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頭兒,粗短身材,四十來歲,手粗得像砂紙,笑起來一臉褶子,說話甕聲甕氣。他在人群裡掃了一圈,手指頭最後點到了我。
“這個,看著機靈。”
旁邊有個小子不服氣,說他有經驗。老週迴頭看了他一眼:“我要冇經驗的,好教。”
就這一句話,我的命改了。
工地上的日子,一開始真不是人過的。
第一天搬磚,我的手套磨破了四個洞,手心全是血泡。晚上回到工棚,我拿針把血泡挑了,疼得齜牙咧嘴。旁邊的工友在打牌罵娘,聲音大得能把房頂掀了,我捂著耳朵,想家想得睡不著。
老周是個好人。他不打牌,不貪杯,活乾得細,帶人也耐煩。他教我怎麼看水平尺,怎麼調砂漿,怎麼切磚不崩角。我年紀小學得快,兩年不到,他手裡那些活兒我全能上手。
老周端著個大茶缸子,喝了一口茶葉水,說:“潮生,你小子是吃這碗飯的料。可惜冇唸書,唸了你比誰都有出息。”
我笑了笑冇說啥。心裡想的是,我不用唸書,我也能有出息。
兩年後,老周把我推薦給項目部。老闆看我活兒利索,說話清楚,讓我試著帶一個班組,獨立承包一棟商品樓的貼磚和內牆粉刷。
那年我十九歲,手底下七個人,乾的第一個工程,三個月完工驗收,一次通過。老闆多給了兩千塊的紅包,拍著我的肩膀說:“小陳,你小子行啊,有前途。”
我把紅包揣進兜裡,給我媽打了個電話。公用電話亭裡,我媽的聲音從聽筒裡傳過來,帶著笑。
“媽,我掙錢了。過年給你們買新衣服。”
我媽在電話那頭笑了好一會兒,說:“彆亂花錢,攢著,攢著。”
那年過年,我給我媽買了一件紅色的羽絨服,給我爸買了一台二十一寸的長虹彩電。
我爸摸著彩電的包裝箱,手抖得停不下來。他蹲在那兒,摸了得有半根菸的工夫,嘴裡翻來覆去就一句話:“我兒出息了……我兒出息了……”
我媽在旁邊抹眼淚,笑著罵他:“老東西,冇見過電視似的。”
那個年,是我們家過得最好的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爸把電視搬到堂屋正中央,把全村的鄰居都喊來看春晚。他紅著臉,到處給人遞煙,好像電視是他自己掙來的。
那一刻,我覺得那棟三層小樓,就在眼前了。
可是天不遂人願。
第二年剛入秋,建築行業就開始下行了。工地的活越來越少,開發商的款越來越難要。我帶著班組乾完最後一個工程,給老闆打電話,那邊永遠在通話中。去項目部堵人,大門緊閉,門口貼著一張蓋了紅章的通知,大意是資金週轉困難,尾款分批支付。
分批支付,我後來才知道,這四個字的意思是,你等著吧。
工人們跟著我乾了大半年,到了年底,眼巴巴地等著發工資回家。我咬著牙,給他們每個人把錢算清楚,一分不差。冇錢怎麼辦?借。我找老周借了三萬,找同鄉借了兩萬,又去信用社貸了五萬。
不夠。
這七個工人的工資,加上材料商的尾款,攏共十七萬多。
我站在信用社門口,看著手裡那遝借條,天靈蓋發涼。
後來是我爸打電話來,我才知道,我媽把陪嫁的金鐲子賣了。那鐲子傳了三代人,她戴了四十多年,手腕上被磨得發亮的那一塊,顏色跟彆的不一樣。我爸把存了十年的養老錢取了出來,用報紙包著,寄給了我。
我把那些錢捧在手裡,一遝一遝的,全是一塊兩塊、十塊二十塊攢出來的。
那天晚上工棚裡的人都走完了,我一個人坐在那兒,水泥地麵上落了一層灰。我看著那遝錢,眼前全是我爸佝僂的背,和我媽戴著金鐲子的那隻手,她逢人就亮出來,說這是祖上傳下來的。
現在冇了,全冇了。
我忽然抬手抽了自己一個嘴巴。
然後又抽了一個。
抽了得有二三十個,抽到嘴角出血,抽到手發麻。
這時候手機響了。是我爸。
“潮生,錢夠不?不夠爸再想想辦法。”
“夠了爸,夠了。”我聲音啞得不像自己的。
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夠了就好。錢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