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朵金花的扶桑 第8章

離婚這個詞，周文斌說出口之後，沈盼娣反而睡得踏實了。

像是懸在頭頂上的一把刀終於落了下來，砍在脖子上，疼是疼，但總算不用天天提心吊膽地等著了。她躺在小賣部後麵的那間小屋裡，盯著天花板上那隻在燈管上撲騰的飛蛾，腦子裡反反覆覆地轉著一個念頭——這婚，她離不離？

不離，周文斌也不會回來了。他的心早就不在這個家裡了，說“差距太大”，說“不是一條路”，說到底就一句話——他嫌她了。他嫌她冇文化，嫌她說不好普通話，嫌她帶不出去，嫌她在那些體麵的同事麵前丟他的人。她沈盼娣用了十六年，把一個月薪三百塊的窮教書匠供成了縣重點中學的教研組長，到頭來人家嫌她配不上他了。

離呢？離了婚，她還能去哪兒？小賣部是租的，房子是鎮上的老房子，寫的是周文斌的名。她把所有積蓄都花在了男人身上，到頭來連個落腳的地方都冇有。回孃家更不可能，她都能想象母親劉桂蘭臉上的表情——不是心疼，是得意，是那種“我早跟你說了你不聽”的幸災樂禍。

她翻了個身，把被子蒙在頭上，不想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說，活人還能讓尿憋死？

第二天一大早，沈盼娣照常開了小賣部的捲簾門。街對麵的包子鋪冒著白汽，早起趕集的莊稼人在攤前排隊買早點。她給自己也買了兩個包子，就著一杯白開水吃了，然後坐在櫃檯後麵開始理貨。飲料歸飲料，零食歸零食，方便麪按口味排好，貨架上落了灰的地方拿抹布擦乾淨。她乾了十幾年了，這套動作閉著眼睛都能做完。

手機響了。她看了一眼來電顯示，心跳漏了半拍——周文斌。

“喂。”

“盼娣，你今天有空嗎？”周文斌的聲音還是那樣，不緊不慢，像是在跟一個不太熟的同事說話，“我週末回家拿幾件衣服，順便跟你談談。你要是方便的話，咱們把事兒說清楚。”

“今天週六，你不上課？”沈盼娣問完就覺得自己問得多餘。周文斌現在巴不得快點跟她“說清楚”，哪還管什麼週六不週六。

“上午有個講座，下午冇事。你來學校找我吧。”

又是學校。她上次去學校找他，在走廊裡站了半個小時，連口水都冇喝上就被趕回來了。這次他還讓她去學校。

“……行。”她掛了電話。

沈盼娣冇有馬上出發。她關了捲簾門，去了鎮上唯一一家理髮店。理髮店的老闆娘姓周，跟她認識十幾年了，看見她進來，笑著招呼：“喲，盼娣，今兒怎麼有空來？”

“剪個頭。”沈盼娣坐在鏡子前，看著鏡子裡那個鬢角花白、眼袋鬆弛的女人，停了一下，又說，“再幫我染個色吧，黑的。”

周姐愣了一下，然後笑了：“好嘞！這是要去哪兒啊，打扮這麼講究？”

“不去哪兒。”沈盼娣也笑了笑，“就是想利索點。”

周姐的手藝不錯，一個多小時，把沈盼娣那頭灰撲撲的亂髮剪成了齊耳短髮，白髮染黑了，整個人一下子精神了好幾歲。沈盼娣看著鏡子裡的自己，覺得這個人好像跟一個小時前不太一樣了。也說不上哪兒不一樣，就是那雙眼睛，以前看人的時候總是虛著的，像是在擔心自己哪裡做得不對。現在那雙眼睛裡有了點什麼東西，硬硬的，亮亮的，像刀刃上反射的光。

她又回了趟小賣部，關了門，在櫃子裡翻了很久，翻出一件壓箱底的藏藍色呢子大衣。這大衣是幾年前周文斌帶她去縣城商場買的，買的時候花了三百多塊，她嫌貴，周文斌說“你現在好歹是重點中學老師的家屬，穿得太寒酸了我冇麵子”。她買回來之後捨不得穿，一直壓在箱子底下，逢年過節纔拿出來穿一次，穿完了又疊得整整齊齊放回去。

她把大衣穿上，在鏡子前照了照。大小還合適，就是肩膀那塊撐不起來了——她比幾年前又瘦了不少。

到縣城中學的時候，下午兩點半。太陽掛在教學樓頂上，把操場上那麵紅旗照得鮮紅。學生們三五成群地在校園裡走來走去，有的抱著籃球往操場跑，有的坐在花壇邊看書。沈盼娣穿過操場的時候，有幾個學生好奇地看了她一眼，大概在想這個穿呢子大衣的中年女人是誰的家長。

她走到教學樓門口，正好碰上講座結束。階梯教室的門開了，學生們湧出來，然後是老師們，三三兩兩地夾著公文包往外走。沈盼娣往旁邊讓了讓，站在花壇邊等著。

然後她看見了周文斌。

他從階梯教室裡走出來，還是那身深藍色的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手裡端著個保溫杯，臉上掛著那種她在孃家灶房裡從來冇見過的笑容——溫和，從容，恰到好處。他身邊跟著幾個年輕老師，有男有女，正在熱烈地討論著什麼。走在周文斌最近旁的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女人，穿著一件米色的風衣，燙著捲髮，手裡也端著保溫杯，側著頭聽周文斌說話，眼神亮晶晶的，嘴角掛著笑。

沈盼娣認出了那張臉。周文斌的同事，姓高，教英語的。去年學校元旦晚會的照片裡，她就站在周文斌旁邊，笑得跟朵花似的。當時沈盼娣看到了那張照片，冇說什麼，隻當是同事之間正常的合影。可現在她親眼看到這兩個人走在一起的樣子——那種默契，那種親密，那種彼此看一眼就心領神會的自在——她才明白，母親劉桂蘭當年那句“男人讀書多了心眼也多了”到底是什麼意思。

“文斌。”她叫了一聲。

聲音不大，但足夠讓台階上的人聽見。

周文斌的腳步頓了一下。他轉過頭，看見站在花壇邊的沈盼娣，臉上的笑容在那一瞬間凝固了，然後迅速地、幾乎是下意識地，往旁邊挪了半步，拉開了和高老師之間的距離。

“你怎麼來了？”他的聲音壓得很低，快步走下台階，眉頭已經皺了起來。

“你讓我來的。”沈盼娣說，語氣平靜。

“我是讓你去我辦公室，不是讓你在這——”周文斌看了一眼四周，發現幾個同事正在好奇地打量著他們，他的臉色更難看了，“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沈盼娣順著他的目光看了看那些站在台階上的老師，又看了看他身後那個姓高的女人。那個女人也在看她，目光裡帶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不是敵意，更像是一種評估，像是在看一件不合時宜的舊傢俱。

“那去哪兒？”沈盼娣問。

“辦公室，二樓。”周文斌轉身就走，走了兩步又回頭，壓低聲音補了一句，“你等會兒再上來，彆跟著我。”

沈盼娣站在原地，看著他快步走上樓梯。那個姓高的女人跟上他，兩個人並肩消失在樓梯轉角。她聽見身後有兩個女學生在竊竊私語，聲音不大不小，剛好飄進她耳朵裡。

“那是誰啊？”

“好像是周老師老家的親戚吧，看著挺土的。”

“那呢子大衣好舊啊，感覺是十年前的衣服了。”

沈盼娣低下頭，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藏藍色的呢子大衣。她的手指在衣襟上輕輕撫過，心裡有什麼東西碎掉了，又有什麼東西立了起來。

她在花壇邊站了十分鐘。十分鐘後，她整了整衣領，走進了教學樓。

周文斌的辦公室在二樓走廊儘頭，門半開著。沈盼娣走到門口的時候，聽見裡麵傳來周文斌和同事的說話聲。

“……老周，樓底下那個女的是誰啊？”一個男老師在問。

“冇什麼，以前老家的一個鄰居。”周文斌的聲音淡淡的，像是在說一個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人，“來找我辦點事。”

沈盼娣的手停在門把手上，冇有動。

“我看著不像鄰居吧？人家都叫你‘文斌’了，鄰居能這麼叫？”

“真的就是鄰居。她媽跟我媽認識，托我幫她孩子問問轉學的事。”

沈盼娣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嘴角彎了一下，彎出來的弧度不是笑，是冷。

她推開了門。

辦公室裡坐著三個人——周文斌、剛纔那個男老師、還有那個姓高的女人。三個人正在喝茶聊天，氣氛輕鬆得像是在開茶話會。門被推開的瞬間，所有的聲音都停了。

沈盼娣站在門口，身上是那件被女學生說“好舊”的藏藍色呢子大衣，腳上是一雙穿了四五年的黑皮鞋，鞋頭磨得發亮。她看著周文斌，周文斌看著她，辦公室裡安靜得能聽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文斌，”她的聲音不高不低，清清楚楚，“我是來跟你談離婚的。”

掛鐘滴答。

那個男老師的茶杯停在半空中，嘴巴微微張著，表情像是被人當場扇了一巴掌。姓高的女人低下頭，開始整理桌上的試卷，手指微微發抖，一張試卷掉了下去，飄到地上，她也冇彎腰去撿。

周文斌的臉在一瞬間漲成了豬肝色。他猛地站起來，椅子腿在瓷磚地上刮出一聲刺耳的尖叫。他快步走到門口，壓低聲音，每個字都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你在這兒說什麼瘋話！出去說！”

他伸手去抓她的胳膊。沈盼娣往後退了一步，避開了。

“我就在這兒說。”她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清清楚楚，像是釘子一樣釘在辦公室的空氣裡，“周文斌，我十六年前嫁給你，你那時候是個什麼？月薪三百塊的窮教書匠，連彩禮都是你爹媽東拚西湊借來的。我不嫌你窮，我媽說窮怕什麼，你是有本事的人，以後能出息。我用嫁妝供你讀研究生，又借錢供你讀博士，你在省城讀書那六年，我一個人在鎮上開小賣部，起早貪黑地搬貨上架，冬天手上凍瘡裂得能看見骨頭。六年，我冇問你要過一分錢。”

辦公室裡另外兩個人同時倒吸了一口涼氣。

周文斌僵在門口，臉色由紅轉白，又從白轉青。他張了張嘴，想說什麼，但沈盼娣冇有給他機會。

“現在你是縣重點中學的教研組長了，有頭有臉了，嫌我冇文化了，嫌我土了，嫌我給你丟人了。”她的聲音始終冇有拔高，平平的，穩穩的，像是在陳述一件跟自己無關的事，“剛纔在樓下，你跟誰說我是你老家的鄰居？”

那個男老師手裡的茶杯“哢嗒”一聲擱在桌上，他低下頭，不敢看周文斌。

“還有這位高老師，”沈盼娣轉過身，看著那個坐在桌邊滿臉通紅的女老師，“你放心，我不是來找你麻煩的。你跟他之間的事，我冇興趣管，也不值得我管。我隻是來跟周文斌說清楚一件事——”

她轉回頭，看著周文斌的眼睛。那雙她曾經覺得“特彆有文化”的眼睛，此刻裡麵全是慌張、憤怒和窘迫，像一隻被逼到牆角的困獸。

“周文斌，婚我離。但我的嫁妝、我借的錢、我供你讀書那六年花的所有開銷，一分不少，你得還給我。”

周文斌的臉上終於恢複了血色——但那不是正常的紅，是惱羞成怒的紫紅。他向前邁了一步，嗓門也大了起來：“沈盼娣，你瘋了吧你？當著我同事的麵胡說八道什麼！誰供我讀書了？那都是咱倆的共同財產！你有什麼證據說那些錢是你一個人的？你一個開小賣部的，一個月掙幾百塊，能供我讀六年書？”

沈盼娣看著眼前這張扭曲的臉，忽然笑了。那笑容裡冇有半分歡喜，隻有一種徹徹底底的、把所有人都看透了的悲涼。

“我冇有什麼證據，”她說，語氣平淡得像一碗放涼了的白水，“可你有良心嗎？”

周文斌張著嘴，像一條被扔上岸的魚，嘴巴一張一合，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十六年前你到新華書店門口接我的時候，穿著什麼你還記得嗎？白襯衫，袖子上的釦子扣得整整齊齊。我那會兒覺得，這個男人真體麵。”沈盼娣看著周文斌，像是在看一個已經散場了的電影螢幕，“那件白襯衫，領口脫線了，你自己補過。你看的書，全是圖書館借的，一個月買一本書的錢都冇有。可我還是覺得你有本事，你以後能出息。我瞎嗎？我冇瞎。你確實出息了。”

她頓了一下，環顧了一圈這間窗明幾淨的辦公室，目光掃過牆上貼的榮譽證書、辦公桌上嶄新的電腦和列印機、書架上整整齊齊的教學用書。

“這間辦公室裡每一樣東西，”她說，“都有我沈盼娣的血。”

走廊裡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圍了七八個看熱鬨的學生，門外的窗戶邊也探著幾顆好奇的腦袋。辦公室裡那個男老師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臉上的表情跟吃了蒼蠅一樣難受。姓高的女人低著頭，盯著桌麵上的試卷，耳根紅得像要滴血。

周文斌終於反應過來了。他猛地轉身，“砰”地一聲把辦公室的門關上，把那些好奇的目光擋在外麵。然後他轉過身，壓低聲音，但聲音裡的怒意已經壓不住了：“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剛纔說了，婚我離，錢你還我。”沈盼娣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展開，放在辦公桌上。那是一張字條，上麵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這些年她借過的錢、花掉的嫁妝、為供他讀書而多乾的那幾份零活。每一筆都記得清清楚楚，精確到元，精確到角。

“這是明細。你看看有冇有漏的。如果有漏的，你再補上。”

周文斌拿起那張字條，隻看了一眼，手就開始發抖。那上麵的金額加起來，將近十五萬。在零幾年，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你瘋了！十五萬！我去哪兒弄十五萬給你？”

“你不是縣重點中學的教研組長嗎？”沈盼娣的語氣還是那樣，不緊不慢的，“你不是有頭有臉的周老師嗎？十五萬對你來說不算什麼吧。”

周文斌把那張字條揉成一團，攥在手裡，指節捏得哢哢響。他盯著沈盼娣，眼睛裡的怒火幾乎要把鏡片燒穿。

“沈盼娣，我當初真是瞎了眼了，娶了你這麼個潑婦！”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嗓門冇有壓住。辦公室的門雖然關著，但隔音並不好，走廊裡傳來一陣竊竊私語。

沈盼娣愣了一下。

潑婦。

她這輩子，被人說過很多難聽的話。母親說她“不知好歹”，鄰居說她“冇本事拴住男人”，女學生在背後說她“土”，姓高的女人在心裡說她“配不上”。但“潑婦”這個詞，還是第一次有人當麵甩到她臉上。

她站在原地，看著周文斌那張因為憤怒而扭曲的臉。這張臉她看了十六年，從未像此刻這樣陌生。她忽然想起當年他第一次打她——那是他博士畢業那年，兩個人因為搬不搬家的事吵架，他喝了酒，一巴掌甩在她臉上。她摔在地上，後腦勺磕在門框上，耳朵嗡嗡響了三天。第二天早上，他跪在她麵前道歉，說是一時衝動，求她彆往外說。她冇說。她甚至在心裡替他開脫——他壓力大，喝了酒，不是故意的。

此刻她才知道，動手打人和用嘴殺人，本質上是一樣的。

“周文斌。”她叫了他的名字，聲音很輕，輕得像是怕驚醒了什麼。

周文斌下意識地往後退了半步。他見過沈盼娣哭，見過她沉默，見過她逆來順受地低頭認錯，但他從來冇有見過她這樣的眼神——平靜，安靜，像一潭死水裡忽然倒映出了冷冽的月光。

沈盼娣冇有大聲說話，也冇有動手。她隻是站在那裡，用那雙被歲月磨得不再明亮的眼睛，靜靜地看了周文斌三秒鐘。

然後她伸出手，把周文斌攥在手裡的那張紙團拿了回來。她動作很慢，很穩，把紙團展開，攤平，重新放在辦公桌上。

“周老師，”她改了口，不是“文斌”，是“周老師”，語氣客氣得像是在跟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說話，“你既然說我是潑婦，那我就把話放在這兒——離婚協議我下午就去打。錢，我不要了。十五萬就當是我沈盼娣瞎了眼十六年的學費。”

她轉過身，手已經搭在門把手上了，忽然又停住了。她冇有回頭，隻是側過臉，用眼角的餘光看著那個僵在原地的男人。

“對了，你剛纔在樓下，跟誰說我是你老家的鄰居來著？”

周文斌的嘴唇動了動，冇有發出聲音。

沈盼娣笑了笑，那笑容淡得像一陣風就能吹散。

“十六年了，我給你做過一千多頓飯，洗過八千多次衣服，你穿過的每一件乾淨的襯衫、吃的每一口熱飯、拿的每一個學位證，都有我沈盼娣的一份。你嫌我冇文化，嫌我土，嫌我在你同事麵前丟你的人，可你有冇有想過——”

她轉過身，看著他，眼睛裡冇有淚，隻有一把燒了十六年終於燒穿天的火。

“如果我不土、不窮、不傻，我會嫁給你？”

她拉開了門。

走廊裡安靜得可怕。那些湊在門口的學生紛紛往後退，讓出一條路。他們看到沈盼娣從辦公室裡走出來，脊背挺得筆直，腳步不緊不慢，像是在走一條她已經走了很久、終於快要走到頭的路。

那個男老師在辦公室裡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小聲嘀咕了一句什麼，冇人聽清。姓高的女人終於彎下腰把地上的試卷撿了起來，手指還在抖。

周文斌站在門口，看著沈盼娣的背影消失在樓梯轉角。他臉上的表情很奇怪——有憤怒，有狼狽，有在同事麵前顏麵儘失的羞恥，還有一種他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若隱若現的恐慌。

好像他用了十六年才意識到，他丟了一樣再也找不回來的東西。

沈盼娣走出教學樓，穿過操場，走出了校門。

門頭上“立德樹人”四個燙金大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她冇有抬頭看，徑直走向公交站。藏藍色的呢子大衣被風吹得衣角翻飛，她伸手按住，手指觸到粗糙的布料——這件她珍藏了好幾年、隻在逢年過節才捨得穿的大衣，今天穿出來了。不是為了給誰看，隻是為了讓自己體麵一點。

上公交車的時候，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十六年前，她在新華書店門口等周文斌。她穿著借來的白裙子，緊張得手心冒汗。周文斌遲到了十分鐘，跑過來的時候滿頭大汗，手裡舉著一支快要化掉的雪糕，對她說——“對不起，等久了吧。”

那是她這輩子聽到過的，最真誠的一句道歉。

從那以後，他再也冇有對她說過“對不起”。即使打她，即使騙她，即使當眾把她的手甩開，他也冇有再說過那三個字。

公交車發動了，引擎轟鳴著淹冇了窗外的喧囂。沈盼娣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她冇有擦，就那麼讓它淌著。公交車晃晃悠悠地駛出縣城，駛過那些她走了無數遍的田間公路，路兩邊的稻子已經黃了，沉甸甸的稻穗在風裡搖著頭。

到了鎮上，天已經擦黑了。沈盼娣走回小賣部，拉開捲簾門，坐在櫃檯後麵。貨架上那些五顏六色的零食包裝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安靜。她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喂？”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利落的女聲。

“四妹，”沈盼娣的聲音沙啞但平穩，“是我。我離婚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然後沈念娣的聲音傳過來，語氣還是那個不冷不熱的樣子，但每一個字都穩穩噹噹的，像一隻接住了她的手臂：“你在哪兒？我開車去接你。”

沈盼娣報了小賣部的地址，掛了電話。

她坐在櫃檯後麵，等四妹來接她。屋裡很安靜，隻有冰櫃壓縮機嗡嗡地轉動。她看著那些她守了十六年的貨架，看著地上被她踩得發亮的磚縫，看著牆上一張發黃的營業執照——上麵經營者一欄，寫著她的名字。

原來這個家，從一開始就是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