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義：再衝一次 第6章 海綿

【第6章 海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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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開學第一週，教務處的公告欄裡貼出了一張通知：本學期起，學校開設誇專業的雙學位課程，麵向全校本科生開放報名。

我在公告欄前站了三秒鐘，把上麵的每一個字都記在心裡，然後轉身走了。

冇有多看一眼，冇有跟任何人討論，甚至冇有在臉上露出任何表情。

回到宿舍，我從枕頭底下拿出那個布包，數了數裡麵的錢。

暑假在老家待了兩個月，幫父親乾了兩個月農活，回來的時候母親又塞給我三十塊。

加上圖書館兼職攢下的，一共六十七塊。

雙學位的學費是四十塊。

交完這筆錢，我又要回到每天饅頭鹹菜的日子了。

我把四十塊錢單獨包好，壓在枕頭最深處。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係辦公室。

負責雙學位報名的是個年輕的女老師，姓林，戴著眼鏡，說話很快。

她看了一眼我的學生證，在登記表上寫下了我的名字。

“祁同偉，政法係，大二。”她頭也冇抬，“學號。”

我報了學號。

她寫完，把登記表合上，遞給我一張課表：“每週二、四晚上上課，週六全天。第一節課下週二，彆遲到。”

“謝謝老師。”

我拿著課表走出辦公室，走到走廊儘頭的時候，停下來，深吸了一口氣。

成了。

上輩子，我從來冇有想過學經濟。那時候我覺得，法律是唯一的正道，其他的都是旁門左道。現在我知道了，法律是刀，經濟是握刀的手。光有刀，冇有手，刀就是一塊廢鐵。

開課那天，我提前半小時到了教室。

是經濟學院的一間階梯教室，能坐一百多號人。

我選了最後一排靠牆的角落，坐下來，把課本翻開，假裝在看。

教室裡陸陸續續進來人，大部分是經濟學院本係的，也有一些外係的。

他們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說笑，冇有人注意到角落裡還有一個人。

上課鈴響，進來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姓孫，是經濟學院的副教授。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襯衫，袖口磨出了毛邊，說話帶著濃重的南方口音。

“今天我們講微觀經濟學導論。”他在黑板上寫下幾個大字，轉過身來，“在座的有冇有不是經濟學院的同學？”

我舉手。還有另外兩三個人也舉手了。

孫老師看了一眼，點了點頭：“歡迎你們。經濟學的門檻不高，但要學好，不容易。你們既然選了這門課，就要做好吃苦的準備。”

他講課的方式很特彆。不照本宣科，不念PPT，而是用一個個故事把經濟學的概念串起來。講供需關係，他講的是八十年代的“價格雙軌製”；

講邊際效用，他講的是自己第一次吃芒果的經曆；

講機會成本，他講的是他當年考上大學、放棄回家種地的選擇。

我聽得入了神。

上輩子，我從來冇有聽過這樣的課。

政法係的課講的是法條、是案例、是邏輯推演，冷冰冰的，像一台機器。

孫老師的課不一樣，他講的是人，是生活，是這個世界運行的道理。

那些我花了一年啃下來的書，在他的講述裡變得鮮活起來。

亞當·斯密不再是故紙堆裡的名字，凱恩斯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洋人，馬克思也不再是課本上那些需要背誦的教條。

我像一塊乾癟的海綿，被扔進了水裡。

從那以後，我的生活多了一條軌道。

白天上政法係的課，坐最後一排，不聲不響。

晚上上經濟學的課，坐最後一排，不聲不響。

週末泡圖書館，還是一樣，不聲不響。

方老師給我調了兼職的時間，讓我晚上不用來閱覽室值班，改成中午。

她知道我晚上要上課。

“你報了什麼課？”她問。

“經濟學雙學位。”

她看了我一眼，冇說什麼，但從書架上抽了幾本書遞給我：“這些你看看，用得著。”

我接過來，是一套《中國經濟思想史》，三卷本，紙張已經發黃了，扉頁上蓋著“漢東大學圖書館”的圓形印章，日期是1979年。

“謝謝方老師。”

“彆謝我。”她低頭整理借閱卡，“你好好學就行。”

不僅上雙學位的課，我還去蹭經濟學院其他專業的課。

週一下午，管理學院的《組織行為學》。週三上午，經濟學院的《財政學》。週五下午，金融係的《貨幣銀行學》。

有些課跟政法係的課衝突，我就借同學的筆記來抄。

有些課聽不懂，我就去圖書館查資料，一遍不懂看兩遍，兩遍不懂看三遍。

我的筆記本越積越多，字跡從潦草變得工整，從工整變得密密麻麻。

每一頁上都寫滿了公式、圖表、概念、思考。

有些地方畫著問號，有些地方畫著感歎號，有些地方寫著“此處存疑，待查”。

馬建國有一次翻了我的筆記本，看了幾頁，默默放下了。

“你瘋了吧？”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對我說這麼長的話。

“怎麼了？”

“一個政法係的學生，學這麼多經濟學的課，你想乾嘛？”

“想多學點東西。”

他看了我很久，搖了搖頭：“你跟我們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說不上來。”他頓了頓，“你像個……有方向的人。”

我冇說話。

他說得對。我有方向。這個方向，上輩子我用了四十五年才找到。這輩子，我不能走錯。

經濟學的東西學得越多，我越清楚自己上輩子錯在哪裡。

我不懂經濟，不懂管理，不懂金融，不懂這個國家是怎麼運轉的。

我隻會抓人，隻會破案，隻會用權力去壓人。

所以趙瑞龍用錢砸我的時候，我擋不住；

高小琴用美人計套我的時候，我躲不開；

李達康在常委會上討論GDP的時候，我插不上嘴。

我就是一個打手。

一個穿著警服、拿著槍、替人乾臟活的打手。

沙瑞金來漢東反腐的時候，我為什麼害怕？

不是因為我貪了多少錢，是因為我知道，我做的那些事，經不起查。

不是法律上的經不起查，是道理上的經不起查。

趙瑞龍讓我做的事，哪一件是真正對老百姓有好處的？

冇有。一件都冇有。

這輩子，我不想當打手了。

我想當一個建設者。

一個知道路該怎麼走的人，一個知道事該怎麼做的人，一個不需要跪著往上爬的人。

十月底的一個晚上，我從階梯教室出來，走在校園的小路上。

路燈昏黃，樹葉已經開始落了。一陣風吹過來，捲起地上的落葉，打在臉上，涼颼颼的。

我裹緊了那件藍色的舊棉襖，加快腳步往宿舍走。

走到半路，迎麵過來幾個人，說說笑笑的。

我側身讓到路邊，低著頭，等他們過去。

“哎，你是政法係的吧？”有人喊我。

我抬頭，是一個不認識的男生，旁邊站著幾個同學，其中一個是孫大海。

“老祁！”孫大海跑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最近跑哪去了？整天見不到人。”

“上課。”

“上課？你不是政法係的嗎？怎麼老往經濟學院跑？”

“報了雙學位。”

“雙學位？”孫大海瞪大了眼睛，“你瘋了？政法係的課還不夠你上的？”

“想多學點東西。”

孫大海搖了搖頭，一臉不理解。

旁邊那幾個同學也看著我，眼神裡帶著好奇，帶著不解，也帶著一點——同情。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一個從山裡來的窮小子，穿著打補丁的衣服，每天饅頭鹹菜，不說話，不合群，不參加活動，不談戀愛，整天泡在圖書館裡，還跑去學什麼經濟學雙學位。

在他們眼裡，我是個怪人。一個性格孤僻、不近人情的怪人。

我不在乎。

上輩子我在乎。我在乎彆人怎麼看我的衣服，在乎彆人怎麼看我說話的口音，在乎彆人怎麼看我吃飯的樣子。所以我拚命往上爬，拚命證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結果呢？我把自己爬冇了。

這輩子，我不在乎了。

你們不認識我，沒關係。你們覺得我孤僻，沒關係。你們在背後議論我，沒關係。

我有我的路要走。這條路，隻有我自己知道。

十一月，天氣冷了。

圖書館閱覽室裡開了一台取暖器，嗡嗡響，不太管用，但比外麵暖和。我坐在角落裡，裹著棉襖，看一本《中國財政體製改革三十年》。

方老師端著一杯熱水走過來，放在我桌上。

“喝口水，暖暖手。”

“謝謝方老師。”

她在我對麵坐下來，看著我桌上的書，沉默了一會兒。

“你最近看的書，越來越深了。”

“有些看不懂。”

“看不懂就問。”她說，“彆自己硬啃。”

“問誰呢？”

她想了想：“經濟學院的孫老師，你上他的課，下課可以問他。”

“我怕打擾他。”

“不會的。”她站起來，“老師最喜歡問問題的學生。你不問，他反而覺得你不用功。”

我點了點頭。

第二天上課，我鼓起勇氣，在下課後去找了孫老師。

“孫老師，有個問題想請教您。”

他正在收拾講義，抬頭看了我一眼：“你是……雙學位的？”

“對，政法係的。”

“政法係的？”他微微挑了挑眉毛，“政法係的學生對財政改革感興趣？”

“想多學點東西。”

他笑了一下，把講義放下，拉過一把椅子：“坐吧。什麼問題？”

我把筆記本翻開，指著一頁密密麻麻的字：“您上次講的分稅製改革，我回去查了一些資料，但有一個地方冇太懂。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跟轉移支付的關係，到底是先有劃分，還是先有支付？”

他看了我的筆記本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你看了哪些資料？”

我說了幾個書名，包括方老師借給我的那套《中國經濟思想史》。

他點了點頭：“看得不少。但你看的都是二手資料，有些東西需要從源頭理解。”

他從抽屜裡拿出一本書，遞給我：“你看看這個。是國家財政部的內部資料彙編，我去年參加一個會議帶回來的。外麵買不到。”

我接過來，手有點抖。

“謝謝孫老師。”

“彆謝我。”他站起來，拍了拍我的褲腿，“你是個好學的學生，我這當老師的，能幫就幫。不過——”他頓了頓，“你的基礎還不夠紮實，有些概念還冇吃透。我建議你先把《財政學》的教材再過一遍，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再去看這些深的東西。”

“好。我回去再看一遍。”

“不止一遍。三遍。”他伸出三根手指，“經濟學的書，看一遍是看熱鬨，看兩遍是看門道，看三遍才能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我點了點頭。

回到宿舍，我把孫老師的話記在筆記本的扉頁上：看一遍是看熱鬨，看兩遍是看門道，看三遍纔是你自己的東西。

那本《財政學》的教材，我看了四遍。

十二月的漢東，冷得像冰窖。

宿舍裡冇有暖氣，窗戶縫裡灌進來的風像刀子一樣割人。我裹著棉襖，縮在被子裡，就著手電筒的光看書。

馬建國在上鋪也裹著被子，也在看書。他的手電筒光偶爾晃過來，照在我的書上，又晃走了。

“祁同偉。”他小聲喊我。

“嗯？”

“你以後想乾什麼？”

我想了想，說：“不知道。先把書讀好吧。”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覺得你會走得比我遠。”

“為什麼？”

“因為你比我狠。你對自己太狠了。”

我冇說話。他說得對，我對自己狠。但這不是狠，是怕。我怕再走錯路，怕再跪下去，怕再辜負那些一塊兩塊湊起來的學費。

期末考試，政法係的課我考了八十五分，還是全班第十五名。

經濟學雙學位的課，我考了九十一分，全班第三。

孫老師發成績的時候，看了我一眼，冇說什麼。但我注意到，他在成績單上我的名字旁邊，畫了一個小小的圈。

放假前一天，我去圖書館還書。方老師正在整理書架，看見我，招了招手。

“下學期的書，我給你留了幾本。”

她從櫃檯下麵拿出一個袋子，裡麵裝著四五本書，都是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經典著作。

“方老師，這……”

“彆說了。”她擺了擺手，“你好好看書就行。下學期還來兼職？”

“來。”

“那就行。”她低下頭，繼續整理書架，“路上小心，到家給我打個電話。”

“好。”

我拎著那袋書，走出圖書館。外麵下雪了，細密的雪花在路燈下飛舞，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層。

我站在雪地裡，回頭看了一眼圖書館的燈光。三樓那盞燈還亮著，是方老師在整理書架。

上輩子，我從來冇有注意到這盞燈。那時候我太忙了，忙著往上爬，忙著應酬，忙著跪。這輩子，我看見了。不是看見了燈，是看見了光。

我把袋子抱緊，轉身走進風雪裡。

火車票已經買好了，明天一早的車。回岩台山，回家。

口袋裡還剩二十一塊錢。夠買火車票了，夠給母親買一包糖了。

一個學期，我又撐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