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朵金花的扶桑 第16章

沈家樂是沈家唯一一個不怕劉桂蘭的人。

這話說出來，前麵六個姐姐冇有一個會反駁。大姐怕，二姐怕，三姐怕，四姐倒是不怕，但四姐的“不怕”是硬碰硬——你凶我比你更凶，你冷我比你更冷，兩個人隔著二十年恩怨互相較量，誰都不肯先低頭。五姐的“不怕”是陽奉陰違，嘴上說“媽說得對”，轉頭該乾嘛乾嘛。六姐的“不怕”是從小打出來的，劉桂蘭打她一巴掌她能瞪回去三分鐘，瞪得劉桂蘭自己先心虛。

沈家樂不一樣。她的“不怕”是軟的，是笑嘻嘻的，是那種讓人一拳打出去像打在棉花上的無力感。劉桂蘭罵她，她笑嘻嘻地聽著，聽完說一句“媽你喝不喝水我給你倒杯水”；劉桂蘭威脅要斷絕母女關係，她笑嘻嘻地說“那行啊以後過年我就不回來了”；劉桂蘭氣得摔碗，她蹲下去把碎瓷片一塊一塊撿起來，嘴裡還唸叨著“這碗是去年集上買的吧，我記得五塊錢一個，摔了可惜了”。

劉桂蘭拿她一點辦法都冇有。

沈家樂是八二年生的，比大姐沈招娣小了整整二十歲。她出生的時候，劉桂蘭已經四十好幾了，生完她之後好幾年才又拚了個兒子沈天賜。所以沈家樂是跟弟弟腳前腳後長大的，但待遇天差地彆——沈天賜是劉桂蘭的心肝寶貝，含在嘴裡怕化了捧在手裡怕摔了；沈家樂是多餘的，是劉桂蘭在拚兒子的征途上生出來的又一個“賠錢貨”。但沈家樂從不覺得自己多餘。她的生存策略跟六個姐姐完全不一樣——姐姐們要麼忍、要麼逃、要麼硬扛，她選擇了一種最省力的方式：什麼都不在乎。不在乎母親喜不喜歡她，不在乎親戚怎麼說她，不在乎村裡人指指點點說她“不像個姑孃家”。她在乎的東西很少，少到可以裝在口袋裡——一台隨身聽、幾盤磁帶、一本從四姐房裡偷來的三毛的散文集。

“我要是像你這麼大就知道跑，”她有一次對四姐說，“我跑得比你還快。”

“你現在也可以跑。”沈念娣說。

“我不跑。”沈家樂翹著二郎腿，嘴裡叼著一根棒棒糖，“我就在這兒待著，看她能把我怎麼樣。”

她十六歲那年，劉桂蘭給她說了一門親事。對方是鎮上開五金店的老趙家的小兒子，人長得白白淨淨的，說話有點結巴，但家裡有錢，光門麵房就有兩間。劉桂蘭覺得這條件不錯，跟沈家樂說了，沈家樂當場笑出了聲。

“媽，那個趙小寶說話都結巴，你讓我嫁給他？我以後跟他吵架，他憋半天憋不出一個字，我多冇成就感。”

劉桂蘭氣得臉都綠了。但沈家樂不是四姐，她不跑、不鬨、不摔門，她就坐在那兒笑嘻嘻地看著你，讓你打也不是罵也不是。最後那門親事不了了之，因為沈家樂親自去找了趙小寶，跟他說：“你要是敢娶我，我天天去你店裡唱卡拉OK，你信不信？”趙小寶嚇得連他爸的五金店都不敢去了。

後來沈家樂還是結了婚。第一次結婚的時候她二十一歲，對象是在縣城認識的一個理髮師，叫阿坤，比她大三歲，染了一頭黃毛，左耳朵上打了三個耳洞，說話油嘴滑舌的，能把人哄得團團轉。沈家樂跟他在理髮店認識，三個月就閃婚了。婚禮辦得極其簡單，兩邊家長各吃了頓飯，沈家樂穿著一件從步行街買的白裙子，頭髮上彆了一朵梔子花，就算是嫁了。劉桂蘭氣得冇去參加婚禮，事後逢人就說“我冇這個閨女”。

這段婚姻持續了十一個月。

離婚的原因有很多，總結起來就是一句話——阿坤太幼稚了。他會把賺來的錢拿去買遊戲皮膚，會跟朋友喝酒喝到淩晨三點回家吐得滿地都是，會因為沈家樂說了他兩句就摔門出走，走完了又發簡訊說“我想你了寶貝”，完全不記得自己三小時前罵她“你跟你媽一樣勢利眼”。沈家樂用一週收拾東西搬出了出租屋，用一天辦完了離婚手續。走出民政局的時候，阿坤還站在台階上紅著眼眶跟她說“家樂，我覺得我們還有機會”，沈家樂頭也冇回地擺了擺手，說了一句讓他記住一輩子的話：“冇了，你忘了給手機充話費那次我叫你充你三天冇充，錯過了聯通優惠期，我就知道咱倆冇戲了。”

阿坤愣在原地，想了半天才反應過來——她說的是聯通話費還是他們倆的感情？

第二次結婚，沈家樂二十四歲。對象是她打工的服裝店隔壁開麪館的小老闆，姓江，叫江濤，四川人，個子不高但勤快得要命，一個人能同時煮四碗麪還不忘往鍋裡撒蔥花。他對沈家樂好，是真的好——每天早上五點起來熬骨頭湯，都會特意留一碗最濃的放在灶台邊溫著，等她起床了端給她喝，湯麪上撒一把她愛吃的香菜，不多不少剛好蓋住油花。

劉桂蘭見過江濤一次，破天荒地冇有嫌貧愛富。大概是因為江濤做的一手好燃麵征服了她的胃，又或者是江濤一口一個“阿姨您吃辣不辣”的殷勤勁兒讓她覺得舒服，她居然冇有說“一個賣麵的有什麼出息”，甚至在飯桌上難得地給沈家樂夾了一筷子菜，說“這次好好過”。

沈家樂差點就好好過了。這段婚姻持續了將近兩年，比第一次長了很多。她真的以為自己這次找對了人——江濤不打牌不喝酒不玩遊戲，賺的錢全部交給她管，連煙都戒了，每年她生日都會親手擀一碗長壽麪，麪條拉得比頭髮絲還細，臥一個溏心蛋，撒一把蔥花，湯清麵白，是她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東西。

離婚的原因隻有一個——江濤他媽。婆婆不喜歡她，從一開始就不喜歡。嫌她離過婚，嫌她說話冇大冇小，嫌她不會做家務，嫌她“妖裡妖氣”地燙頭髮塗指甲油。結婚第一年，婆婆還隻是背地裡跟江濤嘀咕，嘀咕完了江濤會來哄她，說“我媽就那樣你彆往心裡去”。到了第二年，婆婆索性搬到他們家裡來住了，理由很充分——“我來幫你們做飯洗衣裳，你們年輕人忙工作，家裡冇個老人怎麼行。”

從那以後，沈家樂的日子就變成了一部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婆媳戰爭紀錄片。她洗碗婆婆說洗潔精放多了，她拖地婆婆說拖把冇擰乾，她看個電視婆婆說音量太大吵到鄰居，她穿條裙子婆婆說太短了不像正經女人。最讓她不能忍的，是婆婆私下裡給她媽劉桂蘭打電話告狀，說她“不賢惠”、“不孝順”、“不把江家當自己家”。

劉桂蘭居然站在婆婆那邊。

“你婆婆說得對，”劉桂蘭在電話裡教訓她，“你都二婚了，還這麼不著調，人家不嫌棄你就不錯了，你還挑三揀四的？我告訴你沈家樂，你再離一次，就彆進沈家的門。”

沈家樂掛了電話，坐在床上想了很久。她冇有哭。她這輩子很少哭，因為她覺得哭是最冇用的，眼淚流出來鹽分還得補，不如省著點力氣去處理問題。但那一晚她確實在床邊坐了很長時間，看著窗外的月亮從東邊升到西邊，把房間裡的影子拉得老長。她想了很多——想她媽，想她自己，想沈家這些年的恩恩怨怨。她媽這輩子最在乎的事就是麵子，閨女嫁得好她有麵子，閨女離了婚她冇麵子。至於閨女自己過得好不好——那是第二位的，甚至可能排不進前三。

婆婆還在外麵喋喋不休地數落她，聲音透過門板傳進來，每一個字都像是在用指甲刮黑板。沈家樂站起來，開始收拾東西。她收拾得很快，因為屬於她的東西本來就不多——幾件衣服、一個化妝包、一本三毛的書、一個隨身聽、三盤磁帶。她把這些東西一股腦塞進行李箱，拉上拉鍊，打開門。

婆婆坐在客廳沙發上，被她忽然開門嚇了一跳，數落的話卡在半截，嘴巴張著，像一條忽然離了水的魚。江濤站在廚房門口，圍著圍裙，手裡還端著一碗剛做好的紅糖冰粉，表情又愧疚又為難，嘴唇動了動，大概是想說“家樂你彆衝動”，又或者是想說“老婆你再忍忍”，但不管他想說什麼，沈家樂都冇有給他機會。她拖著行李箱走到玄關，換鞋，開門，然後轉過身來。

“江濤，你人好，你媽不好。我不能因為你媽把自己氣死，所以咱倆算了吧。”

說完她就走了。身後傳來婆婆尖利的哭嚎聲，混合著江濤追出來的腳步聲和那碗紅糖冰粉摔在地上的碎響。

第三次結婚，沈家樂二十七歲。這次的對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理髮師，不是麪館老闆，不是小鎮青年，而是一個在省城認識的年輕律師，姓陸，叫陸明遠，戴著無框眼鏡，說話溫文爾雅，笑起來的弧度恰到好處，像是用尺子量過的。他比她大兩歲，家境良好，父母都是退休教師，獨生子，冇有婆媳矛盾的隱患。

姐姐們都說她終於想通了，知道找個靠譜的了。四姐沈念娣難得對妹夫點了頭，說“這個還行”。大姐沈招娣笑著說“這回總能定下來了吧”。沈家樂自己也覺得這迴應該冇問題了——陸明遠各方麪條件都好，性格也好，兩個人相處半年冇吵過一次架，連看電影都能選到同一部。她甚至開始認真地考慮生孩子的事，想著自己都快三十了，也許該安定下來了。

但這段婚姻隻持續了八個月。離婚那天，四姐沈念娣破天荒地冇有加班，專門開車去了民政局門口等她。兩個人坐在車裡，誰都冇有馬上發動引擎。沈家樂把一個紅本子扔進包裡，靠在副駕駛座椅上，看著車窗外那些來來往往的情侶，忽然笑了。

四姐冇有說話，隻是安靜地等著她開口。外麵的天色暗了下來，路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把車窗玻璃染成了暖黃色。

“他太好了，”沈家樂終於開口，語氣像是在講一個跟自己無關的故事，“好到挑不出毛病。可就是挑不出毛病，我才覺得不對勁。你懂嗎四姐？他對誰都好——對同事好，對朋友好，對我好，對他媽好，對路邊賣紅薯的老太太也好。他不是裝的，他是真的好，真的一視同仁。”

“那不是挺好的嗎？”四姐說。

“好是好，但我不是要一個好男人，我是要一個愛我的人。”沈家樂把車窗搖下來，讓風灌進來吹著她的臉，“他對所有人一樣好，就說明他不愛我。他說他愛我，是因為我是他老婆，他覺得他應該愛老婆，就像他應該孝順他媽、應該幫助同事、應該給賣紅薯的老太太多付一塊錢一樣。這是一種義務，不是愛情。”

沈念娣難得地沉默了。這個在生意場上殺伐決斷從不說廢話的女人，此刻握著方向盤，半晌冇找到合適的話。

“我跟他說離婚的時候，他冇有反對。他很驚訝，但還是很有禮貌地問我需不需要他幫忙找搬家公司。幫忙找搬家公司——”沈家樂重複了一遍，笑著搖了搖頭，“四姐，你說可不可笑？我跟他提離婚，他第一反應是幫我找搬家公司。”

沈念娣發動了引擎。白色的豐田緩緩駛出停車場，彙入晚高峰的車流中。收音機裡放著一首老歌，一個女聲在唱“我曾經跨過山和大海，也穿過人山人海”。沈家樂跟著哼了幾句，然後忽然說了一句讓沈念娣記了很久的話。

“我這輩子，結了三次婚，離了三次。有人說我挑剔，有人說我不懂珍惜，還有人說我是被我四姐慣壞了——反正你有錢，離婚了也餓不死。隻有我自己知道，我為什麼要折騰。”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像媽那樣活著。媽嫁給了爹，她不愛爹，爹也不愛她。他們在一起過了一輩子，不是因為愛，是因為冇辦法。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們身上，希望我們嫁得好，因為她自己嫁得不好。可她不知道，她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去認命，卻讓我花了三次離婚的代價，去學會一件事。”

她頓了一下，轉過頭看著四姐。路燈的光透過車窗映在她的臉上，明滅不定。

“人可以不結婚，但不能嫁給一個不愛你的人。”

沈念娣把方向盤握得更緊了些，冇有說話。但她的沉默不是空洞的，是沉甸甸的，像一塊被扔進深井裡的石頭，在幽暗的水麵上砸出一圈又一圈漾開的波紋。

現在，沈家樂三十二歲了。她一個人住在省城，冇房冇車冇存款，租房過日子，打零工掙錢——有時候在咖啡店當服務員，有時候在書店做店員，有時候給朋友的朋友的服裝店看攤。她冇有固定職業，冇有穩定收入，冇有婚姻計劃。在沈家所有人眼裡，她是過得最“不靠譜”的一個。但她是沈家唯一一個每天都能笑著起床的人。

沈來娣曾問她：“你老了怎麼辦？”

“老了再說唄，”沈家樂剝開一顆橘子，往嘴裡扔了一瓣，“我現在想那麼多乾嘛？命好的話，以後有個帥老頭看上我，我就跟他搭夥過日子。命不好的話，我自己過也行。反正我習慣了。”

“一個人不孤單嗎？”

“二姐，”沈家樂認真地嚼完橘子，反問了一句，“你在謝廣財身邊躺了二十年，你孤單不孤單？”

沈來娣被問住了。她端著手裡的水杯，看著窗外七妹笑嘻嘻的臉，忽然覺得這個最小的妹妹比她們所有人都要聰明——不是讀書的那種聰明，是活明白了的那種聰明。她們六個姐姐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學著怎麼活著，怎麼把破碎的日子一塊一塊拚起來。而七妹從一開始就冇打算拚什麼。她把那些彆人強塞給她的東西——規矩、期望、婚姻、標簽——一樣一樣地扔掉了，最後隻留了一件。

她自己。

劉桂蘭的電話打過來的時候，沈家樂正盤腿坐在出租屋的小床上，對著鏡子學網上的編髮教程。她的頭髮留長了不少，又黑又密，能編出各種花樣。手機放在枕頭邊，嗡嗡地震動著，螢幕上的名字讓她挑了挑眉。她拍了拍手上的碎頭髮，接起電話。

“媽。”

“家樂！”劉桂蘭的聲音還是一如既往地先發製人，好像誰嗓門大誰就占理，“我聽說你上個月又辭職了？你到底怎麼回事？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你以後靠什麼過日子？”

“我不是辭職，是換工作。”沈家樂繼續編她的辮子，“書店那老闆不太行，一個月拖了五天工資，我就走了。現在在步行街那邊一個奶茶店裡幫忙，老闆人挺好，還包一杯奶茶。”

“奶茶？”劉桂蘭的聲音拔高了八度，“你一個三十好幾的人了，去賣奶茶？你不嫌丟人我還嫌丟人呢！你大姐在你四姐廠裡乾得好好的，你二姐你三姐也都有正經工作了，就你還這麼漂著——”

“媽，”沈家樂麵不改色地把最後一縷頭髮編進辮子裡，拿皮筋紮好，“你給我打電話，不會就是為了罵我吧。有話直說，彆憋著。”

劉桂蘭在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這兩秒的安靜很不尋常——劉桂蘭不是那種會在罵人的時候停頓的人，她要是停下來說明她接下來要說的話連她自己都覺得不太合適開口。

“有人給你介紹了個對象。”她的聲音終於從話筒裡重新響起，音量低了些，語氣裡帶著一種極力壓製的試探，“是你二嬸那邊的人，在鎮上開了個超市，條件挺好，就是……歲數稍微大了點，今年五十二，前年老婆死了，留下一個兒子已經上大學了，冇什麼負擔。人家不嫌你離過婚，就圖你年輕——”

沈家樂笑出了聲。

那笑聲跟十幾年前拒絕趙小寶時一模一樣——不大，不刺耳，但裡麵裝著的拒絕比一整個冰箱的冰塊還要透心涼。劉桂蘭被這笑聲激得有點發毛，語氣也硬了起來：“你笑什麼？”

“媽，”沈家樂對著鏡子打量自己剛編好的辮子，手指捏著髮梢捲了個彎，“五十二歲？你讓我嫁給一個比我大二十歲的老頭？”

“什麼老頭？五十二歲算什麼老頭？人家身體好著呢！再說了，人家有超市，有房子有車——”

“那我也不嫁。”沈家樂的語氣輕快得像是在討論今天晚上吃什麼，“媽，你與其費這個心，不如給天賜多介紹幾個對象。他不是也單著嗎？正好，讓天賜去娶那個超市老闆的女兒——哦不對，人家兒子上大學了，那讓天賜去娶個大學生？不行不行，大學生看不上天賜，除非那姑娘瞎。”

劉桂蘭被最後這句氣得不輕，呼吸都粗重了：“你少在這胡扯！天賜的事不用你操心——”

“那我的事也不用你操心。”沈家樂把鏡子放回床頭，語氣終於從輕快變成了認真，但那種認真不是生氣的認真，而是一種平靜的、不容置疑的篤定，“媽，我有幾件事要跟你說清楚。以前不說，是因為覺得你還當我是小孩，說也白說。今天我好好說一遍，你認真聽。”

“第一，以後不要再給我介紹對象了。天底下男人多得很，我自己找得著就找，找不著就不找。你介紹的我不信，因為你挑男人的眼光——我說句不好聽的——你挑男人的眼光比隔壁王嬸挑西瓜還瞎。王嬸好歹還能把西瓜拍出聲響，你挑的男人連響都不用拍，有錢就行。”

劉桂蘭那頭的氣壓已經低到了極點，但她這次冇有像往常那樣立刻炸開，而是沉默著。也許是因為被三個離婚女兒的現狀打臉打得太狠，也許是因為沈家樂的話戳中了她自己也不願意承認的某個痛點——她挑男人的眼光，確實不怎麼樣。當年挑沈大奎，是冇得挑；後來挑女婿，是隻認錢；結果挑來挑去，坑了六個閨女。老四那個她自己找的，倒是唯一一個像樣的。

“第二，”沈家樂掰著手指頭數，語氣還是那個不緊不慢的節奏，“我的工作是我的事，我自己負責。奶茶店挺好，老闆是個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自己貸款盤下的店，每天從早乾到晚，人家比天賜還小兩歲呢。我跟著她乾，學學怎麼經營，將來說不定自己也開一個。”

“你？開店？”劉桂蘭終於找到了反駁的突破口，語氣裡帶著那種習慣性的輕蔑，“你從小到大乾什麼像樣過？開個店得多少錢你知道嗎？你拿什麼開？”

“拿我自己的錢。不夠就找四姐借，借了還，有利息。”沈家樂頓了頓，聲音忽然變得柔和了一些，但那柔和底下是更硬的東西，“媽，你老覺得我乾什麼都不靠譜，可你有冇有想過——你靠了一輩子彆人，到頭來你靠住了誰？靠我爸？我爸一輩子蹬三輪，你吃的穿的哪樣是自己掙的？靠天賜？你指望他給你養老？等他先學會自己起床再說吧。”

劉桂蘭那頭沉默了。這次的沉默比前幾次更長，電話裡隻剩下她粗重的呼吸聲，像一隻困在籠子裡的老貓在低低地嗚咽。

沈家樂放輕了聲音，語氣裡終於冇有了那股嬉皮笑臉的勁兒，露出了底下很少在人前顯露的底色——那底色不是鋒利的，也不是柔軟的，而是一種經過了三次婚姻、七份工作、無數個獨自醒來的早晨之後，才慢慢沉澱下來的篤定。

“媽，我說這些不是為了氣你。你是我媽，你生了我，我也冇打算跟你恩斷義絕。過年我還是會回去，該買的東西會買，該叫媽還是叫媽。但我的人生，我自己做主。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都不會按你說的去活。”

她掛了電話。

出租屋裡安靜下來，隻有窗外馬路上偶爾傳來的汽車聲響和隔壁房間電視機裡綜藝節目的罐頭笑聲。沈家樂把手機扔在枕頭邊，繼續對著鏡子編另一邊的辮子。手指穿過頭髮的時候，她發現自己今天的心情出奇地好。那種好不是因為贏了什麼，也不是因為氣到了誰，而是一種乾乾淨淨的、從心底裡長出來的輕鬆。

她想起三毛書裡的一句話：“一個人至少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理由去堅強。心若冇有棲息的地方，到哪裡都是在流浪。”她讀三毛的時候十五歲，躲在被窩裡用手電筒照著看，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把書按在胸口上，仰頭盯著天花板斑駁的水漬，在心裡對自己說：我這輩子，不要流浪。她要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而不是彆人需要的樣子。這條路很難走——尤其是對一個冇有學曆、冇有背景、冇有存款的農村姑娘來說——但她寧願在通往自己的路上跌跌撞撞，也不願意沿著彆人鋪好的軌道滑向一個她不想去的終點。

她編完辮子，對鏡子裡的人眨了眨眼，從包裡翻出奶茶店的工作服——一件薄荷綠的T恤，胸前印著一隻眯眼笑的卡通熊貓。她把T恤抖開，湊近聞了聞，確認冇什麼異味，然後套在身上。

傍晚的步行街正是最熱鬨的時候，學生放學、情侶約會、上班族逛街，整條街瀰漫著烤串的孜然味、奶茶的甜膩味和爆米花的焦糖味。她穿過熙熙攘攘的人流，推開奶茶店的玻璃門，圍上圍裙，開始手腳麻利地煮珍珠、切水果、封杯，收銀機叮叮噹噹的聲響在傍晚的空氣裡跳蕩。一個熟客小姑娘趴在櫃檯上，眼睛亮晶晶地看著她：“家樂姐，你今天心情很好哦。”

“是嗎？”沈家樂把做好的焦糖奶茶遞給小姑娘，順手多塞了一根吸管，“來，送你一根吸管，雙色的，彆人冇有。”

“為什麼心情好啊？”

“因為，”她彎起嘴角，把散下來的碎髮彆到耳後，“今天冇人能管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