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曾國藩 第5章 看曾國藩的修煉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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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狀態決定成功的高度\\n\\n【曾國藩語錄】\\n\\n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變化氣質，超凡適度聖？\\n\\n綜觀曾國藩一生的思想傾向，他是以儒家為本，雜以百家為用。上述各家思想，幾乎在他每個時期都有體現。但是，隨著形勢、處境和地位的變化，各家學說在他思想中體現的強弱程度又有所不同，這正反映了曾國藩善於運用各家學說的“權變”之術。\\n\\n曾國藩的同鄉好友歐陽兆熊曾經認為，曾國藩的一生有“三變”：早年在京城時信奉儒家；治理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時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後則轉向了老莊的道家。這個說法大體上勾畫出了曾國藩一生三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征。\\n\\n曾國藩紮實的儒學功底是在作京官那段時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學這塊敲門磚敲開了作官的大門之後，並冇有把它丟在一邊，而是對它進行了深入研討。在新的環境裡，他得到了唐鑒、倭仁等理學大師的指撥，登堂入室，其理學素養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這種身心修養在儒家是一種“內聖”的功夫，通過這種克己的“內聖”功夫，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他還發揮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張經世致用。曾國藩對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深入研求，是他這個時期的重要思想特點，而對於這一套理論、方法的運用，則貫穿於他整個一生。\\n\\n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臨危受命，組織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在這個時期，他尤為鮮明地表現出對法家嚴刑峻法思想主張的推崇。他提出要“純用重典”，認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為治。而且，他還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殘忍嚴酷之名，也在所不辭。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他設立審案局，對所捕農民嚴刑拷打，任意殺戮。他還規定，不完糧者，一經抓獲，就地正法。在他看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這個時候行不通了。\\n\\n曾國藩的老莊思想，始終都有表露。他常表示，於名利之處，須存退讓之心。自太平天國敗局已定，曾國藩即將大功告成之時，這種思想愈益強烈，一種兔死狗烹的危機感時常縈繞在心頭。他寫信給弟弟說，自古以來，權高名重之人冇有幾個能有善終，要將權位推讓幾成，才能保持晚節。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便立即遣散湘軍，並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n\\n世謂曾國藩以禹墨為體，老莊為用，實則曾國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為體，申韓為用（申不害、韓非），1858年以後，始改而趨巽順。如果將曾國藩的一生處世也按三個階段來劃分，亦各有其特點，第一階段，為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時期；第二階段，為擘畫經營，功德圓滿之時；第三階段，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勝人處求強的平和時期。民國的何貽餛說：就曾公之三個時期而言，則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氣象蓬勃。無論情感意誌，學問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則如白日麗天，盛極一時，無論道德學問，事業文章，均有漸臻成熟，無以複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陽晚照，好景無多，雖德量愈醇，令人仰慕，誌氣事功，亦少退矣。可見曾國藩的處世，不僅是一生三變，甚可說是一生多變。他是在隨時調整自己的人生策略。\\n\\n曾國藩從剛方有餘到懂得藏鋒和圓通處世，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間經過了煉獄般的砥礪。1857年2月奔喪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鄉動身赴浙江，是曾國藩居家的一段時間。這一年半是曾國藩一生思想及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這段時光中，他反覆痛苦地回憶、檢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人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贏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五年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入死。但是，為什麼皇上反而不信任?為什麼上至樞垣，下至府縣，都那麼忌恨自己?\\n\\n為瞭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希望能從這些書裡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隻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跡，並未發現新東西。\\n\\n在百思不得其解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裡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並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你看：同樣為人處事，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以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用道家的言論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麵上痛快乾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冇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鑿的。“大柔非柔，至剛無剛”，太妙了!讀到這裡，想到這裡，曾國藩如同從黑夜裡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開朗。\\n\\n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前時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自己承認，“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曾國藩這裡把家居的兩年自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認為前後行事“迥不相同”了。\\n\\n曾國藩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覺，胡林翼就說他“無複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反感，“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隻在他的至親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學問思想方麵的變遷，行為處世方麵的變化，曾國藩個人對自己的“大徹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滿意的。苦在被迫放棄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與行為；得意在畢竟發現了為人處世的“真正”秘訣——“大柔非柔，至剛無剛”。\\n\\n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鬱不得誌的曾國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這一處世哲學的妙處。出山後，曾國藩首先去見了駱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實力派人物的理解與支援。\\n\\n的確是這樣，曾國藩來長沙幾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縣衙他也親自造訪。堂堂湘軍大帥，如此不記前嫌、謙恭有禮的舉動，使長沙上下的官場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國藩的確像換了個人，既然曾大帥如此謙恭，他們紛紛表示全力支援湘軍，消滅“長毛”。曾國藩經過一番拜訪、聯絡，贏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員的好評，他們表示要兵給兵、要勇給勇、要餉供餉。\\n\\n經與駱秉章、左宗棠商量，決定湘軍張運蘭部4000餘人、蕭啟江部4000餘人、吳國佐部1500人由曾國藩親率入浙，首先抓緊備餉、備械。\\n\\n曾國藩在長沙逗留十幾天，隨後又乘船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長沙，衙衙拜訪、官官恭問，胡林翼自不必說，武昌城裡的官員也無不表示對曾國藩的支援，同湖南一樣，為湘軍供餉供械。隨後，曾國藩沿江東下，到黃州府下遊50裡處的巴河，這裡駐紮著彭玉麟的數營水師，湘軍大將彭玉麟、楊載福、李續賓、鮑超、李元度、楊國棟、彭壽頤、曾國華等人都集中在這裡等著與曾國藩商量軍機。\\n\\n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國藩與這些闊彆一年多的部下見了麵，他們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動。曾國藩提出：湘軍的最終目標是攻下江寧，所以軍事重心不能離開長江兩岸的數省，力量要由西向東使。石達開南竄，我們不能讓他牽著走。目前浙江緊張，隻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綠營監視，不能輕意言戰。所以，下一步的作戰方案是：曾國荃的吉字營繼續圍攻吉安；李續賓、彭玉麟、曾國華、鮑超等營進入安徽戰場，落足點是安慶；其餘部隊由曾國藩本人率領，奉旨馳援。\\n\\n計議已定，諸軍按計而行。曾國藩親率蕭啟江、張運蘭、吳國佐各部援浙；李續賓撥出所部朱品隆、唐義訓的1000餘人任曾國藩的親兵護衛營。曾國藩命部隊到江西河口集結，自己則去南昌拜會江西巡撫耆齡。耆齡深知曾國藩再次出山的來頭，不像陳啟邁、文俊那樣為難曾國藩，主動答應為湘軍供應糧草、軍餉，這就使湘軍基本通過了軍餉難關。\\n\\n鹹豐八年八月，曾國藩命部隊由河口出發到江西廣信府鉛山集結。此時石達開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國藩率部在贛閩兩省之間的弋陽、雙港、金溪等地駐守，九月間，在江西建昌暫駐，準備由雲際關人福建。此時，劉長佑軍已駐新城，準備出關人福建，曾國藩即命張運蘭、蕭啟江由廣昌、杉關人閩，而他的大營一直駐在建昌，再未移動。\\n\\n總之，曾國藩再次出山，由於經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圓通處世，終於完全改變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記得有人說過：現實永遠是殘酷無情的，不是現實來適應你的需要，而是你來適應現實的需要。要做大事的年輕人，必須時刻懂得這個道理，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不斷調試自己的人生，做到與時俱進，這種過程對於個人來說是非常痛苦，但要使自己不被時代被拋棄而取得成功，舍此以外彆無他途。\\n\\n自我修煉是根本\\n\\n【曾國藩語錄】\\n\\n如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n\\n曾國藩也和平常人一樣，有著自已的不良習性，但他與彆人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一旦當他意識到其危害之後，就會通過不斷自勵，嚴格限製自己的**來改掉不良習慣，不斷完善自身的修養。\\n\\n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冇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彆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冇事找事”，消磨時光。\\n\\n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館，曾國藩留在翰林院。中國封建時代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比地方官多得多。按過去的體製，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乾出成績。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就可以說明問題，他在當時僻遠落後的貴州一乾就是九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離開貴州時隻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n\\n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裡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閒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雖然每天都在“檢討”，但他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n\\n按翰林院的官員，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儘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誌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n\\n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n\\n曾國藩認識到“往來征逐”，就是浮躁，這已成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中的《旅卦》、《巽卦》卻一無所得，甚至連“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隻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誌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彆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隻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n\\n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征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n\\n《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n\\n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十四，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妾甚美後，心中羨慕不已，一次藉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無奈，朋友隻好將新過門的姬妾撥出。曾國藩當麵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車中有遊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岱雲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於曾國藩冇有忘情他的“狎褻”之舉，因而他在彼處說的話都是“諧戲”之語，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n\\n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彆人邀他一同看熱鬨，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願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儘”，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麵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滲至此”。\\n\\n曾國藩雖然冇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卻怎麼也靜不下來。他又冇事找事似地，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日記》說自己“無事夜行，心貪嬉遊”。嬉遊、狎褻往往是出入歌館妓院的不正當行為的用語，曾國藩的日記中有幾次這樣的記載，是否說他也不能免俗?從他的父親給他寫信，囑咐他要“節慾、節勞、節飲食”來看，早年的曾國藩極可能有這方麵的不檢點之處。而且，節慾、節勞、節飲食正好說明經常四出征逐、酒歡宴席已成曾國藩一大習慣。\\n\\n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鐘鳴鼎食、姬妾如雲，曾國藩“大開眼界”，“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目屢邪視”，“恥心喪儘”，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鬨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呻吟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由於周身為私慾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彆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樂意。\\n\\n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姬人，曾國藩故伎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閒檢”。曾國藩早期《日記》的類似記載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慾，也是一個正常人，他對女性充滿了愛，儘管這種“愛”是在性意識支配下的形而下之“愛”，但至少從一個側麵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曾國藩為了實現“澄清天下之誌”，針對自己的不良習慣，他提出三戒：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後來都做到了。\\n\\n曾國藩早年有“三大戒”，其中之一是戒色。他也認為，沉溺於此是妨礙事業的。他還認為，在外人麵前，夫妻間尤不能過分親密。雖然如此，曾國藩還是很難做到，罵自已是禽獸。\\n\\n曾國藩自己承認，“有用之歲月，半消磨於妻子”，三月初二日，“日中，閨房之內不敬。去歲誓戒此惡，今又犯之，可恥，可恨!竹如來，久談。久不克治，對此良友，但覺厚顏”。他說自己“明知體氣羸弱，而不知節製，不孝莫此為大”。\\n\\n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曾國藩這方麵的“不敬”很快有了大的變化，成為莊重、詼諧而不失君子形象的一個人。曾國藩就是這樣，為了能他日有所作為，嚴格限製自己的**，甚至夫妻之間正常的情感交流都嚴加剋製。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裡，都承認“食色，性也”，但曾國藩認為，人的私慾、**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他以後位及人臣，但堅決不納妾，生活作風上也嚴格自律，這是他不同於同時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處。\\n\\n吸菸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識，但吸菸對人的精神有影響，就不是人人明瞭的。曾國藩通過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曾國藩認識到，應酬過多，精神就難以集中，做起事來也會出差錯。此外，吸菸也對此有很大影響。他說：精神要常令有餘，做起事來才能精氣十足而不散漫。“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睏乏。”\\n\\n意識到危害後，他發誓從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戒菸，並作為“三戒”之一。但最初戒菸日子很不好過。為了打發難熬的時光，他找朋友們下棋、聊天。日記中寫道：“即宜守規敬事，乃閒談荒功，不溺情於弈。歸後數時，不一振刷，瀆書悠忽，自棄至矣。乃以初戒吃煙，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國藩把初次戒菸喻為嬰兒斷乳，形象地說明瞭他對吸菸的溺愛及戒菸的痛苦。\\n\\n俗語說，玩物喪誌!性格、習慣、食色之性都隻要適度都是可以的，但是，人的私慾、**一旦膨脹就難以收拾，終會妨礙大事業，因此一個做大事的人，就應該通過不斷自勵，限製自己不恰當的**，而把主要心思放在自己所要從事的事業上去，以此來完善自身。\\n\\n修心亦是修身的一個法度\\n\\n【曾國藩語錄】\\n\\n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是這個。\\n\\n曾國藩精於養身。其調理元氣、護養心性的方法是：血氣剛強，要用安靜加以柔和；思慮深沉，要用坦誠忠直作為要求；勇敢堅毅但過於凶暴，要用經常的訓導加以輔助，使其不越正軌；行為急躁，要加以節製；氣量狹隘，要設法使其胸懷寬闊；品行卑下，貪圖小利，要用遠大的誌向進行激發；才能低下，學識平庸，要用良師益友進行輔導；舉止輕浮，生活懶散，自暴自棄，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禍患；單純樸實，誠懇忠厚，則要使這種品行符合禮樂，並引導其學會思考問題。\\n\\n曾國藩的養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為一個人一生以老、莊的養心說為法，可能會失去進取心，也很難有所成就，更不用說能成大事了。本來，成大事與老莊的養心說是矛盾的。如何化解這個矛盾?曾國藩主張磨難波折時要把心放得下，不能因為身處困境而鬱鬱寡歡，那樣永遠不會有東山再起之日。基於這種看法，他對蘇東坡最為讚成，認為蘇是中國少有的榜樣。曾國藩說，在官場中混最不易，最易喪失威權與榮耀，其中也有一些“規矩”，這些規矩要獨運於心，在幕後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悅人；即保持一團和氣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搗亂。他最後說，蘇東坡犯了三大忌，幾次被貶，但可貴的是誌向操守不改，能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n\\n在蘇軾看來，人之所以要對人間萬事超然曠達、隨遇而安，是因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蘇軾雖然意識到人生短暫，卻並冇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樂主義、縱慾主義的道路亡去，也冇有像魏晉名士們那樣，沉浸於性命無常、人生如夢、歡樂苦短、憂愁苦多的傷感中不能自拔。蘇軾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對待人生，認為人們應該“循物之理”，按照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生活，隨遇而安，“餘以為知命者，必儘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隻有遵循客觀事理和人的生命規律，才能儘人事，終天年，做到死而無憾。\\n\\n怎樣才能儘人事，終天年，死而無憾呢?蘇軾認為關鍵在於淡化功名利祿、物質**，進退出處、顯達富貴、福禍窮通一任於天。在蘇軾看來，一個人精神生活的快適，可以彌補物質生活的貧乏，戰勝外在險惡環境的煎迫，所以，在極端困厄的情況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這種超邁曠達、怡然自得的樂觀情懷，幫助蘇軾戰勝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險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曆程。\\n\\n曾國藩對韓愈、蘇軾的詩詞十分喜愛，認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還把蘇東坡所做的能與自己心境相溝通的篇章單獨輯成，經常吟誦。\\n\\n曾國藩舉《易經》乾坤兩卦比喻養心與事業的關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福。\\n\\n要想有健全的精神，應當先有健康的身體。要有健康的身體，就需要對養身之道十分留意。曾國藩認為：“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減少思慮，排除煩惱，二者用來清心，就是說‘君逸’。常常行步走動，筋骨常動彈，‘臣勞’說的是這個。”\\n\\n養身的方法，不但應當多多從事活動，以達到增進身體的健康，更應當減少煩悶，以保持精神的健康。\\n\\n曾國藩主張身心交養。他給李希庵的信說：“我認為治身應當以‘不藥’二字為藥，治心應當以‘廣大’二字為藥。”這是曾國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岡公“不信醫藥”的訓導。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n\\n服藥的事，我經曆很多。不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標的藥劑最容易出錯，屬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蔘、鹿茸之類也少有實際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蔘茸燕菜當作家常使飯一樣，也終於不能補救身體。我現在的調養方法，米飯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湯來煮，雞鴨魚羊豬，都要燉得極爛，又多用醬菜、醃菜之類。我認為這是天下最好的飲食，大補身體的冇有比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禮記》所記載敬禮老者、事奉雙親的方法都是如此。難道說古代聖賢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後代那樣喜好服食人蔘、鹿茸、燕窩、魚翅、海蔘纔算是明智嗎?星岡公的家法，後人所應該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師、醫生、地仙、和尚這一條，我兄弟尤其應該竭力遵守。\\n\\n不會養心，是自討冇趣；善於養心，你能不被外人所欺，不為外物矇騙。曾國藩是養心大師，且聽他一席話：\\n\\n首先要心安定，然後氣才安定；氣要安定，然後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後，身體纔會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辦法，就是以自己的力量來戰勝它，一是以頑強的意誌指揮氣，一是以靜製動。凡人疲憊不堪、精神不振的時候，都是由於氣弱。氣弱則精神頹廢。然而，意誌堅強的人，氣也會隨意誌而改變。比如貪早睡，如果立誌早起，就必然能夠早起。如百無聊賴之時，是氣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氣，氣也必會振作，這就是以誌帥氣。久病則氣虛膽怯，時時怕死，困擾於心，就是做夢，也難以安靜。必須將生前的名譽，死後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種雜念，都全部忘掉。這樣，自然心中生出一種恬淡的意味來，寂靜之極，真陽自生，這就是以靜製動的方法。\\n\\n曾國藩論述養心的方法，雖然說法不完全一樣，但大體不外乎“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個字。他的《日記》上曾說：“養生家的方法，冇有比‘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個字更重要的了。”\\n\\n“懲忿窒慾”，在於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養”。曾國藩對“懲忿窒慾”的說法闡述得很詳細，如給他的兒子紀澤的信說：“我對於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這裡，聽憑自然’的這兩句話，即使養生之道，也是這樣。身體強壯的如果是富人，因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體弱的如果是貧窮的人，因為節約而能夠自己保全。節儉不僅僅是飲食男女之事，即便讀書用心，也應當儉約，不便於太過。我在《八本》篇中說過‘養生以少惱怒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應當太苦，須要活潑快樂地修養一段生機，放棄掉所有的惱怒。既戒惱怒，又知節儉，養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壽命的長短，有冇有病，一概‘聽其自然’，不必產生很多幻想去計較它。凡是多吃藥，祈求神仙，都是妄想。”\\n\\n將“懲忿”解釋為“少惱怒”，將“窒慾”解釋為“知節儉”，可知曾國藩並不是厭世悲觀的人，把人的一切**絕對禁止，不過是在縱慾當中略存節製的意思而已。曾國藩的人生觀，既不是樂天觀，也不是厭世觀，而是淑世觀。\\n\\n無論“以意誌統帥誌氣”，還是“以靜製動”，大體上都重視精神修養，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國藩回覆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說法，也是重視心理健康。其中說道：“古人說‘少說話來養氣，少看東西來養神，少想事情來養精神。’你那裡好朋友很多，難以少說；書信如麻，難以少看；或許用少想來稍稍休息一下吧?”\\n\\n清心就可以寡慾，飽食卻足能傷體。曾國藩對於養生的道理，曾說應當從睡覺吃飯兩件事上來細心體會。他的《日記》上說：“養生的道理，應當從睡覺吃飯兩個字細心體會。吃平日飯菜，隻要吃得香，就勝過珍貴藥物。睡覺不在於多睡，隻是實際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養生了。”\\n\\n在另一封信中說：“紀澤身體也弱，我教他專門從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陰，飲食可以養陽。養眠也貴有一定時刻，要戒除多思多慮。養食也貴在一定時間，要戒除過飽。”\\n\\n“少食多動”，在於求得身體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養”。曾國藩重視“少食”。至於注重“多動”，從他所說“養生五事”可以知道。他給弟弟曾國潢的信中說：“養生之法，約有五件事：一是睡覺吃飯有定規；二是製止忿怒；三是節製**；四是每夜臨睡洗腳；五是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n\\n他所說的“每日兩頓飯後，各走三千步”，就是多從事運動的明證。至於“每夜臨睡洗腳”，在於保持身體的清潔，促進血液的循環，增加足部的運動，也和“多動”有關，是生理衛生中的重要項目。\\n\\n曾國藩對於養生的項目，還注意射箭，也可作為養生應重視運動的證明。他在寄給曾國潢、曾國葆兩位弟弟的信中說：“我看家裡後輩身體都虛弱……曾經用養生六件事勖勉兒輩：一是飯後千步，二是將睡洗腳，三是胸中無惱怒，四是經常定時靜坐，五是經常定時練習射箭（射箭足以練習威儀，增強筋骨，子弟應當多練習），六是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這些都是從老人那裡聽來的，多次試驗毫無流弊。”\\n\\n曾國藩對於養生的方法，雖也講多動少食，但強調以靜養為主，他在《日記》上曾說：“養生的方法，‘視、息、眠、食’四個字最重要。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是說藏氣息於丹田氣海；‘垂簾’，說的是半睜眼，不全睜，不太用眼力；‘虛’是說心慮而不思慮，肚子虛而不滯留食物。就這四個字，雖然冇有醫藥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n\\n對於曾國藩節製惱怒的情況，我們從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國藩寫給沈葆楨的信曾說：“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體，以承擔艱難重任，千萬不要鬱悶損耗，損傷天然之氣。我也鬱悶閉塞多年，胸襟過於偏狹，我要以自我鍼砭來共鍼砭。”\\n\\n在回覆毛寄雲的信中又說：“近年來家中骨肉至親接連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隻好強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於莊子、劉伶等人那裡了。”\\n\\n曾國藩所說將自己的精神托付給莊子、劉伶，是講自我排解，自我解脫的功夫。\\n\\n曾國藩養生喜歡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訓以外，也有自己的經驗。曾國藩的《日記》上說：“我少年讀書時，看見父親在日落之後，上燈以前，小睡片刻，夜裡則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後，在竹床上小睡，上燈以後處理事務，果然覺得清爽。我對於起居飲食，按時按點，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親所做的，希望不敗壞家風。”一個人隻有身體與心理都健康，乾大事纔有足夠的資本。起居飲食，既有規律，又有定時，這是現代的衛生學非常強調的。至於愛好運動與節製少怒，則是健身與養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確實是一種達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徑。\\n\\n小不忍則亂大謀\\n\\n【曾國藩語錄】\\n\\n古來大有為人，每於艱險之時，堅韌撐得住，可做出非常事業。\\n\\n梁啟超說：“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製力、忍耐力必強。”曾國藩能夠戰勝失敗，走向成功，就在於“打脫牙齒和血吞”，“一味忍耐，徐求自強”。他甚至把幕僚所寫奏摺上的“屢戰屢敗”改成“屢敗屢戰”，這是一般人所無法理解的。\\n\\n鹹豐四年四月初二淩晨，曾國藩指揮湘軍水陸，沿湘江北上，浩浩蕩蕩向靖港進發。順流疾進，剛至中午，湘軍水師和陸師都到了靖港鎮外。\\n\\n陸師過了浮橋，曾國藩即下達進攻的命令。然而，一進靖港鎮，隻聽一聲炮響，埋伏在港外的太平軍一齊殺出。湘軍初戰受挫，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亂了陣腳，紛紛後退。李續賓、王鑫等人想督軍迎戰，但部下誰也不聽指揮。一片喊殺聲震山蕩水，“活捉曾國藩”的吼聲更讓中計的曾國藩心驚膽顫。然而，他心知不能一敗再敗，必須誓死抵抗。麵對潰逃如潮的湘軍，他怒火中燒，令護衛把將軍旗插在江邊，自己執劍立於旗下，高聲斷喝：“過旗者斬!”\\n\\n潰兵湧來，曾國藩大吼一聲，揮劍砍翻一個，餘者呆立瞬刻，繞過軍旗，繼續狂奔。後麵的敗軍如排山倒海，曾國藩一把長劍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n\\n這時，太平軍大隊衝入湘軍隊伍，砍殺之聲四起，湘軍完全失敗了。衛兵一把拉過曾國藩，護入座船，倉惶向長沙敗逃。\\n\\n曾國藩呆坐艙內，五內俱焚。衡州出師後，與太平軍交鋒，兩仗兩敗，落了個狼奔豕突的結局，自己慘淡經營，苦練了將近一年的湘軍，竟是如此無用。他想如此下去，原先的豪言壯語將全部落空。再回長沙，官紳們的冷眼將不堪人目，何況，這次是否能逃回長沙，也很難說。耳畔，響起一片敗兵的嚎叫，一片“活捉曾妖頭”的怒吼!他左思右想，決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討其辱。這時，幕僚陳士傑、李元度看到曾國藩神情有異，命令章壽麟駕一舢板，隨護座船左右。\\n\\n豈料座船隨員稍未注意，曾國藩猛然起身，推開艙門，縱身躍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壽麟一麵大叫，一麵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國藩，扶進船艙中。大家七手八腳為他換衣、推腹，好在他並未嗆水，尚無大礙。大家一路勸解，狼狽逃回長沙。\\n\\n曾國藩大敗之後，再埋頭募兵練兵，原來的老湘軍隻剩了4000人，他陸續增至水陸兩師2萬多人，修造舟船，配備炮械。鹹豐四年六月中旬，曾國藩再次指揮水陸二師北上，發動湘軍的第二次攻勢。\\n\\n同年七月初，湘軍水師“總統”褚汝航克複嶽州，太平軍驍將曾天養反攻，大敗。同年八月十四日再反攻，又敗。曾國藩心下略喜，及至八月十五日，他又親自出陣，串李孟群、陳輝龍兩支粵桂水師，自長沙到達嶽州，次日在南風大作中出隊攻打白螺磯。\\n\\n曾天養帶幾艘小船來誘敵，陳輝龍拚命地往前追逼，結果大船擱淺，動彈不得，於是陷入包圍，曾天養埋伏的戰船齊出，陳輝龍陣亡，水師“總統”褚汝航、同知夏鑾、千總何若澧急駛救援，不料三員大將全部受傷落水而死，陳輝龍全營覆冇，褚汝航等也損失了20多條戰船，官兵陣亡好幾百人。曾國藩此番損兵折將，空前慘重，把他攻克嶽州，三次大挫曾天養的汗馬功勞一筆勾銷。\\n\\n先聲奪人的石達開從容部署，他用羅大綱守梅花州，林啟榮守九江城，自己極為巧妙地以東岸縣城為大營，督促水陸兩師嚴密佈防湖口內，紮了大小木牌各一座，東岸築土城，西岸築木城，營外廣佈木柱、竹簽，厚達十餘丈，然後再沿城掘壕數重，埋設地雷，上用巨木縱橫為架，遍設鐵蒺藜。所有防務工事，太平軍傾城而出，一日之內便告完成。第二天曾國藩坐官船前來窺探，直驚得目瞪口呆：石達開似有神助，竟能在一天之內將這座陷於重圍的九江城，變成了銅牆鐵壁一般!\\n\\n鹹豐四年十月十二日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處，併力猛攻梅花洲，曾國藩心生一計，命水師精兵2萬餘人，儘除鄱陽湖口障礙，衝入湖內。翼王石達開見狀哈哈大笑，因為湖口障礙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誘兵妙策，當時隻聽一陣鑼響，湖口兩側太平軍工兵齊出，飛速設卡築壘，截斷了這大隊水師的歸路，使實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軍水師，在湖裡湖外，被斬為兩段。石達開困住了湘軍水師之後，也不去攻打他們，當夜，石達開知會梅花洲的羅大綱，儘起舴艋小舟，突擊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師。黑暗中彭、李不知來船多少，心驚膽戰，被太平軍斬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餘隻，李孟群、彭玉麟開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軍小船襲擊，這兩員水師大將差一點兒送了性命。\\n\\n李孟群、彭玉麟率領殘餘船隻，逃到上遊，另一半水師還困在鄱陽湖裡，左衝右突，逃不出來，曾國藩急得徹夜不眠，繞艙彷徨，他辛苦經營多年，視為百戰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被石達開略施小計，一次襲擊，損失了一半有餘。\\n\\n鹹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石達開揮師反攻破敵。半夜三更，星月無光，他使林啟林自九江，羅大綱由小池口兩路進攻，隻用100多隻小船突擊湘軍水師。太平軍銜枚疾進，金鼓一鳴，待駛近湘軍水寨，火彈噴筒齊發，滿江密佈火網，曾國藩麾下的戰船，紛紛起火燃燒，一隊舢板，直撲曾國藩的“坐駕船”——旗艦，黑夜之中，遠近不辨，嚇得曾國藩衣冠不整，被護衛救上小舟，倉惶逃到陸上，投奔羅澤南的大營。他“旗艦”上的管駕官，監印典吏，兩名把總，無數衛士全部被殺，水師全潰，將士四散奔逃，湘軍的文卷冊牘，糧台銀兩，儘入太平軍之手，100多號戰船被燒得精光。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裡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曾國藩自殺未遂，黯然退到南昌，受儘天下的冷嘲熱諷、奚落訕笑，他說，這一次慘敗，是他平生四大慚愧之一。\\n\\n一次又一次的慘敗，也曾使曾國藩灰心喪氣，悲觀到了極點，乃至蓬頭垢麵，不飲不食，跑到山上去寫遺囑。但是，他的自殺作為，並非悲觀失望，他認為一次次失敗，完全是由於自己指揮不當，這種羞憤也足以讓人以死相謝了。更重要的，他從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為國捐軀、儘忠報國、捨生取義之類的思想，早已把他的靈魂浸透了。“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是曾國藩的誌向，他早已經寫了“死在沙場是善終”這樣的詩句。事實上，作為一個文人而勉為其難來帶兵，如果難以期望大成，那麼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難能可貴嗎?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其實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也有著普通人的種種缺點和弱點，使他成為英雄的，不過是他最終能夠戰勝失敗、戰勝自我罷了。\\n\\n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麵對彆人的不理解、不支援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漢打脫牙齒和血吞，咬牙立誌，徐圖自強。\\n\\n有失敗纔有成功，這是曆史上許多成功者所證明瞭的真理。一般而言，經過艱苦的磨鍊或一係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備成功的品質。因而，有許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難。這裡最主要的奧妙就是在失敗和逆境的土壤會創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質。而具備了成功的品質，才能成功，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n\\n萬事並無一定常規，形勢隨時都有可能變化。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就是這個道理。由此，得勝時不可四處張揚，目中無人；逆境時也不能一蹶不振，心灰意冷。得意時思危慮敗，失意時看到希望，纔是健康的人生。\\n\\n汙濁世事亦不可缺乏浩然正氣\\n\\n【曾國藩語錄】\\n\\n人以氣為主，於內為精神，於外為氣色。\\n\\n曾國藩認為：做大事必須要有豁達光明之胸，那麼怎樣才能達到呢?在他看來，這必須通過“善養吾浩然之氣”來實現。\\n\\n品性的培養是一個過程，成大事者非常注意品性的錘鍊，以此確保成功的基石。曾國藩說：“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卻須有衝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隻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誌哉。”\\n\\n讀曾國藩的這一段話，我們彷彿置身於一位飽經滄桑、聰明睿智的老人麵前，有一種大徹大悟之感。人活著，如果一直渾渾噩噩而不知所謂“豁達光明之胸”、“衝融氣象”為何物，而隻是“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那是很難做成大事的；不但事業做不好，人也活不到應有的程度。\\n\\n東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強調一個靜字，即萬象放下、心無雜念、豁達光明、衝融虛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誠”或“無妄”；在道家，叫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在佛家，叫作“明心見性”、“無行住而生其心”。\\n\\n怎樣來達到聖賢的境界呢?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極讚孟子的養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從中可見他在這兩個方麵是下過一番功夫的。\\n\\n養氣說是孟子人生修養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學說，即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n\\n孟子的“養氣”實際上是一種鍛鍊人格意誌和身體素質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內使某種意誌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後讓其充沛完滿，貫注全身。此時，人的身心成為意誌和信唸的凝聚體，而意誌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質載體。孟子的“養氣”與中國古代的氣功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官們都揭示出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人們祛除各種心理雜念，保持心理意誌的高度凝聚，將使周圍磁場發生物理變化，由心理變化導引出生理變化，而生理變化又反饋和強化人的心理變化。\\n\\n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充溢著剛性的“力”，這種剛性之力並非來源於人體質的健壯和權勢的顯赫。身強力壯和位高權重固然有某種威懾力量，但若冇有仁義禮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則不過是“匹夫之勇”和“妾婦之道”而已，因為它們隻能讓人口服達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氣”的剛性之力來源於人們對自我與宇宙合一的體認和對仁義禮智的信念和踐履。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與他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中國古代關於充實之美的理論基礎。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實際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種真力瀰漫、生氣勃勃的內在精神狀態和充實鬱勃的人格之美嗎?它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圓滿的體現。\\n\\n孟子的“浩然之氣”有一種無堅不摧、大無畏的品格。有了這種浩然之正氣，就能堅持正義、氣節和情操，“寧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為了捍衛自己的人格寧可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決不苟且偷生，玷汙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氣”與其“捨生取義”一道，給後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勵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敗後被俘，他嚴詞拒絕了元朝統治者的威逼利誘，在獄中寫下了慷慨激昂、流傳千古的《正氣歌》，其序雲：“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n\\n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n\\n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n\\n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n\\n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n\\n文天祥認為正氣貫注於宇宙間的萬事萬物，氣勢磅礴，光耀日月，萬古長存。有了這種浩然正氣填塞於胸，就能達到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可以麵對敵人的威脅利誘而不動心，麵對敵人的屠刀而大義凜然、視死如歸。\\n\\n曾國藩寫信給胡林翼，與他一同欣賞《莊子》，談莊子沖淡、超曠的人生理念，認為與孟子的“浩然之氣”有異曲同工之效。他說：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到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於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於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睥麵，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覆尋思，歎喟無已。”養浩然之氣，做一個心胸豁達的大丈夫，這既是修身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成大事的必備條件之一。當今的成功人士，從李嘉誠到柳傳誌，從曾憲梓到榮毅仁，他們無不虛懷若穀。但一個豁達的心胸並不是與身俱來的，而是通過後天的不斷修養與培煉達到的，這需要我們向以往的聖賢學習，同時也需要我們在日常生活培育浩然之氣!\\n\\n活到老學到老\\n\\n【曾國藩語錄】\\n\\n廢誌無以成學，廢學無以成才。\\n\\n曾國藩生平處世的成功，可以說是讀書的成功。他治學有方，通過讀書，走上了仕宦之途，廣交了益友，領會了行軍打仗之術，樹立並實踐了報效國家、明道經世的遠大誌向。\\n\\n曾國藩供職京師的時候，正值清政府內亂外患交迫。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所以，他讀書更側重經世致用之學特彆是輿地之學。閒暇之餘，曾國藩針對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通過大量的並有所選擇性地閱讀古代史籍，儘量把現實問題考究詳儘。所以一旦當權，他便能把平時讀書得來的學問拿出來應用。後來太平天國聲勢大盛，曾國藩以一書生出而致用，終能鎮滅洪、楊，一般人都引以為異。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師名流之間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師期間堅持不懈地刻苦攻讀經世致用之書籍，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切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國藩的成功決不是僥倖得來的了。\\n\\n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之外，曾國藩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為官期間，對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點，他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曾國藩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遍閱清代道光以上曆朝文獻，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之下詔求言而先後參照史籍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體現了他明道經世的抱負。在戰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裡，曾國藩還特彆喜愛研究王船山（王夫之）著作。在他認真研讀、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都積極參與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讀船山之書的濃鬱風氣。後來王夫之的大名越傳越廣，影響越來越大，與曾國藩倡導“王學”有極大關係。\\n\\n在曾國藩讀書榜樣的示範下，湘軍將帥們都把孔、孟、周、張、程、朱，直到船山的“聖賢學脈”、“儒家道統”作為自己的思想信仰，並把《船山遺書》（特彆是其中的史論）當作“千秋金鏡，帷幄珠囊”來讀。曾國藩在《船山遺書》刊刻之先就大量反覆地閱讀了能夠尋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對於《讀通鑒論》、《宋論》等史論性著作已爛熟於心，多有心得體會，日記中均有記載。在他的推薦與倡導下，一些湘軍將領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遺書》之前就已開始研讀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遺書》刻成之後更是掀起**。當然，這批將領也不是僅僅研讀船山著作，而是也像曾國藩那樣，從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廣搜博取，以求治國用兵之道，為其軍政實踐服務。正如郭嵩燾所說：“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強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絃歌之聲。”大批湘軍將領多是從“一介書生”、“布衣寒士”而投筆從戎，從文書、幕僚或中下級軍官，一躍而成為統兵作戰、獨當一麵的高級將帥，不少人成為巡撫總督一類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書、軍機大臣、大學士。他們異口同聲地讚頌船山、弘揚船山，顯然從《船山遺書》中獲益匪淺。光緒年問湖北學政孔祥麟說：“船山所著史論，具上、下古今之識，指陳曆代之興衰治亂，是以鹹、同之際，中興將帥，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遺書者皆多。蓋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備之廢弛，後由兵謀之未嫻，故於曆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這就充分說明瞭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帥們為什麼在戎馬倥傯之際，如此認真地研讀、刊刻、提倡、弘揚《船山遺書》的曆史秘密。\\n\\n通過研讀船山著述，曾國藩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觀點臻於完善，軍功業績如日中天。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對中國近、現代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活動於中國近、現代曆史舞台上的各種人物，無論是正麵的或是反麵的，無不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曾國藩的影響，無不像曾國藩那樣去認真地閱讀和研究船山學術。曾國藩於讀書學習尤為可貴的是，他把讀書作為一生之事，相伴終生。\\n\\n1871年，曾國藩的身體每況愈下。作為理學修養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寫了幾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讀書不要放鬆。這幾句話語是：“禽裡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他認為“暮年疾病、事變，人人不免”，而讀書則貴在堅持，並在讀書中體味出樂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則略愈，夜間偶探得右腎浮腫，大如雞卵，這確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他卻置至一旁，晚上照舊讀書不廢。疾病纏身，這已是難以擺脫的困擾，“前以目疾，用心則愈蒙；近以疝氣，用心則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競成一廢人矣”。但藥療不如讀書，他離開了書的話就是一個廢人了。\\n\\n這年秋冬季，曾國藩病情更加嚴重，“腳腫愈甚，常服之襪已不能人，肥而複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在這則日記中，我們既可看到他身體的狀況，也可看到他在寫作和讀書時的投入。在此他雖規定自己以後當不做文，不看生書，但無法按規定辦事。因為不久，揚州阮家送《許周生集》，這是一部他從未看過的新書，拿到手後便難以放下，讀就必須從頭到尾讀完，讀的過程又全神貫注。後來湖南王閩運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說》、《尚書大傳補註》、《禹貢箋》、《穀梁申義》、《莊子七篇注》、《湘綺樓文集》，他收到後雖不能一一細看，但每書都較為認真地翻看了幾遍。此後他又違背原來規定的不閱讀生書的初衷，繼續堅持閱讀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劄記訓纂》，李芋仙寄來的《道蘊編》，日本人所著《新論》，上海新譯之書《中外古今年表》，唐義渠所寄之《湖南陽秋》，王霞軒所寄《王少鶴詩》，陶篁村所挹《浙江詩話》，柳興恩《穀梁大義述》等一批生書。\\n\\n1872年3月2日，曾國藩的老病之軀已如風中殘燭了。這一天，他“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總督蘇廷躚過金陵，曾國藩出城迎候，出發之前閱《二程全書》，迎接途中，“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身體差到如此地步，他還是堅持每日閱讀《二程全書》。但他接連在日記中發出感歎：“近年或做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歸於儘；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儘之職。苟活人間，慚悚何極!”“餘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他自知油儘燈枯，將不久於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將息歇時光做自己最喜愛的事——讀書。他每天讀的書就是《二程全書》，希望在理學的探究和修養上，畫上一個完滿的句號。\\n\\n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須勤於學習，善於學習，這是一條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知識爆炸的知識經濟時代更應如此。每一個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須堅持月月學習，日日學習，使自己的知識結構跟得上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不學習肯定會被時代所拋棄!\\n\\n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n\\n【曾國藩語錄】\\n\\n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傲之氣。\\n\\n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儘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這就是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n\\n在談到自己為什麼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慾，奸邪虛偽的人為各自的利益互相爭鬥，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稱得上君子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剋製自己的**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彆人一起來擔當這個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都把苟活看作是羞恥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恥的行為。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麼原因呢?像這樣的“忠誠”，冇有自強精神的支撐是不可能體現出來的。\\n\\n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自強”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n\\n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在家書中說，“長傲”、“多言”二弊，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弟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奮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業基。曾國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n\\n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是他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步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果冇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隻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他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曾國藩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困難的影響，信心冇有一點兒受挫，默默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裡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堅持到底的作為中表現出來的。\\n\\n龍夢蓀在為《曾文正公學案》所作序言中認為，曾國藩品德、事業、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在於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麼巨大的成就呢?我曾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覆研讀，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纔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誌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冇有止儘，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決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惟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征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是因為日就月將，有本有源的結果。”\\n\\n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謹，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詞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隻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文章。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願自甘於頹廢消沉。\\n\\n曾國藩在家書這樣說過：\\n\\n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能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問冇有一個得以保其終身的。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由此看來，那些喜歡佈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n\\n曾國藩所認為的逞強鬥狠，說到底就是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然而這種優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抑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麼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逞強鬥狠終歸會失敗。\\n\\n然而如果一個人在自修處求強呢?此時你追求的不再是對他人的優越，而是自我超越，當然也就不會形成對他人的威脅或者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因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彆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惡行得以消除，善舉得以光大，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儘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n\\n“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一個人的成功，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他戰勝自己，不斷自我超越的過程。冇有這種自強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誘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經不住嚴峻的考驗而丟掉自己的前途，現實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一個人要成大事，就必須時刻堅持自強不息，不斷完善自我!\\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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