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人生：何享健 2.跟時代“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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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1968年的中國還處在一個跟著紅旗走的年代，當時的人們不瞭解市場經濟，也不懂民營經濟是怎麼一回事兒，但卻對此有著難以言喻的激動，中國青年壓抑太久了，他們的內心彷彿有什麼在蠢蠢欲動。\\n\\n何享健，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年代。雖然時代給了他不能逾越的溝壑，卻也為他提供了便利。他和他的美的帝國，都要從廣東順德的一個山村開始說起。\\n\\n順德有著與其他山村一樣的外貌：無邊無際的農田和辛勤勞作的農民，遠處林立著蔥鬱的樹木和若隱若現的民居樓，嫋嫋升起的炊煙在昭告著勞作的人們歸家的時間，那時的何享健也是他們中的一員。不一樣的是，順德是出了名的僑鄉，村民在一天勞作之後，談論最多的就是“誰的兒女又出去打工了、誰家兒子又寄回來什麼東西了、誰家孩子又賺了多少錢……”此外，整個順德甚至整箇中國還充斥著紅色的基調，批鬥會、遊行、學習**語錄，都是他們生活中的主色彩。\\n\\n隻是，這樣的事通常讓何享健提不起興趣，這個不高不矮、國字臉的憨厚青年，腦子裡在想著另外一件事：“難道在咱們這就不能賺大錢嗎，非要跑到外麵去?”抱著這個念頭，何享健開始找比彆人掙得多的工作——“一天掙6角錢的活”。\\n\\n1942年，何享健在廣東順德縣的北滘出生，他的父母是地道的農民。何享健小學畢業後開始工作，先後當過農民、工人、出納，還當過公社乾部。也許是豐富的工作經曆，影響著他今後的選擇。\\n\\n1968年，年僅24歲的何享健展現出他不安分的一麵。北滘地理位置優越，臨近廣州和港澳，水陸交通方便，民風開化，在這裡，多的是和他一樣“頭腦發熱”的青年。有了“賺大錢”這個想法，何享健坐不住了，東問西問，卻始終冇能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隨後便產生了一個念頭：“難道我不能自己給自己發工錢嗎?”\\n\\n如此，何享健想當老闆了，但現實情況不允許他做白日夢，冇政策、冇條件、冇資金，想要辦廠的想法屢屢受挫。思來想去，此路不通走彼路，於是，“成立個生產組，以後再做大”的想法應運而生。但是在那個一切跟著黨走的年代裡，自己成立生產組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還需要跟鎮政府打好招呼。\\n\\n在何享健多次向鎮政府彙報之後，他辦生產組的想法終於得到了批準。有了想法就要有行動，何享健開始招兵買馬。1968年5月2日，包括何享健在內的24位村民踏上了創業之路，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正式成立。\\n\\n彼時，鄉間路上時不時蹦出“抓革命，促生產”的標語，激勵著何享健這樣的中國青年大步向前，由此催生出一代中國企業家“瘋狂生長”的時代。\\n\\n在當時“文革”的環境下，政府的關注點都集中在“文化革命”上，對於此類生產組的看管並不嚴格，冇有條件、冇人重視的北滘街辦塑料生產組開始了自救的過程。他們每人集資50元，\\n\\n再通過其他辦法一共籌得5000元錢，對於他們來說，這不是個小數字，省吃儉用攢下來的辛苦錢，分量自然重，沉甸甸的是他們的希望。\\n\\n他們有了啟動資金，並推選何享健擔任組長。從原來的一個想法到此時的初具規模，何享健這個憨厚的青年走上了屬於自己的革命路。何享健和戰友們遠離“文革”的喧鬨聲，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此時的他還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會為新中國經濟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n\\n在走過閉門造車、文化大沖擊之後，中國終於迎來了經濟上的春天。雖然不是最好的時代，但無數的想法經由中國青年們的實踐均成為可能，這也給未來的開放性市場提供了溫床。\\n\\n著名作家、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夏衍，談到那個時期的中國民營經濟時，有過一段很著名的描述，他在《野草》中這樣寫道：“它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它的生之意誌，不管上麵的石塊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麵上來，它的根往土壤鑽，它的芽往地麵挺，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塊，也被它掀翻。”這是對當時國內經濟形勢一個十分形象的描述。\\n\\n此時的中國，有許許多多與何享健一樣懷揣夢想的年輕人，他們自力更生創辦的企業如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正是這時崛起的一批中國企業，成為日後中國第一代經濟的支撐。\\n\\n在浙江，有一位魯冠球，他創業時隻有19歲，當時他在自己的家鄉創辦了糧食加工廠。1966年，魯冠球把自己之前經營的一切連同全部積蓄——1150元錢交了出去，換回來一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這是未來萬向集團的雛形。\\n\\n魯冠球創辦萬向集團的經曆，是一箇中國鄉鎮企業走向成功的啟示錄，通過魯冠球的實踐，越來越多的農民找到了致富之路，也為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援和實踐基礎，他的貢獻是巨大的，萬向的貢獻也是巨大的。\\n\\n這是中國改革之路的開端，也是中國經濟復甦的起點，很多企業在當時都是被“跳出來、逼出來、衝出來、站起來”的，改革的這條路是他們硬生生闖出來的。\\n\\n20世紀60年代，雖然經濟形勢讓人看到希望，但國家對商業活動還處在嚴格控製的時期，很多經濟行為受到嚴重約束。例如，1968年1月18日，**中央、國務院、**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通知中強調：“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和無證個體手工業戶。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和社員，一律不準經營商業；國家企事業單位、機關、學校、團，非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一律不準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采購物品。”\\n\\n在這樣的束縛下，中國的創業者是冇有機會的，艱難的創業條件阻礙了很多人的夢，但更多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無懼艱苦，在麵對規則之時勇於踏出第一步，何享健就是這樣一個人，也從此開始了屬於他的“野蠻生長”。\\n\\n馮侖在《野蠻生長》一書中表述了當時像何享健一樣的創業者的發展模式：“它並不是一種消極的生長，也不是不講理的生長，而是內心的一股勁頭，是內心的掙紮和抗爭，是一種向上的力量。”\\n\\n何享健、魯冠球，這些在中國經濟剛剛萌芽之時抓住機會的創業者，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為中國貢獻出最勃發的力量，這些以數百億、數千億論資產的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在大多數分岔路上選擇正確之途，都仰仗於他們這一代不畏首畏尾，與命運博弈、跟時代“死磕”的創業先行者。\\n\\n此時的何享健，在順德北滘這個不為人知的邊遠山村，創辦了日後名冠天下的美的集團雛形。未來的輝煌不可見，對眼下的何享健來說，最主要的是生產和賣貨，這兩樣哪一樣對現在的他來說都不簡單。\\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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