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曾國藩 第3章 曾國藩進退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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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釋兵權未必是佳話\\n\\n【曾國藩語錄】\\n\\n然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基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n\\n自古封建社會為臣子者立下蓋世之功，無不為君主所忌。據說在湘軍光複武漢時，鹹豐帝一麵高興，一麵憂慮，說：“想不到曾國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鹹豐身邊的一位大臣當即說道：“曾國藩以侍郎開缺，與一鄉紳無異，自古英雄起於草莽之間，豈不令人擔憂嗎?”聽了這話，鹹豐帝皺緊眉頭，沉吟良久，慨然歎道：“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剛剛開始走下坡路，而曾國藩的聲威也冇有像攻破天京以後那樣如日中天。看來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謂“飛鳥儘，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運，曾國藩是很難避免的。\\n\\n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冇有什麼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n\\n那拉氏上台之後，又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調動他的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n\\n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使曾國荃所屬由2萬餘人增至5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於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n\\n湘軍攻陷九滘洲，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淪陷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增，隱隱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利權的曾國藩了。\\n\\n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其第一個表示，就是在曾國藩與沈葆楨爭餉時，有意偏袒沈葆楨，裁抑曾國藩。最後雖然以輪船退款解決了曾國藩的乏餉問題，但從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達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不像前幾年那樣對他熱情支援了，江西爭厘，他省協餉停解就是明證。\\n\\n清政府知道，湘軍雖然總數有30萬人，僅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就有12萬人，但內部派係複雜，各樹一幟，曾國藩的嫡係部隊亦不過隻有曾國荃的5萬之眾。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方麵迅速提拔和積極扶植曾國藩部下的湘軍將領，使之與曾國藩地位相近，感情疏遠，漸漸打破其從屬關係。清政府對曾國藩的部下將和幕僚，如已經死去的塔齊布、羅澤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李續宜和當時尚在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楊載福、劉長佑等都實行拉攏和扶植政策，使他們漸漸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甚至互相不和，以便於控製和利用。而對於曾國藩的胞弟曾國荃則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國荃升任浙江巡撫之後，雖仍在雨花台辦理軍務，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屬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單摺奏事的。曾國藩遂讓曾國荃自己上奏軍情，以便攻陷天京後搶先報功。不料，奏摺剛到立遭批駁。\\n\\n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撫任，不準單摺奏事，以後如有軍務要事，仍報告曾國藩，由曾國藩奏報。曾國藩恐曾國荃心情抑鬱，言詞不遜，在奏摺中惹出禍來，特派頗有見識的心腹幕僚趙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營，專門負責草擬章奏谘察事項。\\n\\n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裡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摺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摺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節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十多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n\\n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n\\n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n\\n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熟悉曆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傲，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已。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n\\n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裡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健，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n\\n曾國荃在功名事業漸趨全盛的時候，還存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念，這與曾國藩的憂讒畏譏、常怕盈滿的想法恰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要曾國荃時時以此為戒，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切實實踐。他在這些地方看得破，認得清，所以他在一開始就有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懼心情了。\\n\\n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曾國藩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裡，明白表示無挾軍權以自重的態度。至於湘軍的遣散，遠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兄弟就曾經有所商討。而非曾國藩個人的最先主張。\\n\\n裁軍最早的動機，當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圍之後，因為勝利在望，此時已可開始思考善後問題。曾國藩在二月初二致曾國荃信中，確已透露，曾國荃則表示速裁全裁，也與當時鬱憤的心情有關，在曾國藩家書中皆可找到二人裁軍的藍圖與構想。\\n\\n金陵克複之後，鐘國荃堅辭任官，申請回籍休養，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隻是曾國荃先行回籍，而裁軍之事，則留與曾國藩料理。至少可見，湘軍之裁撤與曾國荃的引退有密切關係。\\n\\n至於遣散湘軍，從曾國藩一方麵的考慮，可簡約地做幾點分析。\\n\\n其一，戰後遣軍，為用兵常規，原為境兵將帥所需考慮。這是根本。\\n\\n其二，曾國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獲祟爵，原已憂畏權重，豈可久掌兵權，徒增讒忌。遣散湘軍，正所謂保泰持盈之計。\\n\\n其三，湘軍合圍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實已陷於群疑眾謗之中。功成之後，更要解兵權以釋嫌怨。\\n\\n其四，金陵城破，湘軍將校飽掠錢財，非常想返鄉置產，鬥誌已懈，銳氣全消，使曾國藩籲嗟於湘軍暮氣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n\\n其五，湘軍所恃軍餉，主要依靠湘、鄂、皖、粵、蘇五省厘金，軍務完竣，各省紛紛要求裁撒厘局。軍餉無所出，無以維繫龐大軍力。\\n\\n其六，曾國藩既知湘勇不可複用，而與李鴻章相商，淮軍得以不載，固然是應曾國藩的需要，也是李鴻章所希望的。\\n\\n總而言之，曾國藩毅然裁撤湘軍，實際上是完全為應付那群反湘軍派而不得不如此的。\\n\\n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卻嫉賢妒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想懲罰一下他們。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逢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敗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n\\n還有一個比反湘軍派力量更大的運動，就是湘軍造反運動。反湘軍派除彈劾外，又由軍機處命令曾國藩呈報曆年經費開支賬目。這等於要湘軍的命。打了十多年爛仗，你們不發軍餉，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強開支過去。這一筆爛賬，請問如何報銷?\\n\\n湘軍將領聽到這一訊息，無不義憤填膺，決心造反。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鱗、鮑超四人，召開了玄武湖會議，議決肅清君側。此議雖被曾國藩壓下，而湘軍將領反清情緒仍冇有消除。曾國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這也是一個原因。\\n\\n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錢，裁兵費早已籌妥了。\\n\\n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到來。公元紀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勝利，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1.5萬人，隨後也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n\\n裁去多少?曾國藩不是傻瓜，不會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計，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約三萬人左右，剩下未裁的還有三萬人。這三萬人，一部分由曾國荃統率。公元紀年，我們還可見曾國荃有關湘軍的奏議；一部分由左宗棠帶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師由黃翼升統帥；其他中下級乾部，轉入淮軍去了。\\n\\n實際上並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國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蠻乾，大家蠻乾，要曾國藩做年羹堯，他是不乾的。\\n\\n但是，軍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國藩在領兵作戰時，一再請求回家為父母服喪終製，而戰事終了後，何以從不提及此事，這點仍和他的憂畏有關。\\n\\n曾國藩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征疆場，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滿。\\n\\n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老，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製，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所自處，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人的恐懼，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n\\n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麵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麵更留在兩江總督任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n\\n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撚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麵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n\\n曾國藩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這確是帝王**時代的殘酷現實。\\n\\n所以曾國藩大刀闊斧裁撤湘軍，高官卻仍然要做，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種手段。\\n\\n從古至今，與人同事，多是“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患難時，彆人能任用賢能，以圖恢複與發展功業，而安樂時，則會擔心身邊人謀奪其位。所以，隻要你無誌於奪其權位的話，在你功名成就之時就急流勇退，實為上上之策。\\n\\n識時務者為俊傑\\n\\n【曾國藩語錄】\\n\\n凡辦大事，以識有主，以才為輔。\\n\\n曾國藩憑著自己幾十年的仕宦生涯，對封建社會官場的險惡看得十分清楚，深知一入仕途則毫無“自由”可言，即使是一隻猛虎，也隻能變成犬鼠可欺的可憐蟲了。韓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於匣”一節，意思是說老虎在深山，在野獸中稱王稱霸，一入牢籠就會搖尾巴乞求同情，不論“虎性”是否改變，都不能不屈服於現實。為虎設籠不是為了防備老虎，而是要讓虎入牢籠，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夠製伏老虎。但是，幾千年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誰能改變得了?更何況，一個有抱負的人不藉助權力可以說是毫無作為的。因此，出進官場之局，處居江湖之遠，就十分難以決斷了。\\n\\n曾國藩自己對出處之際雖然感到難以決斷，但憑他的老道經驗還是能夠掌握火候的。曾國藩對其九弟曾國荃出處之疑的安排一事，可見其韜晦。曾家兄弟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幾條，尤其是曾國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國藩的話說是千古以來最艱難的一次攻堅戰。攻占南京後，曾家成為大功臣，按曾國荃的設想，清廷應功高厚賞，自己該做個總督巡撫，享享清福了。可是，清政府對這位敢作敢為的曾九最不放心，曾國荃雖讀過幾年書，但學識淺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滿天下，尤其處死李秀成後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同時，清政府對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離軍營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撫。\\n\\n曾國藩無奈，隻好以曾國荃病情嚴重為由，奏請曾國荃開浙江巡撫缺，回鄉調理，以避開輿論的鋒芒，解除清政府的這塊心病。不出曾國藩所料，這一奏請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國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獲批準，並賞給曾國荃人蔘六兩，以示關懷。這本來是曾國藩的韜晦之計，暫時退避正是為了永久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國荃在曾國藩移駐江寧那天，當著滿堂賓客大發怨言，致使曾國藩狼狽萬狀，無地自容。為了開其心竅，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那天，曾國藩除派趙烈文專門勸慰外，還特寫七絕十二首為他祝壽。據傳，當曾國荃讀至“刮骨箭瘢天鑒否，可憐叔子獨賢勞”一句時，竟放聲大哭，以泄胸中抑鬱之氣。11月2日曾國荃帶著滿腹委屈和怨憤返回湖南，由於怨氣仍未平消，終致大病一場。\\n\\n多年征戰在外，此時退隱鄉間，本是休養身心的最好時機，但曾國荃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對於清廷有意牽製曾氏兄弟的舉措表示不滿，不時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國藩老謀深算，一再囑咐曾國荃不要輕易出山，時局嚴重，不必惹火燒身，最好在家靜養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書中指出：“有見識的人士和相愛的朋友大多奉勸弟弟暫緩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讓弟弟多調養一段有病的身體，在家閉門三年，再抽身而出，擔當天下的艱钜大任。”進一步，他又在其他書信中具體安排曾國荃如何打發時光的計劃：一是修身養性，不要乾預湖南地方事務，“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發泄公憤，同時又對朋友情誼深厚，非常仗義，這個時候告病在家，千萬不要對地方公事乾預絲毫”；二是趁休閒之際補攻講求詩文奏議之學，“弟和弟以不善作文章而為深深的恥辱，……眼下用力於奏議文章的學習，也應當稍稍具備當年發揚拚命的那種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囑咐曾國荃趁空閒時間，讀些有關文史方麵的好書，以加強自身的學識素養。同時，又寄去曆年所寫日記，希望曾國荃等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謂“近來衰憊之狀”，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輩讀書做人。在曾國藩的耐心開導之下，曾國荃耐著性子終於在湖南老家呆了一年多時間，清政府曾詔諭他出任山西巡撫，他硬堅辭不受。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頒詔命曾國荃改任湖北巡撫，並幫辦“剿撚”軍務。此時，曾國藩認為時機已成熟，力促曾國荃出而任事：“惟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為自裝身份太重。餘此信已為定論下次不再商矣”；“君恩過厚，無令外人疑為裝腔做勢也”。於是，曾國荃決定再度出山。\\n\\n一個人無論有多大的實力，他總是受周圍環境及諸多因素的製約，不可能為所欲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後吃虧的隻是他自己。所以，一個人要知進退，識好歹，明時務。\\n\\n進退之道取決於大局形勢\\n\\n【曾國藩語錄】\\n\\n論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茫。\\n\\n任何事業，某種意義上都是區域性的事業，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內，要想把事業做好，必須先察大局，認清其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特彆是大局的發展趨勢，然後借勢生風。不然的話，縱有千條妙策，亦難有所作為，縱使有所作為，因為區域性畢竟決定不了全域性，也算不了什麼。\\n\\n曾國藩初辦團練時，因為冇有實權，又冇有軍餉，兵力發展不快，真是慘淡經營，屢戰屢敗。而他想要實權以便辦事的想法，更是屢遭挫折。\\n\\n至1860年，曾國藩以客寄的身份辦團練，建湘軍，剿殺太平天國已有七八個年頭。其間，1853年攻克武漢，巡撫一職與他擦肩而過，後來，他費儘心機，甚至剝下理學家的麵具，在守父喪期間伸手公開向清政府要督撫的位置，但遭到拒絕；再往後，聽到石達開要進入四川，胡林翼等人聞風而動，鼓動官文上疏請清廷將四川總督大印交給湘軍第一統帥。事情還是冇有成功。\\n\\n1860年4月，江南大營的潰敗給曾國藩帶來了絕好的機會，胡林翼等湘係高級首腦立即聚於曾國藩的大營宿鬆，開始緊張的密謀。\\n\\n江南大營擁有重兵七萬餘人，集中了清廷正規軍中最精銳部分。同年3月15日，經過與太平軍九晝夜之戰，江南提督張國根溺斃河中，總兵陣亡。至4月6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敗走常州後在滸壁關驚悸而死。至此，遮蔽江南財賦重地的江南大營將死卒亡。\\n\\n正是在這突如其來而又事關湘軍集團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時刻，湘軍首領開始陸續趕赴曾國藩所駐防的宿鬆。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後在曾國藩的住地宿鬆暢談時間長達二十三個日夜，達成了“共赴”艱難的共識，對各自的發展影響甚大。\\n\\n宿鬆會議是湘係勢力的發展乃至扭轉全域性的重要會議。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結，對穩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鹹豐帝旨令最後一節，詢及左宗棠多年“拂鬱之隱”，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後再不意氣用事，聽候曾國藩的訊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執。”第二，壯大了湘係力量，湘係重要人物出現了空前的“團結”，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第三，對江南大營潰敗後，清廷可能進行的重大人事調整進行了預測，認為兩江總督一缺，曾國藩與胡林冀兩人中必有一人擔此大任。這對鼓舞“士氣”，有重要意義。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為全國所知。曾國藩的幕僚黎庶昌編訂《曾國藩年譜》時就曾明確指出：左宗棠“留營中兩旬，朝夕縱談東南大局，謀所以補救之法”。而作為清政府倚為乾城的江南大營的潰敗，也在政治、軍事上為湘軍勢力的發掃清了障礙。但當時湘係中有許多人並冇有意識到這是一個轉機，隻有左宗棠卻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天意其有轉機乎?”有人不解其中妙處，他解釋說：“江南大營將蹇兵罷，萬不足資以討賊，得此一浩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眾人始悟。\\n\\n果然不出湘軍將領所料，宿鬆會議結束當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國藩從此纔可以名符其實地乾一場了。\\n\\n但是在走出這一步之前，曾國藩不會忘記把他的行動和時代脈搏聯絡起來考慮。而曾國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勢的主要方麵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運以及朝廷內的變故。\\n\\n1861年湘軍攻下安慶立下大功之後，曾國藩在麵臨新的進退抉擇關頭時，便對清朝的情況倍加關注。其實曾國藩以及胡林翼等高明之士雖然身在疆場，但卻一貫對朝廷大事非常關注，並且從來都反應非常敏感，因為朝廷上的任何變化都有可能影響到他們個人以及湘軍這個集團的利益與未來。\\n\\n胡林翼和曾國藩是在8月初，也就是湘軍攻占安慶後大約一個星期之後，得知鹹豐皇帝駕崩訊息的，但這訊息來源於友人之間的私人通訊。\\n\\n胡林翼在獲知此情之後，當即寫信向曾國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國危，又鮮哲輔，殊堪憂懼。\\n\\n由於肅順等人久久隱喪不報，胡林翼和曾國藩天天在軍營中等待進一步的訊息，卻長時間未接奉國喪明詔，這愈發讓他們憂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驚起，仰望上蒼，哀聲長歎：“京師必有大事發生，不知是禍是福。”\\n\\n**統治易於保守政治機密，加上通訊和交通條件的落後，資訊的傳遞也就非常慢。慈禧太後在北京發動政變一個多月的時間裡，身居安慶的曾國藩等人竟然一無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國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訊息。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諭旨一道，又有軍機處轉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摺一件。他先掃了一眼抄示的奏摺，發現鹹豐皇帝所立讚襄政務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麵，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仔細讀來，隻見奏摺中寫道：“載垣、肅順、端華明正刑典，人心欣悅。”但奏摺並未說明讚襄政務大臣們是哪一天被逮被殺的，也未說他們犯了何罪。曾國藩看後，真是嚇了一大跳。他趕緊拿起諭旨看個究竟，以為諭旨會對此事作出解釋。更讓他驚異的是，諭旨卻一字未提讚襄政務八大臣的事，而是公佈了有關他自己的新的職務任命，其中寫道：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悉歸節製。\\n\\n曾國藩通過對朝廷內的大勢的把握與深入細緻的分析，得出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認為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隆，因此必須辭謝大權的結論。這一決定無疑是正確的。這不僅使曾國藩進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圖，為下一步決策提供了參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願地更為放心地將大權交給曾國藩。清廷讓曾國藩節製四省軍務的決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人和統帥，曾長期受清廷的猜忌與壓抑，自從1860年擺脫這種狀況以來，其權勢日漸增大，在清朝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現在，清廷不但對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還為了能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製舊規。清廷此時也並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撫權力過大，會有尾大不掉的危險，最終結果就有如慢性自殺，但為了打敗最大的敵人，他們已顧不得那麼多了。\\n\\n曾國藩在把握了朝廷的這些內情與動態後，根據自己的推斷，找出了思考的重點以及行動的方向。他認為，以現在的形勢推斷，最應擔憂的，不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問題，因為對於清廷中央來說，他們現在最大的敵人仍然還是太平天國，為了打敗這個你死我活的對手，是可以暫時將權力下放給湘軍將領的，即使作出一些超越體製和常規的做法，也是能夠接受的。慈禧太後和奕訴將政變的訊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告訴曾國藩等人，雖然有敲打湘軍將領的意思，但並不希望他們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地還是要鼓勵他們更好地為朝廷辦事，趕緊將太平天國徹底打垮。而隨著湘軍實力的擴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國藩擔憂的則是集團內部的維繫問題。曾國藩已經很明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n\\n因此曾國藩在把握了這樣的“天下大勢”之後，采取了一係列的果斷行動，如為湘軍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將有深厚交情被他稱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參劾革職；為出一口積之已久的惡氣，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敵王有齡的時間，終於使王有齡冇有得到及時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讓李鴻章辦淮軍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遠見的安排。為後來湘軍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準備。這些，都是曾國藩在把握天下大勢的情況下才具有的遠見和膽識。\\n\\n一個做大事的人，必須謀之深遠，在彆人不能發現機會的地方發現機會，在彆人不能謀取利益的地方謀取利益，而這些都需要對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對現實有深刻的洞察，對未來有著準確的預期，在戰略上有一個明確的規劃——羽翼未豐時不可輕動。\\n\\n過早將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勝的情況下出兵，往往會在以後的交戰中失敗。羽翼未豐滿時，更不可四處張揚。《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要待時而動，善於儲存自己，不可輕舉妄動。\\n\\n曾國藩早在京城為官時深研《易經》，對“潛龍在淵”尤為注意。他初建湘軍時，水陸兩軍加一起隻有一萬餘人，這時若和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相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因此曾國藩為保護他的起家資本，四次違抗清廷聖旨，而且見死不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吳文錇被太平軍擊敗，可以說把事做得夠絕情了。\\n\\n1853年，曾國藩把練勇萬人的計劃告訴了愛將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淺，立刻向清廷和盤奏出，結果船炮未齊就招來鹹豐皇帝的一連串征調諭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進至蘄、黃一帶，武漢危急，清廷接連下令曾國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軍襲破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曾國藩深知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絕非一般農民起義隊伍可比，冇有一支勁旅是不能貿然去碰的。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冇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戰的水勇隊伍，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征。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一時形成“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局麵。\\n\\n其實，清廷催曾國藩赴援外省，不過以湖南鄉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綠營作戰，以解決兵力不足的困難，這也是過去常有的事，決非要他充當主力，獨力擔負與太平軍作戰的重任。所以當曾國藩在奏摺中處處以四合防為詞，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時，鹹豐皇帝即以譏諷的口吻在奏摺上批道：“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纔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儘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可見，鹹豐皇帝對曾國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來不過是無知書生的好高騖遠和自我吹噓，並非深思熟慮的舉動。因而，鹹豐皇帝再次促其“趕緊赴援”，並以嚴厲的口吻對曾國藩說：“你能自擔重任，當然不能與畏葸者比，言既出諸你口，必須儘如所言，辦與朕看。”曾國藩接到諭旨後，仍然拒絕出征。他在奏摺中陳述船炮未備、兵勇不齊的情況之後，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並進一步傾訴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能在籍服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複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隻有痛哭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鑒，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儘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鹹豐皇帝看了奏摺，深為曾國藩的一片“血誠”所感動，從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並以“硃批”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緊了出征的準備。多少年後，他還對此念念不忘，並專門請人從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與座船一起丟失），與鹹豐皇帝的“硃諭”一起儲存，“同誌恩遇”。\\n\\n曾國藩為堅持船炮不齊不出省作戰的原則，不僅拒絕了清朝最高統治者鹹豐皇帝的命令，也擯棄了師友的私人情誼。當湖北第一次危急時，他於鹹豐諭旨之先，已接到湖廣總督吳文鎔求其急速援救的函劄。吳文鎔是曾國藩的老師，二人長期以來交誼甚厚，無論公理私情他都是應該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國藩接到吳的信函後仍不想赴援，隻是由於王鑫誓報江西謝邦翰等人被殲之仇，積極要求赴援湖北，纔不得不勉強同意。後來一接到“武昌解嚴，暫緩赴鄂”的諭旨，便乘機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軍西征部隊回師西上，吳文鎔接連發信向曾國藩求援，曾皆覆函拒絕，並反覆說明不能草草輕發的道理。吳文鎔終於被曾說服，雖自度必死，仍令曾國藩萬勿草草而出。還特致書說：“我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複他望。君所練水師各軍，必等稍有把握，然後可以出而應敵，不要因為我的緣故，輕率東下，東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務以持重為意，倘若你有不測之險，恐怕連後來的繼承人都找不到了。我雖然是老師，牽涉國家的份量還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n\\n當太平軍進攻廬州時，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國藩亦拒絕出征，僅派劉長佑率一千新勇由陸路赴援。結果江、吳二人先後兵敗自殺。這對曾國藩是個沉重的打擊。江忠源在曾國藩諸門生中，辦團練最早，最有實戰經驗，同時也任職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國藩曾打算練勇萬人概交江忠源指揮，完成鎮壓太平天國的重任，而自己隻在後方辦理練兵籌餉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斃命，這無異於砍去曾國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帶兵而又不得不親自出征。吳文鎔的死對曾國藩打擊更甚，吳文鎔身任湖廣總督，既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是他強有力的後台。若吳文鎔仍在，處處有人幫他說話，或許不至陷入後來那樣的政治困境。可見，曾國藩堅持不輕易出省作戰的方針，雖然使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同時也使他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為其後的軍事勝利打下了基礎。\\n\\n曾國藩深通天道盈縮、洪荒變換的道理，他常常告誡諸將說：“寧可好幾個月不開一仗，決不可以開仗而毫無安排、準備和算計。凡是用兵的道理，本來力量強而故意顯示給敵人以懦弱的多半會打勝仗，本來力量弱小而故意顯示給敵人以強大的多半會打敗仗。敵人向我進攻，一定要仔細考究衡量而後應戰的多半會打勝仗；隨意而冇有仔細考究衡量，輕率地發兵向敵人進攻的多半會打敗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應常常存留著一顆不敢為先之心，必須讓對方打第二下，我纔打第一下。……與強悍敵人交手，總要以能看出敵人的漏洞和毛病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敵方完全冇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貿然前進，那麼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對方看出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緒的時候，不要為大家的議論所動搖，自然能夠瞄準敵方可破的漏洞。”\\n\\n這個世界是憑實力來講話的，冇有實力就冇有發言權，這是現實世界一條亙古不變的規律。因此，一個成大事業者必須懂得儲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在自己實力不夠時千萬不可輕舉妄動!\\n\\n凡事靠自己\\n\\n【曾國藩語錄】\\n\\n自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而作出。\\n\\n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在患難之際當然可以請求彆人的幫助，但是，主動權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難之際全仰仗彆人，後果將是十分危險的。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經過血的教訓，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的重要性。\\n\\n1862年5月，曾國荃率軍在天京城南門外的雨花台紮下營寨。\\n\\n曾國荃和他的心腹大將李臣典、蕭孚泅、劉連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國的叛將韋俊的帶領下，察看了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溝高壘，城圍遼遠，以他的兩萬人馬想要攻取這座名城，簡直是白日做夢。他雖攻至城下，卻不敢輕舉忘動，更深怕城內的太平軍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動，將他們殲滅掉。\\n\\n所以，曾國荃一麵督促湘軍在雨花台一帶修築工事，作長期戰爭準備；一麵派人投書，催促各路人馬儘快會師城下。\\n\\n然而，曾國荃等了多日，也不見彆路人馬到來。先是李續宜的北路軍由鎮江剛要出師，忽接父喪凶信，匆匆回家奔喪，其部將唐訓方遠在皖北，聞訊南援，結果被太平軍阻於壽州；鮑超由寧國北進，遇太平軍楊輔清等部，展開血戰，亦難達天京。這時，可援之軍隻有多隆阿一路。\\n\\n曾國藩接到雨花台寄來的加急求救文書，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後，開始還有軍事行動：攻陷廬州，準備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動，拒赴合軍天京之約。曾國藩再三懇請赴援，多不為所動。這時，有一股四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多隆阿部將雷正綰已入陝阻擊。多隆阿與湖廣總督官文密約，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隊入陝，皇帝居然準奏。多隆阿與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興，因為久與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願湘軍得到成功。\\n\\n多隆阿率軍西去，曾國藩萬分驚慌，派人飛馬送信給官文，讓他追回多隆阿，仍讓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說：“聞入秦之賊人數不滿三千”，有雷正綰一軍以足敵，而“江南賊數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請將去之不遠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卻置曾氏兄弟的求援於不顧，使曾國荃的雨花台之師成了孤軍。通過這件事，曾國藩似乎發現了人性的弱點，也印證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時不能靠彆人的道理。\\n\\n曾國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說：\\n\\n都將軍派四個營的兵來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時刻，隻有自己靠得住，而彆人都不可靠。靠彆人防守，恐怕臨戰時會先亂；靠彆人戰鬥，恐怕會猛進而速退。幸虧這四個營人數不多，或許不至擾亂弟弟你那裡的全域性。\\n\\n否則，這部分軍隊另有一種風氣，一種號令，恐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謹慎使用這支隊伍。去年春天，弟弟冇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我很喜歡弟弟的見識。\\n\\n他在另外一些信中還說：總之，危急之際，不要靠彆人，專靠自己，纔是穩著。\\n\\n鹹豐五年（1855年），自從羅澤南等離開江西以後，曾國藩在江西的處境一天比一天壞。在這種危急時刻，曾國藩認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強自身建設，苦練硬功。在內湖水師缺乏得力的統領，幾位營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況下，曾國藩隻好讓李元度兼轄水師事。\\n\\n曾國藩不斷地給李元度寫信，教他如何帶勇、如何列陣打仗。在1855年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國藩寫道：\\n\\n茲特有數事叮囑，千萬不能忘記：\\n\\n第一，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主計，但能使我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n\\n第二，哨探嚴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n\\n第三，稟報詳實，不可專好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n\\n第四，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閱曆，便自然覺得我軍處處都是漏洞，無一可恃，也就不輕言戰了。\\n\\n寫了這些，曾國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寫的《水師得勝歌》在軍中影響很好，既通俗又實用，便再花幾天的功夫，寫出了一首《陸軍得勝歌》。歌中講到了湘軍陸師在紮營、打仗，行軍、法紀、裝備和訓練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國藩又抓住了幾根救命草。\\n\\n心力交瘁的曾國藩看見太平軍從江西戰場上大量撤出，一開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收到天京城中的密探發來了訊息，將天京內訌的情況告訴了他。\\n\\n求救、自救、天機，終於使曾國藩渡過了災難。\\n\\n這一過程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啟示：一是在艱難時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無用的；二是在困難時刻最重要的還是要尋求解決困難的途徑、辦法，哪些是自己能辦的，哪些是需藉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經營，或可有成。\\n\\n為了危急時刻不至於仰仗彆人，曾國藩致力部隊訓練，他要親手將湘軍締造成為一支有膽有技、能征善戰的隊伍。經過艱苦的訓練，湘軍素質迅速提高，逐漸成為一支士氣旺盛，能征善戰的隊伍，而曾國藩本人，也由一個儒生逐漸成長為一名軍事家和“訓練之才”。\\n\\n一個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艱苦經營，壯大自己的實力，這樣就不致於在危急時刻，去依靠彆人，看彆人的臉色，把自己的命運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記住：彆人都靠不住，隻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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