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曾國藩 第4章 曾國藩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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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來源於獎懲有度\\n\\n【曾國藩語錄】\\n\\n立法不難，行法為難。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n\\n獎懲分明是曾國藩用人的一個基本原則。他對部屬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立下的軍令，更要求必須做到。他認為“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不良將，痛懲一輩”，那麼“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興”。他經常引用孫武演兵殺寵姬的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n\\n孫武演兵殺寵姬之事，載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的是春秋時著名軍事家孫武為吳王闔閭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殺一儆百，訓練女兵的故事。孫武原為齊國人，精習兵書戰策。吳王闔閶讀過孫武的《兵法十三篇》，十分欽佩，便想拜他為將軍。但他又有些不信任，就對孫武說：“你的兵書我都看完了，可以當場試驗一下嗎?”孫武說可以。吳王想難為他，又問：“可以用婦人來操演嗎?”孫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說：“可以。”\\n\\n於是，吳王闔閭就在宮女中挑選了180人交給孫武。孫武把宮女們分為兩隊，命吳王的兩個寵姬做隊長，令她們每人持戟，站好隊。孫武問宮女們：“你們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嗎?”宮女們答：“知道。”孫武說：“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後。”\\n\\n佈署停當後，孫武又設下執行軍法的斧鉞。然後傳下命令，一通鼓響，令其向右。號令一出，眾女掩口嘻笑，哪裡顧得前後左右。孫武說：“約束不明，申令不熟，這次應由將帥負責。”令軍士再次告諭眾女，然後再擊鼓呼進，宮女們愈發笑個不停。孫武三令五申，又傳令向左，宮女們仍然不聽調度。孫武變了臉色：“申令不熟，將之罪，現在已經三令五申，仍不執行，罪在吏士。”立刻傳令將左右隊長斬首，以正軍紀。\\n\\n吳王正在台上觀看操練，見孫武要殺他的愛姬，急忙派人傳話，說：“我已知道將軍善於用兵了，冇有這兩個愛姬，我連飯都吃不下，請不要殺她們。”孫武正色道：“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當即把兩個隊長斬首示眾，派另外二人分任隊長。於是接著擊鼓操練，宮女們見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確認左右前後，無不嚴格聽從將令，連聲都不敢出。\\n\\n於是，孫武命人請吳王下台閱兵，說現在宮女們可以參戰了，即使赴湯蹈火，也會勇往直前了。吳王雖心痛兩個寵姬，心有不悅，但畢竟知道了孫武善於用兵，終於拜他為大將。孫武率兵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吳國顯名於諸侯各國。\\n\\n李元度是曾國藩的“辛苦久從之將”，曾國藩自稱與李“情誼之厚始終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樹鎮屢戰屢敗的艱難歲月中，他一再得到過李元度的有力支援，但李元度丟失徽州以後，曾國藩仍將其彈劾而去職。1860年，太平軍攻徽州。徽州是祁門老營的屏障，徽州得失關係重大，李元度領兵前去救援。因其擅長文學，不精於兵，曾國藩恐其有閃失，特與他約法五章。一再告誡要守住徽州，不得輕易接仗。然而，當太平軍李世賢部來攻時，李元度卻違反曾國藩“堅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結果一敗塗地，丟失徽州。曾國藩悔恨交加，為嚴肅軍紀，決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參佐群起反對，有人甚至指責他悖離恩義，有失恢宏之氣。李鴻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爭”，但曾國藩仍不為所動。像李元度這樣與曾國藩交情深厚，且有過大功的將領一旦違反軍令，也絲毫不予姑息，這一轟動事件傳出後，眾將為之凜然，蓋知軍法無情，不容苟且。\\n\\n同時，曾國藩對有功將士有才良士倍加愛護，有功即賞。雷嘉澍是已被革職了的一個知縣，因為失守德興縣，被江西撫臣毓科彈劾罷免了官職，他其實是一個品行正直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難得的清廉剛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奮而又嚴謹，奉公守法，愛護百姓，深得民心。\\n\\n雷嘉澍離職後，恰逢太平軍的一支賴文鴻等人逃往德興。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頗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訓練兵丁，阻擋圍剿匪軍，斷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區與左宗棠的官兵齊心協力，會戰太平軍，大獲全勝。\\n\\n曾國藩知道後就上奏鹹豐皇帝，陳述其事為雷嘉澍邀功，同時請求聖上取消對他的處分，並讓雷嘉澍到自己的軍營內聽差，以觀後效，再加提拔。\\n\\n成大事者統率團隊需要鐵的紀律。要想使得某項主張得以貫徹，必須抓住兩點：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讓人們知道如何行動；其次便要照章辦事，如有違抗或玩忽職守者，便揀其首惡者，嚴加懲治，以收懲一儆百之效。而對執行得好的則需加以表彰與獎勵。\\n\\n禮賢下士得人心\\n\\n【曾國藩語錄】\\n\\n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單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n\\n曾國藩不僅重視選拔人才，而且重視培養人才。他對部屬進行教育、培養、熏陶的原則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所謂“用仁”，就是視部屬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進，幫助其成才、發跡；所謂“用禮”，則是指對部屬恪守禮法，持之以敬，臨之以莊，保持尊嚴和得體，避免言行舉止的失態。因之形成了獨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n\\n曾國藩把各種人才招來以後，先要對人纔有個或長或短的“訪察”即考察過程。以辨其賢否、真偽，然後“權其材智長短器使之。各儘其用，人無棄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委以重任者外，曾國藩一般是將所羅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營內，讓他們辦理文稿、充當參謀等，使他們得到實際工作的鍛鍊，增長才乾，取得辦事經驗。同時對伯們進行經常性的品德教育與熏陶。這種熏陶、教育、培養，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舉一動的無言表率來潛移默化，也有他對部屬們進行的經常性訓話、交談和約束。通過這樣一段時間的教育、培養和鍛鍊，把他們造就成才，並伺機薦任合適之職。\\n\\n曾國藩曾在《原才論》中論述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強調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則。他最恨官氣，因此就摒棄官府排場，力禁部下迎送虛文；他最恨懶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對部下僚屬，小到個人治心治身，大到治軍治餉，無不以自己的信條、經驗嚴格要求，耐心訓導。在他給部下的批牘和書劄裡，訓導勸勉之語甚多。曹國藩賦予他的幕府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僅是抬事之所，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曾國藩本人既是軍政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塾師約束，期共納於軌範耳。”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盲，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這既是對江南製造局的要求，也是對整個幕府的要求，可以說是他設立幕府的一項宗旨。為了使更多的人瞭解此意，自覺去做，曾國藩還寫了一副對聯，貼在總督衙門的府縣官廳上：\\n\\n雖賢哲難免過差，願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n\\n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寮友行脩名立，方儘我心。\\n\\n曾國藩這樣要求自己，也這樣要求每個幕僚。曾國藩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將當時切於實用的知識學問概括為四項內容，令每個幕僚自選一項進行習練，並將此列入條令，人人都必須遵守。他在《勸誡委員四條》之三《勤學問以廣才》中說：“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日軍事，日吏事，日餉事，日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渭、厘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則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n\\n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約有三條：課讀、曆練、言傳身教。曾國藩要求所有部屬、僚友按其專業方向讀書學習，而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則抓得尤緊，要求尤嚴，既有佈置，也有檢查。在環境較為安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如曾國藩大營進駐安慶之後，他就對身邊幕僚進行定期考試，每月兩次，親出題目，親閱試卷，評定等次。在曾國藩與趙烈文的日記中，都有關於曾國藩考試幕僚的記載。曾國藩通過這種辦法，既可督促幕僚讀書學習，也可瞭解他們各自的情況與水平。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利用茶餘飯後的閒暇，結合自己的閱曆與讀書心得談古論今，內容切合實際，形式生動活潑，使幕僚潛移默化，增長學問，擴大眼界。\\n\\n對於不在身邊的幕僚，曾國藩則主要采取個彆談話和通訊、指示的形式，結合實際工作進行教育。曾國藩在回顧自己對部將的教育時說：“臣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彆後則寄書肯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於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各將土諒其苦衷，頗有家人父子之情。”這裡說的是帶兵將領，但對於幕僚亦與之相似。曾國藩在“書劄”與“批劄”中對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總是諄淳囑咐，既有鼓勵、鞭策，也有告誡。對一些親近幕僚的訓誡更是不勝枚舉，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帶兵期間，李鴻章在主持江西贛州厘金局期間，曾國藩都連連寫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於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厭其煩，循循誘導。\\n\\n天底下很少有現成的人纔可以用，大多數人才無不是經過精心培養而成的。身為現代領導者，培養人才也應講究仁禮兩端，一方麵要努力創造出一個培育人才的環境，通過言傳身教來提升屬下的才能；另一方麵要恪守禮法，嚴字當頭，通過嚴格的製度來管理人才的培養。隻要這樣做了，任何一個單位都會出現人才濟濟的局麵。\\n\\n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n\\n【曾國藩語錄】\\n\\n鄙人閱曆世變，但覺除得人之外，無一事可恃也。\\n\\n說到求才，我們自然就會想到伯樂和千裡馬的故事。戰國時期沉埋於民間的賢能之士汗明問春申君：“君聽說過千裡馬的故事嗎?千裡馬到了不可以乘用的年齡，拉著載鹽的車子上太行山，伸蹄曲膝，垂著尾巴，皮膚一塊一塊地潰爛，嘴和鼻子噴著白沫，大汗淋淋漓漓地直往下落。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動了，駕著車轅，不能向山頂爬。這時，正好碰上伯樂。伯樂一見，就從車上下來，拉著馬絡頭哭了。伯樂脫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蓋在馬的身上。馬被感動了，就低下頭噴著鼻子，抬起頭髮出長鳴。它的聲音響徹高高的天空，就像從金鐘石磐裡發出的樂音。為什麼這匹馬會這樣呢?因為它認出伯樂是最瞭解自己的人。”\\n\\n而曾國藩在求才時，則是什麼手段都用，他根據不同對象，或結以交情，或待之以誠，或激之以情，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因此，他每到一地，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隸等地都曾這樣做。他的幕僚如王必達、程鴻詔、陳艾等人都是通過這種方法求得的。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彆列有“詢訪英賢”一條，以佈告遠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為偉人所萃。”“本部堂久曆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眾之技，均準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並進入幕府，成為曾國藩進行洋運動務的得力助手的。\\n\\n在直隸總督任內，為廣加延訪，以改當地士風，曾國藩除專擬《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廣為散佈外，還將人才“略分三科，令州縣舉報送省，其佳者以時接見，殷勤獎誘”。曾國藩與人談話、通訊，總是殷勤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即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的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其他幕僚推薦的。為了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時言行不慎或處事不當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國藩力克用人唯親之弊。同時，他自強自勵，“刻刻自惕”，“不敢惡規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此微誠，少補於拙”。從其一生的實踐看，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曾國藩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見，求才之誠，罕有其匹，事實證明其招攬與聚集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和有效的。\\n\\n曾國藩還注意人才的互相吸引。“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曾國藩曾經以青蚨子母相依不離，家雉能招致野雉來形象比喻在求才時須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結伴而來，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餘”之效。曾國藩求才若渴，每與人通訊、交談，輒懇求對方推薦人才。故曾國藩幕中經人推薦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誠、陳艾都是吳廷棟推薦的。安徽人吳汝綸是方宗誠推薦人幕的。淩煥是劉星房推薦的。趙烈文是周騰虎推薦的。李興銳是帥遠魯與李竹浯二人推薦的。李善蘭大約是郭嵩燾推薦入幕的。李善蘭推薦張文虎入幕。容閎則是李善蘭、張斯桂、趙烈文三人推薦的。向師棣是嚴仙肪推薦的。\\n\\n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深交。任京官時，以文會友廣交朋友，他除了師事理學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另外如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蕙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不少人慕名而來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佘、龐作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誌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及文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因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特彆是陳士傑。曾國藩交遊的目的很明確：“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誌”。\\n\\n曾國藩對人才的廣泛蒐羅和耐心培養，是他的“事業”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李鴻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稱譽他“持己所學，陶鑄群倫。雍培浸灌，為國得人……知人之鑒，並世無倫。萬眾一心，貫虹食昴。終奠九土，踣此狂醜”。曾國藩確有謀國之忠與知人之明。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屑不遺餘力。”\\n\\n曾國藩為國得人，集中體現在他的幕府濟濟多士。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他於1852年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漸積漸多。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文正之大營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n\\n曾國藩用人，放眼五湖四海，聲明“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故他的最重要的八十九位幕僚中，就籍貫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蘇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人幕。就人員分佈言，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緣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文書、刑名、錢糧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出謀畫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此外，“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於軍旅、吏治外，彆有二派：日道學，日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派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讚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製度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n\\n曾氏幕府由於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n\\n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人唱不了一台戲，眾人，拾柴火焰纔會高，每一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由高智商人才組成智囊團為其出謀劃策，因此要成大事，就必須要團結一批有才乾的人才，做到群策群力，同舟共濟，共赴目標。\\n\\n取其優勢而避其末長\\n\\n【曾國藩語錄】\\n\\n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也應用其長。\\n\\n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個人的能力再全麵，也會有其所不能，一個人無論多麼平庸，也總會有其特長。曾國藩認為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隻有藉助人力為我所用才能成功。對於人才，無論其性情如何，隻要有利於事情的順利完成，就要為我用，不論其出身，不論其所從事職業，甚至其品德也可以不考慮。因為人纔是多方麵的，瞎子的聽力好，啞巴的手勢打得逼真，這是常理。人有這麵的缺點就有另一方麵的特長。\\n\\n曾國藩對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於他對人才的分類觀察：\\n\\n一是節清之家。節清之人德行厚重，儀容端莊，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順暢而有救化，因此在未顯達之時，眾人樂意舉薦他。顯達之後，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濁揚清，德足以師表風範。這種人對社會冇有禍害又能長久顯達，因此為世人所尊重。他們處理各種事物井井有條，政績與德行齊飛，聲名和形象一色，讓其他人肅然起敬。\\n\\n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製度為本，待成功之後才顯出效果，這種方法先苦後甜。嚴厲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未顯達時，眾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後，上下之人又畏懼他。功績在於能建立法製，安邦定國。\\n\\n三是術家。術家之才，出於聰明多思，等到計謀成功才顯現出他的本領。一般在開始時深藏不露，然後方逐漸顯現才華，達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顯揚本領之前，許多人發現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會得到明主的珍視。功業足可以運籌帷幄，決勝千裡，通古今之變。而當其引退時，隱藏在不為人知的地方。作為一種人才，神奇而不經常被用，因而有時會沉冇無聞而不顯揚。\\n\\n四是國家棟梁之才。國家棟梁之才往往德、法、術之才兼備。其德足以整肅社會風氣，法製足以匡正天下，權術足以製定國策，可謂國家棟梁一類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國家。他們道德清揚，可謂一國表率；能依法治國，整肅法紀，又不會失之嚴酷；他們足智多謀，果敢善斷，而且文能詩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儘忠誠，為國君鞠躬儘瘁，死而後已。上古的伊尹、呂尚可謂代表，三國時的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內。\\n\\n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夠純備。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鄉，權術足以權衡處理一般事宜，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n\\n六是智識之士。智慧明識的事業，本於推原測度。其治理之道順遂而不違逆。所以當其未發達時，被一般人所容納，已成功時，為寵愛者所推許。其功業足以佐助明主，深於思慮。而其弊處在於隻知直趨，不知退隱，或者違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為一種事業，才智足備但難以維持正義，因此有時先得利而後招致禍害。方略謀劃一事，對軍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較重要的作用。這種人纔在才智上也許不遜於謀略家，但在勇氣和行動上不如謀略家強勁，往往是知而能爭，爭而不得。無力堅持正確的東西，要麼屈從，要麼逃避，因此聲名功績終不如謀略家顯達。\\n\\n七是臧否之才。褒貶善惡的事業，根本在於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規範。當其未成功時，能夠被一般人所認識，一經顯達，又為一般人所稱道，其功業足以辨彆善惡，觀察是非。其弊害在於為毀謗者所怨恨。其作為一種事業，嚴厲而不寬容，因此有時先為人讚賞，而後被人疏遠。\\n\\n八是伎倆之才。講求技能的事業，根本在於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當未顯達時，為一般人所驚異，已成功時，被政府委以職任。其功業足以清理繁冗，糾正邪謬。其弊端在於使普通人勞頓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憊。作為一種事業，細緻卻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n\\n九是文儒之才。這是三種人才的合稱，包括：文章寫得好的人，可傳道授業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辯之士。文章之纔可以著書立說，文章千古，如司馬遷之著《史記》；能傳授聖人經典，激揚文理，卻不能乾預施政的人纔是儒學教育之才；論事未必有道理，但應對自如，能自圓其說，或灑脫，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統，這類人屬於口辯之才。\\n\\n十是驍雄之才。驍雄之才一般膽力卓絕，才略過人，但是對於治國的才能和人際的心機考慮不夠。他們屬於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劉邦手下的韓信和宋朝的嶽飛都屬此類。\\n\\n在利用上述人才時，曾國藩特彆強調了要小心謹慎，儘可能人儘其才，才儘其用，量才錄用，揚長避短。曾國藩認為：雄韜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雞鳴狗盜之徒也有其優勢。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類中的八類主要人才，進一步論述了他們各自在應用中的優勢與不足。\\n\\n一、“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為主的人，屬於節清家一流的人才，他們適合做全麵的統轄工作，而“以之治小則迂”。\\n\\n二、“器能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精明強乾，德、術、法都倡導，但主張與力度都不夠強的人才，是獨擋一麵的器能之才。他們有精力和智慧去開創局麵，治繁理亂。比如在民智尚未開化的地方，由於野蠻，缺少正常社會秩序，不用強力手段去征服，隻用一味的文明說教，多半會越治越亂，器能之人可能會以暴抗暴，先把惡勢力和惡霸除掉，使當地人得到實惠，自然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地方就日漸平安、富裕了。\\n\\n三、“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這種人多策善劃，胸中有奇謀，最適合於亂世中生存發跡，如遇奇主，一拍即合，會策劃出驚天動地的大手筆來。在戰亂時期他們是一代奇士。但在和平安定、無所紛爭的環境下，他們卻難以找到發揮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淡一生。亂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指的是這一類奇才。\\n\\n四、“法家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法家之才用法製推動一切，富國強兵，用強硬手段整治**和歪風邪氣，會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如果用同樣嚴厲的方法來治理貧困地區，因手段殘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n\\n五、“智意之才宜於治”：智意之才宜於治理新局麵，他善於周旋調停，權智有餘而公正不足，因此宜於開創新局麵，在太平的形勢下卻做不出什麼實績來，有虛名而無實功。\\n\\n六、“苛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眾”：這類人才公正無私，苛刻少恩，不講情麵，六親不認，適於追奸查汙，清理**和邪惡勢力。如果去治理邊疆或經濟發達地區，則會因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擾民。\\n\\n七、“威猛之政宜於過亂，以之治善則暴”：叛擾混雜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開化、經濟也不發達的地區，這地方的人心更直，也易被人欺騙和煽動。這種地方必須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軟弱書生。豪傑之才威猛剛強，處理問題大膽果斷，敢於冒險，不怕困難和壓力，適於征亂討伐，如果來管理善良百姓，則太剛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於治理軍隊，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且必須令其禁止，不得違抗軍令，這是特殊使命和職責的緣故，平民百姓則不樣。\\n\\n八、“伎倆之人宜於治富，以之治貧用勞而下困”：這類人才奇漏詭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饒之地，由於智謀多變，能應付當地複雜多變的局麵。富饒之地，民眾由於有錢，生活不成問題了，就會把心思用到其它方麵，社會就生出了許多問題。他們不僅自己生事，還想方設法打通關節，賄賂官員。治理這樣的地方，如果智謀不夠，反應不快，冇有一定的處世方法，隻以單純的直來直去處理問題，不僅關係難處，而且會把自己弄得很被動，既不利於開展工作，更不利於治理政事。因此這類地方對伎倆之纔是最為適合的。\\n\\n總之，曾國藩主張用人如器，即用他的長處，同時避開他的短處。以惡止惡，以暴止暴。雞鳴狗盜之徒對付雄韜大略之人難應付的事，有時是最得心應手的。\\n\\n惟纔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界事物有萬種，做事之人也有萬種。不論是賢才還是三教九流之徒，隻要能為我所用，對號入座，就能派上用場。“天生我才必有用”，任何一個人再怎麼無能也必有一點可取之處，集眾人之長，采眾人之優，則無所不能，百戰百勝。\\n\\n善於找到人才的標準\\n\\n【曾國藩語錄】\\n\\n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n\\n曾國藩深知人性的優點與弱點，也深知清政府敗腐的原因，在選用人才方麵，自有一套標準。這些標準或許大悖於一般所謂“惟纔是舉”的說法，不過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處的。\\n\\n曾國藩的選將標準除廉明、智略才識之類標準之外，還另有特色。一是選用“忠義血性”之人。\\n\\n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誌，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钜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衝鋒陷陣，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贏弱者，過勞則疾；精神匱之，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朝延，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一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功能，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n\\n二是注意選用那些“簡默樸實”之人。\\n\\n曾國藩對於綠營兵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風氣有著很深的認識，他說：“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以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藹然。”\\n\\n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軍官，選將必須注重“純樸之人”，即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偽飾之人。這種將純樸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對提高湘軍的戰鬥力極為重要。\\n\\n三是選用能“堅忍耐勞”之人。\\n\\n“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曾國藩雖為一介儒生，最初對於治軍冇有多少經驗，但他清楚，行軍作戰倍加艱辛，隻有“立堅忍不拔之誌，卒能練成勁旅……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斷之處，持孤注以爭命。當危震撼之際，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艱苦環境中具有矢誌不移的勇氣。\\n\\n曾國藩在其一整套的選將標準中，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方法，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在湘軍將領中，書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n\\n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慣例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據統計，清末全國紳土人數約有145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15萬，閒居鄉裡的紳士至少有130餘萬，兩者之間差距懸殊。當社會統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他們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封建的統治秩序，加之無官可做隻好投筆從戎，一顯身手。\\n\\n按照這些標準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係，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慾，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確實使曾國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尋常的軍隊，從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對他的重用和將士僚屬對他的擁護。\\n\\n除這些明文規定的標準之外，曾國藩還有一套隻實行不公開的選將方法，其內容如下。\\n\\n一是表現欲過強的人，不可久用。\\n\\n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彆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彆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n\\n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n\\n前後出入曾國藩幕府的人不下三四百，走出曾國藩幕府而任高官者也不下百餘人。曾國藩與這些人的關係大體是很融洽的。隻有少數幾個人很不買曾國藩的賬，左宗棠就是其中之一。對於左的天纔可用，曾國藩多次向清廷密保、密薦，但對左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國藩卻十分慎重。\\n\\n左宗棠於1859年12月結束了在湖南巡撫手下的幕客生涯，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采納了王柏心的建議，沿江東下投奔曾國藩。1860年4月20日，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但曾國藩卻在是否任用左宗棠襄辦軍務的問題上顧慮重重，猶豫不決。他承認，長期以來左宗棠在湘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大力支援他籌建湘軍，湘軍“出征”後，為湘軍募勇、集餉，厥功甚大。1854年3月，曾國藩兵敗靖港，投水自儘，湖南佈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準備參劫曾國藩，“罷遣湘軍”。\\n\\n就在他兵敗自儘的當天，左宗棠卻從長沙趕往銅官渚，安慰、鼓勵他整軍再戰，雪中送炭，盛情可感。但曾國藩又認為自己與左宗棠的思想基礎不同，左宗棠言大誌高，個性剛強，難以駕馭，雖說謀略甚深，卻又缺乏實戰經驗。\\n\\n再者，曾國藩與王閩運發生矛盾時，左宗棠是王而非曾。所以，清政府雖然於4月20日命左宗棠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曾國藩卻遲遲冇有上奏表態。6月3日，胡林翼致書曾國藩說：“左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爭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對此，曾國藩不能不慎重考慮胡林翼的推薦。\\n\\n就他與胡林翼的關係，與左宗棠的交情，以及他統率的湘軍的處境而論，權衡利害得失，他不能接受從胡林翼的請托。如果他把左宗棠拒之千裡之外，不僅開罪胡林翼，並將受到湖南官紳輿論的指責。經過反覆“格物窮理”後，1860年6月16日，曾國藩上奏請留左宗棠襄辦軍務，這時左宗棠已經在湖南籌建新軍了。\\n\\n三是有三種人不可舉薦升官。\\n\\n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他們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的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吝舉薦，但他舉薦人是有條件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者，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者，一是個人不願出仕者。\\n\\n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連遭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他力排眾議，堅持隻用其策，不用其人。\\n\\n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兩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複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理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征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他們資格太淺，物望未孚，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苦難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消此議。\\n\\n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因，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曆之得，經驗之談。\\n\\n不拘一格降人才\\n\\n【曾國藩語錄】\\n\\n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n\\n與有德無才者相反，小人也許才華橫溢，但品德有失高尚。這樣的人才怎樣使用，請看曾國藩巧用劉銘傳。\\n\\n劉銘傳生長在民風強悍的淮北平原，自小養成了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氣。十八歲時，一個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親與哥哥皆跪地求饒，隻有劉銘傳憤而尋找土豪報仇。土豪欺他年少，對他進行侮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搶過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級。之後便聚眾為王，拉起了一支隊伍，成了鄉裡有名 的流氓頭子。\\n\\n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軍時第一個就看中了劉銘傳。因此，將他的隊伍募入淮勇，命名為“銘軍”，並花了不少銀兩，從洋人手中購買了槍支彈藥，把“銘軍”裝備成為近代武裝。這支隊伍為李鴻章建立功業出了不少力，但對於劉銘傳的倨傲狂妄，李鴻章也著實惱火。因此，當曾國藩借用淮軍剿撚時，李鴻章就把“銘軍”撥給了老師，希望曾國藩能夠熏陶、管教他一下。\\n\\n果然，在“剿撚”過程中，劉銘傳軍與另一悍將陳國瑞軍發生了爭鬥。怎麼處理這個事端，可真讓曾國藩犯了難。不處理吧，於事不公，雙方都不能平心靜氣，今後還會內訌；處理吧，這是李鴻章的屬下，且劉銘傳謀勇兼備，又有洋槍洋炮，今後自己還要倚重他。於是，曾國藩想了個萬全之策，就是對劉銘傳進行嚴厲斥責，嘴上說得狠，但對其過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國藩就調“銘軍”獨自赴皖北去剿撚了。\\n\\n對於老師的辦法，李鴻章心領神會，所以他照方抓藥，在剿撚成功後，他向清廷力保劉銘傳的功績，使劉銘傳得以委任台灣道員。正是這個桀騖不馴的人，在中法戰爭中帶領檯灣軍民奮起抵抗法軍的進攻，使法軍終未能攻下淡水，粉碎了法軍占領檯灣的夢想。\\n\\n1885年，清政府將台灣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劉銘傳被任命為台灣第一任巡撫。\\n\\n所以，對於有才無德者，要控製使用。這就好像劍一樣，控製好了，則為利器，控製不好，則為凶器。\\n\\n一般而言，悍將多粗魯、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將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將的優點是勇敢、不惜力，衝鋒陷陣的時候，還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將就像烈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什麼人能收服悍將呢?有兩種人，一種是比悍將更強悍的人，另一種是有威嚴、能震懾住悍將的人。\\n\\n前邊提到的陳國瑞，原是蒙古王爺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將。他從未讀過書，更不知道什麼德不德，隻是開口臟話，隻要想乾的事，任天塌下來也要辦成。\\n\\n陳國瑞十五歲時，在家鄉湖北應城投了太平軍，後來又投降清軍，幾經轉輾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據說他異常驍勇，打仗時，炮彈擊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營房外，高叫“向我開炮，向我開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n\\n要說粗魯莽撞之人，僧王比陳國瑞有過之無不及。傳說僧王是個暴虐、狂躁、喜怒無常之人，聽手下彙報戰況也要到處走動，讚賞時不是割一大塊肉塞進對方嘴裡，就是端一大碗酒強迫彆人喝下去。發怒時則用鞭子抽打或衝過去擰臉扯辮子，搞得很多人都難以接受，隻有這陳國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裡佩服僧格林沁。\\n\\n僧王死後，曾國藩接替“剿撚”事宜，與陳國瑞軍打上了交道。當處理陳國瑞與劉銘傳所統率的兩軍械鬥事宜時，曾國蕃感到隻有讓他真心地服自己，纔有可能在今後真正地使用他。於是，曾國藩拿定主意，先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打擊陳國瑞的囂張氣焰，繼而曆數他的劣跡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過錯和彆人的評價，當陳灰心喪氣、準備打退堂鼓時，曾國藩話鋒一轉，又表揚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貪財等優點，告訴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將才，切不可以莽撞毀前程，使陳國瑞又振奮起來。緊接著，曾國藩坐到他麵前，像平時談話那樣諄諄教導他，給他訂下了不擾民、不私鬥、不梗令三條規矩，一番話說得陳國瑞口服心服，無言可辯，隻得唯唯退出。\\n\\n但是，陳國瑞莽性難改，所以一回營就照樣不理睬曾國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軟的作用不大，曾國藩馬上請到聖旨，撤去陳國瑞軍務之職，剝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並且告訴他再不聽令就要撤職查辦，發往軍台效力。陳國瑞一想到那無酒無肉、無權無勢的生活，立即表示聽曾大人的話，率領部隊開往指定地點。\\n\\n所以，曾國藩駕馭悍將，無外用兩種手段、或軟硬兼施，或外嚴內寬，堅持兩手都用，兩手都要硬。這樣，就可以人儘其才。\\n\\n“智者多詐，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的發揮作用，就必須做到兩人都要硬，既懷之以德，又嚴之以法，使他們揚長避短，各儘其用。\\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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