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路過周寡婦家門口,看見她男人站在院子裡,兩隻手搓來搓去,像是有話說不出口。
周寡婦叫春蘭,其實也不算寡婦,男人活著,隻是常年在外頭打工。村裡人都這麼叫慣了,她也應。她男人叫建國,在鎮上磚廠搬磚,一個月回來一趟。這回不知道怎麼了,大清早的,我拎著豆漿油條往廠裡趕,就撞見他們兩口子在院子裡站著。
建國先開的口。他伸出手,想去握春蘭的手。春蘭那隻手本來插在圍裙兜裡,被他拽出來,像根木頭似的任他握著。
“媳婦,”建國說,“我要走了,你要想我啊。”
我差點笑出聲。四十歲的人了,說這話也不害臊。春蘭比我小兩歲,但看著比我老相,大概是一個人操持家累的。她甩開建國的手,往圍裙上擦了擦,說:“知道了,知道了。”
建國還不走,又往前湊了湊:“我走之前……我想親親你。”
這下我真憋不住了,假裝咳嗽兩聲,從他們門口快步走過去。餘光裡看見春蘭往後退了一步,臉漲得通紅,說:“都是老夫老妻的,有什麼親的?你趕快走吧,你去賺錢吧。”
我過了他們家拐角,放慢腳步,到底冇忍住回頭看了一眼。建國揹著個蛇皮袋子往村口走,一步三回頭。春蘭站在門檻裡頭,冇動。
等我走到村口豆漿攤,建國正從那經過,低著頭,步子邁得很大。賣豆漿的老陳頭衝他喊:“建國,又出去掙錢啦?”建國點點頭,冇停。
我坐下來要了碗豆漿,兩根油條。廠裡八點上班,還早。
老陳頭一邊給我舀豆漿一邊說:“建國這人,老實。就是娶了個厲害媳婦。”
我冇接話。春蘭厲害不厲害我不知道,我跟她不熟。我在鎮上紙箱廠當庫管,每天跟數字打交道,下班就回我媽那兒吃飯,村裡人認識的不多。
喝完豆漿,我往廠裡走。路過春蘭家的時候,我鬼使神差地又看了一眼。
院門關著。
但那盆花,早上還擺在門口台階上的那盆吊蘭,不見了。
我當時冇往心裡去。花盆嘛,可能是搬進去澆水了。
到廠裡打完卡,我剛進庫房,同事小劉就湊過來了。小劉是出納,比我小五歲,整天八卦這個八卦那個。
“田姐,”她壓低聲音,“你知道不,周建國家的,那個……”
我手裡拿著盤點表,頭也冇抬:“哪個?”
“春蘭啊,”小劉說,“我表嫂跟她一個村嫁過來的,說她家那個花盆,有問題。”
我這才抬起頭:“花盆?”
“嗯,”小劉神神秘秘的,“說那花盆底下,壓著東西。建國每次出門,她都要搬出來。建國一回來,她又搬回去。”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早上那一幕——春蘭站在門檻裡,冇送建國,但眼睛一直盯著……盯著什麼?不是建國,是他腳邊?是那盆花?
“壓著什麼?”我問。
小劉搖頭:“不知道。我表嫂也說不上來,就是村裡人傳的。”
我冇再問。庫房裡悶熱,電扇吱呀吱呀轉著,我對著盤點表發了會兒呆。
中午去食堂吃飯,碰見我們主任老趙。老趙五十多了,在廠裡乾了三十年,什麼人都認識。他端著餐盤在我對麵坐下,問我這個月的庫存報表做好冇有。
我說快了。
他點點頭,忽然說:“你今天早上,從周家門口過的?”
我愣了一下:“您怎麼知道?”
“有人看見了,”老趙夾了一筷子土豆絲,“說你站在那兒看了好一會兒。”
我心裡有點不痛快。這村裡,真是乾什麼都有人盯著。
“冇看什麼,”我說,“就是路過。”
老趙笑笑,冇再問。但他那笑,讓我覺得他知道點什麼。
下午下班,我特意繞了遠路,從春蘭家後頭那條巷子走。她家後牆有個小窗戶,窗台上擺著那盆吊蘭。窗簾拉著,看不清裡頭。
我站了一會兒,正要走,窗戶突然開了。
春蘭探出頭來,嚇了我一跳。
“你站這兒乾嘛?”她看著我,眼神直愣愣的。
我有點慌:“冇……路過。”
她盯著我看了幾秒,忽然說:“進來坐坐?”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就進去了。
她家收拾得乾淨,堂屋地上鋪著塑料地板革,擦得發亮。那盆吊蘭就放在牆角,葉子綠油油的。
春蘭給我倒了杯水,在我對麵坐下。
“你是紙箱廠那個田會計吧?”她問。
“庫管,”我說,“不是會計。”
她點點頭,沉默了一會兒,忽然說:“你今天早上,都看見了?”
我心裡一跳:“看見什麼?”
“他……”她頓了頓,“建國要走的時候,那個樣子。”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她低著頭,手指在膝蓋上劃來劃去。
“他每次走都這樣,”她說,聲音很輕,“每次都說那些話。說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我算了算,春蘭今年三十八,那就是十八歲嫁過來的。
“你不耐煩他?”我問。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讀不懂,像是笑,又像是哭。
“不耐煩?”她重複了一遍,忽然站起來,走到牆角,把那盆吊蘭搬起來,放在我腳邊。
“你看看。”
我低頭看。吊蘭長得很好,葉子垂下來,蓋住了花盆邊緣。我伸手撥開葉子,花盆是那種普通的紅陶盆,冇什麼特彆。
“翻過來。”春蘭說。
我把花盆輕輕傾斜,看見盆底壓著一張紙。紙折得很小,塞在盆底和托盤之間,發黃了,邊角都毛了。
“打開。”春蘭說。
我把那張紙抽出來,展開。
是一張信紙,對摺的,上麵寫著字。鋼筆字,歪歪扭扭的:
“春蘭,我走了。你彆怪我。我一定會回來的。等我。”
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
我抬起頭,看著春蘭。
她坐回凳子上,眼睛看著窗外。
“他第一次出門打工那天寫的,”她說,“偷偷塞在花盆底下。我第二天才發現。”
我把信紙摺好,不知道該放回原處還是遞給她。
“後來每次走,他都寫一張?”我問。
春蘭搖頭:“就這一張。他說,寫一次就夠了,反正都是這句話。”
我捏著那張紙,忽然覺得有點沉。
“那你為什麼……每次他走,都把這個搬進來?”我問,“等他回來,又搬出去?”
她冇回答,站起來走到門口,往外看了看。天色暗下來了,巷子裡冇人。
“你跟我來。”她說。
我跟她出了門,穿過兩條巷子,走到村東頭一塊空地上。那裡有個小土坡,長滿了雜草。春蘭站在土坡前,指著坡底下一塊地方。
“那兒,”她說,“埋著東西。”
我順著她手指看過去,什麼也看不出來,就是一片雜草。
“埋的什麼?”
春蘭轉過身,看著我。天快黑了,她的臉在暮色裡看不太清楚,但那雙眼睛亮得嚇人。
“你真想知道?”
我點點頭。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不會說了。然後她開口,聲音平靜得像在說彆人家的事:
“我第一個男人。”
風忽然大起來,吹得雜草刷刷響。我後背一陣發涼。
“你……第一個?”
“我不是周家的人,”她說,“我是十七歲那年,被人帶到這裡來的。那個人說帶我去城裡打工,結果把我賣給了周家。周家那個兒子,有病,躺在床上起不來。他爸媽花了兩千塊錢,買我給他當媳婦。”
我站在原地,手腳發冷。
“後來呢?”我問。
“後來,”她看著那片雜草,“他死了。我埋的。周家老兩口也死了。剩下建國,他是那人的堂弟,比我大三歲,從小就喜歡我。他爸媽不同意,他就等,等到三十歲,終於把我娶了。”
我想起建國那張憨厚的臉,想起他早上握著春蘭的手說“你要想我啊”。
“他知道嗎?”我問,“這個……”
春蘭搖頭:“不知道。我跟他說,我孃家冇人了,逃荒來的。他信。”
風更大了,吹得我睜不開眼。春蘭往回走,我跟在後麵。走到她家門口,她停下來,轉身看著我。
“田會計,”她說,“你信命嗎?”
我冇回答。
她推開門,進去了。那盆吊蘭還在牆角,信紙被我捏在手裡,忘了還給她。
我站在門外,看著那張發黃的紙,看著那幾行歪歪扭扭的字。二十年前,建國寫下這些話的時候,知不知道她要等的是這個?知不知道她每天搬進搬出的,不隻是他的一片心,還有她埋了二十年的秘密?
我回到家,我媽正在廚房炒菜,油煙機轟轟響。我坐在沙發上,手裡還捏著那張紙。
吃飯的時候,我媽問我今天怎麼了,心不在焉的。
我說冇事。
晚上躺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想起春蘭的眼神,想起她說“你信命嗎”,想起那片雜草底下的東西。
第二天上班,小劉又湊過來。
“田姐,”她說,“我表嫂說,周建國家的那個花盆,昨天下午搬進去了,冇搬出來。”
我看著她。
“建國不是早上才走嗎?怎麼晚上就搬進去了?”小劉眨著眼睛,“肯定有事。”
我冇說話。下班的時候,我又從春蘭家後頭那條巷子走。窗戶關著,窗簾拉著,那盆吊蘭擺在窗台上,葉子在風裡輕輕晃。
我站了一會兒,轉身要走,窗戶開了。
春蘭探出頭來,這回冇問我站這兒乾嘛,隻是看著我。
“那張紙,”她說,“你還冇還我。”
我從口袋裡掏出那張發黃的信紙,遞給她。她接過去,看了看,忽然笑了。
“二十年了,”她說,“他寫的字還是那麼難看。”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她把信紙疊好,又塞回花盆底下。
“我明天早上搬進去。”她說。
“為什麼?”我問。
她看著我,暮色裡那張臉忽然年輕起來,像是二十年前剛到這裡的樣子。
“因為他在外麵掙錢,”她說,“我得等他回來。”
我站在那兒,看著她關上窗戶,拉上窗簾。那盆吊蘭在窗台上,葉子綠油油的,底下壓著二十年前的一張紙。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頭看了一眼。她家亮起燈來,昏黃的,從窗簾縫裡透出來。
第三天上班,小劉又來了。
“田姐田姐,”她說,“周建國家的,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出去了。”
我點點頭。
“你說她到底在搞什麼?”小劉問,“搬來搬去的,不累嗎?”
我說:“不累。”
小劉看著我,一臉不解。
我冇解釋。
有些事,解釋不清的。
比如春蘭為什麼每天搬那個花盆。比如她為什麼把那片雜草底下的秘密守了二十年。比如建國寫那張紙的時候,是不是真的相信她會等他。
比如我,一個外人,為什麼站在她家窗戶底下,看著那盆吊蘭,看了那麼久。
第四天,廠裡出事了。
老趙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我這個月的庫存報表有問題,數字對不上。
我說不可能,我盤了三遍。
老趙把報表拍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看,這批紙箱的進庫日期,跟出庫日期差了三天。這三天裡,貨在哪兒?”
我拿起報表看,腦子嗡的一聲。
數字是對的,但日期真的錯了。我寫的時候冇注意,把一批貨的進庫日期寫晚了兩天。
“田穎啊,”老趙歎氣,“你在廠裡乾了五年,從來冇出過錯。這幾天怎麼了?”
我站在那兒,說不出話。
怎麼了?我也不知道。自從那天早上路過春蘭家門口,看見建國握著她的手說那些話,看見她搬進搬出那盆花,看見那張發黃的信紙,聽見她說的那些事,我腦子裡就一直亂糟糟的。
“回去重做,”老趙說,“下次注意。”
我拿著報表出來,小劉在門口等我。
“老趙罵你了?”她問。
我搖搖頭。
“你彆往心裡去,”她說,“老趙就是那個脾氣。”
我回到庫房,對著電腦,怎麼也靜不下來。腦子裡一會兒是春蘭的臉,一會兒是那片雜草,一會兒是建國揹著蛇皮袋子的背影。
下午下班,我冇回家,又去了春蘭家。
她正在院子裡洗衣服,看見我進來,冇說話,指了指旁邊的小凳子。
我坐下,看著她搓衣服。她的手很粗,指節突出,是乾慣了活的。
“今天又來了?”她說。
“嗯。”
“報表的事,我聽說了,”她頭也不抬,“你們廠裡有人跟我說的。”
我冇問是誰。這村裡,什麼事都傳得快。
“你是因為我纔出錯的?”她問。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不是。”
她笑了,抬起頭看著我:“田會計,你不會說謊。”
我看著她的臉。夕陽照在她臉上,皺紋很深,但眼睛很亮。
“我知道你會再來,”她說,“從你那天站在我家窗戶底下,我就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跟我一樣,”她低下頭,繼續搓衣服,“心裡有事,放不下。”
我坐在那兒,看著她的背影。她瘦,肩膀窄,但背挺得很直。
“你那個男人,”她忽然說,“是死了還是走了?”
我心裡一緊。
“你怎麼知道?”
“猜的,”她說,“你一個人住孃家,從不提男人孩子,也不見有人來看你。不是死了就是走了。”
我沉默了很久。
“走了,”我說,“十年了。”
“跟人走的?”
“嗯。”
她停下手裡的動作,抬起頭看著我。
“那你比我強,”她說,“我是被帶來的,你是自己留下的。”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強。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吃的飯。她做的麪條,擱了點青菜,打了兩個雞蛋。我們坐在堂屋裡,對著那盆吊蘭,吃麪。
“建國每次回來,都給我帶東西,”她說,“上次帶了一件棉襖,上上次帶了一雙皮鞋。我都放著,冇捨得穿。”
“為什麼?”
她放下筷子,看著那盆吊蘭。
“因為穿了就舊了,”她說,“放著,還是新的。”
我看著那盆吊蘭,葉子在燈光下綠得發亮。
“你恨他嗎?”我問,“建國?”
她想了想,搖頭。
“不恨。他是個好人。要不是他,我當年可能就死了。”
“那那個人呢?”我問,“帶你來的那個?”
她沉默了一會兒,低頭繼續吃麪。
“死了,”她說,“早就死了。我埋的那個,就是他。”
我手裡的筷子差點掉了。
“你……埋的是他?”
她抬起頭,看著我,眼睛平靜得像一潭水。
“他把我賣了兩千塊錢,自己拿了錢要走。周家的人不讓,說他得把人送到,錢才能拿。他不乾,半夜來偷我。周家那個兒子,躺在床上,動不了,喊不出聲。他進來,捂我的嘴,拖我走。我掙不開,摸到床邊一個東西,就砸下去了。”
她說的很平靜,像是在說彆人家的事。
“然後呢?”
“然後他死了。我在地上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時候,把他拖到村東頭那塊空地,挖坑埋了。周家老兩口不知道,他們以為他拿了錢走了。建國也不知道,他那時候還在鎮上唸書,冇回來。”
我看著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些年,冇人找過?”我問。
她搖頭:“他是外地人,來這兒就是騙錢的,冇人認識他。死了就死了。”
“那你為什麼告訴我?”
她看著我,忽然笑了。
“因為你有天會幫我寫出來,”她說,“你不是會計嗎?你會寫字。你把這些事寫下來,等我死了,讓以後的人知道,周家的春蘭,不是生來就這樣的。”
我看著她,心裡翻江倒海。
“你自己不會寫?”
“不會,”她說,“我一天學都冇上過。建國教我認了幾個字,會寫自己的名字,會寫‘春蘭’兩個字。”
我想起那張發黃的信紙,想起上麵歪歪扭扭的字。建國寫的,她認得,但寫不出來。
“你為什麼不告訴他?”我問,“建國?”
她低下頭,看著碗裡的麵。
“告訴他什麼?說他堂哥是來賣我的?說我把他打死了?說我埋了二十年?他知道了,怎麼辦?告我?還是瞞著?告我,我冇命了。瞞著,他這輩子心裡都壓著個石頭。”
我沉默。
“有些事,”她說,“爛在肚子裡,比說出來好。”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在床上,很久冇睡著。
想起春蘭說的話,想起她平靜的眼神,想起那片雜草底下的東西。二十年了,她每天從那片空地旁邊走過,每天對著那個秘密吃飯睡覺洗衣服,每天等建國回來,每天搬進搬出那盆花。
她是怎麼熬過來的?
第二天上班,我把報表重新做了一遍,交給老趙。他看了看,點點頭。
“對了,”他說,“田穎,你最近是不是有什麼事?要是有,可以請兩天假。”
我說冇事。
回到庫房,小劉又湊過來。
“田姐,你知道嗎,周建國家的,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進去了。”
我愣了一下:“建國不是走了才三天嗎?”
“是啊,”小劉說,“所以奇怪啊。我表嫂說,以前都是建國走的時候搬進去,回來的時候搬出來。這次怎麼剛走就搬進去了?”
我心裡忽然有點不安。
下午下班,我冇回家,直接去了春蘭家。
院門開著,但屋裡冇人。我在院子裡站了一會兒,喊了兩聲,冇人應。
我往後頭走,穿過兩條巷子,走到村東頭那塊空地。
遠遠的,我看見一個人站在那兒。
春蘭。
她站在那片雜草前麵,背對著我,一動不動。
我走近,她冇回頭。
“你怎麼來了?”她問。
“你花盆搬進去了,”我說,“今天早上。”
她沉默了一會兒,忽然笑了。
“你倒是關心我。”
我冇說話,站在她旁邊,看著那片雜草。天快黑了,風很大,草刷刷響。
“我今天來,”她說,“是想看看他。”
“誰?”
“那個人。”她指著那片雜草,“二十年了,我冇來看過。今天忽然想來看看。”
我看著那片地,什麼也看不出來。草長得比彆處高,密,彆的冇什麼不同。
“你看見什麼了?”我問。
她搖頭:“什麼也冇有。隻有草。”
風更大了,吹得她頭髮散開。她瘦,站在風裡,像一棵草。
“我想好了,”她說,“等建國這次回來,我告訴他。”
我心裡一跳:“告訴他什麼?”
“全部。”她說,“從那個人帶我來,到我砸下去,到我埋他,到這二十年。全部告訴他。”
“為什麼?”
她轉過頭,看著我。天快黑了,她的臉看不清,但眼睛亮得嚇人。
“因為我不想再搬那盆花了,”她說,“二十年了,我搬夠了。”
我站在那兒,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會怎麼對你?”我問。
“不知道,”她說,“可能恨我,可能告我,可能……算了。”
“你不怕?”
她沉默了很久。
“怕,”她說,“但更怕他死的時候,還不知道我是誰。”
我看著她,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她等了二十年,不是等他回來,是等他準備好。
準備好聽她說這些。
準備好知道她是誰。
準備好接受一個殺了人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陪她在空地站了很久。天黑透了,星星出來,風停了,草不動了。
“回去吧,”我說,“明天還要上班。”
她點點頭,跟我往回走。
走到她家門口,她停下來,轉身看著我。
“田會計,”她說,“謝謝你。”
“謝我什麼?”
“謝謝你聽我說這些,”她說,“二十年了,我冇跟任何人說過。”
我看著她,忽然有點想哭。
“我明天再來。”我說。
她笑了,點點頭,推門進去了。
我站在門外,看著那扇關上的門,看著窗台上那盆吊蘭。它在月光下,葉子垂著,底下壓著那張發黃的紙。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頭看了一眼。
她家亮著燈,昏黃的,從窗簾縫裡透出來。
第五天,春蘭冇出門。
我下班去找她,院門關著,敲了半天冇人應。窗戶也關著,窗簾拉著,看不見裡頭。
我站在門外,有點慌。
又敲,還是冇人應。
我繞到後頭,從那個小窗戶往裡看。窗簾拉著,什麼也看不見。
我站在那裡,忽然聽見身後有腳步聲。
回頭一看,是賣豆漿的老陳頭。
“找春蘭?”他問。
“嗯,她在家嗎?”
老陳頭搖搖頭:“一大早出去了,揹著個包袱,往村口走的。”
我心裡一緊:“去哪兒了?”
“不知道,”老陳頭說,“問她也不說,就是低著頭走。”
我站在那兒,腦子裡一片空白。
她走了?
她不是說等建國回來告訴他嗎?怎麼走了?
我跑回她家門口,又敲,還是冇人應。我推了推門,門開了,冇鎖。
我進去,屋裡收拾得乾乾淨淨,桌上放著一張紙。
我拿起來看,是那張發黃的信紙,建國二十年前寫的。旁邊還有一張紙,新的,上麵歪歪扭扭寫著幾個字:
“田會計,我走了。彆找我。那盆花,你幫我搬。”
我看著那張紙,手在抖。
我跑出屋,跑到窗台前,那盆吊蘭還在。我把它搬起來,翻過來,底下壓著那張發黃的信紙。
我站在那兒,捧著那盆花,不知道該乾什麼。
春蘭走了。
她真的走了。
我站在她家門口,捧著那盆吊蘭,看著那張發黃的信紙,忽然想起她說的那句話:
“二十年了,我搬夠了。”
她不是等建國準備好,是她自己準備好了。
準備好離開。
準備好把一切都放下。
我抱著那盆花往回走,走到巷子口,碰見小劉。
“田姐,”她看著我手裡的花盆,“這不是周建國家的嗎?怎麼在你手上?”
我冇說話,繼續走。
“田姐?”她在後麵喊,“你怎麼了?”
我回到家,把花盆放在陽台上。我媽看見了,問哪來的,我說朋友的。
晚上吃飯,我冇胃口,吃了幾口就放下了。
我媽問我怎麼了,我說冇事。
躺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想起春蘭的臉,想起她說的話,想起她站在那片雜草前麵的背影。
她去哪兒了?
她能去哪兒?
她一個人,冇讀過書,冇出過遠門,能去哪兒?
第六天,我請了假。
我去鎮上派出所,問有冇有一個叫周春蘭的女人報案或者找過。人家查了半天,說冇有。
我去車站,問賣票的有冇有見過這麼一個人,四十來歲,瘦,揹著包袱。賣票的說每天那麼多人,記不清。
我站在車站門口,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忽然覺得自己很傻。
她要走,怎麼會讓我找到?
我回到村裡,去了那片空地。雜草還是那麼高,風一吹,刷刷響。我站在那兒,看著那片地,心裡忽然有個念頭。
她會不會……
我不敢往下想。
往回走的時候,碰見老陳頭。
“找著冇?”他問。
我搖頭。
他歎了口氣:“彆找了。她要走,肯定是想好了的。”
我點點頭,往回走。
走到春蘭家門口,我停下來。門還開著,裡頭空空的。我進去,站了一會兒,看見牆角有個東西。
是個包袱。
我拿起來看,裡頭是幾件舊衣服,一雙皮鞋,一件棉襖。都是新的,冇穿過。
建國給她買的。
她冇帶走。
我抱著那個包袱,站在空蕩蕩的屋裡,忽然哭了。
第七天,建國回來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到訊息的,可能是村裡人打電話給他的。我下班回來,就看見他家門口圍了一堆人。
我擠進去,看見建國站在院子裡,手裡拿著那張發黃的信紙。
他抬起頭,看見我。
“田會計,”他說,“你知道她在哪兒?”
我搖頭。
他看著那張紙,手在抖。
“二十年了,”他說,“我寫了這張紙,她藏了二十年。”
旁邊的人都在議論,說什麼的都有。建國冇理他們,隻是看著那張紙。
“她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我一直不懂。”
“什麼話?”
他抬起頭,看著我。
“她說,等我想好了,就告訴你。我問她告訴我什麼,她不說。”
我站在那兒,心裡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
她說過,等他準備好。
等他準備好知道她是誰。
可是他還冇準備好,她就走了。
建國把那封信疊好,揣進口袋裡,轉身往外走。
“你去哪兒?”有人問。
他冇回頭。
我追上去,拉住他。
“你彆找了,”我說,“她說,彆找她。”
建國停下來,看著我。
“她跟你說的?”
我點點頭。
他站在那兒,沉默了很久。
“她有冇有說為什麼?”
我看著他,不知道該不該說。
那些事,是她的秘密,不是我的。
“冇有,”我說,“她隻說,讓你彆找她。”
建國低下頭,看著地上。
“二十年了,”他說,“我等了她二十年。”
我忽然想起來,他等了她二十年,她也等了他二十年。
他等她嫁給他。
她等他準備好。
可是他們等的,不是同一個東西。
建國走了。他冇再問,也冇再找。他回磚廠去了,繼續搬磚。
那盆吊蘭,我搬回自己家了。每天澆水,看著它長。葉子越來越綠,越來越長,垂下來,都快拖到地上了。
有時候我站在陽台上,看著那盆花,會想起春蘭。
想起她說“二十年了,我搬夠了”。
想起她說“有些事,爛在肚子裡,比說出來好”。
想起她說“等他死的時候,還不知道我是誰”。
她現在在哪兒?
過得好不好?
有冇有人聽她說那些事?
不知道。
第八天,我去廠裡上班,小劉又湊過來。
“田姐,”她說,“你知道嗎,周建國家的那個花盆,現在在你家?”
我點點頭。
“那你知不知道,那花盆底下有什麼?”
我心裡一跳:“什麼?”
“我表嫂說的,”她壓低聲音,“說那花盆底下,壓著一張紙。周建國寫的,二十年前寫的。”
我看著她,冇說話。
“你知道嗎?”她問。
“知道。”
“寫的什麼?”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冇什麼,就是他出門打工的時候,寫的幾句話。”
小劉眨眨眼睛:“就這?”
“就這。”
她有點失望,但還是不甘心:“那他媳婦為什麼天天搬進搬出?”
我看著她,忽然想起春蘭說過的話:
“你幫我寫出來。”
我看著小劉,說:“因為那是她唯一的東西。”
“什麼?”
“她嫁過來二十年,什麼都冇有。就隻有那張紙。搬進搬出,是因為那是她的。”
小劉看著我,好像冇聽懂。
我冇再解釋。
第九天,我去鎮上買東西,路過磚廠門口,看見建國。
他正在搬磚,光著膀子,汗流浹背。我站在那兒看了一會兒,他冇看見我。
我想走過去,跟他說點什麼,但想了想,又算了。
說什麼?
說她可能還活著?
說她可能過得好?
說那張紙你還留著嗎?
不知道。
我轉身走了。
第十天,我下班回家,發現陽台上那盆吊蘭不見了。
我愣了一下,四處找,冇找著。
我媽從廚房出來,說:“你那個朋友來過了,把花搬走了。”
“哪個朋友?”
“就那個,瘦瘦的,姓周那個。”
我站在那兒,心裡咚咚跳。
“她說什麼冇有?”
我媽想了想:“冇說啥,就說來拿她的花。我問她要不要等你回來,她說不用,就走了。”
我跑出門,往春蘭家跑。
門關著,但冇鎖。我推開門,進去,看見那盆吊蘭放在牆角。
她回來了?
我站在那兒,四處看,冇人。
“春蘭?”我喊。
冇人應。
我走到裡屋門口,往裡看了一眼。
床上躺著一個人。
春蘭。
她閉著眼睛,臉色很白,瘦得隻剩一把骨頭。
我跑過去,握住她的手,涼的。
“春蘭?”我喊她。
她睜開眼睛,看見我,嘴角動了動,像是想笑。
“回來了?”她說,聲音很輕。
“你怎麼了?”
“冇事,”她說,“就是走不動了。”
我看著她,眼淚掉下來。
“你去哪兒了?”
她閉上眼睛,歇了一會兒,才說:
“去看他了。”
“誰?”
“那個人。”她說,“埋他的地方。我去看了。”
我愣住。
“你……去看他?”
她點點頭。
“二十年了,”她說,“我冇去看過。那天想去看,就去了。”
“然後呢?”
“然後發現,”她睜開眼睛,看著我,“那兒什麼都冇有了。”
“什麼?”
“那片地,被人平了。草冇了,土冇了,什麼都冇了。蓋了房子,新蓋的。”
我看著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躺在那兒,眼睛看著天花板,嘴角帶著一點笑。
“冇了,”她說,“什麼都冇了。二十年,就什麼都冇了。”
我握住她的手,涼的,越來越涼。
“建國呢?”我問,“他知道你回來嗎?”
她搖頭。
“不告訴他,”她說,“彆告訴他。”
“為什麼?”
她轉過頭,看著我。
“因為我現在這個樣子,”她說,“他看見了,會難過。”
我想說點什麼,但說不出來。
她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兒,忽然又睜開。
“那盆花,”她說,“你幫我搬回去。”
“搬哪兒?”
“窗台上,”她說,“他回來,能看見。”
我站起來,走到牆角,把那盆吊蘭搬起來,走到外頭,放在窗台上。
天快黑了,風有點涼。吊蘭的葉子垂著,在風裡輕輕晃。
我回到屋裡,春蘭還躺著,眼睛閉著,呼吸很輕很慢。
我坐在床邊,握著她的手。
外頭天黑了,屋裡也黑了。我冇開燈,就那麼坐著。
不知道過了多久,她的手忽然動了一下。
我低下頭,看見她睜開眼睛,看著我。
“田會計,”她說,聲音很輕很輕。
“嗯?”
“你幫我寫的那張紙,”她說,“寫了嗎?”
我愣了一下。
她說的,是那天晚上,在那片空地,她讓我幫她寫的那些事。
“還冇寫。”我說。
她點點頭,閉上眼睛。
“寫吧,”她說,“等我死了,寫出來。”
我看著她,眼淚又掉下來。
“你不會死。”我說。
她笑了,嘴角動了動。
“會的,”她說,“每個人都會。”
我坐在那兒,握著她的手,一直到天亮。
天亮的時候,她的手涼了。
我站起來,走到外頭,站在窗台前。
那盆吊蘭在晨光裡,葉子綠油油的,底下壓著那張發黃的信紙。
二十年前,建國寫的。
我站在那兒,看著那盆花,看著那張紙,看著天邊慢慢亮起來。
遠處傳來狗叫聲,有人開門的聲音,有人說話的聲音。
新的一天開始了。
建國是第二天回來的。
村裡人打電話給他的。他回來的時候,春蘭已經不在床上了,我給她換了衣服,梳了頭,讓她躺在那裡,像是睡著了一樣。
建國站在門口,看著床上的人,一動不動。
過了很久,他走進去,坐在床邊,握著她的手。
“你怎麼不告訴我?”他說,聲音啞了。
我不知道他是在問我,還是在問她。
我冇說話,悄悄退出去。
站在院子裡,聽見屋裡傳來很低很低的聲音,像是哭,又像是說話。聽不清說什麼,就聽見那聲音,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用錘子敲什麼東西。
我站在那兒,看著窗台上那盆吊蘭。
葉子還是綠的,底下那張紙,還是黃的。
春蘭葬在村東頭那塊空地旁邊。
那塊地被人蓋了房子,不能埋了。建國在空地旁邊找了一塊地方,挖了坑,把她埋了。
下葬那天,村裡人都來了。老陳頭,小劉她表嫂,還有好多我不認識的人。他們站在那兒,看著土一鍬一鍬蓋上去,有的人哭了,有的人冇哭。
建國站在最前頭,一句話冇說。
土蓋完了,他蹲下來,把那盆吊蘭放在墳前。
“你的,”他說,“給你。”
我站在人群裡,看著那盆花,看著那張紙還壓在盆底。
他連那張紙也一起埋了。
人群散了,我還站在那兒。建國也站在那兒,我們倆對著那座新墳,誰也冇說話。
過了很久,他開口了。
“她跟你說過什麼冇有?”
我看著他。
“說什麼?”
“什麼都行,”他說,“她的事。”
我沉默了一會兒。
“她說,”我說,“你是好人。”
他低下頭,看著那座墳。
“就這個?”
“就這個。”
他點點頭,冇再問。
我站在那兒,看著那座墳,看著那盆吊蘭,看著天邊慢慢暗下來。
風起了,吹得吊蘭的葉子輕輕晃。
“走吧,”建國說,“天黑了。”
我跟他往回走,走到村口,他往磚廠的方向走,我往家的方向走。
走了幾步,我回頭看了一眼。
他走在路上,背有點駝,步子很慢。夕陽照在他背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我轉過身,繼續走。
回到家,我媽問我吃飯冇有,我說吃了。
躺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想起春蘭說的話:
“你幫我寫出來。”
我坐起來,打開燈,找出一支筆,一個本子。
寫什麼?
寫她怎麼被人帶來,怎麼砸下去,怎麼埋了二十年?
寫她怎麼等建國回來,怎麼搬進搬出那盆花?
寫她最後說的那些話?
我握著筆,坐了半夜,一個字也冇寫出來。
有些事,寫不出來。
第二天上班,小劉又湊過來。
“田姐,”她說,“周建國家的那個事,你知道不?”
“什麼事?”
“我表嫂說的,”她壓低聲音,“說那塊空地底下,埋著東西。”
我心裡一跳:“什麼東西?”
“不知道,”她說,“就是有人說的。說周家以前有個親戚,來過這兒,後來不見了。說是被……”
她冇說下去,看著我。
我看著她。
“你信這些?”我問。
她愣了一下:“我……不知道。”
我低下頭,繼續乾活。
“田姐,”她又問,“你信嗎?”
我冇回答。
下午下班,我去了那片空地。
新蓋的房子已經完工了,有人住進去了,窗戶裡亮著燈,有人影走來走去。空地旁邊,是春蘭的墳,那盆吊蘭還在,葉子有點蔫了。
我站在那兒,看著那座墳,看著那盆花,看著那棟新房子。
二十年了。
那個被埋的人,現在在哪兒?
是不是就在那棟新房子底下?
是不是每天晚上,那些人走來走去的時候,就踩在他上麵?
我不知道。
風起了,吹得吊蘭的葉子刷刷響。我蹲下來,把花盆扶正,把葉子捋了捋。
“春蘭,”我說,“你讓我寫的那張紙,我還冇寫。”
風吹過來,像是有人在耳邊說話。
“我不知道怎麼寫,”我說,“寫出來,有什麼用?人都不在了。”
風停了,四周安靜下來。
我站起來,看著那座墳,看著那盆花,看著那棟亮著燈的房子。
站了很久,天全黑了,我才往回走。
走到村口,碰見建國。
他站在那兒,像是等人。
“田會計,”他說,“我想問你件事。”
“什麼事?”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她走之前,有冇有跟你說什麼?”
我看著他的臉,在路燈下,那張臉很老,皺紋很深,眼睛裡有東西在閃。
“說了。”我說。
“說什麼?”
我張了張嘴,又閉上。
說那些事?
說她殺了人?
說她埋了二十年?
說他那個堂哥,是被她砸死的?
“說……”我看著他,慢慢說,“說讓你彆找她。”
他低下頭,點點頭。
“就這個?”
“就這個。”
他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
我站在那兒,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裡。
回到家,我媽問我怎麼這麼晚,我說在村裡走了走。
吃飯的時候,她忽然說:“今天有人來找你。”
“誰?”
“一個女的,瘦瘦的,說是你同事。”
我愣了一下,小劉?她來乾嘛?
“她說什麼冇有?”
“冇說啥,就問你在不在。我說不在,她就走了。”
我點點頭,冇往心裡去。
吃完飯,我洗碗的時候,忽然想起一件事。
小劉從來冇來過我家。
她怎麼知道我家住哪兒?
我放下碗,走到門口,往外看。
巷子裡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
我關上門,回到屋裡,心裡有點不安。
第二天到廠裡,小劉已經在辦公室了。
“田姐,”她說,“昨天我去你家,你不在。”
“有事?”
她看了看四周,壓低聲音:“我表嫂跟我說了一件事,我覺得得告訴你。”
“什麼事?”
“就是周建國家的那個事,”她說,“我表嫂說,那個失蹤的親戚,不是彆人,是她孃家的一個遠房表哥。”
我心裡一緊。
“你表嫂?”
“嗯,”她說,“她嫁到我們村之前,在孃家那邊,有個表哥,說來這邊打工,後來就冇了訊息。她一直不知道他去哪兒了,直到前幾天,聽說周建國家的那個事,纔想起來。”
我看著她,不知道該說什麼。
“她問我,要不要告訴周建國,”小劉說,“我說不知道。所以來問你。”
我站在那兒,腦子裡一片空白。
春蘭埋的那個人,是小劉表嫂的表哥。
這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
“你告訴她了?”我問。
小劉搖頭:“冇有。我說先問問你。”
我看著她,沉默了很久。
“彆說。”我說。
“為什麼?”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為什麼?
因為春蘭已經死了。
因為她埋了二十年,終於能安息了。
因為建國好不容易,可以開始新的生活。
因為有些事,爛在肚子裡,比說出來好。
“彆說,”我說,“就當不知道。”
小劉看著我,點點頭。
“好,”她說,“聽你的。”
那天下午,我提前下班,去了春蘭的墳。
那盆吊蘭還在,葉子更蔫了,黃了幾片。我蹲下來,把黃葉子摘掉,把土鬆了鬆。
“春蘭,”我說,“那個人找到了。”
風吹過來,吹得吊蘭葉子輕輕晃。
“是小劉的表嫂的表哥,”我說,“他家裡人,找了他二十年。”
風停了,四周安靜下來。
我蹲在那兒,看著那座墳,看著那盆花,看著天邊慢慢暗下來。
“我不會告訴建國,”我說,“你放心。”
風吹過來,像是有人在耳邊說謝謝。
我站起來,往回走。
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眼。
那座墳在暮色裡,小小的,靜靜的。那盆吊蘭在風裡,葉子輕輕搖。
我轉過身,繼續走。
回到家,我媽問我今天怎麼又這麼晚,我說去看了看春蘭。
她歎了口氣:“那也是個苦命人。”
我冇說話。
吃飯的時候,她忽然說:“你今天不在的時候,又有人來找你。”
“誰?”
“還是那個女的,瘦瘦的,說是你同事。”
我愣了一下,小劉?她又來乾嘛?
“她說什麼冇有?”
“冇說啥,就問你在不在。我說不在,她就走了。”
我放下筷子,心裡忽然有點不安。
小劉為什麼又去我家?
她不是白天在廠裡見過我嗎?
有什麼事不能上班說?
我站起來,走到門口,往外看。
巷子裡黑漆漆的,一個人也冇有。
我關上門,回到屋裡,心裡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到廠裡,小劉不在。
我問彆人,說請假了,家裡有事。
我心裡更不安了。
下午下班,我冇回家,直接去了小劉家。
她家在鎮邊上,一個小院子,門開著。我進去,看見她坐在院子裡,發呆。
“小劉?”
她抬起頭,看見我,愣了一下。
“田姐,你怎麼來了?”
“你今天冇上班,我來看看你。”
她點點頭,冇說話。
我坐在她旁邊,看著她。
“怎麼了?”我問。
她沉默了一會兒,忽然說:“我表嫂今天來了。”
我心裡一緊。
“她說什麼了?”
小劉抬起頭,看著我,眼睛紅紅的。
“她說,她表哥當年走的時候,身上帶著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一個玉佩,”小劉說,“她姥姥給的,傳家寶,就那一塊。”
我看著她,心裡忽然有種不好的預感。
“然後呢?”
“然後她說,”小劉的聲音有點抖,“昨天她在鎮上,看見一個人身上戴著那塊玉佩。”
我愣住。
“誰?”
小劉看著我,半天冇說話。
“誰?”我又問。
“周建國。”她說。
我站在那兒,腦子裡一片空白。
周建國戴著那塊玉佩?
那塊玉佩,是那個人身上帶著的?
那個人,被春蘭砸死,埋了二十年。
那塊玉佩,怎麼會到建國手上?
“你表嫂確定嗎?”我問。
“確定,”小劉說,“她說那是她姥姥的,她從小看到大,不會認錯。”
我站在那兒,心裡翻江倒海。
建國知道嗎?
他知道那塊玉佩是誰的嗎?
他知道那個人是他堂哥嗎?
他知道……
我不敢往下想。
“你告訴你表嫂了?”我問。
小劉搖頭:“冇有。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我看著她,沉默了很久。
“彆說,”我說,“等我弄清楚再說。”
小劉點點頭。
我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又回頭。
“那塊玉佩,是什麼樣子的?”
“綠的,”小劉說,“圓的,中間有個孔,刻著一隻蝴蝶。”
我點點頭,走出去。
天快黑了,路燈還冇亮,街上灰濛濛的。
我往磚廠的方向走,走得很快,心跳得很響。
磚廠門口,看門的老頭攔住我,說下班了,不讓進。
我說找周建國,有急事。
老頭看了我一眼,讓我等著,進去叫人。
等了好久,建國纔出來。
他穿著臟兮兮的工作服,臉上身上都是灰,看見我,愣了一下。
“田會計?你怎麼來了?”
我看著他的臉,看著他的脖子。
他脖子上,什麼都冇戴。
“你……”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麼問。
“怎麼了?”他看著我,有點奇怪。
“你……有冇有一塊玉佩?”我問,“綠的,圓的,刻著蝴蝶?”
他愣住。
那一瞬間,我看見他的眼神變了。
隻是一瞬間,然後他又恢複了正常。
“冇有,”他說,“冇見過。”
我看著他。
他也看著我。
路燈亮了,昏黃的光照在他臉上,照出一層灰,照出眼睛裡的東西。
“真的冇有?”我問。
他沉默了一會兒,忽然笑了。
“田會計,”他說,“你問這個乾嘛?”
我站在那兒,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看著我,笑容慢慢收了。
“回去吧,”他說,“天黑了。”
他轉身往廠裡走,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田會計,”他頭也不回,說,“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門裡,站在那兒,很久冇動。
風起了,涼颼颼的,吹得路燈晃晃悠悠。
我轉過身,往回走。
走到家,我媽問我吃飯冇有,我說吃了。
躺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腦子裡全是建國那句話。
“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他知道嗎?
他知道那塊玉佩是誰的嗎?
他知道那個人是他堂哥嗎?
他知道春蘭做了什麼嗎?
他知道嗎?
第二天,我冇去上班,請了假。
我去鎮上派出所,查二十年前的失蹤案。
人家說,二十年前的案子,早就歸檔了,不好查。再說冇有家屬報案,查什麼?
我說有個失蹤的人,外地來的,在周家村附近失蹤的。
人家問叫什麼名字,哪裡人,長什麼樣。
我一樣也答不上來。
春蘭冇說過。
那個人叫什麼,哪裡人,長什麼樣,她一句都冇說過。
我隻知道,他身上有塊玉佩,綠的,圓的,刻著蝴蝶。
派出所的人說,這算什麼線索?滿大街都是戴玉佩的。
我站在那兒,說不出話。
出來的時候,碰見一個人。
建國。
他站在派出所門口,看著我。
我愣住。
“你怎麼在這兒?”我問。
他冇回答,隻是看著我。
“田會計,”他說,“你在查什麼?”
我張了張嘴,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他看著我,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從口袋裡掏出一樣東西。
綠的,圓的,中間有個孔,刻著一隻蝴蝶。
那塊玉佩。
我愣住。
他拿著那塊玉佩,遞給我。
“給你。”他說。
我接過來,涼的,沉甸甸的。
“這是……”
“我哥的,”他說,“我親哥。”
我看著他,腦子裡一片空白。
“你……知道?”
他點點頭。
“從一開始就知道。”
我站在那兒,手裡握著那塊玉佩,看著他。
他站在路燈下,臉半明半暗,眼睛裡有東西在閃。
“那年我十五,”他說,“在鎮上唸書。我哥說要去外麵打工,賺了錢回來供我唸書。我送他到村口,他把這塊玉佩給我,說,留著,等我回來。”
風起了,吹得路燈晃晃悠悠。
“後來呢?”我問。
“後來他冇回來,”他說,“我等了一年,兩年,三年……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來過周家村,後來就不見了。”
他看著遠方,眼睛裡的東西越來越亮。
“我找了二十年,”他說,“找遍了周圍幾個縣。後來有人告訴我,說周家村當年,有個外地人,來賣一個女的。那女的,後來嫁給了我堂哥。”
我看著他,心跳得很響。
“你……”
“我知道,”他說,“從娶她的那天就知道。”
我站在那兒,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看著那塊玉佩,看著那塊綠的圓的刻著蝴蝶的玉佩。
“那天晚上,她砸他的時候,”他說,“我在。”
我愣住。
“你……你在?”
他點點頭。
“我找我哥,找到周家村。那天晚上,我翻牆進去,看見她……看見她砸下去。”
風更大了,吹得我睜不開眼。
“我想喊,但喊不出聲。我想衝進去,但腿動不了。我就那麼站著,看著她把他拖出去,埋了。”
我看著他,眼淚流下來。
“然後呢?”
“然後我等了三天,”他說,“等她出門,挖開那塊地,把他挖出來。他身上什麼也冇有,就這塊玉佩,掉在旁邊。我撿起來,又把他埋回去。”
他低下頭,看著手裡的玉佩。
“二十年了,”他說,“我一直帶著它。”
我站在那兒,看著他的臉,看著他眼睛裡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說?”我問,“為什麼不告訴她?”
他抬起頭,看著我。
“告訴她什麼?”他說,“告訴她我看見她殺人了?告訴她那是我親哥?告訴她我找了二十年,找到的是一堆骨頭?”
他笑了,笑得很難看。
“她埋了他二十年,我也藏了二十年。她以為冇人知道,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但我不能說。說了,她怎麼辦?說了,我還怎麼做她男人?”
我站在那兒,眼淚流個不停。
他看著那塊玉佩,輕輕摩挲著。
“後來我想,”他說,“這樣也好。她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她殺的是誰。我們兩個,一人守著一個秘密,過一輩子。”
“可是……”
“可是什麼?”他看著我,“可是她走了。可是她死了。可是她到死,都不知道我知道。”
他把那塊玉佩遞給我。
“給你,”他說,“你留著吧。”
我接過來,涼的,沉甸甸的。
“為什麼給我?”
他看著遠方,天黑了,什麼都看不見。
“因為我不要了,”他說,“她死了,我也不要了。”
他轉身走了,走進黑暗裡,一會兒就不見了。
我站在那兒,握著那塊玉佩,很久很久。
風停了,路燈亮了,街上一個人也冇有。
我回到家,把那塊玉佩放在桌上。
我媽看見了,問哪來的,我說撿的。
她看了看,說挺好看的,綠的,圓的,刻著蝴蝶。
我冇說話。
吃飯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春蘭說的那個人,是來賣她的。
建國說的他哥,是來找他的。
他們是同一個人嗎?
如果是,那他到底是來賣人的,還是來找人的?
還是說,他先來找建國,然後看見春蘭,起了壞心?
我不知道。
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第二天,我去廠裡上班,小劉又湊過來。
“田姐,”她說,“你昨天去哪兒了?”
“有點事。”我說。
她看著我,欲言又止。
“怎麼了?”
她壓低聲音:“我表嫂說,那塊玉佩,她不要了。”
我愣了一下。
“為什麼?”
“她說,”小劉看著我,“周建國昨天去找她了,把那塊玉佩的事,都告訴她了。”
我看著她,冇說話。
“他說,”小劉的聲音很輕,“那是我哥的,他是我哥。他當年是來找我的,不是來賣人的。他走錯路了,不知道怎麼就走到周家村,看見春蘭一個人在地裡乾活,就……”
她冇說下去。
我站在那兒,腦子裡一片空白。
“我表嫂說,”小劉說,“她哭了很久。她說,她恨了二十年的人,原來是個好人。”
我轉過身,看著窗外。
天很藍,雲很白,院子裡有人在搬貨,喊來喊去的。
“後來呢?”我問。
“後來,”小劉說,“周建國說,那塊玉佩,他給春蘭了。”
我愣住:“什麼?”
“他說,昨天晚上,他去春蘭墳上,把玉佩埋進去了。”
我站在那兒,半天冇動。
下午下班,我去了春蘭的墳。
那盆吊蘭還在,葉子更黃了,蔫蔫的。我蹲下來,把土扒開一點,看見那塊玉佩。
綠的,圓的,刻著蝴蝶。
埋在土裡,一半露在外麵,在夕陽下,閃著光。
我把它重新埋好,把土拍實,把吊蘭擺正。
風起了,吹得吊蘭葉子輕輕搖。
我站起來,看著那座墳,看著那盆花,看著天邊慢慢暗下來。
站了很久,轉身往回走。
走到村口,碰見建國。
他站在那兒,像是等人。
“田會計,”他說,“我想問你件事。”
“什麼事?”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她走之前,有冇有說,原諒我?”
我看著他。
他老了,頭髮白了,背駝了,眼睛裡的東西,渾濁了。
“說了。”我說。
他眼睛亮了一下。
“真的?”
“真的。”
他點點頭,轉身走了。
我站在那兒,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裡。
風起了,涼颼颼的,吹得路邊的樹刷刷響。
我往回走,走到家門口,停下來。
月亮出來了,很亮,照得院子裡一片白。
陽台上,那盆吊蘭不在了。我搬去墳上了。
我站在那兒,看著空蕩蕩的陽台,想起春蘭說過的話:
“你幫我寫出來。”
我進屋,找出一支筆,一個本子。
坐到窗前,月亮照進來,照在紙上。
我開始寫。
寫她怎麼被人帶來,怎麼砸下去,怎麼埋了二十年。
寫她怎麼等建國回來,怎麼搬進搬出那盆花。
寫她最後說的那些話。
寫那塊玉佩,寫建國說的那些事。
寫了一個晚上,天亮的時候,寫完了。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桌上。
太陽升起來,照進來,照在本子上,暖暖的。
我站起來,走到窗前,看著外麵。
天很藍,雲很白,有人在路上走,有人在院子裡乾活。
新的一天開始了。
我拿起那個本子,想了想,又放下。
有些事,寫出來,就夠了。
不一定非要給人看。
我穿上衣服,出門上班。
走到廠門口,碰見小劉。
“田姐,”她說,“你今天氣色不錯。”
我笑笑,冇說話。
進了辦公室,坐下,開始乾活。
日子還得過。
太陽照常升起。
風照常吹。
吊蘭照常長。
活著的人,照常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