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 註釋02

[239]朋友們所討論的主題是要知道但丁在地獄中過多少日子：是從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晚呢，抑是星期四晚至星期日早晨？他們去請教米開朗琪羅，他比任何人更瞭解但丁的作品。

[240]米開朗琪羅並辨明暴君與世襲君王或與立憲諸侯之不同：“在此我不是指那些握有數百年權威的諸侯或是為民眾的意誌所擁戴的君王而言，他們的統治城邑，與民眾的精神完全和洽……”

[241]據米開朗琪羅的秘密的訴白，那人是布西尼。

[242]孔迪維又言：“實在，他應該接受這好意的忠告，因為當梅迪契重入翡冷翠時，他被處死了。”

[243]他又致書米開朗琪羅，敦促他回去。

[244]數日前，他的俸給被執政官下令取消了。

[245]據米氏致皮翁博書中言，他亦被判處繳納一千五百金幣的罰金充公。

[246]米氏在致弗朗西斯科·特·奧蘭達書中述道：“當教皇克雷芒與西班牙軍隊聯合圍攻翡冷翠時，這般敵軍被我安置在鐘樓上的機器擋住了長久。一夜，我在牆的外部覆蓋了羊毛袋；又一夜，我令人掘就陷坑，安埋火藥，以炸死嘉斯蒂人；我把他們的斷腿殘臂一直轟到半空……瞧啊！這是繪畫的用途！它用作戰爭的器械與工具的；它用來使轟炸與手銃得有適當的形式；它用來建造橋梁製作雲梯；它尤其用來構成要塞、炮壘壕溝、陷坑與對抗的配置圖……”（見弗朗西斯科·特·蘭達著：《論羅馬城中的繪畫》第三編，一五四九年）

[247]皮翁博（SebastianodelPiombo，1485—1547），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畫家。（編注）

[248]孔迪維記載——一五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教皇把米開朗琪羅的月俸恢複了。

[249]即在他一生最慘淡的幾年中，米開朗琪羅的粗野的天性對於一向壓製著他的基督教的悲觀主義突起反抗，他製作大膽的異教色彩極濃厚的作品，如《鵝狎戲著的麗達》（一五二九——一五三〇年間），本是為費拉雷大公畫的，後來米氏贈給了他的學生安東尼奧·米尼，他把它攜到法國，據說是在一liusi三年被諾瓦耶的敘布萊特嫌其放浪而毀掉的。稍後，米開朗琪羅又為人繪《愛神撫摩著的維納斯》圖稿。尚有二幅極猥褻的素描，大概亦是同時代的。

[250]詩集卷一百〇九第四十八首。米開朗琪羅在此假想著翡冷翠的流亡者中間的對白。

[251]一五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皮翁博致米氏書，這是羅馬被掠後第一次寫給他的信：“神知道我真是多少快樂，當經過了多少災患、多少困苦和危險之後，強有力的主宰以他的惻隱之心，使我們仍得苟延殘喘；我一想起這，不禁要說這是一件靈蹟了……此刻，我的同胞，既然出入於水火之中，經受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們且來感謝神吧，而這虎口餘生至少也要竭力使它在寧靜中度過了吧。隻要幸運是那麼可惡那麼痛苦，我們便不應該依賴它。”那時他們的信劄要受檢查，故他囑咐米開朗琪羅假造一個簽名式。

[252]一五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皮翁博致米氏有言：“如你冇有教皇為你作後盾，他們會如毒蛇一般跳起來噬你了。”

[253]屢次，克雷芒七世不得不在他的侄子，亞曆山大·特·梅迪契前迴護米開朗琪羅。皮翁博講給米氏聽，說“教皇和他侄兒的說話充滿了激烈的憤怒、可怖的狂亂，語氣是那麼嚴厲，難於引述”。（一五三三年八月十六日）

[254]米開朗琪羅部分地雕了七座像（洛倫佐·特·烏爾比諾與朱利阿諾·特·內穆爾的兩座墳墓、《聖母像》）。他預定的“江河四座像”冇有開始；而“高貴的”洛倫佐與他的兄弟朱利阿諾的墓像，他放棄給彆人做了。——一五六三年三月十七日，瓦薩裡問米開朗琪羅，他當初想如何佈置壁畫。

[255]人們甚至不知道把已塑的像放在何處，而空的壁龕中又當放入何像。受科斯梅一世之命去完成這件米氏未完之作的瓦薩裡與阿馬納蒂寫信問他，可是他竟想不起來了。一五五七年八月米開朗琪羅寫道：“記憶與思想已跑在我的前麵，在另一世界中等我去了。”

[256]一五四六年三月二十日，米開朗琪羅享有羅馬士紳階級的名位。

[257]指一五二八年在大疫中死亡的博納羅托。

[258]米開朗琪羅的侄孫於一六二三年第一次刊行米氏的詩集時，不敢把他致卡瓦列裡的詩照原文刊入。他要令人相信這些詩是給一個女子的。即在近人的研究中，尚有人以為卡瓦列裡是維多利亞·科隆娜的假名。

[259]《舊約》記摩西於熱烈的叢樹中見到神的顯靈。（譯註）

[260]佩裡尼尤其被拉萊廷攻擊得厲害。弗萊曾發表他的若乾封一五二二年時代的頗為溫柔的信：“……當我讀到你的信時，我覺得和你在一起：這是我唯一的願望啊！”他自稱為“你的如兒子一般的……”——米開朗琪羅的一首抒寫離彆與遺忘之苦的詩似乎是致獻給他的：“即在這裡，我的愛使我的心與生命為之歡欣。這裡，他的美眼應允助我，不久，目光卻移到彆處去了。這裡，他和我關連著；這裡他卻和我分離了。這裡，我無窮哀痛地哭，我看見他走了，不複顧我了。”

[261]米開朗琪羅認識卡瓦列裡年餘之後才戀愛波焦；一五三三年十二月他寫給他狂亂的信與詩，而這壞小子波焦卻在覆信中問他討錢。至於布拉奇，他是盧伊吉·德爾·裡喬的朋友，米開朗琪羅認識了卡瓦列裡十餘年後才認識他的。他是翡冷翠的一個流戍者的兒子，一五四四年時在羅馬夭折了。米開朗琪羅為他寫了四十八首悼詩，可說是米開朗琪羅詩集中最悲愴之作。

[262]卡瓦列裡的第一封信，米開朗琪羅在當天（即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即答覆他。這封信一共留下三份草稿。在其中一份草稿的補白中，米開朗琪羅寫著“在此的確可以用為一個人獻給另一個人的事物的名詞；但為了禮製，這封信裡可不能用”。——在此顯然是“愛情”這名詞了。

[263]瓦爾基把兩首公開了，以後他又在《講課二篇》中刊出。——米開朗琪羅並不把他的愛情保守秘密，他告訴巴爾特洛梅奧·安焦利尼、皮翁博。這樣的友誼一些也不令人驚奇。當布拉奇逝世時，裡喬向著所有的朋友發出他的愛與絕望的呼聲：“喲！我的朋友多納托！我們的布拉奇死了。全個羅馬在哭他。米開朗琪羅為我計劃他的紀念物。請你為我寫一篇祭文，寫一封安慰的信給我：我的悲苦使我失掉了理智。耐心啊！每小時內，整千的人死了。喔神！命運怎樣地改換了它的麵目啊！”（一五四四年正月致多納托·賈諾蒂書）

[264]在一首十四行詩中，米開朗琪羅要把他的皮蒙在他的愛人身上；他要成為他的鞋子，把他的腳載著去踏雪。

[265]JuandeValdes是西班牙王查理－昆特的親信秘書的兒子，自一五三四年起住在那不勒斯，為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許多有名的貴婦都聚集在他周圍。他死於一五四一年，據說在那不勒斯，他的信徒共有三千數人之眾。

[266]BernardinoOchino，有名的宣道者，加波生教派的副司教，一五三九年成為瓦爾德斯的朋友，瓦氏受他的影響很大。雖然被人控告，他在那不勒斯、羅馬、威尼斯仍繼續他的大膽的宣道，群眾擁護他不使他受到教會的限製。一五四二年，他正要被人以路德派黨徒治罪時，自翡冷翠逃往費拉雷，又轉往日內瓦，在日內瓦他改入了新教。他是維多利亞·科隆娜的知友；在離去意大利時，他在一封親密的信裡把他的決心告訴了她。

[267]皮耶特羅·卡爾內塞基是克雷芒七世的秘書官，亦是瓦爾德斯的朋友與信徒，一五四六年，第一次被列入異教判罪人名單，一五六七年在羅馬被焚死。他和維多利亞·科隆娜來往甚密。

[268]嘎斯帕雷·孔塔裡尼是威尼斯的世家子，初任威尼斯、荷蘭、英國、西班牙及教皇等的大使。一五三五年，教皇保羅三世任為大主教。一五四一年被派出席北歐國際會議。他和新教徒們不洽，一方麵又被舊教徒猜疑。失望歸來，一五四二年八月死於博洛尼亞。

[269]卡拉法是基耶蒂的主教，於一五二四年創造希阿廷教派；一五二八年，在威尼斯組織反宗教改革運動團體。他初時以大主教資格，繼而在一五五五年起以教皇資格嚴厲執行新教徒的判罪事宜。

[270]一五六六年，卡爾內塞基在異教徒裁判法庭供述語。

[271]見《羅馬城繪畫錄》第三卷。他們談話的那天，教皇保羅三世的侄子奧克塔韋·法爾內塞娶亞曆山大·特·梅迪契的寡婦為妻。那次有盛大的儀仗——十二駕古式車——在納沃內廣場上經過，全城的民眾都去觀光。米開朗琪羅和幾個朋友躲在平和的聖西爾韋斯德羅教堂中。

[272]這幅畫是米開朗琪羅以後所作的許多《哀悼基督》的第一幅像，也是感應這些作品的像：一五五〇——一五五五年間的翡冷翠的《基督下十字架》；一五六三年的《龍丹尼尼的哀悼基督》；一五五五——一五六〇年間的《帕萊斯特裡納的哀悼基督》。

[273]一五五一年三月七日，米開朗琪羅寫給法圖奇的信中有言：“十餘年前，她送給我一本羊皮小冊，其中包含著一百〇三首十四行詩，她在維泰爾貝寄給我的四十首還不在內。我把它們一起裝訂成冊……我也保有她的許多信，為她自奧爾維耶托與維泰爾貝兩地寫給我的。”

[274]瓦薩裡記載。——有一時，他和他最好的一個朋友盧伊吉·德爾·裡喬齟齬，因為他送了他禮物之故。米氏寫信給他說：“你的極端的好意，比你偷盜我更使我難堪。朋友之中應該要平等，如果一個給得多些，一個給得少些，那麼兩人便要爭執起來了。”

[275]米開朗琪羅對於維多利亞·科隆娜的友誼並不是唯一的熱情。這友誼還不能滿足他的心靈。人家不大願意說出這一點，恐怕要把米開朗琪羅理想化了。米開朗琪羅真是多麼需要被理想化啊！——在一五三五與一五四六年間，正在米開朗琪羅與維多利亞友誼密切的時候，他愛了一個“美麗的與殘忍的”女人——他稱之為“我的敵對的太太”——他熱烈地愛她，在她麵前變得怯弱了，他幾乎為了她犧牲他的永恒的幸福。他為這場愛情所苦，她玩弄他。她和彆的男子賣弄風情，刺激他的嫉妒。他終於恨她了。他祈求命運把她變得醜陋而為了他顛倒，使他不愛她，以至她也為之痛苦。

[276]一五七三年六月間事。——韋羅內塞老老實實把《最後之審判》作為先例，辯護道：“我承認這是不好的；但我仍堅執我已經說過的話，為我，依照我的大師們給我的榜樣是一件應儘的責任。”——“那麼你的大師們做過什麼？也許是同樣的東西吧？”——“米開朗琪羅在羅馬，教皇禦用的教堂內，把吾主基督，他的母親，聖約翰，聖彼得和天廷中的神明及一切人物都以**表現，看那聖母瑪利亞，不是在任何宗教所冇有令人感應到的姿勢中麼？……”

[277]這是一種報複的行為。拉萊廷曾屢次向他要索藝術品；甚至他覥顏為米開朗琪羅設計一張《最後之審判》的圖稿。米開朗琪羅客客氣氣拒絕了這獻計，而對於他索要禮物的請求裝作不聞。因此，拉萊廷要顯一些本領給米開朗琪羅看，讓他知道瞧不起他的代價。

[278]信中並侵及無辜的蓋拉爾多·佩裡尼與托馬索·卡瓦列裡等（米氏好友，見前）。

[279]這封無恥的信，末了又加上一句含著恐嚇的話，意思還是要挾他送他禮物。

[280]一五九六年，克雷芒八世要把《最後之審判》塗掉。

[281]一五五九年事。——達涅爾·特·沃爾泰雷把他的修改工作稱作“穿褲子”。他是米開朗琪羅的一個朋友。另一個朋友，雕塑家阿馬納蒂，批斥這些**表現為猥褻。因此，在這件事情上，米氏的信徒們也冇有擁護他。

[282]《最後之審判》的開幕禮於一五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舉行。意大利、法國、德國、佛蘭德各處都有人來參加。

[283]這些壁畫包括《聖保羅談話》《聖彼得上十字架》等。米氏開始於一五四二年，在一五四四年與一五四六年上因兩場病症中止了若乾時，到一五四九——一五五〇年間才勉強完成。瓦薩裡說：“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後的繪畫，而且費了極大的精力；因為繪畫，尤其是壁畫，對於老人是不相宜的。”

[284]最初是《摩西》與兩座《奴隸》；但後來米開朗琪羅認為《奴隸》不再適合於這個減縮的建築，故又塑了《行動生活》與《冥想生活》以代替。

[285]這是安東尼奧·達·桑迦羅，一五三七年至一五四六年他死時為止，一直是聖彼得的總建築師。他一向是米開朗琪羅的敵人，因為米氏對他不留餘地。為了教皇宮區內的城堡問題，他們兩人曾處於極反對的地位，終於米氏把桑迦羅的計劃取消了。後來在建造法爾內塞宮邸時，桑迦羅已造到二層樓，一五四九年米氏在補成時又把他原來的圖樣完全改過。

[286]切爾weini主教即未來的教皇馬爾塞魯斯二世。

[287]一五五一年調查委員會末次會議中，米開朗琪羅轉向著委員會主席尤利烏斯三世說：“聖父，你看，我掙得了什麼！如果我所受的煩惱無裨我的靈魂，我便白費了我的時間與痛苦。”——愛他的教皇，舉手放在他的肩上，說道：“靈魂與**你都掙得了。不要害怕！”（據瓦薩裡記載）

[288]教皇保羅三世死於一五四九年十一月十日；和他一樣愛米開朗琪羅的尤利烏斯三世在位的時間是一五五〇年二月八日至一五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五五五年五月九日，切爾weini大主教被選為教皇，名號為馬爾賽魯斯二世。他登極隻有幾天；一五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保羅四世承繼了他的皇位。

[289]一五五五年五月十一日米氏致他的侄兒利奧那多書。一五六〇年，受著他的朋友們的批評，他要求“人們答應卸掉他十七年來以教皇之命而且義務地擔任的重負”。——但他的辭職未被允準，教皇保羅四世下令重新授予他一切權宜。——那時他才決心答應卡瓦列裡的要求，從穹窿的木型開始動工。至此為止，他一直把全部計劃隱瞞著，不令任何人知道。

[290]米開朗琪羅逝世後翌日，南尼馬上去請求科斯梅大公，要他任命他繼任米氏的職位。

[291]一五五三年，他開始這件作品，他的一切作品中最動人的；因為它是最親切的：人們感到他在其中隻談到他自己，他痛苦著，把自己整個地沉入痛苦之中。此外，似乎那個扶持基督的老人，臉容痛苦的老人，即是他自己的肖像。

[292]蒂貝廖·卡爾卡尼從安東尼奧那裡轉買了去，又請求米開朗琪羅把它加以修補。米開朗琪羅答應了，但他冇有修好便死了。

[293]詩集卷八十一。（約於一五五〇年）他暮年時代的幾首詩，似乎表現火焰並不如他自己所信般的完全熄滅，而他自稱的“燃過的老木”有時仍有火焰顯現。

[294]一五四九年，米開朗琪羅在病中第一個通知他的侄兒，說已把他寫入遺囑。——遺囑大體是這樣寫的：“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遺留給西吉斯蒙多和你；要使我的弟弟西吉斯蒙多和你，我的侄兒，享有均等的權利，兩個人中任何一個如不得另一個的同意，不得處分我的財產。”

[295]一五四六年二月六日書。他又附加道：“不錯，去年，因為我屢次責備你，你寄了一小桶特雷比亞諾酒給我。啊！這已使你破費得夠了！”

[296]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二年間書信。另外他又寫道：“你不必追求金錢，隻要好的德性與好的聲名……你需要一個和你留在一起的妻子，為你可以支使的、不討厭的、不是每天去出席宴會的女人；因為在那裡人們可以誘惑她使她墮落。”（一五四九年二月一日書）

[297]可是他又說：“但如果你自己覺得不十分健康，那麼還是剋製自己，不要在世界上多造出其他的不幸者為妙。”

[298]我們應當把他的一生分作幾個時期。在這長久的一生中，我們看到他孤獨與荒漠的時期，但也有若乾充滿著友誼的時期。一五一五年左右，在羅馬，有一群翡冷翠人，自由的、生氣蓬勃的人：多梅尼科·博寧塞尼、利奧那多·塞拉約、喬凡尼·斯佩蒂亞雷、巴爾托洛梅奧·韋拉紮諾、喬凡尼·傑萊西、卡尼賈尼等。——這是他第一期的朋友。以後，在克雷芒七世治下，弗朗切斯科·貝爾尼與皮翁博一群有思想的人物。皮翁博是一個忠誠的但亦是危險的朋友，是他把一切關於米開朗琪羅的流言報告給他聽，亦是他羅織成他對於拉斐爾派的仇恨。——更後，在維多利亞·科隆娜的時代，尤其是盧伊吉·德爾·裡喬的一般人，他是翡冷翠的一個商人，在銀錢的事情上時常作他的顧問，是他最親密的一個朋友。在他那裡，米氏遇見多納托·賈諾蒂、音樂家阿爾卡德爾特與美麗的切基諾。他們都一樣愛好吟詠，愛好音樂，愛嘗異味（編注：異常的美味）。也是為了裡喬因切基諾死後的悲傷，米氏寫了四十八首悼詩；而裡喬收到每一首悼詩時，寄給米氏許多鯰魚、香菌、甜瓜、雉鳩……——在他死後（一五四六年），米開朗琪羅差不多冇有朋友，隻有信徒了：瓦薩裡、孔迪維、達涅爾·特·沃爾泰雷、布隆齊諾、萊奧內·萊奧尼、貝韋努托·切利尼等。他感應他們一種熱烈的求知慾；他表示對他們的動人的情感。

[299]在藝術界中，他的朋友當然是最少了。但他暮年卻有不少信徒崇奉他，環繞著他。對於大半的藝術家他都冇有好感。他和達·芬奇、佩魯吉諾、弗朗奇亞、西尼奧雷利、拉斐爾、布拉曼特、桑迦羅們皆有深切的怨恨。一五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雅各布·桑索維諾寫信給他說：“你從冇有說過任何人的好話。”但一五二四年時，米氏卻為他儘了很大的力；他也為彆人幫了不少忙；但他的天才太熱烈了，他不能在他的理想之外，更愛彆一個理想；而且他亦太真誠了，他不能對於他全然不愛的東西假裝愛。但當一五四五年提香來羅馬訪問時，他卻十分客氣。——然而，雖然那時的藝術界非常令人豔羨，他寧願和文人與實際行動者交往。

[300]他們兩人唱和甚多，充滿著友誼與戲謔的詩，貝爾尼極稱頌米開朗琪羅，稱之為“柏拉圖第二”；他和彆的詩人們說：“靜著罷，你們這般和諧的工具！你們說的是文辭，唯有他是言之有物。”

[301]一五四六年，弗朗西斯一世寫信給他；一五五九年，卡特琳納·特·梅迪契寫信給他。她信中說“和全世界的人一起知道他在這個世紀中比任何人都卓越”，所以要請他雕一個亨利二世騎在馬上的像，或至少作一幅素描。

[302]一五五二年間事，米開朗琪羅置之不答：——使科斯梅大公大為不悅。

[303]瓦薩裡描寫米開朗琪羅的助手：“皮耶特羅·烏爾巴諾·特·皮斯托耶是聰明的，但從不肯用功。安東尼奧·米尼很努力，但不聰明。阿斯卡尼奧·德拉·裡帕·特蘭索尼也肯用功，但他從無成就。”

[304]米開朗琪羅對他最輕微的痛楚也要擔心。有一次他看見他手指割破了，他監視他要他去作宗教的懺悔。

[305]一五二九年翡冷翠陷落之後，米開朗琪羅曾想和安東尼奧·米尼同往法國去。

[306]《鵝狎戲著的麗達》畫是他在翡冷翠被圍時替費拉雷大公作的，但他冇有給他，因為費拉雷大公的大使對他失敬。

[307]他寫信給烏爾比諾的寡婦，科爾內莉婭，充滿著熱情，答應她把小米開朗琪羅收受去由他教養，“要向他表示甚至比對他的侄兒更親切的愛，把烏爾比諾要他學的一切都教授他”。（一五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書）——科爾內莉婭於一五五九年再嫁了，米開朗琪羅永遠不原諒她。

[308]如一切陰沉的心魂一般，米開朗琪羅有時頗有滑稽的情趣：他寫過不少詼諧的詩，但他的滑稽總是嚴肅的、近於悲劇的。如對於他老年的速寫等等。（見詩集卷八十一）

[309]一五五三年安焦利尼在他離家時寫信給他道：“公雞與母雞很高興；——但那些貓因為不看見你而非常憂愁，雖然它們並不缺少糧食。”

[310]一五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他寫信給利奧那多說：“我要一個善良的清潔的女仆但很困難：她們全是臟的，不守婦道的，我的生活很窮困，但我雇用仆役的價錢出得很貴。”

[311]棺材上寫著下麵一首詩：“我告訴你們，告訴給世界以靈魂**與精神的你們：在這具黑暗的箱中你們可以抓握一切。”

[312]瓦薩裡記載：“他吃得極少。年輕時，他隻吃一些麪包和酒，為要把全部時間都放在工作上。老年，自從他作《最後之審判》那時起，他習慣喝一些酒，但隻是在晚上，在一天的工作完了的時候，而且極有節製地。雖然他富有，他如窮人一般過活。從冇有（或極少）一個朋友和他同食：他亦不願收受彆人的禮物；因為這樣他自以為永遠受了贈與人的恩德要報答。他的儉約的生活使他變得極為警醒，需要極少的睡眠。”

[313]瓦薩裡留意到他不用蠟而用羊油蕊作燭台，故送了他四十斤蠟。仆人拿去了，但米開朗琪羅不肯收納。仆人說：“主人，我拿著手臂要斷下來了，我不願拿回去了。如果你不要，我將把它們一齊插在門前泥穴裡儘行燃起。”於是米開朗琪羅說：“那麼放在這裡吧；因為我不願你在我門前做那傻事。”（瓦薩裡記載）

[314]一五五四年四月致瓦薩裡書，上麵寫道“一五五四年四月我不知何日”。

[315]雖然他在鄉間度過不少歲月，但他一向忽視自然。風景在他的作品中占有極少的地位；它隻有若乾簡略的指示，如在西斯廷的壁畫中。在這方麵，米氏和同時代的人——拉斐爾、提香、佩魯吉諾、弗朗奇亞、達·芬奇——完全異趣。他瞧不起佛蘭芒藝人的風景畫，那時正是非常時髦的。

[316]一五四八年，利奧那多想加入洛雷泰的朝山隊伍，米開朗琪羅阻止他，勸他還是把這筆錢做了施捨的好。“因為，把錢送給教士們，上帝知道他們怎麼使用！”（一五四八年四月七日）皮翁博在蒙托廖的聖彼得寺中要畫一個僧侶，米開朗琪羅認為這個僧侶要把一切都弄壞了：“僧侶已經失掉了那麼廣大的世界；故他們失掉這麼一個小教堂亦不足為奇。”在米開朗琪羅要為他的侄兒完姻時，一個女信徒去見他，對他宣道，勸他為利奧那多娶一個虔敬的女子。米氏在信中寫道：“我回答她，說她還是去織布或紡紗的好，不要在人前鼓弄簧舌，把聖潔的事情當作買賣做。”（一五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317]後期的雕塑，如十字架，如殉難，如受難像等都是。

[318]這些流言是拉萊廷與班迪內利散佈的。這種謊話的來源有時因為米開朗琪羅在金錢的事情上很認真的緣故。其實，他是非常隨便的；他並不記賬；他不知道他的全部財產究有若乾，而他一大把一大把地把錢施捨。他的家族一直用著他的錢。他對於朋友們、仆役們往往贈送唯有帝王所能賜與般的珍貴的禮物。他的作品，大半是贈送的而非賣掉的；他為聖彼得的工作是完全儘義務的。再冇有人比他更嚴厲地指斥愛財的癖好了，他寫信給他的兄弟說：“貪財是一件大罪惡。”瓦薩裡為米氏辯護，把他一生贈與朋友或信徒的作品一齊背出來，說“我不懂人們如何能把這個每件各值幾千金幣的作品隨意贈送的人當作一個貪婪的人”。

[319]一五四七年致利奧那多書：“我覺得你太不注意施捨了。”一五四七年八月：“你寫信來說給這個女人四個金幣，為了愛上帝的緣故，這使我很快樂。”一五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注意，你所給的人，應當是真有急需的人，且不要為了友誼而為了愛上帝之故。不要說出錢的來源。”

[320]“因為，對於不幸的人，死是懶惰的……”（詩集卷七十三第三十首）

[321]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致瓦薩裡書。一五四九年他在寫給瓦爾基信中已說：“我不獨是老了，我已把自己計算在死人中間。”

[322]那時他是八十五歲。

[323]除了若乾時期曾經中斷過，——尤其有一次最長的，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八年止。

[324]他供給這些記錄因為比魯科夫為托爾斯泰作了不少傳記，如《生活與作品》《回憶錄》《回想錄》《書信》《日記選錄》《傳記資料彙集》等；這些作品都曾經過托爾斯泰親自校閱，是關於托氏生涯與著作的最重要之作，亦是我參考最多的書。

[325]托爾斯泰在《安娜小史》中描寫他，那個人物是列文的兄弟。

[326]實際上她已是一個遠戚。她曾愛過托爾斯泰的父親，他亦愛她；但如《戰爭與和平》中的索尼婭一般，她退讓了。

[327]他愛作關於形而上的談話，他說：“尤其因為這種談話是那麼抽象，那麼暗晦，令人相信他說的話確是所想的，其實是完全說了彆種事情。”（《少年時代》第二十七章）

[328]這是他讀伏爾泰的作品極感樂趣的時期。（《懺悔錄》第一章）

[329]根據一八四八年，他二十歲時的一幅肖像。

[330]“我自己想，像我這樣一個鼻子那麼寬，口唇那麼大，眼睛那麼小的人，世界上是冇有他的快樂的。”（《童年時代》第十七章）此外，他悲哀地說起“這副冇有表情的臉相，這些軟弱的，不定的，不高貴的線條，隻令人想起那些鄉人，還有這雙太大的手與足”。（《童年時代》第一章）

[331]“我把人類分作三類：體麵的人，唯一值得尊敬的；不體麵的人，該受輕蔑與憎恨的；賤民，現在是冇有了。”（《青年時代》第三十一章）

[332]尤其當他逗留聖彼得堡的時代（一五四七年——一五四八年）。

[333]在《少年時代》與《青年時代》（一八五四年）中，在《支隊中的相遇》（一八五六）中，在《琉森》（一八五七年）中，在《複活》（一**九年）中，都有涅赫留多夫這個人物。——但當注意這個名字是代表各種不同的人物。托爾斯泰也並不使他保留著同樣的生理上的容貌，涅赫留多夫在《射擊手日記》的終了是zisha的。這是托爾斯泰的各種化身，有時是最好的，有時是最壞的。

[334]朝山者格裡莎，或母親的死。

[335]十八世紀英國作家。（譯註）

[336]在同時代完成的《伐木》一著中，亦有此等方式。例如：“愛有三種：一、美學的愛；二、忠誠的愛；三、活躍的愛；等等。”（《青年時代》）——或如：“兵有三種：一、服從的；二、橫暴的；三、偽善的；——他們更可分為：A.冷靜的服從者；B.逢迎的服從者；C.酗酒的服從者；等等。”見《伐木》。

[337]許多年以後，托爾斯泰重複提及這時代的恐懼。他和他的朋友捷涅羅莫述及他有一夜睡在壕溝掘成的臥室中恐怖到極點的情景。

[338]稍後，德魯日寧友誼地叮囑他當心這危險：“你傾向於一種極度縝密的分析精神；它可以變成一個大缺點。有時，你竟會說出：某人的足踝指出他有往印度旅行的欲願……你應當抑製這傾向，但不要無緣無故地把它完全阻塞了。”（一八五六年書）

[339]這幾頁是被檢查處禁止刊載的。

[340]一八**年，托爾斯泰為葉爾喬夫的《一個炮隊軍官的塞瓦斯托波爾回憶錄》作序時重新在思想上追懷到這些情景。一切帶有英雄色彩的往事都消失了。他隻想起七日七夜的恐怖，——雙重的恐怖：怕死又是怕羞——可怕的精神苦痛。一切守城的功勳，為他是“曾經做過炮銃上的皮肉”。

[341]音譯詞：烏拉。俄語用作表達強烈情感的語氣詞，無具體含義。（編注）

[342]“我的一種性格，不論是好是壞，但為我永遠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對外界的帶有傳染性的影響:我對於一般的潮流感著厭惡。”（致比魯科夫書）

[343]一八六一年，兩人發生最劇烈的衝突，以致終身不和。屠格涅夫表示他的泛愛人間的思想，談著他的女兒所乾的慈善事業。可是對於托爾斯泰，再冇有比世俗的浮華的慈悲使他更憤怒的了：——“我想，”他說，“一個穿裝得很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著些齷齪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誠性的喜劇。”爭辯是以發生。屠格涅夫大怒，威嚇托爾斯泰要批他的頰。托爾斯泰勒令當時便用shouqiang決鬥以賠償名譽。屠格涅夫就後悔他的鹵莽，寫信向他道歉。但托爾斯泰絕不原諒。卻在二十年之後，在一八七八年，還是托爾斯泰懺悔著他過去的一切。在神前捐棄他的驕傲，請求屠格涅夫寬恕他。

[344]從瑞士直接回到俄羅斯時，他發現“在俄國的生活是一樁永久的痛苦！……”“在藝術、詩歌與友誼的世界內有一個托庇之所是好的。在此，冇有一個人感到惶亂……我孤獨著，風在吹嘯；外麵天氣嚴寒；一切都是臟的，我可憐地奏著貝多芬的一曲‘行板’；用我凍僵的手指，我感動地流淚；或者我讀著《伊利亞特》，或者我幻想著男人、女人，我和他們一起生活；我在紙上亂塗，或如現在這樣，我想著親愛的人……”（致亞曆山德拉·托爾斯泰婭女伯爵書，一八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345]這次旅行中他結識了奧爾巴赫（在德國德累斯頓），他是第一個感應他去作民眾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結識福祿培爾；在倫敦結識赫爾岑，在比京結識蒲魯東，似乎給他許多感應。

[346]他提出托爾斯泰自己的作品《三個死者》作為抗辯的根據。

[347]托爾斯泰的另一個兄弟德米特裡已於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諸年，托爾斯泰自以為亦染著了。他是，如他於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寫的，“氣質強而體質弱”的人，他老是患著牙痛，喉痛，眼痛，骨節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時，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須留在室內”。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從錫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爾的途中耽擱了幾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鄉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為了恐怕肺癆之故，他赴薩馬拉地方療養。自一八七〇年後，他幾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費特的通訊中充滿了這些關於疾病的事情。這種健康時時受損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對於死的憧憬。以後，他講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當一個人病時，似乎在一個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處，障著一層極輕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麵是生，那一麵是死。在精神的價值上，病的狀態比健全的狀態是優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談起那些冇患過病的人們！他們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個身體強壯的女子，這是一頭真正獷野的獸類！”（與布瓦耶的談話，見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時報》）

[348]童時，在一個嫉妒的爭執中，他把他的遊戲的伴侶，——未來的彆爾斯夫人，那時隻有九歲，從陽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長久的時期內成為跛足。

[349]在這部作品中，也許他還加入若乾回憶；一八五六年他在亞斯納亞寫過一部愛情小說冇有完成，其中描寫一個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輕佻與浮華的，為他終於放棄了的，雖然他們互相真誠地愛戀。

[350]她曾寫過幾篇短篇小說。

[351]結婚之後，托爾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學工作，學校，雜誌全部停了。

[352]他的妹子塔佳娜，聰明的，具有藝術天才，托爾斯泰極讚賞她的思想與音樂天稟；在本書的女性人物中，托爾斯泰亦把她作為模型。托爾斯泰說過：“我把塔尼婭（塔佳娜）和索尼婭（即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來便成了娜塔莎。”（據比魯科夫所述）

[353]例如多莉在鄉間彆墅中的佈置；多莉與她的孩子們；許多化妝上的精細的描寫；不必說女性心靈的若乾秘密，如果冇有一個女子指點，一個天才的男子漢決不能參透。

[354]《戰爭與和平》的最初兩部發刊於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間，那時題名《一八〇五年》。

[355]這部钜著托爾斯泰於一八六三年先從《十二月黨人》開始，他寫了三個片斷（見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礎不夠穩固；往前追溯過去，他到了拿破崙戰爭的時代，於是他寫了《戰爭與和平》。原著於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羅斯通報》雜誌上發表；第六冊完成於一八六九年秋。那時托爾斯泰又追溯曆史的上流，他想寫一部關於彼得大帝的小說，以後又想寫另一部十八世紀皇後當政時代及其倖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年間為這部作品工作，蒐羅了不少材料，開始了好幾幕寫景；但他的寫實主義的顧慮使他終於放棄了；他意識到他永遠不能把這遙遠的時間以相當真實的手法使其再現。——更後，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寫一部關於尼古拉一世時代的小說；接著一八七七年他熱烈地繼續他的《十二月黨人》，從當時身經事變的人那裡采集了若乾材料，自己又親自去探訪事變發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寫信給他的姑母說：“這部作品於我是那麼重要！重要的程度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於你同樣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說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當他漸漸深入時，他反冷淡起來：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費特書中已經說：“十二月黨人？上帝知道他們在哪裡！……”——在他生命的這一個時期內，宗教狂亂已經開始：他快要把他從前的偶像儘行銷燬了。

[356]我說過《戰爭與和平》中的羅斯托夫與保爾康斯基兩個大族，在許多情節上和托爾斯泰的父係母係兩族極為相似。在《高加索紀事》與《塞瓦斯托波爾紀事》中，我們亦已見到《戰爭與和平》中不少的士兵與軍官的雛形。

[357]他說：“特彆是第一編中的安德烈親王。”

[358]可惜其中的詩意有時受了書中充滿著的哲學的嘮叨——尤其在最後幾部中——的影響，為之減色不少。托爾斯泰原意要發表他的曆史的定命論。不幸他不斷地回到這議論而且反覆再三地說。福樓拜在讀最初二冊時，“大為歎賞”，認為是“崇高精妙”的，滿著“莎士比亞式的成分”，到了第三冊卻厭倦到把書丟了說：——“他可憐地往下墮落。他重複不厭，他儘著作哲學的談話。我們看到這位先生，是作者，是俄國人；而迄今為止，我們隻看到‘自然’與‘人類’。”（一八八〇年正月福樓拜致屠格涅夫書）

[359]這可怕的一夜的回憶，在一個《瘋人日記》（一八八三）中亦有述及。

[360]一八六九年夏，當他寫完《戰爭與和平》的時候，他發現了叔本華，他立時醉心於他的學說：“叔本華是人類中最有天才的人。”（一八六九年八月三十日致費特書）

[361]俄國詩人。（一七八三——一八五二）

[362]德國批評家兼翻譯家。（一七三一——一八二六）

[363]他說在翻譯者與荷馬中間的差彆，“有如沸水之於冷泉水，後者雖然令你牙齒髮痛，有時且帶著沙粒，但它受到陽光的灑射，更純潔更新鮮”。（一八七〇年十二月致費特書）

[364]三個孩子夭殤（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二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終）。塔佳娜姑母，他的義母（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彼拉格婭姑母（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相繼去世。

[365]“女人是男子的事業的障礙石。愛一個女人同時又要做些好的事業是極難的；要不永遠受著阻礙的唯一的方法便是結婚。”（《安娜小史》第一冊——阿謝特法譯本）

[366]在本書的結尾中，還有明白攻擊戰爭、國家主義、泛斯拉夫族主義的思想。

[367]“對於社會，罪惡是合理的。犧牲愛，卻是不健全。”（《安娜小史》法譯本第二冊）

[368]“現在我重複被那部可厭而庸俗的《安娜小史》所羈絆住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擺脫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費特書）“我應得要完成使我厭倦的小說……”（一八七六年致費特書）

[369]《安娜小史》中有這樣的一段：“列文，被愛著，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親手把一切武器藏起來，彷彿他恐怕要受著zisha的誘惑一般。”這種精神狀態並非是托爾斯泰及其書中人物所特有的。托爾斯泰看到歐羅巴，尤其是俄羅斯的小康階級的zisha之多不勝訝異。他在這時代的作品中時常提及此事。我們可說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歐洲盛行著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數千。那時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記憶此種情況；故托爾斯泰對此人類的危機的表白實有曆史的價值。他寫了一個時代的悲劇。

[370]這時代的他的肖像證明他的通俗性。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畫像（一八七三年）表現托爾斯泰穿著工衣，俯著頭，如德國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氣宛如一個星期日穿扮齊整的工頭：頭髮剪短了，鬍鬚與鬢毛十分淩亂；麵龐在下部顯得比上麵寬闊；眉毛蹙緊，目光無神，鼻孔如犬，耳朵極大。

[371]“我確信教會的訓條，理論上是一種有害的謊言，實用上是許多粗俗與妖魔的迷信，在這種情形之下，基督教主義的意義完全消滅了。”（致神聖宗教會議答覆，一九〇一年四月四——十七日）參看《教會與國家》。（一八八三年）——托爾斯泰責備教會的最大的罪惡，是它和世間暫時的權力的聯絡。這是“強盜和謊騙者的聯絡”。

[372]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類史上自有宗教的統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聖賢——自釋迦牟尼至康德——的平行性。他寫道：“耶穌的主義，對於我隻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猶太、印度、中國等各種思潮的一流。耶穌的兩大原則：對於神的敬愛，即絕對的完滿；對於同類的博愛，即一視同仁，毫無分彆；這兩項原則都曾為世界上古代的聖賢，釋迦牟尼，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愛比克泰德，馬可·奧勒利烏斯，近代賢哲盧梭，帕斯卡爾，康德，愛默生等所共同宣揚的。”

[373]托爾斯泰辯稱他並不攻擊真正的科學，因為它是虛心而認識界限的。

[374]“迄今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過生活……”（《我們應當做什麼？》）

[375]對於那些“為自己而不為彆人的苦行者”，托爾斯泰屢次表示反感。他把他們與驕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類型內，“他們自命要施善於人，可還不知道他們自己需要什麼……”托爾斯泰說：“我以同樣的愛情愛這兩種人，但我亦以同樣的憎恨恨他們的主義。唯一的主義是激發一種有恒的活動，支配一種適應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籌思實現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義便是這樣的，它既無宗教的安息情調，亦無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調不知真正的幸福為何物的情境。”

[376]這第一部（前麵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國檢查委員會刪去。

[377]“造成悲慘的主因是財富逐漸積聚在不生產的人手中，集中於大都會裡。富人們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樂與自衛。窮人們到城裡來仰他們的鼻息，拾他們的唾餘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這些窮人中竟有許多是工人，並不去做易於掙錢的事情，如經商，壟斷，行乞，舞弊，甚至搶劫。”

[378]“罪惡的主因是產業。產業隻是一項享受彆人的工作的方法。”——托爾斯泰又言:產業不是屬於我們而是屬於他人的東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稱為他的產業;但現實證明他的錯誤;他應當放棄，否則唯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托爾斯泰已預感到俄國的革命，他說:“三四年來，路人在謾罵我們，斥我們為懶蟲。被壓迫民眾的憤恨與輕蔑天天在增長。”（見《我們應當做什麼？》）

[379]農民革命者邦達列夫曾願這條律令成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爾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個農人蘇塔耶夫的影響：“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兩個俄國思想家的影響，他們使我的思想更為充實，為我解釋了我自己的宇宙觀：這兩個人是農民蘇塔耶夫與邦達列夫。”（見前書）在本書中，托爾斯泰描寫蘇塔耶夫的相貌，記有與他的談話錄。

[380]托爾斯泰剋製他這件嗜好是費了不少苦心，因為行獵是他最心愛的一種消遣，這且是他的父親遺傳給他的。他不是感傷的人，他亦不見得對於獸類有何憐憫。他的眼睛簡直不大注視這些畜類的——有時是那麼富於表情的——眼睛。除了馬，他具有一切貴族的癖好。實際上，他具有殘忍的本能。他曾講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時，他感有一種特殊的快感。他的後悔的情操，發現得很晚。

[381]“隻有在男子們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會裡，才能產生這種所謂女權運動。冇有一個正當工人的妻子會要求參與礦中或田間的工作。實際上，她們隻要求參與富人階級的幻想工作。”

[382]言歸舊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爾斯泰致書屠格涅夫請其原諒。屠格涅夫於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訪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爾斯泰回拜他。大家對於他舉動的改變，他的溫和，他的謙虛都感著驚訝。他彷彿是再生了。

[383]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人物。

[384]他甚至要辯明痛苦，——不獨是個人的而且是彆人的痛苦。“因為撫慰彆人的創痛纔是理性生活的要素。對於一個勞動者，他的工作的對象怎麼會變為痛苦的對象？這彷彿如農夫說一塊冇有耕種的田於他是一樁痛苦一般。”

[385]他的偏執自一八八六年更加厲害了。在《我們應當做什麼？》一書中，他還不敢得罪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亞。他反而責備當代的藝術家敢指摘他們。“伽利略、莎士比亞、貝多芬的活動和雨果、瓦格納們的絕無相似之處。正如聖徒們不承認與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見上述書）

[386]原文是：“第九交響曲不能聯合一切人，隻能聯合一小部分，為它把他們和其餘的人分離著的。”

[387]李爾王的女兒，一個模範的孝女。（譯註）

[388]“《李爾王》是一出極壞、極潦草的戲劇，它隻令人厭惡。”——《奧賽羅》比較博得托爾斯泰的好感，無疑是因為它和他那時代關於婚姻和嫉妒的見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亞最不惡劣的作品，但亦隻是一組誇大的言語的聯合罷了。”哈姆萊特這人物毫無性格可言：“這是作者的一架留聲器，它機械地縷述作者的思想。”至於《暴風雨》《辛白林》《特羅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等，他隻是為了它們的“拙劣”而提及。他認為莎士比亞的唯一的自然的人物，是福斯塔夫，“正因為在此，莎士比亞的冷酷與譏諷的言語和劇中人的虛榮、矯偽、墮落的性格相合之故”。可是托爾斯泰並不永遠這麼思想。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間，他很高興讀莎士比亞的劇作，尤其在他想編一部關於彼得一世的史劇的時代。在一八六九年筆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萊特作為他的模範與指導。他在提及他剛好完成的工作《戰爭與和平》之後，他說：“哈姆萊特與我將來的工作，這是小說家的詩意用於描繪性格。”

[389]或更確切地說：“這是河流的方向。”

[390]一八七三年，托爾斯泰寫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每個字，必須為一個把書籍從印刷所運出的推車伕也能懂得。在一種完全明白與質樸的文字中決不會寫出壞的東西。”

[391]托爾斯泰自己做出例子。他的“讀本四種”為全俄羅斯所有的小學校——不論是教內或教外的——采用。他的《通俗短篇》成為無數民眾的讀物。斯捷潘·阿尼金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七日在日內瓦大學演講《紀念托爾斯泰》詞中有言：“在下層民眾中，托爾斯泰的名字和‘書籍’的概念聯在一起了。”我們可以聽到一個俄國鄉人在圖書館中向管理員說：“給我一個好書，一本托爾斯泰式的！”（他的意思是要一部厚厚的書。）

[392]這人類間友愛的聯合，對於托爾斯泰還不是人類活動的終極；他的不知足的心魂使他懷著超過愛的一種渺茫的理想，他說：“也許有一天科學將發現一種更高的藝術理想，由藝術來加以實現。”

[393]見《生活與作品》。——一八七九年夏天，托爾斯泰與農人交往甚密，斯特拉科夫告訴我們，除了宗教之外，“他對於言語極感興趣。他開始明白地感到平民言語的美，每天，他發現新字，每天，他更蔑視文言的言語”。

[394]他對於戲劇發生興趣已是相當遲晚的事。這是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間冬天的發現；依著他素來的脾氣，他立刻有了戲劇狂。“這個冬天，我完全用於研究戲劇；好似那些直到五十歲才突然發現一向忽略的題材的人們，在其中看到許多新事物……我讀了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裡哀……我願讀索福克勒斯與歐裡庇得斯……我臥病甚久，那時候，戲劇中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一映現……”（見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二十一日致費特書）

[395]注意托爾斯泰從未天真地相信獨身與貞潔的理想對於現在的人類是可以實現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種理想在定義上是不能實現的，但它是喚引人類的英雄的力量的一種教訓。

[396]即俗稱月光曲。

[397]在《一個紳士的早晨》的終端。

[398]見《戰爭與和平》。——在此我且不說那《阿爾貝》（一八五七）講一個天才音樂家的故事；那短篇且是極弱的作品。

[399]參看《青年時代》中述及他學鋼琴的一段。——“鋼琴於我是一種以感傷情調來迷醉小姐們工具。”

[400]意大利語：歐！我痛苦的愛情！（編注）

[401]他從未中止對於音樂的愛好。他年老時的朋友，一個是音樂家戈登魏澤，於一九一〇年時在亞斯亞納避暑。在托爾斯泰最後一次病中，他幾乎每天來為他弄音樂。

[402]奧爾巴赫（BertholdAuerbach，1812—1882），德國猶太裔詩人、作家。可參見註釋345。（編注）

[403]見卡米耶·貝萊格著《托爾斯泰與音樂》。（一九一一年正月四日《高盧人》日報）

[404]在此不獨是指貝多芬後期的作品。即是他認為是“藝術的”若乾早期的作品，托爾斯泰也指摘“它們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紮特與海頓和“貝多芬，舒曼，柏遼茲等的計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對比。

[405]托爾斯泰預定要寫第四部，實際是冇有寫。

[406]相反，他曾混入他在《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高加索人》《塞瓦斯托波爾》中所描繪的各種社會：貴族沙龍，軍隊，街頭生活。他隻要回憶一下便是。

[407]托爾斯泰也許想起他的弟弟德米特裡，他也是娶了一個瑪斯洛娃般的女人。但德米特裡的暴烈而失掉平衡的性格是和涅赫留多夫的氣質不同的。

[408]當涅赫留多夫知道了瑪斯洛娃仍和一個男護士犯奸，他更堅決地要“犧牲他的自由以補贖這個女人的罪惡”。

[409]托爾斯泰描繪人物的手法從冇如此有力，如此穩健；可參看涅赫留多夫在第一次出席法院以前的各幕。

[410]這部文選，托爾斯泰視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每日必讀文選》，是我作品中很經意的東西，我非常重視它……”（一九〇九年八月九日致揚·斯季卡書）

[411]大部分在他生前都被檢查委員會刪節不少，或竟完全禁止發行。直到大革命為止，在俄國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讀者的大衣袋裡的。即在今日，當一切都印行了的時候，gongchandang的檢查並不較帝國時代的檢查為寬大。

[412]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複活》中有一章講起彌撒祭的事情。這一章，在法譯本中可惜被譯者刪掉了。

[413]關於土地國有問題，參看《大罪惡》（一九〇五年印行）。

[414]勒魯瓦·博利厄說他是“純粹的莫斯科土著，斯拉夫血統的偉大的俄國人，芬蘭的混血種，在體格上，他是更近於平民而較遠於貴族”。（見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國《兩球雜誌》）

[415]見《世界之末日》。（一九〇五年）托爾斯泰在致美國某日報的電報中有言：“各個省議會的活動，其目的在於限製**zhengfu的威權，建立一個代議zhengfu。不論他們成功與否，它必然的結果，將使社會真正的改進益為遲緩。政治的騷動，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進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進步反而停止了，這是我們可以根據一切立憲國家而斷定的，如法國，英國，美國。”在答覆一位請他加入平民教育推進委員會的婦人的信中，托爾斯泰對於自由黨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們永遠做著欺詐的勾當；他們因了害怕而為獨裁政製的共謀犯，他們的參政使zhengfu獲得道德上的權威，使他們習於妥協，被zhengfu作為工具。亞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黨人是為了名譽而賣身，如果不是為了金錢。亞曆山大三世曾經毫無危險地銷燬他的父親的自由主義的事業；自由主義者互相耳語說這使他們不快，但他們仍舊參預司法，為國家服務，為輿論效力；在輿論方麵，他們對於一切可以隱喻的事物作種種隱喻；但對於禁止談論的事情便謹守緘默，他們在報紙上發表人們命令他們發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們亦是如此。“當這青年的君主一無所知，什麼也不懂，無恥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時，自由主義者會不會抗議？絕對不……從種種方麵，人們向這年輕的帝皇表示卑鄙無恥的諂媚與恭維。”

[416]這類人物的典型，在《複活》中有諾沃德沃羅夫，那個革命煽動者，極度的虛榮與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絕無想象，毫無懷疑。在他後麵，跟隨著一個由工人轉變成的革命家馬爾克爾，他的要革命是為了受人壓迫，心存報複，他崇拜科學，但他根本不知何謂科學，他盲目地反對教會。在《又是三個死者》或《神與人》中，還有若乾新革命青年的典型。

[417]一八六五年始，托爾斯泰已有關於社會大混亂的預告的言語：“產業便是竊盜，這真理，隻要世界上有人類存在，將比英國憲法更為真確……俄國在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會公有的概念。俄國的革命隻能以此原則為根據。它將不是反對帝王反對**政治，而是反對土地私有。”

[418]“最殘忍的奴隸製度是令人冇有土地。因為一個主人的奴隸是做一個人的奴隸；但冇有土地權的人卻是眾人的奴隸。”（見《世界之末日》第七章）

[419]那時代，俄羅斯的確處於一種特殊的環境中，即令托爾斯泰把俄國的特殊情形認為是歐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種錯誤的行為，我們可不能驚異他對於就近所見的痛苦具有特彆的敏感——在《大罪惡》中，有一段他和鄉人的談話，描寫那些人缺乏麪包，因為他們冇有土地，而他們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獲得土地。俄羅斯的農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爾斯泰說在大地主製度之下，致千萬的人都鬨著饑荒。當人們和他談起補救這些慘狀問題，言論自由問題，政教分離問題，甚至八小時工作製等等時，他便嘲笑他們：“一切裝作在到處探尋拯救大眾疾苦的方法的人們令人想起舞台的情況，當全部觀眾看見一個演員隱藏著的時候，配角的演員也同樣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卻裝作完全不看見，而努力想轉移大家的注意。”除了把土地還給耕種的人以外更無彆的挽救方法。為解決這土地問題起見，托爾斯泰讚成亨利·布希的主張，實行征收地價稅，而廢除一切雜稅。這是托氏的經濟的聖經，他永遠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時采用布希整句的文字。

[420]“無抵抗主義是最重要的原則。徒有互助而不知無抵抗是永遠冇有結果的。”（見《世界之末日》）

[421]在一九〇〇年他致友人書中，他怨人家誤會他的無抵抗主義。他說：人家把“勿以怨報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惡”相混。後者的意思是對於身受的惡處以無關心的態度……“實在是：抵抗罪惡是基督教義的唯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惡是對於罪惡最有力量的鬥爭。”關於這一點，人們很可以把它和甘地的主義相比，——這亦是為了愛為了犧牲而抵抗！這亦是心魂的勇武剛毅，和淡漠的無關心是完全相反的。隻是甘地更增強了英雄的力量罷了。

[422]托爾斯泰曾描繪了兩個“盲從者”的典型：一個在《複活》的終端，另一個在《又是三個死者》中間。

[423]在托爾斯泰指摘各省議會的騷動以後，高爾基表示大不滿意，寫道：“這個人變成他的思想的奴隸了。長久以來，他已離開了俄羅斯的實生活而不聽見民眾的呼聲了。他所處的地位已超臨俄羅斯太遠。”

[424]對於他，不受到官廳的虐待是一種劇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zhengfu很乖，不肯使他滿足。“在我周圍，人們淩虐我的朋友，卻不及於我，雖然我是唯一可算作有害的人。顯然是因為我還不值得加以淩虐，我真為此覺得羞恥。”（一**二年五月十六致捷涅羅莫書）“我處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難堪。”（一**四年六月一日致捷涅羅莫書）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還是那麼太平無事？隻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擊國家，斥為“這可惡的偶像，人們為了它犧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見《世界之末日》；參看《戰爭與革命》中他節述的俄國史）這是魔鬼展覽會：“瘋狂的魔王伊萬，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廚役葉卡捷琳娜一世，**的伊麗莎白，墮落的保爾，弑親的亞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唯一博得托爾斯泰的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殘忍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聰明的亞曆山大二世，惡的亞曆山大三世，傻子、狂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

[425]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致友人書。托爾斯泰的關於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與愛國主義》（一**四年）；《愛國主義與zhengfu》（一九〇〇年）；《軍人雜記冊》（一九〇二年）；《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向逃避軍役的人們致敬》（一九〇九年）。

[426]他以為原文有誤，“十誡”中的第二條應當是“愛你的同胞如他一樣”，即如上帝一樣。（見和捷涅羅莫談話）

[427]在他一九〇六年的信中，托爾斯泰已經表示這種恐懼。

[428]“既然要容忍私有產業製度，那麼，以前的拒絕軍役與警役是無謂的舉動了，因為私有產業製全賴軍警製予以維持的，儘了軍役警役而沾著私有產業製之惠的人，比較拒絕軍役警役而享受私有產業製的人還較勝一籌。”（一**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霍博爾人書）

[429]以後的事實證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對於他的恩惠完全報答了。在他逝世前數月，在非洲的極端，甘地的救世的聲音傳到了。（參看本書《亞洲對托爾斯泰的迴響》）

[430]在《大罪惡》的篇末，我們可以找到《告被統治者書》。

[431]“想象一切人類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島上。這是不是生活？”（一九〇一年三月致一個友人書）

[432]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托爾斯泰那時看見他的夫人為了一個男孩的死亡而痛苦著，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433]“我從來不責備人冇有宗教。最壞的是當人們說謊時，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我們，這是比恨我們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