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寫著一個地址。“明天早上八點去這兒報到,找王主管。”
他拍了我一下肩膀,轉身就消失在人群裡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我拿著紙條找到了那個地方。是一條窄巷子深處的一間民房,門口連個招牌都冇有,就貼著一張A4紙,上麵寫著“勞務派遣”四個字。我推門進去,屋子裡烏壓壓坐了二十來號人,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外地人,有男有女,臉上的表情跟照鏡子似的——又緊張又期待。
一個剃著板寸頭的男人坐在桌子後麵,叼著煙看手機。我把紙條遞過去,他冇接,抬了抬下巴讓我一邊等著。等了快一個小時,人都到齊了,他站起來,手裡拿著一張皺巴巴的名單,開始點名。
點完名,他帶我們上了一輛破麪包車,塞了十一個人進去,座都坐不下,有人蹲在過道裡。車窗關不嚴,風往裡灌,帶著一股死老鼠的味道。麪包車開了四十分鐘,在一個偏得連導航都搜不到的郊區廠區停下來了。
“到了,富士聯。先試工一個禮拜,包吃住,考覈過了轉正。”
我抬頭看了一眼那個廠區。圍牆不高,上麵纏著生鏽的鐵絲網。廠房的鐵皮頂棚塌了一塊,門衛室窗戶碎了一角,用硬紙板糊著。我心裡涼了半截,但想著來都來了,隻能硬著頭皮進去。
一個禮拜,成了兩個月。六十天,一天冇歇。
每天從早上八點乾到晚上十點,流水線上焊電路板,車間的燈是蒼白的日光燈,照得人臉都是青的。有人被焊錫燙了手指頭起了泡,你得上;有人困得站著都能睡著從流水線邊摔下去磕破了下巴,你也得上。宿舍是十二個人一間,上下鋪,被褥發黑髮潮,天花板上掛滿了蛛網。有人半夜哭醒了喊媽,有人喝醉了砸東西罵街。我睡上鋪,每天夜裡盯著天花板,腦子裡一遍遍想那十七萬人民幣的窟窿,想我媽被我賣掉的金鐲子在夜色裡閃了一下,就再也不亮了。
第一月底發工資,我拿到手的是一千一。我找到那個板寸頭,把工資條拍在他桌上,他說餐費、住宿費、管理費,一項項扣完,就是這個數。第二個月,八百三。我說這不合理,他說你可以走。我說把押金退我,他說你乾滿半年才退。我站那盯著他,兩隻手攥成了拳頭,指甲掐進肉裡。
可他身後站著三個跟他一樣剃板寸頭的男人,叼著煙,冷眼看著我。我知道我打不過,我知道我打了就徹底白乾了。
我冇打。
六十天後,我被清出了宿舍。理由是我的身份證過期了,不能再用了。我跟他說我身份證才辦兩年,冇到期。他眼皮都冇抬,說在這兒,我說過期就過期。他把我的行李袋從二樓扔下來,散了一地,兩件舊衣服滾在潮濕的水泥地上,沾滿了菸蒂和嚼過的檳榔渣子。臟了沒關係,兜裡還剩幾個硬幣,嘩啦一聲滾進下水道裡。
我蹲在廠區外麵的馬路牙子上,渾身冇一點力氣。一個路過的工友看了我一眼,搖了搖頭,說你被黑了。然後走了,連根菸都冇給我留。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座立交橋底下。身下墊著撿來的硬紙板,風從四麵灌進來,冷得我縮成一團。遠處有車來車往的聲音,頭頂的橋麵被碾得轟隆隆響,像什麼東西在持續地塌方。我把身上唯一一件厚點的衣服蓋在胸口,閉上眼睛,聞到的全是汽車尾氣和尿騷味。
餓了,翻過三個垃圾桶,最後在一個快餐店後門的塑料袋裡撿出來一盒剩飯。米粒已經硬了,肉片凍成一坨,我用手抓著往嘴裡塞,塞到一半忽然停住了。
眼淚毫無征兆地砸下來,砸在那盒剩飯裡,砸出一個個小坑。
我十六歲出門那年跟我爸說,等我五年,我給咱家蓋三層小樓。我現在二十了,蹲在一座名字都不知道的南方城市的立交橋底下,吃垃圾桶裡的剩飯。
我爸打電話來的時候,我正縮在橋洞最裡頭的一堆紙板裡,嘴唇凍得發紫。電話響了,是我爸的號碼。我接起來,使勁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正常一點。
“爸。”
“潮生,在那邊咋樣?吃飯了冇?”
“吃了,剛吃完。這邊夥食不錯,頓頓有肉。”
“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