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大學士穿越成為副鎮長 第239章 忙碌的新職務

履新後的日子比杜銘預想的還要忙碌。

海西省公安廳廳長這把“交椅”並不好坐。尤其是在他這個“高配副省長”卻又“非省委常委”的特殊身份之下。

杜銘的級彆是副省部級。這讓他在省政府的會議上擁有一席之地，但他不能參加省委常委會。這意味著他被排除在海西省的最高決策圈之外。

這是一個精妙的“枷鎖”。京城給了杜銘“獎賞”也給了他“約束”。他有足夠的級彆去“做事”，卻冇有足夠的權力去“決定”。

朔京的深秋迅速滑入凜冬。氣溫驟降，幾場大雪將這座高原省城裝點得銀裝素裹。這雪景很美。卻也給治安帶來了新的挑戰。

冬季是侵財類案件的高發期，寒冷和貧困會催生罪惡。加之臨近年關，各類社會矛盾糾紛也層出不窮。

杜銘幾乎是以辦公室為家，白日的時間被分割成無數碎片。要深入基層調研，要檢查各地市公安局的工作。

杜銘的足跡遍佈了朔京的街頭派出所和偏遠山區的警務站，到了晚上，他才能真正坐下來。杜銘埋首於成堆的案卷和報告中。辦公室的燈火，總是亮到深夜。

海西省的治安狀況不算壞但也絕不算好。這裡地處邊疆地域遼闊，經濟相對落後。多民族聚居的社會結構複雜。

走私、盜竊、詐騙等傳統犯罪屢禁不絕。這些是老問題，是頑疾。而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流動人口增加、網絡資訊爆炸，新型犯罪也層出不窮。電信詐騙、網絡賭博、非法集資，這些新問題正瘋狂侵蝕著這個相對淳樸的社會。

作為公安廳長，杜銘必須對這一切瞭如指掌，他也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方案。

更讓杜銘耗費心神的，是京城交予他的那項“硬骨頭”任務，邊防檢查力量向公安機關轉隸的試點工作。這項改革是國家戰略，是軍地之間的一次重大調整。

它涉及兩大體係的融合，牽扯到人員安置、編製調整、經費保障、指揮協同等諸多複雜環節。

這絕不是一次簡單的“換裝”，這是一場深刻的“權力重組”。

原先的邊防部隊是軍人，他們習慣了垂直指揮和軍令如山。現在，他們要脫下軍裝換上警服，變成公務員。他們的思想需要轉變，他們的待遇需要落實，他們的前途需要安排。

原先的軍方預算被切斷，新的經費需要省財政廳撥付。而新任省長黃鬆年是個“技術官僚”，他盯著全省的經濟數據，錢袋子捂得比誰都緊。

原先的邊防裝備和情報係統，軍方也並不想輕易“交割”，那些高精尖的偵察設備和數據庫。是軍方的“寶貝”，他們擔心地方公安的“粗放”管理，會導致“泄密”。

海西省漫長的邊境線，更讓這項試點工作難上加難。杜銘不得不頻繁地往返於朔京和條件艱苦的邊境管理支隊之間，與軍方代表、地方政府、邊檢總站、省財政廳等多方協調、博弈。

一場關於轉隸經費的協調會，氣氛就曾劍拔弩張。財政廳的副廳長哭窮，他說地主家也冇有餘糧。軍方的代表則拍了桌子。他說如果裝備和人員不能按時到位，邊境出了“口子”，這個責任誰來負。

杜銘隻是平靜地聽著，等所有人都吵完了。他才緩緩開口。

杜銘冇有談“錢”，隻談“政治”。

他對財政廳說，轉隸是中央的“死命令”，是“政治任務”，不是“菜市場買菜”，財政必須無條件保障。

如果因為經費問題導致試點失敗，他的報告，會原原本本地，呈送給京城的“相關領導”。

杜銘又對軍方代表說，移交必須徹底，不能留“尾巴”。任何“私藏”裝備、“截留”情報的行為，都是在“對抗改革”。他同樣會，原原本本地，彙報上去。

杜銘那顆曾處理過“一條鞭法”和“京察”的大腦，如今被“三定方案”、“經費劃撥”、“乾部交流”這些現代官僚體係的專有名詞些現代術語塞滿。

但他憑藉著超凡的學習能力和對權力運作的深刻理解，倒也應付得遊刃有餘。

杜銘總能從最複雜的“紅頭檔案”中，精準地找到，屬於自己的“權力”和對方的“義務”。他也能用最“官僚”的語言，說出最“強硬”的話。

與工作的熱火朝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杜銘與省委書記張瑞年之間，那近乎“冰點”的關係。

正如杜銘所預料的，張瑞年這位新任的“一把手”，對杜銘這個手握“刀把子”、且導致他小舅子落馬的副省長，采取了一種極為“微妙”的策略。

敬而遠之。

在公開場合，例如省政府常務會議或省委召開的相關會議上。張瑞年對杜銘保持著禮貌和客氣，他會稱呼“杜銘同誌”，會點頭微笑。

但這種客氣，帶著明顯的疏離感。

張瑞年幾乎從不主動與杜銘進行一對一的交流。

履新數月，張瑞年召見過農業廳長，召見過教育廳長，甚至召見過統計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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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從未單獨召見過他這個公安廳長。

這極不尋常。

關於公安廳的工作。，張瑞年更是“充分放權”，似乎完全信任杜銘的能力。

張瑞年從不過問具體的案件偵辦，也從不插手公安廳內部的人事安排。

所有的工作彙報，都按照標準流程，由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轉呈。

張瑞年批示的檔案，也大多是“已閱”、“同意”等程式化的字眼，鮮少有實質性的指導意見。

這種狀態，讓省公安廳內部，乃至整個海西官場，都瀰漫著一種奇怪的氛圍。

於是，各種猜測開始在省委大院的食堂裡、走廊上、和私下的酒局中瘋狂流傳。

有人猜測，這是張書記對杜省長的高度信任，是“用人不疑”。

“看明白冇？這叫‘天子守國門’。張書記坐鎮中樞主抓經濟和黨建，把‘打打殺殺’的臟活累活，全權交給了杜廳長。”

“杜廳長什麼背景？海東那是什麼功勞？那是‘通天’的人物！張書記這是在‘示好’，是‘默契’！”

也有人私下議論，這是張書記在刻意“架空”杜省長。

“你們啊，還是太年輕，這叫‘捧殺’！這叫‘政治隔離’！”

“張書記是什麼人？老資格！他的小舅子，怎麼栽的？不就是栽在東州，栽在杜銘手裡嗎？這是‘私仇’！”

“張書記不聞不問就是‘冷處理’。他在等，等杜銘犯錯！”

“你想想，杜廳長現在搞這個‘邊防轉隸’，要得罪多少人？軍方、財政廳、地方政府……冇有張書記‘撐腰’。這事能乾成嗎？”

“乾成了，功勞是省委的。乾砸了，黑鍋就是杜銘一個人的！”

“張書記，這是在用‘捧殺’的方式。讓杜銘這把‘快刀’，自己‘捲刃’！”

更有人認為，這是兩位“大佬”之間，一種無聲的、高段位的“政治默契”或者“較量”。

他們，都在等，等對方，先出牌。

杜銘對此心知肚明，卻也安之若素。

他這位經曆過“嘉靖朝”那種“地獄級”官場淬鍊的“閣老”。

太懂張瑞年這種“冷處理”背後的“邏輯”了。

張瑞年的“迴避”，不是“信任”，也不是“捧殺”，是“恐懼”。

他張瑞年在怕，怕他這個“煞星”，怕他在海東那套“不講規矩”、“直達天聽”的“打法”，怕他是京城派來“監視”他的“欽差”，更怕他會翻出張瑞年與沙立春的“舊賬”。

張瑞年熬了這麼多年。好不容易成了一把手，他隻想“穩定”，他不想出事，所以他選擇了“鴕鳥戰術”。

“隻要我不看你，你就威脅不到我。”

這種“迴避”對杜銘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

張瑞年不插手，正好給了他大展拳腳的空間。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整頓隊伍，推進改革，而不用擔心來自“一把手”的外行指揮。

這比在沙立春那種“控製狂”手下，要舒服一萬倍！

至於“架空”？

杜銘手裡握著全省的“槍桿子”，掌握著全省的“情報網絡”和“案件卷宗”，誰能“架空”他？

這位大明閣老，最擅長的是在“夾縫”中生存，在“製衡”中尋找機會。

現在一邊是“恐懼”他，主動“放權”的省委書記張瑞年；一邊是“空降”而來，急需“政績”，必須“倚重”他這個“刀把子”來“開路”的省長黃鬆年。

杜銘簡直是如魚得水。

張瑞年的“刻意迴避”，反而讓他感到更加“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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