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義：再衝一次 第7章 寫信

【第7章 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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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下學期開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變了。

不是外表上的變——我還是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棉襖，還是每天饅頭鹹菜，還是坐在教室最後一排，不聲不響。

變的是腦子裡的東西。

那些經濟學的概念、理論、模型，不再是一堆需要背誦的文字，而是變成了一張網。

供需關係連著價格機製，價格機製連著資源配置，資源配置連著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連著社會變遷。

每一個節點都和其他節點相連，牽一髮而動全身。

我開始能“看見”這些東西了——不是看見書上的字，是看見它們背後的邏輯。

孫老師也發現了。

那天下午，我去他辦公室請教一個問題。

關於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定位，我在一本舊書裡看到一段話，不太理解，想請他幫我解釋一下。

他看了我的問題，冇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我：“你覺得地方政府應該做什麼？”

我想了想，說：“創造環境，不直接下場。”

“繼續說。”

“地方政府不應該自己去辦企業，而是應該為企業創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修路、通電、通水、提供政策支援、維護市場秩序。至於企業怎麼經營，那是企業自己的事。”

孫老師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上學期不一樣了。

以前他看我是看學生的眼神——鼓勵、耐心、帶著一點對“這孩子挺用功”的欣慰。

現在他看我的眼神變了，像是在看一個……同行。

“你這個理解，已經接近研究生的水平了。”他說。

我心裡一動，但冇有表現出來。

隻是點了點頭，說：“謝謝孫老師，我再回去想想。”

走出辦公室的時候，我的腳步比平時快了一些。

接近研究生的水平。

上輩子，我從來冇有聽過這樣的話。那時候我隻會背法條、寫起訴書、審犯人。

經濟？那是彆人的事。現在不一樣了。

我開始能看懂報紙上的經濟評論了，能聽明白電視裡的政策解讀了，能在腦子裡模擬一個政策出台之後可能帶來的連鎖反應了。

這種感覺，像是一個瞎子突然看見了光。

大三上學期，我的變化更大了。

不是量變，是質變。

那些在我腦子裡積攢了兩年的知識，突然在某一天通了。

像是一條被堵了很久的河道，突然被衝開了，水流奔騰而下，泥沙俱下，勢不可擋。

我開始能“對話”了。

不僅是能跟老師對話了。

還能跟那些書裡的人對話。

亞當·斯密、凱恩斯、馬克思、弗裡德曼——他們在書裡說的話，我能聽懂了，還能反駁了。

不是瞎反駁，是用他們的邏輯去反駁他們自己。

有時候在圖書館看書看到激動處，我會在筆記本上寫下一大段自己的思考，寫完之後回頭一看，發現自己已經不知不覺寫了三四頁。

孫老師有一次在課上說了一個觀點，關於中國農村改革的。

他講完之後，我舉手說：“孫老師，我有個不同的看法。”

教室裡安靜了一秒。

所有人都回頭看我——那個坐在最後一排、從來不說話的政法係學生，居然舉手了。

我不管他們。我看著孫老師，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不是抬杠，是補充。我從土地製度、勞動力流動、資本積累幾個角度，把他的觀點往前推了一步。

孫老師聽完，沉默了一會兒。

“下課了，你留下來一下。”

下課後，我跟著他去了辦公室。

他關上門，從抽屜裡拿出一包煙，遞給我一根。

我擺手說不會，上一世會。

現在是抽不起，具體要不要抽，等工作後再說。

他自己點了一根，吸了一口，看著我。

“你知道你這個水平，相當於什麼嗎？”

“什麼？”

“碩士畢業生。”他說，“而且是經濟學院的碩士畢業生。”

我愣住了。

“我不是在誇你。”

他彈了彈菸灰，“我是說，你已經不需要上我的課了。這些東西，你都會了。你現在需要的不是學，是寫。把你腦子裡的東西寫出來，變成自己的東西。”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鋪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碩士畢業生的水平。

兩年前，我還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窮學生，連《國富論》都看不懂。

兩年後，我已經能和經濟學院的副教授對話了。

不是因為聰明，是因為我比彆人多活了二十六年。

我見過未來，見過那些書裡寫的理論變成現實的樣子。

我知道分稅製改革之後會發生什麼，知道加入WTO之後會發生什麼，知道房價會漲、互聯網會火、產業會升級。

這些不是從書裡看來的，是上輩子親身經曆的。

這輩子，我隻不過是把那些經曆，用經濟學的語言重新說了一遍。

夠了。

是時候了。

大三上學期快結束的時候，我開始寫那封信。

寫給裴一泓。

我買了最厚的那種信紙，一遝二十張。筆是方老師給我的，一支英雄鋼筆，她說她用不著了，給我用。我在圖書館的角落裡，攤開信紙，寫下第一行字：

“裴一泓副市長臺鑒：”

然後我停住了。

寫了劃掉，劃掉再寫。

寫了三天，廢了十幾張信紙，一個字都冇留下來。

不是寫不出來，是寫出來的東西不對。

要麼太學術，像論文；

要麼太諂媚，像求官；

要麼太直白，像告密。

我要寫的是一封信。

一封信，不是論文，不是求職信，不是舉報信。

是一個學生對一個老師的信——雖然裴一泓還不知道我想讓他當我的老師。

我重新來過。

這一次，我不寫學術觀點，不寫政策建議，不寫自己的抱負。我隻寫一件事：我對平州的理解。

我對平州的理解，來自兩個地方。

一個是這輩子在書上學到的經濟學知識，一個是上輩子從報紙上看到的關於裴一泓的報道。

兩個加在一起，我大概知道他想把平州建成什麼樣。

信的開頭是這樣的：

“裴市長：您好。我叫祁同偉，是漢東大學政法係的一名學生。冒昧寫信，是因為這兩年一直在關注平州的發展，有些想法想向您請教。”

然後我寫了對平州的理解。

我冇有寫什麼高深的理論，隻是把我對平州發展的觀察寫了出來。

我說平州的地理位置好，靠近沿海，交通便利，適合發展外向型經濟。

我說平州的工業基礎不錯，尤其是輕工業，有潛力做大做強。

我說平州的城市建設有特色，尤其是老城區的保護和新城區的規劃，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這些話，都是我這輩子在書上學到的。

但書上的知識是死的，平州的實踐是活的。

我把死的知識和活的實踐結合起來，寫成了這封信。

最後一段，我這樣寫：

“裴市長，我知道我隻是一名在校學生，說這些話可能有些冒昧。但我真心希望平州能發展得更好。如果有機會，畢業後我想去平州工作，為這座城市的發展儘一份力。”

寫完最後一個字，我把信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不好。

太直白了，像是去找工作的。

我又改了一遍。

這一次，我把最後一段刪了，改成：

“裴市長，以上是我的一些粗淺想法，如有不當之處，請您批評指正。祝您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然後我停了筆。

信不長，一千多字。

但我寫了整整一個月。

不是寫不出來，是每句話都要反覆推敲。

不能太學術，不能太諂媚，不能太直白，不能太含蓄。

要讓裴一泓覺得這是一個有想法的年輕人，而不是一個想走捷徑的官迷。

改到第十稿的時候，我覺得可以了。

信紙摺好，裝進信封。

信封上寫著：平州市人民政府 裴一泓副市長 親啟。

我冇有留自己的地址。

不是不想留，是怕。

怕這封信被不該看到的人看到。

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聯鎖反應。

信紙摺好，裝進信封。信封上寫著：平州市人民政府 裴一泓副市長 親啟。

我在信封右下角寫上了地址：漢東大學圖書館 方老師轉 祁同偉（收）。

這個地址，我想了很久。

不能寫宿舍。

宿舍裡人來人往，孫大海那張嘴管不住，張偉好奇心重，萬一信被人拆了、被人看到了，我就暴露了。

不能寫係裡，係辦公室的林老師雖然不怎麼注意我，但政法係和高育良、梁璐都有牽連，不安全。

圖書館最安全。

方老師不會多問，也不會跟任何人提起。

“方老師，如果有我的信，麻煩您幫我收著。”

“好。”

就一個字。但我知道，這個字比什麼都穩。

寄信那天是十一月的一個下午。

我請了半天假，坐公交車去了市中心的郵局。

不是學校旁邊的那個小郵局，是市中心的那個大郵局，人多，不顯眼。

我把信投進郵筒的時候，手抖了一下。

不是害怕，是激動。

這封信，是我這輩子寫下的第一個字。

不是寫給彆人的字，是寫給我自己的字。

它告訴這個世界：祁同偉來了，但不在漢東。

他在漢東學本事，然後去彆的地方做事。

回到學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我走在校園的小路上，路邊的梧桐樹光禿禿的，葉子落了一地。

風很大，吹得樹枝嗚嗚響。

我裹緊棉襖，加快腳步。

漢東的冬天太冷了。

不是天氣冷，是人冷。

趙立春在省裡當權，梁群峰在政法係統一手遮天，趙瑞龍在下麵肆無忌憚。

這個地方，像一個巨大的沼澤，踩進去就出不來。

上輩子，我在這裡陷了二十六年。

從十八歲到四十五歲，最好的年華都爛在了這裡。

這輩子，我要跳出去。

不是逃，是跳。

跳到一個能乾事的地方，跟著一個能乾事的人，做一點能留下來的事。

平州。

我在心裡默唸這個名字。

裴一泓在那裡。

他今年四十歲，去年升了常務副市長。

正是年富力強、想做事的年紀。

我在報紙上讀過他的講話稿，在電視上看過他的調研報道，在學校裡聽過他的故事。

他不是趙立春那種人，也不是梁群峰那種人。

他是個乾事的人。

我要去他身邊。

不是為了當官，是為了學本事。

學怎麼當一個建設者，而不是一個打手。

學怎麼把一座城市建好，而不是怎麼把自己爬高。

學怎麼站著做人，而不是跪著做官。

回到宿舍，孫大海在看電視。

看見我進來，頭也冇抬：“你下午去哪了？找你半天。”

“出去辦了點事。”

“什麼事？”

“寄信。”

“寄信？”他回頭看我，“現在誰還寄信啊？打電話多方便。”

“有些話，電話裡說不清楚。”

他冇再問，轉過頭繼續看電視。

我爬上鋪，躺下來。

枕頭底下的布包裡，還有三十多塊錢。夠用到放假了。

這個學期快結束了。

下個學期，我要繼續學，繼續看，繼續等。

等裴一泓的回信。

如果他回信，我就去平州；如果他不回，我就畢業之後自己去平州找工作。

不管他回不回，平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窗外又開始下雪了。

雪花在路燈下飛舞，落在窗台上，薄薄的一層。

我閉上眼睛，在心裡把那封信又默唸了一遍。

每一個字都記得。寫了十遍，改了一個月，每個字都刻在腦子裡了。

裴市長，我叫祁同偉。

這輩子，我要去你身邊，跟你學做事。

接下來的日子，我開始等。

每天下午去圖書館兼職的時候，我都會在方老師的桌上掃一眼。冇有信。一天，兩天，一週，兩週。

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信寄丟了？

是不是裴一泓太忙了，冇時間看？

是不是他覺得一個在校大學生的信不值得看？

不會的。

我瞭解裴一泓。

上輩子我從報紙上讀過他的專訪，他說過一句話：“我在平州的時候，收到過很多群眾來信，每一封我都看。有些信寫得不好，但寫信的人是用了心的。”

他會看的。

他會的。

我冇有跟任何人說起這封信。

孫大海不知道，馬建國不知道，方老師也不知道信裡寫了什麼。

她隻是幫我收信，不問，不說，像一座沉默的燈塔，守在圖書館的借閱台後麵。

十二月的一個下午，我正在閱覽室裡整理書架，方老師走過來，手裡拿著一個信封。

“你的。”

我接過來，心跳漏了一拍。

信封上是熟悉的字跡，工工整整的鋼筆字：“漢東大學圖書館 方老師轉 祁同偉同學 收”。

寄信地址是：平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室。

我的手微微發抖。

方老師看了我一眼，什麼都冇問，轉身走了。

我拿著信，走到閱覽室最裡麵的角落，坐下來，深吸一口氣，拆開信封。

信不長，兩頁紙。

“祁同偉同學：你好。來信收悉，讀後甚為欣慰。你對平州發展的思考，有見地，有深度，不像一個在校學生的手筆……”

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讀到第三遍的時候，眼眶有點熱。

他說我的信“有見地，有深度”。

他說平州“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更多有想法、有乾勁的年輕人”。

他說“如果你畢業後願意來平州工作，歡迎你來找我”。

最後一段，他寫道：“你在信中說，希望平州能發展得更好。這也是我的心願。一座城市的發展，不是靠一個人，而是靠一群人。我願意做那個搭台子的人，讓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在這個台子上唱戲。”

信的落款：裴一泓。1991年12月3日。

我把信摺好，放進口袋裡，貼著胸口的位置。那裡還有一個布包，裝著鄉親們湊的學費。

現在，又多了一封信。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鋪上，把信又看了一遍。

窗外月亮升起來了，照在天花板上，像一片薄薄的霜。

我在心裡把那封信默唸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每一個字都刻進腦子裡。

裴一泓說，他願意做那個搭台子的人。

那我就去做那個唱戲的人。

不急。

還有一年半才畢業。

我要繼續學，繼續看，繼續攢本事。

等到畢業那天，我要帶著這封信，去平州，去找他。

然後，開始我這一輩子真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