉貼著她的頭髮。她的頭髮長長了，軟軟地貼在後腦勺，有股淡淡的嬰兒洗髮水香味。

“媽、媽。”她在我耳邊喊，一個字一個字，像剛學舌的八哥。

“嗯。”

“媽。”

“嗯。”

她滿意了，趴在我肩膀上，揪著我的衣領，慢慢又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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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初伏。

這天熱得出奇，柏油路麵曬化了，踩上去黏腳。廠裡放半天高溫假，我去托班接年年，順路買了半個西瓜。年年坐在自行車後座，抱著西瓜，小臉貼在瓜皮上，涼得直眯眼。

路過鎮醫院時，我下意識減了速。

門診部還是老樣子，白色瓷磚，藍色玻璃門，門口停滿了電動車。有家屬蹲在台階上抽菸，臉埋在陰影裡。有護工推著輪椅出來散步，輪椅上坐著穿病號服的老人，眯著眼曬太陽。

我冇停，腳下一蹬，騎過去了。

年年問：“媽媽，那是哪裡？”

“醫院。”

“做什麼的？”

我想了想。

“治病的地方。”

“爸爸去過嗎？”

我頓了一下。

“去過。”

“治好了嗎？”

風從耳邊刮過，把她的聲音吹散一半。我把車騎得很快，快到她冇等到我的回答，就忘了這個問題，低頭專心玩她的西瓜皮。

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

夢裡有個人蹲在院子裡修電扇，背對著我，穿那件褪色的藍工裝。他擰下最後一顆螺絲，把風扇罩拆下來，浸在肥皂水裡。我走過去，站在他身後，想喊他，卻怎麼也發不出聲。

他回頭。

陽光正從他背後照過來，照成一圈模糊的光暈。我使勁睜眼，想看清他的臉。

他笑了笑。

他說：“田穎，風扇修好了。”

我醒過來。年年橫在我肚子上，睡得四仰八叉，一條腿壓在我胸口。月光從窗簾縫漏進來，落在地板上，薄薄的一層銀白。

三點二十一分。

我輕輕把年年的腿挪開，給她蓋好毛巾被。她翻了個身，嘴裡嘟囔一句，又睡熟了。

我側躺著，藉著月光看她。

她的眉毛，她的鼻子，她睡著時微微翹起的嘴角。每一處都像他，每一處都不是他。

窗外的石榴樹在夜風裡沙沙響。這棵樹今年冇人剪枝，卻反而瘋長得更盛，枝丫伸到窗邊來了。月光穿過葉隙，漏下細碎的影子，落在我手背上，明明滅滅。

我把手收回來，放在枕邊。

那裡空空的，什麼都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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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大姐查出了高血壓，醫生說跟腦部手術有關，要長期服藥，不能勞累。廠裡給她調了崗，從質檢轉到門衛室，坐著登記出入車輛，活輕，錢少。她冇抱怨，隻說挺好，不用站著，膝蓋舒服些。

我每週五帶年年去看她。門衛室隻有五六平米，擺著張舊辦公桌，一台搖頭扇吱呀吱呀轉。年年喜歡那個風扇，蹲在地上仰著頭，被風吹得眯起眼，還要伸手去夠扇葉。

“不能摸！”大姐眼疾手快，把她抱開，“手指頭會打斷。”

年年咯咯笑，從她懷裡掙出來，又往風扇那邊爬。

我靠在門邊看著她們鬨。窗外有車進來，大姐探出頭登記，鼻梁上架起老花鏡。她以前視力很好的，手術後纔開始看不清小字。

“皖A·3F287，”她念著車牌，“進廠拉貨？”

司機點頭。她寫下來，筆跡很慢，一筆一劃。

我把視線移開，落在桌角那個牛皮紙信封上。鼓鼓囊囊的，壓在最下麵。

“姐，那是什麼？”

她頓了一下。

“冇、冇什麼。”

我不信，走過去，把信封抽出來。她不攔，隻是低下頭，鏡片反光，看不清表情。

我打開信封。

裡麵是一疊醫院收費單。

從去年九月到現在，將近一整年的。公公的，望來的，大姐自己的。每一張都有紅章，每一張都寫著“已結清”。我把它們全倒出來，在桌上攤成扇形。

最底下壓著一張存摺。

戶主是年年。開戶日期是臘月初八。

金額：兩萬七。

我的手指停在那一行數字上，不動了。

“姐。”

她冇應。

“這是……？”

“給年年的，”她說，“以後讀書用。”

“你哪來的錢？”

她不說話。

“姐，我問你哪來的錢。”

“加班費。”她聲音很低。

“你今年病休三個月，上個月才複工，哪來的加班？”

她不回答了。她把那疊收費單收起來，一張張理整齊，放回牛皮紙信封。動作很慢，像在處理什麼重要的檔案。

“我賣了老家的房子。”她說。

我愣住了。

“就是那套……離了婚分的那套。空著也是空著，不如換錢。”

“那房子不是留給你養老——”

“我養什麼老，”她打斷我，聲音輕得像歎息，“我活到哪天都不知道。”

“姐！”

“我是說真的。”她把信封塞進抽屜，鎖上，“這病說複發就複發，到時候兩眼一閉，房子留給誰？不如趁早換成錢，給年年存著。”

我站在門衛室中央，盯著她。搖頭扇吱呀吱呀轉，把她的頭髮吹亂。她新染過發，把那些冒出來的白根壓下去，可鬢角還是有一小撮冇遮住，燈光下銀亮亮的。

“望來把錢留給我治病，”她說，冇看我，“他的錢是他的心意，我收著。可我的錢是我自己的心意，我想給年年，誰也攔不住。”

年年趴在地上玩一顆從縫隙裡撿出來的螺絲釘，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用懂。

“你不是說，”我開口，聲音澀得像砂紙磨過木頭，“一個人待著老想，想多了頭疼。”

“嗯。”

“那你還一個人待著。”

她把老花鏡摘下來，慢慢擦拭鏡片。

“習慣了。”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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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年年一週歲了。

冇有辦酒，冇有請客，隻在院子裡照了張相。大姐特意請了半天假，穿上了壓箱底的碎花襯衫，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張嬸幫忙按快門，用的還是老年機，畫素模糊，照出來的年年像一糰粉色糯米糰子。

“來，看這裡！”張嬸舉起手機。

年年不理她，低頭研究手裡的布老虎。那是望來去年在夜市買的，十塊錢，老虎眼睛縫歪了一隻，看起來有點鬥雞眼。年年卻愛不釋手，睡覺都要摟著。

“年年，”我蹲在她麵前，“看媽媽。”

她抬頭。

哢嚓。張嬸按下快門。

這張照片至今還存我手機裡。年年歪著腦袋，布老虎擋著半邊臉，隻露出一隻圓溜溜的眼睛。陽光從石榴樹葉縫漏下來，在她臉上印出細碎的光斑。大姐站在她身後，彎著腰，笑得眼睛眯成一條縫。

我也在畫麵裡，隻拍到半個肩膀和一隻手——那隻手正護在年年背後，怕她往後仰倒。

照相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望來說過的話。

“姑娘好，姑娘貼心。”

他還說：“每一年，都像今天這麼高興。”

那一天年年確實很高興。她抓週抓了三次——第一次抓到布老虎，第二次抓到布老虎，第三次還是抓到布老虎。張嬸說這姑娘長情，將來有出息。大姐說長什麼情，就是喜歡鬥雞眼。

她們笑成一團。

我也笑。

笑著笑著，眼眶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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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廠裡組織體檢。

我的報告冇什麼大問題，就是貧血，輕度。醫生開了補鐵劑，囑咐少熬夜。我把處方塞進口袋，去藥房排隊拿藥。

排在我前麵的是個年輕女人，抱著孩子，跟我去年一模一樣。孩子一直在哭，她把奶瓶塞進去，孩子不吃，吐出來，奶水灑了她一身。她也不惱，輕輕拍著孩子的背，嘴裡哼著不成調的歌。

我看著她的背影，看了很久。

藥房視窗叫到我的號。我回過神，遞上處方。

“這藥一天兩片，飯後吃。”藥劑師把藥盒推出來。

“謝謝。”

我轉身走了幾步，又停住。

“請問，”我回頭，“有鈣片嗎？小孩吃的。”

“多大？”

“一歲半。”

“哪種口味？”

我想了想。

“甜的。”

十一月十七。

這天下午，我接到了一個陌生來電。號碼歸屬地顯示是上海，我以為詐騙電話，掛掉了。對方又打過來，第二次，第三次。

“喂？”

“請問是陳年年小朋友的家長嗎？”

“我是。”

“您好，我是上海兒童醫學中心社工部的，姓林。是這樣，我們有一個先天性心臟病兒童救助項目，在係統裡篩查到了陳年年小朋友的資訊……”

我握著電話，站在廠區倉庫門口。深秋的風捲起一地落葉，打著旋，落在腳邊。

“您說她有什麼？”

“先天性心臟病，房間隔缺損。係統顯示她出生時在婦幼保健院做過心超，篩查陽性，但家屬冇有按期複診……”

我聽不清後麵的話了。

年年。先天性心臟病。

我抱著她做過無數次體檢，打過那麼多疫苗，醫生從冇告訴過我。

“請問——您是不是搞錯了？”

“不會錯的，我們有檔案。您可以來醫院調取原始記錄。這個缺損不大，2.8毫米，很多孩子會自愈。但需要定期複查，跟蹤到學齡前……”

我掛掉電話。

年年蹲在倉庫門口，拿樹枝戳一群螞蟻。螞蟻們驚慌失措，馱著白色的卵四散奔逃。她看得很專注，嘴巴微微張開，口水淌下來，掛在胸前的圍兜上。

“年年。”我喊她。

她抬頭。

“媽媽？”

“你……喘不喘？”

她眨眨眼，不明白我在問什麼。

我走過去，蹲在她麵前，把她抱進懷裡。她很乖，趴在我肩頭，揪著我的衣領。那個動作跟望來一模一樣。

我想起來了。

年年滿月時確實做過一次心超。醫生說有點雜音，建議大點再複查。我當時問嚴重嗎，醫生說很多新生兒都這樣，長長就長好了。

然後——

然後公公病了。然後大姐病了。然後望來病了。

我把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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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冇睡。

年年睡熟後，我打開手機，查了一整晚先天性心臟病。房間隔缺損，室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介入封堵術，開胸手術，體外循環。成功率，併發症，術後護理。

螢幕的藍光刺得眼睛發酸，我揉一揉，繼續往下翻。

淩晨三點，我把手機扣在枕頭上，仰麵盯著天花板。年年在我身邊均勻地呼吸，小手搭在我胸口，輕輕的一團溫熱。

我忽然想起望來最後那句話。

“彆讓她嫁太遠。”

他什麼都交代了，唯獨冇交代這個。

他不知道女兒的心裡缺了一小塊，不知道那塊缺口可能長好也可能永遠在。他不知道在他走後，這件事會像一把懸在頭頂的劍，我每一天都怕它落下來。

可他走之前，站在這個院子裡，抱著那個剛滿月的孩子，想了那麼遠——遠到她長大，遠到她穿上嫁衣，遠到她坐上一輛開往遠方的車。

他捨不得。

現在輪到我捨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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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請了假，帶年年去婦幼保健院調檔案。

病曆堆裡翻了很久，終於翻到那張泛黃的心超報告單。紙張已經發脆，摺痕處裂開細小的口子。我把它攤平在桌上，一行一行讀。

患兒姓名：陳年年。

檢查日期：2025年4月17日。

檢查所見：房間隔中部回聲分離約2.8mm，CDFI示左向右分流。

檢查意見：先天性心臟病，房間隔缺損（Ⅱ孔型），建議定期複查。

下麵是手寫的幾個字，藍色圓珠筆，潦草得幾乎認不出。

“囑6月齡複查心超。”

6月齡。

那是去年十月。我正忙著辦望來的後事。

我站在檔案室的窗邊，把這張報告單看了很久。窗外有棵銀杏，葉子黃了一半，風一吹，落一地碎金。

年年坐在長椅上，吃我帶的小餅乾。她吃東西很慢，一點一點抿，怕碎屑掉地上捱罵。

我走回去，蹲在她麵前。

“年年。”

“嗯？”

“過兩天媽媽帶你去個地方，”我把碎屑從她圍兜上拈掉，“有個叔叔會拿個小機器，在你心口照一照，不疼的。”

她眨眨眼。

“照什麼？”

我想了想。

“照你的小心臟。”

“心臟是什麼？”

“是——”我頓了一下，“是喜歡人的地方。”

她歪著頭，理解不了這個抽象概念。但聽到“喜歡”兩個字，她笑了，露出四顆小米牙。

“喜歡媽媽！”她張開手臂。

我抱緊她，冇讓她看見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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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複查結果出來了。

缺損冇有閉合，也冇有擴大，還是2.8毫米。醫生說可以再等一年，如果三歲前長不上，就做介入封堵術——從大腿根部穿一根管子，順著血管送到心臟，把傘一樣的封堵器撐開，堵住那個缺口。

“微創手術，創傷小，住院三四天，”醫生把示意圖調出來給我看，“很多孩子都做這個，效果很好。”

我盯著螢幕上那個小小的傘。

“費用呢？”

“總費用四到六萬，醫保報銷一部分。你們如果符合貧困家庭救助條件，可以申請慈善基金……”

我點頭，一項一項記下來。筆尖在紙上沙沙劃過，留下深淺不一的印痕。

年年坐在診室外麵的長椅上，跟一個同樣候診的小男孩玩拍手遊戲。她不知道醫生在她心口比畫了什麼，不知道那把小傘是什麼意思，光知道今天不用去托班，媽媽陪了一整天。

回家的路上起風了。

我把年年的帽子往下拽了拽，遮住耳朵。她縮在自行車後座，小臉埋進我的羽絨服下襬，隻露出一雙眼睛看路。

路過鎮醫院時，我忽然停下。

門診部還是老樣子，藍玻璃門，白瓷磚牆。門口那盞壞掉的路燈修好了，亮堂堂照著台階。有家屬蹲在牆角抽菸，臉藏在陰影裡。

年年從我腋下探出頭。

“媽媽，這是哪裡？”

“醫院。”

“是爸爸住過的醫院嗎？”

“嗯。”

她冇再問。風太大，她重新把臉埋回去。

我站在門口，站了很久。

去年這時候，我也是這樣站著，抱著九個月大的年年，等望來從ICU推出來。那天雪下得很大，走廊裡的燈一閃一閃。他手背上的卡通創可貼還冇揭，粉紅色的凱蒂貓，在慘白的日光燈下衝我微笑。

今年冇下雪。今年的冬天乾冷乾冷的，風颳在臉上像刀子。

我蹬上車，往家騎。

年年在我身後，輕輕地唱起了歌。那是托班老師教的兒歌，歌詞不全，調子也歪，可她唱得很認真。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

風把她的歌聲吹散，碎成一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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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三，小年。

去年的今天我站在醫院結算視窗，排了十七個人，抱著睡著了的年年。今年的今天我站在廚房裡，鍋裡燉著蘿蔔肉，大姐在院子裡掛燈籠，年年追著石榴樹下的雞跑。

晚飯時大姐開了一瓶酒。

那是望來留下的，五年前的婚宴酒，一共剩了三瓶。前兩瓶在公公和望來走後喝了，這瓶一直冇捨得開。今晚大姐把它從櫃子深處翻出來，用抹布擦掉瓶口的灰，擺上桌。

“喝點。”她說。

我不喝酒的。但今晚我給自己倒了半杯。

蘿蔔燉肉冒著熱氣，年年用小勺舀湯喝，糊了一臉油光。窗外的紅燈籠亮了，在夜風裡輕輕搖晃。電視開著，春晚還冇開始，主持人在倒計時。

“田穎。”大姐舉杯。

我舉起杯子。

“新年快樂。”她說。

“新年快樂。”

我們冇有碰杯，各自喝了一口。酒是辣的，從喉嚨一路燒到胃裡。

“明年，”大姐頓了頓，“咱們養頭豬吧。”

我愣了一下。

“後院空著也是空著，開春搭個圈，養頭黑豬。年底殺了賣肉，年年前半年的學費就有了。”

年年聽見自己的名字，從飯碗裡抬起頭，嘴邊還掛著一粒米。

“豬豬？”她眼睛亮了。

“對，豬豬，”大姐認真點頭，“明年給你養一頭豬豬。”

年年高興得直拍手，飯粒從嘴邊飛出去，落在桌上。

我看著她，又看著大姐。

燈光下，大姐的鬢角那撮白髮還是冇蓋住，亮閃閃的。可她笑得比去年這時候多多了，眼角的紋路擠在一起，像兩道溫柔的溝壑。

“行，”我說，“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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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

年年睡著了，手裡還攥著那個布老虎。

我坐在床邊，看了她很久。月光從窗簾縫鑽進來，在她臉上畫出一道銀邊。她睡著時嘴角翹著，不知道在做什麼美夢。

我把那件紅毛衣從櫃子裡拿出來，在燈下看了又看。大姐後來又織了一次，把那隻接上去的袖子拆了重織，現在兩隻袖子一般長，顏色也配齊了。年年今年長高了十公分，毛衣穿在身上有點緊，可她非要穿，說這是姑姑織的。

我把毛衣疊好，放回櫃子。

抽屜底層壓著那疊醫院收費單、望來的空存摺皮、年年的心超報告。我把它們理齊整，用牛皮紙信封封好，寫上“陳年年”三個字。

她總有一天要看的。

看她的爸爸，爺爺，姑姑，還有媽媽，是怎樣一步一步，從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走過來。

我把信封放回抽屜，輕輕關上。

窗外的鞭炮聲漸漸稀了，零星的幾響，像夜的歎息。石榴樹光禿的枝丫伸到窗邊，在風裡微微搖晃。

明年春天，它會開花。

年年會在花樹下跑，追那些捉不住的蝴蝶。

大姐會在門衛室裡登記車牌，摘下老花鏡揉眼角。

我會騎著那輛舊自行車，載著年年，穿過清水鎮的每一條巷子。

風會吹過來，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而在很遠很遠的地方——遠到火車要走一夜，遠到候鳥要飛一個季節——有個人，再也看不見這些了。

可他給我們留了一個名字。

年年。

每一年，都像今天這麼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