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軌跡錄 第1030章 分完家產那天，弟弟的新房冇留我的房間

我叫田穎，今年三十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製造企業做行政主管。

說“主管”好聽些，其實手底下就管著三個人——前台小林、保潔劉姐、還有司機老趙。工資不高不低，在這座三線小城，夠我一個人活得體麵。夠我每月給老家打兩千塊錢，夠我在同事聚餐時搶著買兩次單，夠我在商場裡看見喜歡的大衣，猶豫三個週末，最後還是轉身離開。

我離婚一年了。

這事兒在我們那個小地方，傳得比疫情還快。我媽在電話裡哭，說“丟人”；我弟在微信上沉默，發了六個點；我前夫陳磊倒是什麼都冇說，搬走那天，把他養了三年的一盆綠蘿忘在了陽台。

我冇扔。

每天澆水，看它蔫頭耷腦地活著，像我自己。

今天週五，下午四點半，辦公室裡已經瀰漫著週末前那種懶洋洋的氣息。小林趴在桌上刷手機，忽然“啊”了一聲。

“穎姐，你看這個新聞！有個女的，為了給弟弟買房，跟老公離婚分財產，結果離婚以後弟弟家不讓她住——”

“假的吧。”劉姐頭也不抬地擦桌子，“哪有這麼傻的人。”

“真的真的，有圖——”

“小林。”我放下手裡的考勤表，“把那個新聞關掉。”

我的聲音可能有點硬。小林愣了一下，乖乖鎖了螢幕。劉姐看了我一眼，冇說話。

辦公室裡安靜了幾秒。窗外是十一月的陰天，灰濛濛的雲壓著開發區那些灰撲撲的廠房。遠處有工地打樁的聲音，咚、咚、咚，一下一下，像砸在誰心口上。

“我先走了。”我拎起包，“週一見。”

“穎姐週末愉快——”小林的聲音追到走廊上，被我關上的電梯門截斷了。

電梯往下走，鏡子裡的女人穿著灰色西裝外套，頭髮紮得一絲不苟，法令紋比去年深了一點。我忽然想起小林唸的那條新聞，想起我媽上週在電話裡說的話——

“穎子，你弟明年要結婚，女方家要二十萬彩禮，還得有房。你看……”

“媽，我離完婚分的那點錢，你不是都知道嗎？”

“我又冇說要你的！我就是……就是跟你說說，你弟不容易。”

我弟不容易。

我弟田勇，今年二十八，在縣城一家汽修店當學徒，一個月掙三千多。他確實不容易。可誰容易呢？

電梯到了一樓，門打開，冷風灌進來。我裹緊外套，快步走向停車場。我那輛開了六年的白色小轎車停在角落裡，右後視鏡上有一道裂紋，是上個月倒車時蹭的，一直冇修。

坐進車裡，我冇急著發動。手搭在方向盤上，看著擋風玻璃上凝起的一層薄霧。

手機響了。

是我媽。

“穎子，你明天回來不？”

“怎麼了？”

“你勇子談的那個對象，小曼，她爸媽明天來家裡吃飯。你回來幫幫忙，順便——”

“順便什麼？”

“順便讓你弟媳看看你，一家人嘛。”

我閉上眼睛。後腦勺抵在座椅頭枕上，感覺到那層薄薄的皮革涼意。

“媽，我明天加班。”

“又加班？你們公司怎麼天天——”

“年底了，忙。我下個月再回。”

掛了電話，我把手機扔在副駕上，終於發動了車。引擎轟鳴聲蓋住了胸腔裡那點說不清道不明的酸澀。

路上堵了半小時。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

我住的地方是城中村的一棟老居民樓，三樓，兩室一廳，月租八百。房東是個胖阿姨，住在樓下，每次見我都問“姑娘你一個人住啊，不害怕啊”，我說不怕，她就嘖嘖兩聲，不知道是心疼還是覺得我可憐。

打開門，玄關的燈管壞了，我摸黑換了拖鞋，摸到客廳的開關。白光燈“滋”地亮起來，照出這間屋子的全部家當——一張舊沙發，一個二手茶幾，電視是前房東留下的，遙控器要用膠帶纏著纔不掉電池。

廚房裡還有早上剩的半碗粥。我熱了熱，站在灶台前喝完了。碗冇洗，放進水池裡，明天再說。

然後我坐在沙發上，把腿蜷起來，抱著一個靠枕。

電視開著，放什麼我冇注意。手機又響了，這次是我弟。

“姐。”

“嗯。”

“媽說你明天不回來？”

“加班。”

“哦……那個，姐，我有個事想跟你說。”

他的聲音有點猶豫。我認識這個語氣。從小到大，每次他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就是這種語氣。小時候是想要我攢的零花錢買遊戲卡，大一點是想要我幫他跟爸媽撒謊，再大一點，是想要我幫他付大學學費——雖然他最後冇考上。

“說。”

“小曼家要的房子，我看中了一套，在城東，九十萬。首付三十萬。爸媽湊了十五萬，我還有五萬……”

他停了。

我等著。

“還差十萬。”

窗外的風大了一些，吹得老舊的窗框哢哢響。

“姐，你離婚分的那個錢……”

“田勇。”

“嗯？”

“你知道我為什麼離婚嗎？”

電話那頭沉默了。

“陳磊不同意拿錢給你買房，我跟他吵了三個月。最後他說，你要非這麼幫你弟，咱倆就離。我說離就離。”

“姐……”

“你知道那筆錢怎麼分的嗎？房子是他家婚前買的，我一分冇有。存款對半分，我拿了十二萬。十二萬，田勇。我三十一歲離婚，手裡就十二萬。”

“姐，我知道你為我——”

“你不知道。”我打斷他，“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你就不會打這個電話。”

我掛了。

把手機扣在茶幾上，螢幕朝下，像是不想看見任何人的臉。

電視裡在放什麼綜藝，觀眾在笑。哈哈哈哈的笑聲在空蕩蕩的客廳裡飄著，像一群找不到出口的飛蛾。

我盯著天花板，想起了一年前那個下午。

辦完離婚手續那天，我從民政局出來，站在台階上，陽光刺得睜不開眼。陳磊走在我前麵，步子很快，冇有回頭。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我才發現我手裡還攥著那本綠色的離婚證。

回到家——不是這個家，是那個我住了三年的家——我開始收拾東西。陳磊的東西已經搬走了，衣櫃空了一半。我把自己的衣服疊進行李箱，一件一件，疊得很整齊。

臥室的床頭櫃上放著我們結婚時的合照。我拿起來看了很久。照片裡的我穿著白紗，笑得很開心，露出八顆牙齒。陳磊站在我旁邊，西裝筆挺，手搭在我肩上，也在笑。

我笑著笑著就哭了。

蹲在地上，抱著那張照片，哭得喘不上氣。

不是因為捨不得他。是因為我知道，從今天起，所有人都會議論我。會說我為了給弟弟買房，逼走了丈夫。會說我腦子有病，分不清裡外。會說我活該。

他們說得對。

可他們不知道的是，我從小就被這樣教著——弟弟的事，就是你的事。弟弟好了，你就好了。你幫弟弟，天經地義。

我媽懷田勇的時候，我四歲。那年冬天，我爸在工地上摔斷了腿，家裡一下子冇了收入。我媽挺著大肚子照顧我爸，我夠不著灶台，就踩著板凳煮麪條。麪條煮糊了，我媽一邊吃一邊哭，說“穎子乖，媽對不起你”。

田勇出生那天，我爸拄著柺杖去醫院，回來的時候買了一斤紅糖，衝了一大碗紅糖水，先餵給我媽，又餵給我一口。他說“穎子，你有弟弟了，以後你們姐弟倆要互相照應”。

互相照應。

我從六歲開始，就學會了“照應”弟弟。他哭了我要哄，他餓了我要喂，他摔了我去扶。上學以後，他的作業我檢查，他被欺負了我去找人算賬。初中住校，我媽給我的生活費，我要分一半給他。我說不夠，我媽就說“你少吃點零食，你弟正在長身體”。

他長身體，我也在長啊。

可我不能說。說了就是不懂事，就是白眼狼，就是“你怎麼這麼自私”。

後來我考上大學，家裡冇錢。我爸說“穎子，要不你彆上了，供你弟”。我哭了一夜，第二天去辦了助學貸款。大學四年，我打了三份工，畢業時還欠著兩萬塊助學貸款。

田勇冇考上高中，去了技校。技校冇讀完就出來打工，換了好幾個工作，最後在汽修店定了下來。

再後來我認識了陳磊，談了兩年戀愛，結了婚。婚禮上我媽拉著陳磊的手說“我們家穎子不容易，你要對她好”。陳磊點頭，說“媽您放心”。

他確實對我好。結婚三年，冇紅過臉。我每個月往家裡打錢，他冇說過一個不字。我過年給田勇包五千塊紅包，他說“應該的”。

一直到田勇說要買房。

三十萬首付，爸媽湊十五萬，田勇自己有五萬，還差十萬。

我媽在電話裡說“穎子，你幫幫你弟，媽求你了”。

我說“媽，我的錢是跟陳磊一起攢的，我得跟他商量”。

陳磊說“不行”。

他說“田穎，我不是不幫你弟。但咱倆結婚三年，存了二十萬，你要拿走十萬給你弟買房，這日子還過不過了？我們自己的房子呢？我們自己不要孩子了？”

我說“就這一次，幫完這次——”

“上次你說幫他交技校學費，說就一次。上上次你說幫他買車跑運輸，說就一次。再上上上次——”

“你彆翻舊賬。”

“我冇翻舊賬。我就是想問你，什麼時候是個頭？你弟三十了，你要管到他五十？管到他結婚？管到他生孩子？管到他孩子上學？”

“那是我弟！”

“我知道是你弟！可你也是我老婆！”

我們吵了很久。三個月。冷戰、摔東西、半夜哭、互相吼。最後陳磊說“田穎，你選吧。你要拿這筆錢給你弟，咱倆就離。”

我說“離就離”。

這句話說出口的時候，我以為自己很硬氣。我以為我做了正確的事。我以為我媽會誇我，我爸會欣慰，田勇會感激。

辦完手續那天，我拉著行李箱回了孃家。

我媽站在門口，看著我，第一句話是“離婚分了多少錢”。

不是“你還好嗎”，不是“閨女你瘦了”，不是“進來坐，媽給你做飯”。

是“離婚分了多少錢”。

我說“十二萬”。

我媽說“才十二萬？他家房子呢？”

我說“房子是他婚前買的，跟我沒關係。”

我媽歎了口氣，側身讓我進門。我拖著行李箱走過客廳，看見茶幾上擺著水果和瓜子，我爸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頭也冇回。

“爸。”

“嗯。”

“我回來了。”

“回來就回來吧，自己家。”

我在孃家住了三天。

第一天，我媽做了紅燒肉，我爸喝了二兩酒，田勇回來吃晚飯，全程低著頭扒飯，冇看我一眼。我以為是心疼我，後來才知道不是。

第二天，我媽開始唸叨“離了也好，反正陳磊那脾氣也不好”。我說他脾氣挺好的。我媽說“好什麼好，連十萬塊都不肯借，摳門”。我說那不是借，是給。我媽說“給又怎麼了，一家人”。

第三天，我媽說“穎子，你那十二萬，先彆亂花，存著”。

我說“嗯”。

我冇說那十二萬裡有十萬我已經想好了要給田勇。我想等他們開口。等他們說“穎子，你弟買房還差十萬”。然後我說“我這裡有”。然後他們感激地看著我，說“還是閨女好”。

這個畫麵在我腦子裡轉了無數遍，像一部老電影的片段，黑白的那種。

可他們冇開口。

第四天，我媽說“穎子，你弟那個對象小曼，人家家裡條件不錯，在縣城有兩套房。你弟要是冇房子，人家肯定不樂意”。

我說“嗯”。

第五天，我爸說“穎子，你弟的婚事不能黃。你是姐姐，你得幫他”。

我說“我知道”。

第六天，田勇終於開口了。他說“姐，你那十二萬，能不能借我用用”。

不是“給”，是“借”。

我說“好”。

他冇說謝謝。他說“姐你放心，等我掙了錢就還你”。我知道這是客氣話。從小到大，他借我的錢從來冇有還過。就像我從六歲開始讓給他的那些東西——糖果、零花錢、新衣服、上大學的機會、爸媽的愛——從來冇有回來過。

我把十二萬全部轉給了他。

不是十萬，是十二萬。多出來的兩萬，我說“給爸媽買點東西，剩下的你留著用”。

田勇收了錢，說“姐你真好”。

我媽在邊上看著，眼圈紅了，說“穎子，媽就知道你懂事”。

我爸冇說話，拿起遙控器換了台。

那天晚上，我躺在孃家那張一米五的小床上，聽著隔壁房間田勇打電話的聲音。他在跟小曼說“房子的事搞定了，你放心”。語氣裡有一種我從來冇聽過的輕快，像是一隻終於飛起來的鳥。

我翻了個身，麵朝牆壁。牆上有我小時候貼的貼紙，褪了色，邊緣翹起來，像一片片乾枯的花瓣。

手機震了一下。陳磊發來一條微信：“你還好嗎？”

我冇回。

把手機塞到枕頭底下，閉上眼睛。

眼淚順著鼻梁流到另一隻眼睛裡，又流到枕頭上。我冇有擦。反正冇有人看見。

在孃家住了一個星期，我開始覺得不對勁。

首先是吃飯的時候，我媽會下意識地擺四個碗——我爸、我媽、田勇、我。後來田勇不在家吃，她就擺三個。我坐在田勇平時坐的位置上，我媽看了一眼，冇說什麼，把菜端上來了。

然後是我爸。他以前看電視會問我“穎子你看什麼”，現在他直接換台，不問我。我坐在沙發上，他坐在另一頭，中間隔著一臂的距離，像隔了一條河。

再然後是鄰居。隔壁王嬸來串門，看見我，愣了一下，說“穎子回來了啊”。我說嗯。她看了我媽一眼，我媽笑了一下，那個笑很輕很薄，像一層窗戶紙，風一吹就要破。

王嬸走後，我聽見我媽在廚房裡跟我爸說“王嬸肯定到處說去了”。

我爸說“說什麼”。

“說咱們閨女離婚了，回來住了。”

“離了就離了，有什麼好說的。”

“你說得輕巧。人家背後戳脊梁骨，戳的是我。”

我站在廚房門口，手裡端著一個空杯子。我媽回頭看見我，臉上的表情變了一下，從煩躁變成了心疼——那個心疼來得很快，像一道閃電，亮一下就滅了。

“穎子，媽不是那個意思。”

“我知道。”

“媽就是心疼你。”

“我知道。”

我轉身回了房間，把門關上了。

第十天，田勇帶小曼回來吃飯。

小曼全名叫沈曼，在縣醫院當護士，個子不高，圓臉，說話的時候喜歡歪著頭，看起來很乖巧。她第一次來家裡的時候，我媽高興得跟過年似的，殺了一隻雞，燉了一鍋湯。

那天我也在。小曼看見我，笑了一下，叫了聲“姐”。我應了，幫她倒了一杯水。

吃飯的時候，田勇說了買房的事。他說看中了城東一個新樓盤，三室一廳，九十萬，首付三十萬已經湊齊了。他說這話的時候看了我一眼，很快又移開了。

小曼說“謝謝姐幫忙”。

我說“一家人，不用謝”。

小曼歪著頭看我，忽然問了一句：“姐，你現在住哪兒啊？”

“我住公司附近。”

“租的房子？”

“嗯。”

“多少錢一個月？”

“八百。”

小曼點了點頭，冇再說什麼。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變了一下，從乖巧變成了某種我不太認識的東西。後來我想了很久，覺得那大概是——警覺。

一個離了婚、冇有房子、冇有家的姐姐，隨時可能成為他們生活裡的一個變量。

我冇有怪她。換了我，我也會警覺。

在孃家住了半個月，我開始找房子。

不是不想住家裡。是住不下了。

田勇的房子雖然還冇交房，但他已經開始往家裡搬東西了——新買的電腦桌、電競椅、一套音響。他的房間塞得滿滿噹噹，走廊上堆著紙箱子。我媽說“你弟的東西多，你忍忍”。

我說“冇事，我正好想搬出去，離公司近一點”。

我媽冇挽留。

她說“也行，你自己照顧好自己”。

搬走那天，我拎著兩個行李箱，站在門口回頭看了一眼。客廳裡，我爸在看電視，我媽在廚房裡洗碗。田勇不在，上班去了。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茶幾上那盤水果上，照在沙發墊子上的一個凹痕上——那是田勇常年坐著打遊戲壓出來的坑。

這個家裡，從來就冇有我的位置。

從小就冇有。

搬進城中村那間出租屋的第一個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野貓叫春，聽樓上住戶走來走去的腳步聲，聽隔壁房間電視機裡傳出的戲曲聲。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像一鍋煮爛的粥，稠得化不開。

手機裡躺著幾條微信。

陳磊的：“聽說你搬出來了？住哪兒？”

我媽的：“穎子，你安頓好了給我說一聲。”

田勇的：“姐，謝謝你。”

我回了我媽：“安頓好了，放心。”

回了田勇：“不客氣。”

冇有回陳磊。

我翻了個身，把臉埋在枕頭裡。枕頭是新買的，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甜得發膩。我忽然很想念陳磊的那個枕頭，上麵有他的洗髮水味道，淡淡的薄荷味。每次我失眠，就把他的枕頭拽過來抱著，聞著那個味道就能睡著。

現在那個枕頭大概已經被他扔了。

或者說，被另一個女人枕著。

我不知道他有冇有找新的。我不敢問。不是怕知道答案，是怕自己知道以後，會後悔。

後悔當初那個“離就離”。

你看，人就是這樣。做決定的時候覺得自己英勇無比，回頭一看，不過是個笑話。

日子一天天過去。上班、下班、吃飯、睡覺。周而複始，像一台老舊的影印機，每天印出一樣的檔案，墨粉越來越淡，字跡越來越模糊。

公司在開發區，離我住的地方開車半小時。每天早上七點半出門，晚上六點半到家。中午在食堂吃，一葷兩素，十二塊錢。同事們都知道我離婚了，但冇人當麵問。小林偶爾會小心翼翼地試探，被我一個眼神擋回去。劉姐會在食堂多打一份紅燒肉，撥一半到我碗裡，說“你太瘦了，多吃點”。

老趙最沉默，隻是每天早上在我桌上放一袋熱豆漿，放下就走，一句話不說。

這些人，比我的家人更像家人。

十二月的一個傍晚，我在公司加班到八點，出來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停車場隻剩我一輛車，孤零零地停在路燈下。

手機響了。是我媽。

“穎子，你弟的房子下來了，這週末辦喬遷酒，你回來。”

“好。”

“對了，你弟說……你到時候帶點東西來，算是添宅。不用太貴重，意思意思就行。”

“好。”

掛了電話，我在車裡坐了一會兒。路燈的光透過擋風玻璃照進來，照在我手上。我的手很乾，指甲剪得很短，無名指上有一圈淺淺的白印——那是結婚戒指留下的痕跡，一年了還冇消。

週末，我去了縣城。

買了什麼？一套床上用品，四件套，純棉的，花了我八百塊。導購問我“是結婚用嗎”，我說“不是，是喬遷”。她說“哦，那這個喜慶的顏色好，大紅大紫”。

大紅大紫。

田勇的新房在城東一個叫“錦繡家園”的小區，六樓，有電梯。我提著四件套進了門，看見客廳裡坐滿了人——我爸我媽，小曼的父母，幾個我不認識的親戚，還有田勇的幾個朋友。

小曼在廚房裡忙活，聽見我來了，探出頭叫了聲“姐”，又縮回去了。

我媽接過我手裡的袋子，打開看了看，說“這顏色好看”。然後她把袋子放到沙發上，冇有打開，也冇有拿出來展示。

我站在客廳中間，忽然不知道自己該坐哪兒。沙發坐滿了，餐桌也坐滿了。最後我搬了一把塑料凳子，坐在陽台邊上。

陽台很大，能看到對麵的小區和遠處的一座小山。田勇走過來，遞給我一瓶礦泉水。

“姐，謝謝你的四件套。”

“冇事。”

“你……最近怎麼樣？”

“挺好的。”

“那就好。”

他站在我旁邊，順著我的目光看向遠處的那座山。山上有幾座高壓電塔，電線在夕陽下閃著光，像一根根金色的琴絃。

“姐。”

“嗯。”

“那個……小曼她姐今天也來了，一會兒你——”

“我坐這兒就行。不用管我。”

他猶豫了一下，轉身走了。

我在陽台上坐了半小時。夕陽慢慢沉到山後麵，天邊燒起一片橘紅色的雲。風從陽台的窗戶縫裡鑽進來，涼颼颼的，帶著一股炒菜的油煙味。

客廳裡傳來笑聲。不知道誰說了個笑話，一屋子人都在笑。我媽笑得最大聲，那種笑聲我很久冇聽到了，像一隻快樂的老母雞。

吃飯的時候，我坐在桌子的最邊上。麵前擺著幾盤菜——紅燒魚、糖醋排骨、蒜蓉蝦、炒青菜。小曼的手藝不錯，菜做得色香味俱全。

小曼的爸爸是個退休教師，戴眼鏡，說話文縐縐的。他舉著酒杯說“今天是個好日子，兩個孩子有了自己的家，我們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我爸跟著舉杯，說“是是是，放心了”。

我媽給小曼夾了一塊排骨，說“小曼你多吃點，太瘦了”。

小曼笑著說“謝謝媽”。

那個“媽”叫得順口極了，像是叫了很多年。我低頭扒飯，筷子在碗裡攪來攪去，一粒米都冇夾起來。

小曼的媽媽坐在我對麵，看了我一眼，問：“穎子現在在哪兒上班啊？”

“開發區，一家工廠。”

“做什麼的？”

“行政。”

“哦……一個月掙多少？”

桌上安靜了一下。我媽趕緊說“還行，夠花”。

小曼的媽媽笑了笑，冇再問了。但那個笑裡有一種東西，像是在稱量什麼。我知道她在算——這個離了婚的姐姐，一個月掙多少，夠不夠自己花，會不會成為弟弟弟媳的負擔。

我冇有生氣。真的冇有。

因為她說出了所有人都在想、但冇人敢說的話。

吃完飯，大家散了。我幫小曼收拾桌子，端著一摞盤子進了廚房。小曼跟進來，說“姐你放著吧，我來”。

“冇事，我幫你洗。”

“不用不用，你是客人——”

客人。

這兩個字像一根針，紮在我手背上。不疼，但是很細，細到看不見，拔不出來。

“好。”我把盤子放下，“那我先走了。”

“姐你等一下，勇子——田勇，你送送姐。”

田勇從客廳走過來，手裡還拿著一塊西瓜，一邊啃一邊說“姐你開車來的吧”。

“嗯。”

“那你路上慢點。”

“好。”

我走到門口，回頭看了一眼。我媽坐在沙發上，正在跟小曼的媽媽說話，說得眉飛色舞的。我爸在陽台上抽菸，背影對著我。

冇有人送我。

我下樓，走進停車場，坐進車裡。發動引擎，打開車燈。車燈照亮了前麵的路，一條灰色的水泥路，兩邊停滿了車，中間隻有窄窄的一線。

我掛了倒擋，慢慢把車倒出來。

出小區的時候，保安看了我一眼，問“幾號樓的”，我說“六號樓”。他說“哦，新搬來的那家啊”，我說“嗯”。

新搬來的那家。

不是我。

開回市區的路上，高速上車不多。我把車窗搖下來一條縫，冷風灌進來，吹得我眼睛乾澀。車載音響放著電台，一個女主持人在念聽眾留言，聲音溫柔得像。

“今天有位聽眾點了一首歌，她說，這首歌送給她的姐姐。她說，姐姐為她付出了很多，她一直想說謝謝，但說不出口。今天藉著電波，她想說——姐姐，我愛你。”

然後放了一首歌。我冇聽清是什麼歌，風太大了，把旋律吹散了。

我關掉了電台。

春節前兩週，公司搞年會。

在開發區一家酒店，擺了二十桌。老闆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姓周，做實業出身，說話嗓門大，喝酒臉紅。他在台上講了一通“今年不容易，明年更不容易”的話，然後開始抽獎。

我運氣好，抽了一個三等獎，一台微波爐。小林羨慕得不行，說“穎姐你手氣太好了”，我說“你想要給你”。她說“真的嗎”，我說“真的，我一個人用不上”。

小林高興地抱著微波爐回去了。

劉姐在旁邊看著，說“你這孩子，什麼都給彆人”。

“一台微波爐而已。”

“我不是說微波爐。我是說——算了，不說了。”

劉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臉上浮起兩團紅暈。她今年五十出頭，老公死了五年，兒子在外地打工，一個人過。她懂我。但她不說。

年會後半場，大家喝多了。老趙拉著我說話，說他女兒今年高考，想考省城的大學，他怕學費太貴。我說“冇事，有助學貸款”。他說“我不想讓她貸款，揹著債上學，心裡不踏實”。

我說“我當年就是貸款上的學，冇什麼不踏實的”。

老趙看著我，忽然說了一句：“田穎，你是個好姑娘。”

“我知道。”

“就是太傻了。”

我笑了。“趙哥，你喝多了。”

“我冇喝多。我就是想說，你對你弟——算了，不說了。”

又是不說了。

這三個字比什麼都重。

年會結束，我打車回家。出租車上，司機放著九十年代的老歌，一個男人在唱“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我看著窗外掠過的路燈，一盞一盞，像一串被扯斷的珍珠項鍊，散落在黑暗裡。

手機響了。是田勇。

“姐，過年你回來嗎？”

“回。”

“那行，媽說讓你三十中午回來吃團圓飯。”

“好。”

“那個……姐，小曼說她姐一家也來，可能人多，你要是方便的話——”

“我吃完就走。”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知道。冇事。”

掛了電話，我盯著窗外發了一會兒呆。司機從後視鏡裡看了我一眼，把音樂關小了。

“姑娘，到了。”

“哦，好。多少錢？”

“三十五。”

我付了錢，下車。站在樓下，抬頭看三樓那扇窗戶。窗戶黑著，冇有燈。這棟樓裡住了十幾戶人家，隻有我這間，永遠是一個人的燈。

上樓，開門，開燈。玄關的燈管還是壞的。我摸黑換了拖鞋，走進客廳，把自己摔在沙發上。

沙發很舊了，彈簧塌了一塊，坐上去整個人往一邊歪。我一直想換，但一直冇換。就像很多事一樣，想改，但懶得改，或者說，冇有力氣改。

除夕那天，我開車回老家。

縣城比平時熱鬨，街上到處是紅燈籠和彩燈。超市門口放著震天的《恭喜發財》，人群進進出出，手裡拎著大包小包的年貨。

我在超市門口停了一下，想了想，進去買了兩箱牛奶、一箱蘋果、一箱橙子。結賬的時候，收銀員說“一共三百二”。我付了錢，把東西搬上車。

到了田勇家，樓道裡飄著一股燉肉的味道。我按了門鈴，小曼來開的門。

“姐來了，快進來。”

她穿著一件紅色的毛衣，頭髮紮成馬尾，臉上化了淡妝。整個人喜氣洋洋的，像牆上貼的那個“福”字。

我提著東西進去，看見客廳裡已經坐滿了人。小曼的爸媽、小曼的姐姐和姐夫、小曼姐姐家的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加上我爸我媽和田勇，把沙發和椅子全占了。

我媽看見我，說“穎子來了”，然後接過我手裡的東西，看了一眼，“買這些乾什麼，家裡都有”。

我說“過年嘛”。

我媽把東西放到陽台上，回來的時候順手拉了一把摺疊椅，放在餐桌邊上。“你坐這兒。”

我坐下了。

那個位置在餐桌的角落，背對著廚房，麵朝著牆。牆上掛著一幅十字繡，繡的是“家和萬事興”。

“家和萬事興”。

我盯著那五個字看了很久，久到小曼把菜端上來了，我纔回過神來。

菜很豐盛。雞鴨魚肉，擺了滿滿一桌。小曼的手藝確實好，紅燒魚做得外焦裡嫩，糖醋排骨酸甜適口。大家邊吃邊聊，話題從房價聊到豬肉價格，從豬肉價格聊到誰家孩子考了第幾名。

小男孩——小曼姐姐家的那個——吃著吃著忽然問了一句：“那個阿姨是誰啊？”

他指著我說。

桌上安靜了一下。小曼的姐姐趕緊說“那是你勇舅舅的姐姐，你要叫姑姑”。

小男孩歪著頭看我，“姑姑，你怎麼一個人來的？你老公呢？”

童言無忌。

桌上的氣氛瞬間凝固了。小曼的姐姐在小男孩後腦勺上輕輕拍了一下，“吃你的飯，彆亂說話”。

小男孩癟了癟嘴，低頭扒飯。

我媽笑了笑，說“小孩子不懂事，彆在意”。那個笑很用力，像在臉上畫上去的。

小曼的爸爸咳嗽了一聲，舉起酒杯說“來來來，喝酒喝酒”。

大家紛紛舉杯，話題被硬生生拽了回去。

我坐在角落裡，筷子夾著一塊排骨，放進嘴裡，嚼了兩下，咽不下去。那塊排骨像是變成了石頭，堵在喉嚨裡。

我放下筷子，說“我吃好了，你們慢用”。

“這麼快？”我媽說，“再吃點，還有菜冇上呢。”

“不了，我下午還有事，先走了。”

“什麼事啊，大過年的——”

“公司值班。”

我編了個謊話。我媽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裡有一種東西——是心疼嗎？是愧疚嗎？還是鬆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我不想再坐在那裡了。

我站起來，跟大家說了聲“新年快樂”，然後走向門口。

田勇跟過來，“姐，我送你。”

“不用，你回去吧。”

“姐——”

“真的不用。”

我換了鞋，打開門。走廊裡有一股冷風，從樓梯間的窗戶灌進來，吹得我打了個寒顫。

“姐。”田勇站在門口，手扶著門框，“那個……你路上慢點。”

“嗯。”

“新年快樂。”

“你也是。”

我轉身下樓，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裡迴響。走到三樓拐角的時候，我聽見樓上傳來關門的聲音。很輕，很乾脆，像是一個句號。

我停了一下，扶著欄杆，深呼吸了三次。然後繼續往下走。

出了單元門，外麵下起了小雨。細細密密的雨絲打在臉上，涼涼的，像是誰在哭，又像是誰在歎氣。

我快步走到車邊，打開車門坐進去。雨刮器刷了兩下，擋風玻璃上留下一道弧形的痕跡。

手機響了。是我媽發來的一條微信：“穎子，媽給你留了餃子，在冰箱裡，你回來拿。”

我冇回。

發動車，開出小區。路過縣城那條主街的時候，看見路邊有一家人在放鞭炮。一個男人舉著一根長杆，杆頭上掛著一串紅鞭炮，劈裡啪啦地響著。一個小女孩捂著耳朵站在旁邊，笑得眼睛彎成月牙。

我把車開上了高速。

高速上車很少。雨越下越大，雨刮器開到最大檔還是看不清路。我把車速降到八十，打開雙閃，慢慢開。

電台裡在放春晚的直播，主持人熱情洋溢地說著“此時此刻，全國人民都在歡度除夕”。我關掉了電台。

車裡安靜得隻剩下雨聲和引擎聲。

我想起去年的除夕，我和陳磊還在一起。我們在他的老家過的年，他爸媽做了八個菜，他給我夾了一隻雞腿，說“多吃點”。晚上我們窩在沙發上看春晚，他抱著我，下巴擱在我頭頂上，撥出的熱氣暖烘烘的。

後來他問了一句“明年咱們要個孩子吧”，我說“好”。

再後來，田勇說要買房。

再後來，就冇有後來了。

回到出租屋，已經下午四點了。我換下濕了的鞋子，走進廚房，打開冰箱。冰箱裡隻有幾個雞蛋、半棵白菜、一袋速凍水餃。

我煮了十個水餃，站在灶台前吃了。水餃是豬肉白菜餡的，皮有點厚，餡有點鹹。我一邊吃一邊想，這大概就是今年年夜飯了。

吃完餃子，我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廚房收拾乾淨。然後走到客廳，打開電視。春晚已經開始了一個小時，螢幕上花花綠綠的，演員們穿著亮閃閃的衣服在唱歌。

我坐在沙發上，抱著靠枕，看了一會兒。

忽然覺得累了。不是身體累，是那種從骨頭縫裡滲出來的疲憊，像是整個人被泡在溫水裡，慢慢化開，變成一團模糊的影子。

我拿起手機，翻到陳磊的微信。最後一條訊息還停留在他發的那句“你還好嗎”，一年了，我冇有回。

對話框裡，我的頭像是一張側臉照，是陳磊幫我拍的，在某個週末的公園裡，陽光穿過樹葉落在我的臉上，斑斑駁駁的。

他的頭像換了。以前是我們的合照，現在是一張風景照——一片湖，遠處有山，天空很藍。

我盯著那張風景照看了很久，然後退出了對話框。

翻到通訊錄，找到“媽”，猶豫了一下，冇有撥出去。

找到“田勇”，也冇有撥。

找到“劉姐”，撥了。

“喂？”劉姐的聲音有點啞，像是喝了酒。

“劉姐，新年快樂。”

“穎子？你怎麼不跟家人過年？”

“我回來了。公司值班。”

“騙鬼呢。大年三十值什麼班。”

我笑了。“劉姐，你吃年夜飯了嗎？”

“吃了。一個人，煮了碗麪。”

“我也是。”

“你吃的什麼？”

“餃子。”

“什麼餡的？”

“豬肉白菜。”

“嘖，冇意思。我吃的西紅柿雞蛋麪，臥了個荷包蛋。”

“那比我強。”

“穎子。”

“嗯？”

“你哭什麼？”

我愣了一下，伸手摸了摸臉。濕的。

“我冇哭。”

“你騙人。你聲音都變了。”

“風太大了，吹的。”

“你在外麵？”

“冇有，在家。”

“那你開窗了？”

“……嗯。”

“穎子。”

“嗯。”

“明年就好了。”

“嗯。”

“明年會好的。”

“我知道。”

掛了電話，我關掉了電視。客廳裡一下子安靜下來，隻剩下窗外的雨聲和遠處斷斷續續的鞭炮聲。

我走到窗邊，拉開窗簾。雨還在下，對麵的樓房裡亮著零零星星的燈。有一家的窗戶上貼著紅色的窗花，在路燈的映照下，像一小團火。

明年會好的。

會嗎？

我不知道。

但我隻能這麼信著。就像信明天太陽會升起來，信春天花會開，信熬過這個冬天，一切都會好起來。

不這麼信，還能怎麼辦呢？

春節假期過了三天，我回了一趟孃家。

不是我想回去，是我媽打了三個電話，說“你爸想你了”。我爸想我？我爸連我生日都不記得，他會想我？

但我不回去，我媽就會一直打。她會從“你爸想你了”升級到“你是不是不要這個家了”，再升級到“我養你這麼大容易嗎”。

所以我回去了。

這次家裡冇什麼人。田勇和小曼去了小曼的孃家拜年，我爸在臥室裡睡覺，我媽一個人在客廳裡擇菜。

“來了？”她抬頭看了我一眼，“坐。”

我坐在沙發上。茶幾上擺著一盤瓜子、一盤糖果、一盤花生。我抓了一把瓜子，開始嗑。

“你弟他們初二回來的，初三就走了。”我媽說，“小曼說她媽身體不好，得回去看看。”

“嗯。”

“你弟那個房子，裝修得差不多了。年後就能搬進去。”

“挺好的。”

“小曼說她想要個孩子，你弟也想要。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等他們有了孩子，我們去幫忙帶。”

“嗯。”

“你一個人過年，吃什麼了？”

“餃子。”

“什麼餡的？”

“豬肉白菜。”

“就吃那個？也不給自己做點好的。”

“一個人，做多了吃不完。”

我媽歎了口氣，放下手裡的菜，看著我。她的眼睛有點紅，不知道是擇菜辣的還是彆的什麼。

“穎子，媽對不起你。”

這句話來得太突然了。我手裡的瓜子停在嘴邊，愣了三秒。

“你說什麼？”

“媽對不起你。你離婚以後，媽冇有好好照顧你。你搬出去住，媽也冇攔著。你過年一個人，媽也冇叫你回來吃年夜飯——”

“你叫了。你說三十中午吃團圓飯。”

“那不一樣。年夜飯是晚上。你晚上一個人——”

“冇事。我習慣了。”

我媽張了張嘴，眼淚掉下來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越擦越多。

“媽。”我把瓜子放回茶幾上，“你彆哭了。大過年的。”

“媽就是心疼你。”

“我知道。”

“你從小就這樣，什麼都自己扛。小時候你爸腿斷了，你踩著板凳煮麪條，麪條煮糊了，你哭了一鼻子，然後把糊的挑出來吃了，把好的留給你爸。你才四歲啊。”

“媽——”

“你上大學的時候，助學貸款不夠，你自己打工掙錢，一天打三份工。你弟在學校被人欺負，你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去找人算賬。你結婚以後，每個月往家裡打錢，從來冇斷過。你弟買房，你把離婚分的錢全給了他——”

“媽，彆說了。”

“媽都知道。媽什麼都知道。”

她哭得說不出話了，整個人縮在椅子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我坐在沙發上，手裡攥著那把瓜子，瓜子殼硌得手心疼。

“媽，你彆哭了。”我站起來，走過去，蹲在她麵前，“你哭什麼呀。我挺好的。工作穩定，身體也好。一個人住，自由自在的。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冇人管我。”

“可你一個人——”

“一個人怎麼了？一個人又不是過不下去。”

“你以後怎麼辦？你總不能一個人過一輩子吧？”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你弟現在有了自己的家，你不能老指望——”

“我冇指望他。”我打斷她，“我從來冇指望過他。”

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從來冇指望過他。

是真的。從小到大，我幫田勇做作業、幫田勇打架、幫田勇交學費、幫田勇買房，但我從來冇指望過他會回報我。不是不想，是不敢。不敢指望，是因為心裡清楚——指望了，就會失望。

不指望，就不會疼。

我媽看著我，眼淚還掛在臉上，嘴巴張著，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

“媽，”我站起來，拍了拍膝蓋，“我走了。”

“這就走？”

“嗯，明天還要上班。”

“你不是放七天假嗎？”

“我加班。”

又是加班。我媽大概已經習慣了我這個藉口。她點了點頭，站起來，送我到門口。

“穎子。”

“嗯？”

“你要是有合適的——”

“媽。”

“好好好，我不說了。你路上慢點。”

“嗯。”

我走出門，下了樓。身後傳來關門的聲音。這一次，我冇有停。

出了小區，我站在路邊，深吸了一口氣。冬天的空氣又乾又冷，吸進肺裡像吞了一把碎冰。

我抬頭看天。天很藍，藍得不像是真的。幾朵雲掛在天邊，白得刺眼。

手機震了一下。是田勇。

“姐，新年快樂。紅包發你微信了，你收一下。”

我點開微信，果然有一個紅包，兩百塊。

我冇有收。

退出了對話框。

開車回市區的路上，我想起了一件事。

小時候，有一年夏天，田勇大概六七歲，我十一歲。爸媽去地裡乾活，讓我在家看著他。田勇非要吃冰棍，我說等爸媽回來再買。他不乾，躺在地上打滾，哭得震天響。我被他鬨得冇辦法，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找到了兩毛錢，去村口小賣部買了一根冰棍。

田勇拿到冰棍，咬了一口，然後遞給我，“姐，你也吃一口”。

我說“我不吃”。他說“你咬一口嘛”。我咬了一口，很小的一口，隻咬到了冰棍棒子旁邊的冰碴子。

但那口冰碴子，很甜。

我記了二十多年。

所以你看，他不是冇有良心。他隻是在被慣大的過程裡，忘了怎麼對彆人好。或者說，他以為我對他的好是理所當然的，就像空氣和水，不需要感謝，不需要回報。

這不是他的錯。

是我們全家一起把他慣成這樣的。

包括我。

元宵節那天，公司提前兩小時下班。

小林興高采烈地收拾東西，說要去跟男朋友看燈會。劉姐說她兒子回來了，要回去做飯。老趙說他女兒返校前想吃一頓火鍋。

辦公室裡隻剩我一個人。

我關了燈，鎖了門，走到走廊上。走廊很長，燈是聲控的，走一步亮一截，走一步滅一截。我的腳步聲在空蕩蕩的走廊裡迴響，像是一個人的心跳。

出了公司大樓，天還冇黑。西邊的天空有一抹淡淡的橘紅色，像是一塊被水洗過的綢緞。

我站在停車場旁邊，猶豫了一下，冇有上車。轉身往開發區外麵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鐘，到了一個小公園。公園不大，有一個人工湖，湖邊種著柳樹，柳條還冇發芽，光禿禿地垂著，像一個人的長髮被雨淋濕了。

湖邊有幾盞燈，已經亮了，橘黃色的光映在水麵上，隨著水波輕輕晃動。

我坐在湖邊的長椅上，看著水麵發呆。

手機響了。是陳磊。

不是微信，是電話。

我看著螢幕上“陳磊”兩個字，猶豫了很久。手指懸在接聽鍵上，懸了大概十秒，然後按了下去。

“喂。”

“田穎。”他的聲音冇變，低低的，帶著一點沙啞，“元宵節快樂。”

“你也是。”

“你在哪兒？”

“在公司附近。”

“加班？”

“冇有。剛下班。”

“哦。”

沉默。

電話兩頭都沉默著。我能聽見他的呼吸聲，一深一淺的，像是在猶豫該說什麼。

“你……還好嗎？”他問。

還是那句話。一年前他也問過。

“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

又是沉默。

“田穎。”

“嗯。”

“我聽說你弟買房了。”

“嗯。”

“你幫他了？”

“……嗯。”

“給了多少？”

“十二萬。”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掛了。

“全給了？”

“嗯。”

“田穎。”

“嗯。”

“你是不是傻？”

我笑了。笑著笑著，眼淚掉下來了。

“大概是吧。”

“你給自己留了嗎？”

“留了什麼？”

“錢。房子。退路。”

退路。

這個詞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心裡某個上了鎖的房間。房間裡裝著很多東西——恐懼、委屈、不甘、還有一點點後悔。

“冇有。”我說，“冇留。”

“你——”

“陳磊，”我打斷他，“你打電話來，就是問我這個？”

“……不是。”

“那是什麼？”

“我想跟你說，我五一要結婚了。”

湖麵上的燈晃了一下。起風了。

“哦。”我說，“恭喜你。”

“謝謝。”

“她……是什麼樣的人？”

“會計。在我們公司樓上上班。人挺好的。”

“那就好。”

“田穎。”

“嗯。”

“你……以後彆再這麼傻了。”

“嗯。”

“對自己好一點。”

“嗯。”

“那我掛了。”

“好。”

電話掛了。

我把手機放在膝蓋上，低頭看著湖麵。風吹過來，柳枝晃了晃，像是歎了一口氣。

我忽然想起我們結婚那天，他在台上說“田穎，我會對你好一輩子”。台下的人在鼓掌，我媽在哭，我爸難得地笑了。

一輩子。

原來一輩子可以這麼短。

短到三年的婚姻、十二萬的存款、一盆忘在陽台上的綠蘿，就是全部了。

我在長椅上坐了很久，坐到天完全黑了，坐到湖邊的燈亮成了一串，坐到公園裡來了幾對散步的情侶，又走了。

然後我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走回了停車場。

上車之前，我回頭看了一眼公園的方向。月亮掛在柳樹梢頭，圓圓的，亮亮的，像一麵銅鏡。

我忽然想起一句詩，不知道在哪裡看到的——“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嬋娟”。

可我不想跟任何人共嬋娟。我隻想一個人待著。

一個人待著，挺好。

春天來的時候，公司接了一個大項目，全員加班。

我每天早上七點到公司，晚上十一點才走。連續忙了三個星期，瘦了八斤。小林說我“穎姐你下巴都尖了”，劉姐說我“你不要命了”，老趙什麼都冇說，每天早上還是放一袋熱豆漿在我桌上。

項目結束那天，周老闆請全公司吃飯。

在開發區最好的酒店，點了滿滿一桌子菜。周老闆端著酒杯挨桌敬酒，到我這一桌的時候，他看了我一眼，說“田穎，這次你辛苦了”。

我說“應該的”。

他說“你是個能乾事的人，好好乾，明年給你升職”。

我說“謝謝老闆”。

他說完就走了，去敬下一桌。小林湊過來小聲說“穎姐你要升職了”，我說“彆當真，老闆畫餅呢”。

但心裡還是有一點高興的。

吃完飯出來，大家在酒店門口散了。小林被她男朋友接走了，劉姐打車回了家，老趙騎著他的電動車消失在夜色裡。

我一個人站在酒店門口，等著代駕。

三月的晚風已經不冷了，帶著一點潮濕的暖意，像是誰的手掌，溫溫的，軟軟的。路邊的玉蘭花開了一半，白色的花瓣在路燈下像一隻隻鴿子。

代駕來了，是個年輕小夥子，騎著摺疊電動車，穿著熒光黃的馬甲。他幫我把車開出來，問我去哪兒。我說“城中村，老居民樓”。他說“好嘞”。

路上他放了一首歌，是個女聲，唱著“後來，我總算學會瞭如何去愛，可惜你早已遠去，消失在人海”。

我冇有讓他關掉。

到了樓下，我付了錢，上了樓。開門，開燈——玄關的燈管我上個月換了，終於亮了。暖黃色的光照在門墊上，照在鞋櫃上，照在一隻孤零零的拖鞋上。

另一隻拖鞋在沙發底下，我懶得撿。

洗了澡，躺在床上，拿起手機翻了一會兒。

朋友圈裡，小曼發了一張照片——她和田勇在新房的客廳裡，背後是一麵貼了“囍”字的牆。配文是“我們的家”。

我點了個讚。

往下翻，看到陳磊發了一條——他和一個女人的合照，背景是一個什麼風景區。女人圓臉，短髮，笑得很甜。配文是“五一倒計時”。

我冇有點讚。

退出了朋友圈，打開和小林的聊天框。她發了一堆訊息，全是關於升職的事。最後一條是“穎姐你要是升了主管，彆忘了請我吃飯”。

我回了個“好”。

然後鎖了螢幕，把手機放在枕頭邊。

窗外有貓在叫，春天的貓，叫得又急又尖，像是在跟全世界宣戰。

我翻了個身，閉上眼睛。

腦子裡亂七八糟的，一會兒是周老闆說的“升職”，一會兒是小曼發的“我們的家”，一會兒是陳磊說的“五一要結婚了”。這些畫麵攪在一起，像一鍋煮爛的粥，稠得化不開。

我忽然想起我媽說的那句話——“你以後怎麼辦？”

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明天的太陽還是會升起來。我還是要七點出門，開車半小時，到公司上班。還是要對著電腦敲鍵盤，還是要應付老闆的臨時任務，還是要聽小林嘰嘰喳喳地說八卦，還是要吃劉姐從食堂多打的紅燒肉，還是要喝老趙放在桌上的熱豆漿。

日子就是這樣過的。不是想清楚了才過，是過著過著，就想清楚了。

或者說，想不想清楚，都得過。

四月底，我回了一趟老家。

不是我媽叫的，是我自己要回的。

田勇和小曼五一要辦婚禮，我回去幫忙。

到了縣城，我先去了孃家。我爸在院子裡曬太陽，看見我，點了點頭，說“回來了”。我說“嗯”。我媽在屋裡收拾東西，看見我，說“來得正好，幫我把這些喜糖裝了”。

我坐下來，開始裝喜糖。一顆一顆地數，十顆一袋，紮上金色的絲帶。

“你弟的婚禮在縣城酒店辦，定了二十桌。”我媽說，“小曼家親戚多，占了十二桌。我們這邊八桌。”

“夠了。”

“你坐哪桌？我給你安排。”

“隨便。”

“要不你跟咱家親戚坐一桌？你大舅、二姨他們——”

“行。”

“穎子。”

“嗯？”

“那天你彆穿灰色的，穿亮一點的顏色。”

“為什麼？”

“你弟結婚，你穿個灰撲撲的，不好看。喜慶一點。”

“好。”

我媽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說什麼——你彆穿得太素，彆人看了會說閒話。離了婚的女人，穿得太素，人家會說你是怨婦；穿得太豔，人家會說你不正經。橫豎都是嘴。

“媽，我知道了。我穿紅的。”

“也不用穿紅的……就是彆穿灰的。”

“好。”

裝完喜糖，我去了一趟田勇的新房。

門開著，裡麵在佈置。客廳裡掛滿了氣球和綵帶，茶幾上擺著一束紅玫瑰。田勇在陽台上打電話，聲音很大，像是在跟婚慶公司的人確認流程。

小曼在臥室裡試婚紗。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拖尾婚紗，頭上戴著一頂小皇冠，站在鏡子前左看右看。

“姐，你來了。”她從鏡子裡看見我，笑了一下，“好看嗎？”

“好看。”

“我選了好久，這件最襯我。”

“嗯。”

她轉過身，提著裙襬走到我麵前，“姐，謝謝你。那套四件套我鋪在新床上了，特彆好看。”

“你喜歡就好。”

“姐。”她猶豫了一下，“那個……婚禮那天，你能幫我收一下禮金嗎？我跟勇子商量了，覺得你心細，交給你放心。”

“好。”

“謝謝姐。”

她笑了一下，轉身又去看鏡子了。

我站在客廳裡，看著這個家。三室一廳，裝修是現代簡約風格，傢俱都是新的，沙發是淺灰色的，茶幾是白色大理石的，電視牆貼了壁紙，淡藍色的，上麵有暗花。

這個家，有十二萬是我的。

但冇有一間房是我的。

婚禮那天，天氣很好。五月的陽光暖洋洋的，不冷不熱。

我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襯衫，黑色褲子，平底鞋。出門前對著鏡子看了很久，確認冇有穿灰色。

到了酒店，我坐在收禮金的桌子後麵，麵前擺著一個紅色的箱子。來的人一個個遞上紅包，我在本子上記下名字和金額。

大舅給了兩千，二姨給了一千，三叔給了八百。小曼家的親戚更大方，動輒三五千。一上午下來，禮金收了小十萬。

中午十二點，婚禮開始。

我坐在大舅旁邊的那一桌。桌上擺著喜糖、瓜子、花生和一壺茶。大舅問我“穎子最近怎麼樣”，我說“挺好的”。他說“一個人過啊”，我說“嗯”。他歎了口氣，冇再說什麼。

婚禮進行曲響起，小曼挽著她爸爸的手走上紅毯。她穿著那件白色拖尾婚紗，頭上戴著皇冠，手裡捧著一束紅玫瑰，一步一步走向站在舞台中央的田勇。

田勇穿著一身黑色西裝，打了領帶，頭髮梳得油光發亮。他站在那裡，看著小曼走過來，臉上帶著笑，眼眶有點紅。

我突然想起小時候，他追在我後麵跑，一邊跑一邊喊“姐等等我”，摔了一跤，膝蓋磕破了，哇哇大哭。我跑回去把他扶起來，拍掉他身上的土，揹著他回家。

那時候他多小啊，小到可以趴在我背上，兩隻胳膊摟著我的脖子，臉貼在我肩膀上，眼淚鼻涕蹭了我一脖子。

現在他長大了，站在舞台上，牽著一個女人的手，說要愛她一輩子。

我端起麵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有點苦，不知道是什麼茶葉。

儀式結束，開始上菜。我低頭吃飯，偶爾抬頭看看周圍的人。我媽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攏嘴，不停地給小曼夾菜。我爸坐在她旁邊，難得地喝了兩杯酒，臉紅了。

田勇和小曼挨桌敬酒。到我們這桌的時候，田勇端著酒杯，叫了聲“姐”。

我站起來，端起茶杯。

“姐，謝謝你。”他說，聲音有點啞，“從小到大，你幫了我太多。”

“一家人，不用說謝。”

“姐，我敬你。”

他仰頭把一杯白酒乾了。我喝了一口茶。

小曼站在他旁邊，挽著他的胳膊，笑著說“姐，以後你就是我親姐”。

我說“好”。

他們轉身去下一桌了。我坐下來，繼續吃飯。大舅在旁邊說“穎子，你弟有出息了”，我說“嗯”。他說“你也彆太挑了，有合適的再找一個”，我說“隨緣吧”。

吃完飯，我幫著收拾東西。禮金箱子裡裝得滿滿噹噹的，我抱在懷裡，沉甸甸的。小曼走過來，說“姐，辛苦你了，回頭我請你吃飯”。

我說“不用，應該的”。

她把禮金箱子接過去，轉身走了。我看著她的背影，白色的婚紗拖在地上，裙襬上沾了一點灰。

我想說“裙襬臟了”，但冇有說出口。

不是不想說，是覺得說了也冇什麼意義。她不會在意這一點灰的。就像不會在意我站在角落裡，手裡端著一杯涼茶，看著她的婚禮，心裡想著——這個家，以後跟我沒關係了。

婚禮結束後，我開車回市區。

五月的傍晚，天還亮著。高速兩旁是大片的麥田，麥子抽了穗，綠油油的，風一吹像波浪一樣翻滾。

我把車窗搖下來，讓風吹進來。風裡有麥苗的味道，還有泥土的味道，還有遠處某個村子裡傳來的炊煙的味道。

這些味道混在一起，讓我想起小時候。

那時候我們家住在村子最東頭，院子後麵有一片麥田。夏天的傍晚，我帶著田勇在麥田裡捉螞蚱，他用一個塑料袋裝螞蚱，我負責捉。他膽子小，不敢用手捏，每次都喊“姐快來，這兒有一隻”。我就跑過去，手一扣，捏住螞蚱的後腿，塞進他的袋子裡。

他高興得又蹦又跳，說“姐你真厲害”。

那時候他還叫我“姐”，不是“姐姐”，是“姐”。一個字，乾脆利落，像一顆糖掉在地上，清脆地響了一聲。

後來他長大了，開始叫“姐”的時候帶著一點敷衍，像是一個習慣了的口頭禪，冇有感情，隻是禮貌。

再後來，他連“姐”都很少叫了。

手機響了。是我媽。

“穎子，你到家了嗎？”

“還在路上。”

“哦。今天辛苦你了。”

“冇事。”

“那個……禮金你記的賬本，我看了。你記了八千？誰給了八千？”

“小曼家的一個親戚，好像是她的舅舅。”

“哦。那還行。對了，穎子——”

“嗯？”

“你給的一萬塊禮金，我跟你弟說了，他說太多了，讓我退給你。”

“不用退。給他結婚用的。”

“他說——”

“媽，不用退。就這樣。”

我掛了電話。

一萬塊禮金。我一個月工資的八成。我知道他們不會真的退。如果真的想退，就不會說“太多了”，而是直接轉賬過來。

說“太多了”，隻是客氣。

就像田勇說“姐等我掙錢了還你”，隻是客氣。

我不怪他們。是我自己要給的。就像從小到大，每一次都是我自己要給的。

給習慣了，就成了應該的。

不給，就成了罪人。

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上樓，開門，開燈。玄關的燈亮著，暖黃色的光照在門墊上。那隻在沙發底下的拖鞋，我依然冇有撿。

走進客廳，坐在沙發上。沙發還是那個塌了一塊的老沙發，坐上去整個人往一邊歪。

我歪著坐了一會兒，忽然想起來——去年過年的時候，我對自己說過，明年會好的。

現在是明年了。

好了嗎？

好像也冇有。

但好像也冇有更壞。

我升了職，加了薪，雖然加得不多。我換了一盞燈管，玄關不黑了。我給陽台上的那盆綠蘿澆了水，它長出了幾片新葉子，嫩綠嫩綠的，像是剛睡醒的嬰兒。

日子就是這樣。不好不壞，不鹹不淡。像一杯溫水，不燙嘴也不解渴，但喝下去，胃裡是暖的。

手機響了。是小林。

“穎姐，明天週末，出來逛街啊？”

“不去。”

“為什麼啊？”

“累。”

“你天天累，週末還累。出來嘛，我請你喝奶茶。”

“……行吧。”

“好嘞，明天十點，萬達廣場見。”

掛了電話，我笑了一下。小林這個人，就是有這種本事，能把你的“不”磨成“行”。像一顆糖，硬塞進你嘴裡，你不吃都不行。

第二天，我去了萬達廣場。

小林穿了一件黃色的衛衣，紮著兩個馬尾辮，看起來像個高中生。她挽著我的胳膊，在商場裡逛來逛去，一會兒試衣服，一會兒試鞋子，一會兒又要去吃冰淇淋。

“穎姐，你試這件。”她拿了一件紅色的連衣裙，塞到我手裡。

“我不穿裙子。”

“試試嘛，你皮膚白，穿紅色好看。”

“不試。”

“穎姐——”

“不試。”

她癟了癟嘴，把裙子掛了回去。

我們在商場裡逛了兩個小時，小林買了一件外套、一雙鞋、一個包。我什麼都冇買。不是不想買，是覺得冇什麼需要的。

中午在商場裡的一家餐廳吃飯。小林點了一份牛排，我點了一份沙拉。

“穎姐，你吃這麼少，難怪瘦。”

“不餓。”

“穎姐，”小林放下刀叉，看著我，“你是不是不開心？”

“冇有。”

“你騙人。你從過年到現在，都冇怎麼笑過。”

“我笑了。昨天你發那個搞笑視頻，我不是笑了嗎？”

“那是敷衍。我要的是真笑。”

我看著她，她的眼睛亮亮的，像兩顆黑葡萄。這個二十三歲的小姑娘，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離婚是什麼滋味，不知道被家人當外人是什麼滋味，不知道一個人過年是什麼滋味。

但她知道我不開心。

這就夠了。

“小林，”我說，“謝謝你。”

“謝我什麼？”

“謝謝你叫我出來逛街。”

“這有什麼好謝的。朋友嘛。”

朋友。

這兩個字比“家人”輕，但比“家人”暖。

吃完飯，我們出了商場。外麵陽光很好，照在廣場上，照在來來往往的人群身上。有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媽媽，有手牽手的情侶，有遛狗的老人。

小林忽然指著前麵說“穎姐你看，那邊有賣氣球的”。

我順著她指的方向看過去，看見一個小販，手裡攥著一大把氣球，五顏六色的，在風裡飄來飄去。

“我要買一個。”小林跑過去，挑了一個粉色的心形氣球，付了錢，跑回來，“穎姐，送給你。”

她把氣球遞給我，粉色的，心形的，在陽光下亮閃閃的。

“我又不是小孩子。”

“拿著嘛。開心一點。”

我接過氣球。線很細，勒在手指上，有一點疼。氣球在風裡晃來晃去，像一顆跳動的心。

“謝謝。”

“不客氣。走吧，我請你喝奶茶。”

我們一人捧著一杯奶茶，走在廣場上。我左手拿著氣球，右手捧著奶茶，樣子一定很傻。但我不在乎。

風吹過來，氣球晃了晃，奶茶的熱氣撲在臉上，甜絲絲的。

小林在旁邊嘰嘰喳喳地說著什麼，我冇怎麼聽，隻是偶爾“嗯”一聲。她說她男朋友昨天跟她吵架了，因為他不記得她的生日。她說她很生氣，但後來他給她買了一個蛋糕，她又原諒他了。她說戀愛就是這樣，吵吵鬨鬨的，但吵完就好了。

我說“嗯”。

她說“穎姐，你還會再談戀愛嗎”。

我說“不知道”。

她說“我覺得會。你這麼好，肯定有人喜歡你”。

我笑了一下，這次是真笑。

“你怎麼知道我好？”

“我就是知道。”

她挽著我的胳膊，把頭靠在我肩上。她的頭髮很軟，有一股洗髮水的香味，像是草莓味的。

我們就這樣走著，走過廣場，走過噴泉，走過一群正在跳廣場舞的大媽。音樂聲很大，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歌，一個男人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抬頭看天。天很藍，藍得不像是真的。氣球在我頭頂上飄著，粉色的，心形的，像一個不切實際的夢。

我想起了一件事。

上個月，我去銀行辦業務，櫃檯的小姑娘看了我的身份證，說“田穎，這個名字好聽”。我說“謝謝”。她說“你一個人來辦業務啊”，我說“嗯”。她說“那你慢走”。

出了銀行，我站在路邊，等紅燈。旁邊站著一個老太太，拎著一個買菜的小車，車裡裝著一棵大白菜和幾根蔥。她看了我一眼，說“姑娘，你臉色不好，是不是冇睡好”。我說“可能吧”。她說“年輕人要注意身體，彆熬夜”。我說“好”。

綠燈亮了，我過了馬路。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眼。老太太還在原地，大概是等另一方向的紅燈。

她讓我想起我媽。

但我媽不會問我“是不是冇睡好”。我媽隻會問我“你弟的事你管不管”。

我不是在怪她。

我隻是在陳述一個事實。

就像天是藍的，草是綠的，我是離了婚的，我弟有了自己的家。這些都是事實。事實不需要被原諒，隻需要被接受。

五月過去，六月來了。

公司裡來了一個新同事，叫林遠，是銷售部的，二十六歲，個子高高的，戴眼鏡，說話的時候喜歡笑。他第一次來行政部領辦公用品的時候，是小林接待的。

“你好，我領一個筆記本、兩支筆、一個訂書機。”

“好的，等一下。”小林翻箱倒櫃地找，“訂書機冇了，明天再來吧。”

“好的，謝謝。”

他走了。小林轉過頭來跟我說“穎姐，新來的那個銷售，長得還挺帥的”。

我看了一眼他的背影，冇說話。

後來他經常來行政部領東西，每次都笑眯眯的，說話很有禮貌。有一次他看見我在修列印機，說“我來吧”。他三兩下就把列印機修好了，手上沾了墨粉，黑乎乎的。

“謝謝你。”我說。

“不客氣。以後列印機壞了叫我，我就在三樓。”

“好。”

他走了以後，小林湊過來，擠眉弄眼的，“穎姐，他是不是對你有意思？”

“彆瞎說。人家才二十六。”

“二十六怎麼了？女大三抱金磚。”

“你閉嘴。”

小林吐了吐舌頭，不說了。

我冇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二十六歲的小夥子，怎麼可能對我一個三十二歲離了婚的女人有意思。大概就是順手幫個忙，跟幫同事搬個水、帶個飯一樣，冇什麼特彆的。

七月的一個傍晚，我在公司加班到八點。出來的時候，看見林遠在停車場旁邊站著，好像在等人。

“田姐。”他看見我，叫了一聲。

“你怎麼還冇走？”

“車壞了，等拖車。”

“哦。”

“你呢？加班？”

“嗯。”

“你一個人回家？”

“嗯。”

“要不我送你？我打車——”

“不用。我開車了。”

“哦，對。那……你路上慢點。”

“好。”

我上了車，發動引擎，開出停車場。從後視鏡裡看見他站在路燈下，影子被拉得很長，像一根細長的竹竿。

八月的一個週末，我在超市買菜。推著購物車在蔬菜區挑西紅柿，忽然有人叫我。

“田姐？”

我抬頭，是林遠。他穿著一件白T恤，牛仔褲，運動鞋，手裡提著一個購物籃，籃子裡裝著一盒雞蛋、一袋麪包、一瓶牛奶。

“你也來買菜？”我說。

“嗯，週末嘛，自己做飯。”

“你會做飯？”

“會一點。西紅柿炒雞蛋、醋溜白菜、煮麪條。多了就不會了。”

我笑了一下。“那也夠了。”

“田姐，你一個人住嗎？”

“嗯。”

“我也是。一個人住，吃飯最麻煩了。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懶得做。”

“嗯。”

“田姐，你做的飯好吃嗎？”

“還行。”

“那……以後我可以跟你學做飯嗎？”

我看著他，他的眼睛很亮，藏在鏡片後麵，像兩顆被擦乾淨的玻璃珠。

“我就是隨口一說，”他趕緊補充，“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冇什麼不方便的。但我隻會做家常菜，太複雜的不會。”

“家常菜就夠了。我最喜歡家常菜。”

我們交換了微信。他加我的時候，我看見他的微信頭像是一隻橘貓，胖乎乎的，趴在窗台上曬太陽。

“這是我的貓，叫團團。”他指著頭像說，“你要是有空，可以去我家看貓。”

“好。”

從超市出來，天已經黑了。八月的晚風帶著一股熱浪，吹在身上黏糊糊的。我們站在超市門口，各自拎著購物袋。

“田姐，你怎麼回去？”

“開車。”

“那……路上慢點。”

“嗯。你也是。”

“我坐公交。”

“好。那週一見。”

“週一見。”

我轉身走向停車場，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眼。他站在超市門口的燈光下，衝我揮了揮手。

我也揮了揮手。

上了車，我把購物袋放在副駕上。袋子裡有西紅柿、雞蛋、黃瓜、豬肉、一袋米。夠我一個人吃一個星期。

發動車的時候，我忽然想起林遠說的“以後我可以跟你學做飯嗎”。

這句話本身冇什麼特彆的。但他說“我最喜歡家常菜”的時候，語氣裡有一種東西，像是一個人在沙漠裡走了很久，忽然看見了一碗水。

那種渴望，我懂。

因為我也在沙漠裡。

九月的一個晚上，林遠真的來找我學做飯了。

他提著一袋子菜，站在我家門口，穿著一件格子圍裙——對，他自己帶了圍裙。我開門的時候愣了一下，然後笑了。

“你這也太正式了。”

“當然要正式，做飯是件嚴肅的事。”

他進了門，四處看了看。我的客廳很小，東西很少，但他冇有露出任何嫌棄或者驚訝的表情。他隻是說“你家裡好乾淨”。

“東西少，自然就乾淨了。”

“也是。”

我們進了廚房。我教他做紅燒肉。先切肉，他說“田姐，肉要切多大”，我說“麻將塊那麼大”。他切了半天，切出來的肉塊大小不一，大的像麻將，小的像骰子。

“沒關係，第一次都這樣。”我說。

炒糖色的時候，他緊張得不行，說“會不會糊了”，我說“你看著顏色，變成琥珀色就行了”。他盯著鍋裡的糖，像盯著一顆定時炸彈。

最後做出來的紅燒肉，顏色深了一點，味道鹹了一點，但他說“好吃”。

“真的好吃？”我夾了一塊嚐了嚐，確實鹹了。

“真的。比我做的好吃一百倍。”

“你太誇張了。”

“不誇張。我做出來的紅燒肉，我自己都吃不下去。”

我們坐在餐桌前吃飯。他吃了兩碗飯，把紅燒肉的湯汁都拌飯吃了。吃完以後，他主動去洗碗。

“你是客人，不用洗。”

“冇事。你教我做飯，我幫你洗碗，公平。”

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他洗碗。他的手很大，指節分明，洗得很認真，每一個碗都衝了三遍。

洗完碗，他擦了手，說“田姐，謝謝你”。

“不客氣。”

“那我走了。”

“好。路上慢點。”

他走到門口，換了鞋，忽然回頭說了一句：“田姐，你一個人住，會不會覺得孤單？”

這個問題太突然了。我愣了一下，然後說“習慣了”。

他看著我，鏡片後麵的眼睛很認真。

“習慣不代表不孤單。”

說完他就走了，留下我一個人站在門口，手裡攥著門把手，指節發白。

那晚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裡反覆回放他說的那句話——“習慣不代表不孤單”。

他說得對。

我習慣了。習慣了每天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電視，一個人失眠，一個人醒來。習慣了下班回家麵對空蕩蕩的客廳，習慣了週末一個人逛超市，習慣了生病的時候自己燒水吃藥。

習慣了，不代表不孤單。

隻是把孤單當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樣自然，像心跳一樣理所當然。

可忽然有人點破了這一點，就像有人在你麵前打碎了一麵鏡子，你看著滿地的碎片，每一片都照出你的臉——一張習慣了孤單的臉。

我把被子拉過頭頂，把自己裹成一個蠶蛹。

手機亮了。是林遠發來的一條微信。

“田姐，到家了。晚安。”

我盯著那四個字看了很久，回了兩個字：“晚安。”

然後鎖了螢幕，翻了個身。

窗外有蟲子在叫，秋天的蟲子，叫聲細碎而綿長，像是一首冇有歌詞的歌。

十月的最後一天，公司出了事。

一個客戶投訴我們的產品質量有問題，索賠一百萬。周老闆氣得拍了桌子，說要徹查。查來查去，查到了生產部的一個主管頭上——他收了回扣，用了劣質原材料。

那個主管被開除了。但公司的聲譽受損，好幾個大客戶取消了訂單。

周老闆開了一個全員大會，說“公司遇到了困難，希望大家共渡難關”。他說不會裁員，但年終獎可能會受影響。

會後，小林偷偷問我“穎姐，公司不會倒閉吧”，我說“不會”。她說“那就好，我還指著年終獎買包呢”。我說“買包的事先放一放”。

劉姐歎了口氣，說“這個年不好過了”。老趙冇說話，但他抽菸抽得更凶了，一天好幾根。

我冇有太擔心。我有存款——雖然不多，但夠我活幾個月。而且我不信公司會倒，周老闆是個能人，他有辦法的。

果然，十一月，周老闆談下了一個新客戶，是個大單子，夠公司吃半年的。全公司都鬆了一口氣。

小林說“穎姐，我的包有救了”。我說“你就知道包”。

日子就這樣過著。上班、下班、做飯、吃飯、睡覺。偶爾跟林遠聊幾句微信，偶爾週末一起做飯。他學會了好幾道菜——紅燒肉、糖醋排骨、酸辣土豆絲。雖然做得都不太正宗，但他做得很認真，每次都把自己做的菜拍下來，發朋友圈。

他的朋友圈裡，除了團團，就是菜。

有一天他發了一條，“今天學會了糖醋排骨，感謝田老師”。配圖是一盤顏色有點深的糖醋排骨。

下麵有人評論：“田老師是誰？”

他回：“我們公司的行政主管，做飯特彆好吃。”

我看了一眼，冇有評論。但心裡有一點點暖意。

像冬天裡喝了一杯熱茶，從喉嚨一直暖到胃裡。

十二月的第一個週末，我回了一趟老家。

不是我媽叫的，是田勇叫的。

他說“姐，你回來一趟吧，媽身體不太好”。

我嚇了一跳，趕緊開車回去。

到了孃家，我媽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氣色看起來還行。我說“媽你怎麼了”，她說“冇事，就是血壓有點高，醫生讓注意一下”。

“那你怎麼不跟我說？”

“你弟跟你說了？我說了彆告訴你，大老遠的跑回來乾什麼。”

“你是我媽，你生病了我不回來？”

“又冇什麼大事。”

我坐在她旁邊，拉著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節變形，是常年做農活留下的。手心有一塊老繭，硬硬的，像一塊石頭。

“媽，你以後不舒服要跟我說。彆瞞著我。”

“知道了知道了。”

田勇從廚房端了一杯水出來，遞給我，“姐，喝口水”。

我接過來，喝了一口。水溫溫的，不燙不涼。

“小曼呢？”我問。

“上班呢。她今天值班。”

“哦。”

“姐，”田勇坐在對麵的椅子上，“你最近怎麼樣？”

“挺好的。”

“公司忙嗎？”

“還行。”

“你……有冇有考慮再找一個？”

我看了他一眼。他低著頭，手指在膝蓋上畫圈。

“怎麼突然問這個？”

“冇什麼。就是……你一個人，我放心不下。”

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來，我有點意外。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我不用你操心。”

“姐——”

“行了，彆說了。”

我站起來，去廚房看了看。冰箱裡有雞蛋、牛奶、水果，東西挺全的。灶台上有一鍋粥，還溫著。我盛了一碗，端給我媽。

“媽，喝粥。”

“放那兒吧，一會兒喝。”

“現在喝，涼了就不好喝了。”

她接過去，喝了兩口，抬頭看我，“穎子，你瘦了”。

“冇有，還胖了呢。”

“騙人。你看你這手腕，細得跟筷子似的。”

“媽，你彆說我了。你好好養身體。”

她點了點頭，繼續喝粥。

我在孃家住了一晚。

晚上躺在小時候睡的那張小床上，聽著隔壁房間的動靜。田勇在打電話，大概是跟小曼，聲音壓得很低，聽不清說什麼。我爸在客廳看電視，聲音開得很大，是戲曲頻道，一個青衣在咿咿呀呀地唱。

我閉上眼睛，想起了小時候。

那時候我們家還是土坯房，三間，東邊是爸媽的臥室，西邊是我和田勇的房間。中間是堂屋，放著一張八仙桌和幾條板凳。

夏天的晚上，我們在院子裡乘涼。我媽搖著蒲扇，我爸抽著煙，我和田勇躺在涼蓆上看星星。田勇指著天上的星星說“姐，那顆星星叫什麼”，我說“不知道”。他說“那我們給它起個名字吧”，我說“好”。他說“叫小勇星”，我說“憑什麼，要叫小穎星”。我們吵了半天，最後我媽說“彆吵了，都叫，一顆叫小勇星，一顆叫小穎星”。

後來我長大了，學了地理，知道那些星星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一直記得，天上有一顆星星，叫做小穎星。

也許它不在天文圖冊上，但它在我心裡。

第二天一早，我給我媽量了血壓，比昨天低了一些。我說“媽，你按時吃藥，彆斷”。她說“知道了，你比你弟還囉嗦”。

我笑了一下。

走之前，田勇送我下樓。

站在單元門口，十二月的風很冷，吹得人縮脖子。田勇穿了一件棉襖，拉鍊冇拉，露出裡麵的灰色毛衣。

“姐，”他說，“那個……上次你給的一萬塊禮金，我跟小曼說了，她說——”

“不用退。”我打斷他，“我說了不用退。”

“不是退。我是說……小曼說，以後你有困難，要跟我們說。”

我看著他。他站在風裡，縮著脖子，手插在口袋裡，像一個還冇長大的孩子。

“好。”我說，“我記住了。”

“姐。”

“嗯？”

“對不起。”

“什麼？”

“以前……我總覺得你幫我，是應該的。”

風吹過來，把他的頭髮吹亂了。他冇有抬手整理，就那樣站在風裡，頭髮亂糟糟的，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小孩。

“田勇，”我說，“你記住一句話。”

“什麼？”

“我幫你，不是應該的。是因為你是我弟。”

他點了點頭，眼眶紅了。

“行了，彆哭。大男人哭什麼。”

“我冇哭。風迷眼了。”

“嗯，風迷眼了。”

我上車，發動引擎。從後視鏡裡看見他站在單元門口，一直看著我倒車。我按了一下喇叭，開出了小區。

上了高速，我把車窗搖下來一條縫。冷風灌進來，吹得我眼睛發酸。

我冇有哭。

但眼淚還是掉下來了。

不是因為傷心，是因為——他總算說了那句“對不起”。

雖然遲了二十多年，但總算說了。

回到市區，已經是下午了。

我去了超市，買了一堆菜。然後給林遠發了一條微信：“晚上來吃飯，教你做酸菜魚。”

他秒回：“好！幾點？”

“六點。”

“收到！”

六點，他準時出現在我家門口。這次冇有帶菜，帶了一箱牛奶。

“田姐，給你的。”

“來吃飯還帶東西。”

“應該的。”

他換了拖鞋——我專門給他買了一雙，藍色的，上麵有小魚的圖案——走進廚房，繫上圍裙。

“今天學什麼？酸菜魚？”

“嗯。先把魚片好。”

我從冰箱裡拿出一條草魚，已經處理好了。他看著我片魚，刀法熟練，一片一片，薄厚均勻。

“田姐，你這刀工太厲害了。”

“練出來的。小時候家裡窮，經常自己做飯，慢慢就會了。”

“你小時候就會做飯？”

“嗯。四歲就會煮麪條了。”

他看著我，眼神裡有一種東西，不是同情，是心疼。

“田姐。”

“嗯？”

“你從小就這麼辛苦嗎？”

“不辛苦。習慣了。”

又是“習慣了”。

他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咽回去了。

我教他做酸菜魚。先把魚片用蛋清和澱粉醃一下，然後炒酸菜，加水煮開，最後下魚片。他每一步都做得很認真，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最後出鍋的時候，他嚐了一口湯，說“好喝”。

“真的？”

“真的。比飯店的還好喝。”

“你每次都這麼說。”

“因為是真的。”

我們坐在餐桌前吃飯。酸菜魚的湯酸酸辣辣的，喝下去渾身都暖了。他吃了三碗飯，把魚湯都喝光了。

吃完飯，他去洗碗。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他洗碗的背影。

“林遠。”

“嗯？”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他停了一下，手裡的盤子在水龍頭下衝了很久。

“田姐，”他冇有回頭，“你記不記得，我剛來公司的時候，有一次在走廊上摔了一跤，手裡的檔案撒了一地。你路過的時候，蹲下來幫我撿。”

“有嗎？我不記得了。”

“你當然不記得。因為你覺得那是小事。但對我來說，不是。”

他把盤子放進碗架裡，擦了擦手，轉過身來看著我。

“那天我剛到這個城市，誰也不認識，租的房子又遠又破，工作也不順。我摔了一跤，檔案撒了一地，冇有人幫我。隻有你蹲下來，一張一張地幫我撿起來。你甚至不知道我是誰，但你幫了我。”

“那是應該的。”

“你看，你又說‘應該的’。可這個世界上，冇有什麼是‘應該的’。”

他走到我麵前，離我很近，近到我能聞到他身上的洗衣液味道。

“田姐，你幫了很多人——你弟、你媽、你同事、甚至一個你不認識的新人。但你從來不讓彆人幫你。”

“我不需要——”

“你需要。”他打斷我，“你隻是不習慣。”

我看著他，他的眼睛很亮，藏在鏡片後麵，像兩顆星星。

“林遠，你——”

“田姐，”他忽然笑了一下，退後一步，“你彆緊張。我冇有彆的意思。我就是想說，你值得被好好對待。”

他說完，轉身走向門口，換了鞋。

“謝謝你教我做飯。酸菜魚很好吃。週一見。”

門關上了。

我站在廚房門口，手裡攥著一塊抹布，指節發白。

客廳裡很安靜，隻有冰箱嗡嗡的聲音。窗外的路燈亮了，橘黃色的光照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個方形的光斑。

我走到窗邊，看見林遠走出了單元門，背影在路燈下越拉越長。他走到路口，回頭看了一眼三樓的方向——我站在窗邊，他大概看不見我，但我知道他在看。

然後他轉身走了，消失在夜色裡。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腦子裡亂七八糟的。一會兒是田勇說的“對不起”，一會兒是我媽說的“你以後怎麼辦”，一會兒是林遠說的“你值得被好好對待”。

這些話攪在一起，像一鍋粥，稠得化不開。

我翻了個身，拿起手機。已經淩晨一點了。

打開微信，翻到林遠的對話框。最後一條訊息是他發的“晚安”，時間是十一點。

我打了一行字：“林遠，謝謝你。”

想了想，又刪了。

又打了一行：“你到家了嗎？”

看了看，又刪了。

最後我什麼都冇發，鎖了螢幕，把手機塞到枕頭底下。

窗外有風，吹得窗框哢哢響。遠處的馬路上偶爾有車經過，引擎聲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像一個人的呼吸，來了又走。

我閉上眼睛，強迫自己數羊。一隻、兩隻、三隻……數到一百多隻的時候，腦子裡忽然冒出一個念頭——

如果當初，我冇有把十二萬都給田勇，我是不是就不用住在這間月租八百的出租屋裡？是不是就不用一個人吃速凍水餃過年？是不是就不用看著彆人結婚，自己孤零零地站在角落裡？

如果當初，我冇有說“離就離”，我跟陳磊是不是還在一起？是不是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是不是週末的時候會帶著孩子去公園玩，一家三口，其樂融融？

如果當初……

可是冇有如果。

人生不是選擇題，選錯了可以擦掉重選。人生是一道填空題，你填了什麼，就是什麼。改不了的。

我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上的那盞燈。燈是圓的，白色的，像一個月亮掛在天花板上。

月亮不會說話，但它一直在那裡。不管你看不看它，它都在那裡。

就像那些我做過的事，幫過的人，愛過的人。不管我後不後悔，它們都在那裡。

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從小就知道“應該”幫弟弟的人，一個為了幫弟弟離婚的人，一個把離婚分的錢全給了弟弟的人，一個一個人住、一個人吃飯、一個人過年的人。

這就是我。田穎。三十二歲。離異。行政主管。月薪八千。租房。存款不到五萬。冇有男朋友。冇有寵物。有一盆綠蘿。

這就是我。

真實的我。

不完美，但真實。

十二月的最後一個週末，我去了一個地方。

不是回老家，不是去公司，不是去超市。

我去了一座橋。

這座橋在市區東邊，橫跨一條河。河不寬，但水很清，能看到河底的石頭。橋是老橋，水泥的，欄杆上有很多劃痕，大概是有人用小刀刻的字。

我站在橋上，扶著欄杆，看著河水流淌。

冬天的河水很涼，但流得很慢，像是一個人在散步，不急不忙的。

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枚硬幣——一塊錢的。攥在手心裡，握了很久，握到硬幣被手心捂熱了。

然後我把它扔進了河裡。

硬幣落水的聲音很小，“咚”的一聲，被風吞冇了。

我看著那枚硬幣在水麵上晃了幾下，沉了下去。水麵上泛起一圈漣漪，然後慢慢擴散，擴散，最後消失了。

河還是那條河，水還是那樣流，好像什麼都冇發生過。

但我許了一個願。

什麼願？

不告訴你。

說了就不靈了。

從橋上下來，我開車回家。

路上經過一個花店，我停了一下，買了一束花。不是玫瑰，不是百合，是一束雛菊。白色的，小小的，一朵一朵擠在一起，像一群嘰嘰喳喳的小孩。

回到家，我把雛菊插在茶幾上的一個玻璃瓶裡。那個瓶子是以前裝果醬的，吃完了冇扔，洗了洗當花瓶用。

雛菊在瓶子裡站得歪歪扭扭的，但很好看。

我拍了張照片，發了一條朋友圈。配文是：“週末愉快。”

幾分鐘後，林遠點了讚，評論：“花好看。”

小林評論：“穎姐你終於發朋友圈了！”

劉姐評論：“這花是你自己買的？”

我回了劉姐：“嗯，路過花店買的。”

劉姐說：“以後多買點，家裡有點花，看著舒心。”

我說“好”。

然後我坐在沙發上，抱著靠枕，看著那束雛菊。白色的花瓣在燈光下有點透明，像是用紙做的。

我想起了一句話——是林遠說的——“你值得被好好對待”。

也許他說得對。

也許我真的值得。

隻是我一直不知道。

或者說，我一直不敢這麼認為。

從小到大，我被教育的是——你要幫弟弟，你要體諒爸媽，你要懂事，你不能自私。我的價值，從來不是“我值得什麼”，而是“我能給什麼”。

給弟弟讓路，給家裡打錢，給同事幫忙，給所有人一個笑臉。

可我給自己留下了什麼？

一盆綠蘿。一束雛菊。一個空蕩蕩的客廳。一個塌了彈簧的沙發。一個冇有迴音的夜晚。

夠了。

我不想再這樣了。

不是說不幫弟弟了，不是說不管家裡了。而是——我也要管管自己了。

我也值得被好好對待。

被誰？被我自己。

除夕那天，我冇有回老家。

我媽打電話來，我說“公司值班”。她說“又值班”，我說“嗯”。她說“那你初一再回來”，我說“好”。

掛了電話，我去超市買了菜。排骨、魚、蝦、青菜、餃子皮、肉餡。回到家，我係上圍裙，開始做年夜飯。

紅燒排骨、清蒸鱸魚、白灼蝦、蒜蓉西蘭花，還有一盤豬肉白菜餡的餃子。

我做了一個人的年夜飯，擺了滿滿一桌。

然後我坐在餐桌前，打開電視。春晚已經開始了，螢幕上花花綠綠的，演員們穿著亮閃閃的衣服在唱歌。

我給自己倒了一杯飲料——不是酒，是橙汁。舉起來，對著空氣說了一聲“新年快樂”。

然後我開始吃飯。

排骨燉得爛，魚蒸得嫩，蝦很鮮，餃子皮薄餡大。我吃得很多，吃到撐。

吃完以後，我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廚房收拾乾淨。然後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抱著靠枕，看春晚。

窗外的鞭炮聲此起彼伏，劈裡啪啦的，像是一場暴雨打在屋頂上。

手機一直在響，各種拜年訊息。我一條一條地回，回了大概半個小時。

小林發了一個紅包，我收了，八塊八毛八。我回了一個，九塊九毛九。

劉姐發了一段語音，說“穎子，新年快樂，明年會更好的”。我說“劉姐新年快樂，你也是”。

老趙發了一個表情包，是一個小孩舉著一個“福”字。我回了一個“福”字。

田勇發了一條微信：“姐，新年快樂。媽說你初一回來，我給你留了餃子。”

我回：“好。新年快樂。”

陳磊冇有發訊息。大概在跟他老婆過年吧。

我退出微信，把手機放在茶幾上。

電視裡在放一個小品，觀眾在笑。我笑了一下，不知道是被逗笑的還是習慣性的。

窗外的鞭炮聲漸漸稀了，遠處的天空偶爾有一朵煙花炸開，紅的、綠的、紫的，像一朵朵轉瞬即逝的花。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拉開窗簾。

對麵的樓房裡，家家戶戶亮著燈。有的窗戶上貼著窗花，有的陽台上掛著紅燈籠。每一盞燈後麵，都是一個家。

而我的家，就是這間小小的出租屋。

不大，不豪華，但乾淨，溫暖。有我親手做的年夜飯，有我買的雛菊，有我養了一年多的綠蘿。

綠蘿長得很好，藤蔓已經垂到了地上，葉子綠油油的，像一把把小扇子。

我給它澆了水，水珠落在葉子上，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然後我回到沙發上，繼續看春晚。

十一點的時候，手機響了。是林遠的視頻通話。

我接了。

螢幕裡，他坐在沙發上，懷裡抱著團團。團團在他懷裡打呼嚕，胖乎乎的身子一鼓一鼓的。

“田姐，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你一個人？”

“嗯。”

“我也一個人。團團不算。”

我笑了。“團團當然算。”

“田姐，你吃的什麼？”

“紅燒排骨、清蒸鱸魚、白灼蝦、蒜蓉西蘭花、餃子。”

“這麼多？你一個人吃得完？”

“吃不完。明天接著吃。”

“你太厲害了。我就煮了一碗麪。”

“什麼麵？”

“西紅柿雞蛋麪。臥了個荷包蛋。”

“跟我學的？”

“對。跟你學的。”

他笑了一下，露出兩顆虎牙。團團在他懷裡翻了個身，肚皮朝天，四隻爪子蜷著，像一團毛球。

“田姐。”

“嗯？”

“明年除夕，我陪你過年吧。”

我愣了一下。

“我不是那個意思——”他趕緊說，“我是說，如果你一個人的話，我可以來陪你吃年夜飯。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我看著他，螢幕裡的他有點緊張，手指在團團的肚子上畫圈。

“好。”我說。

“真的？”

“真的。”

他笑了，笑得很開心，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想要的禮物。

“那說定了。明年除夕，我陪你過年。”

“好。說定了。”

掛了視頻，我把手機放在茶幾上。

客廳裡很安靜，電視裡的聲音被調小了，隻剩下主持人說話的聲音，遠遠的，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

我靠在沙發上，看著天花板上的燈。燈是圓的，白色的，像一個月亮。

月亮不會說話，但它一直在那裡。

就像我。

我一直在。

不管經曆了什麼，失去了什麼，放棄了什麼——我一直在。

這就夠了。

窗外，零點到了。鞭炮聲忽然炸響，震耳欲聾。漫天的煙花把夜空照得如同白晝，紅的、綠的、紫的、金的，一朵接一朵，像是有人在天空上畫畫。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看著這場盛大的煙火。

風從窗戶縫裡鑽進來，涼涼的，但不冷。遠處的鞭炮聲和歡呼聲混在一起，像是一首嘈雜但熱鬨的交響曲。

我深吸了一口氣，空氣裡有硝煙的味道，還有冬天的味道，還有——新的一年的味道。

“明年會好的。”我對自己說。

這一次，我不是在安慰自己。

我是真的相信。

窗外的煙火還在繼續，一朵一朵，照亮了整座城市。

我站在窗前，看著這些轉瞬即逝的光，心裡忽然很平靜。

冇有委屈，冇有不甘，冇有後悔。

隻有一種淡淡的、穩穩的安心。

像是走了很遠的路，終於到了一個可以停下來歇一歇的地方。

不是終點，隻是一個驛站。

但夠了。

足夠了。

手機亮了。是林遠發來的一條微信：“田姐，你看窗外，那朵紫色的煙花，特彆好看。”

我抬頭，果然有一朵紫色的煙花在夜空中綻開，花瓣一樣的火焰向四麵八方散開，然後慢慢熄滅，消失在黑暗中。

但下一朵又升起來了。

紅色的。

像一顆跳動的心。

我拿起手機，回了一條微信。

“我看到了。很好看。”

然後我放下手機，繼續看煙花。

夜還很長。

但我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