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四大秘書 第三章 新紀元下的曲折

從馬列學院搬進中南海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佈和平解放。

3月25日，**率領zhonggong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從西柏坡搬進北平，陳伯達自然也跟隨**進入北平。從這一天起，北平再一次成為泱泱中華的首都，成為紅色中國的政治中心。

進入北平後的**很忙，作為**秘書的陳伯達也很忙，除了參與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重要檔案之外，陳伯達還要參加一些其他活動。

7月1日，中國新經濟學研究總會召開籌備會議，陳伯達出席會議，並因為之前《中國四大家族》的發表，而被選為總會主任。這個總會後人知道的不多，但其影響卻不小。單從副主任的名氣即可看出，他們分彆是有當代“中國人口學第一人”之譽的馬寅初，著名學者杜守素，和被譽為“市場經濟拓荒者”、對後來經濟體製改革產生重大影響的薛暮橋。

7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發起人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陳伯達出席會議，並被選為副主席。雖然是副主席，但地位並不低。因為擔任主席的是黨內元老林伯渠，和陳伯達一起擔任副主席的有沈鈞儒、郭沫若和李達。

……

如果把陳伯達進城之初參加的活動一一列舉出來，那就太多了。在諸多活動中，陳伯達需要付出較多精力的則是擔任馬列學院副院長。

馬列學院就是後來的中央黨校，由**兼任院長，但**還有其他事務要處理，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裡，實際上是由陳伯達主持馬列學院的日常工作。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進入北平之後，陳伯達住進了位於北平西北郊頤和園附近的馬列學院。

但馬列學院副院長也隻是陳伯達的一個兼職，他還有一個更重要身份，那就是**的秘書。**搬進中南海後，有事需要找陳伯達。陳伯達接到電話後，趕緊坐汽車從馬列學院一路向中南海快速駛來。但等到中南海時，半個多小時已經過去了。

**對陳伯達說，你還是搬到中南海來住吧！就這樣，陳伯達就從馬列學院搬到了中南海。

剛搬進中南海，陳伯達住在勤政殿的一間小屋裡。這時兩個前妻生的兒子陳曉達、陳曉農都跟陳伯達在一起，一間屋自然不夠住的。加之，陳伯達不久又有了第三次婚姻，家裡人口一下子又增多了。

當時，中南海迎春堂從南至北方向上有三個四合院，於是，組織上就把其中的一個院子分給了陳伯達。

中南海分甲區和乙區，**住的是甲區，陳伯達住的是乙區。需要有通行卡，才能由乙區進入甲區。作為**的秘書，陳伯達持有特殊通行卡。無論什麼時候，隻要接到**的電話，他都可以憑藉特殊通行卡，從迎春堂步行至**的住所。走完這段路程隻需要十幾分鐘，非常方便。

訪蘇時私自搬進大使館

1949年12月，新中國剛剛誕生才兩個多月，**便率領中國代表團開始了訪蘇之行，以求得蘇聯對中國的物質援助。陳伯達以教授的身份隨行。

挑選陳伯達一同訪蘇是有原因的。這不僅僅是因為陳伯達已經做了10年的**秘書，還因為陳伯達曾經在蘇聯留學過，精通俄語，對蘇聯也比較瞭解。當中央機關還在阜平時，**就曾經考慮派陳伯達前往蘇聯。隻是形勢使然，**的這個計劃後來冇有實施。

這次蘇聯之行更令陳伯達興奮的是，在這次訪蘇代表團中，他排名是第三位，排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蘇大使王稼祥之後。

專列於1949年12月6日從北京出發，經中國東北進入蘇聯，於12月16日抵達莫斯科。蘇聯對**的此次到訪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接待。

因為那時蘇聯已經定下規矩，作為蘇聯領袖，斯大林不去機場或車站接送客人，所以斯大林冇有到車站迎接**。但除斯大林之外，蘇聯黨政軍主要領導人都出現在了**專列停靠的月台上。

**下車後，一場隆重的歡迎儀式正式舉行，儀仗人員全部向**行注目禮。陳伯達跟在**身後，第一次見識瞭如此隆重的場麵。令陳伯達有些遺憾的是，由於**身體不適，蘇方被迫壓縮了歡迎儀式。

在訪蘇期間，陳伯達和**之間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為此他受到了**的批評。

一天，**要去會見斯大林，陳伯達以教授學者的身份，也參加此時會談。談話中間，**提到了蔣介石，斯大林突然對陳伯達說：“陳教授，我曾讀過你的《人民公敵蔣介石》。”

在一旁靜靜地聽中蘇兩個偉大領袖交談的陳伯達，冇有想到斯大林會突然提到自己，他露出笑容，非常高興地與斯大林談起話來。

這時斯大林談興正濃，他舉起酒杯，走到陳伯達麵前說：“為中國的曆史學家、哲學家陳伯達同誌乾杯！”

陳伯達有些忘乎所以，也舉起酒杯，興奮地說：“為全世界最傑出的曆史學家、哲學家斯大林同誌乾杯！”

就這樣，談話的中心由斯大林、**，轉為斯大林、陳伯達。陳伯達深為自己在這樣的高級會談中大出風頭而興高采烈。但他忘記了，他的身份是秘書；他參加的活動是兩國最高領袖之間的會談。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的這個“越位”，顯然是不合適的。

果然，當天晚上**就批評了陳伯達：“你是個gongchandang員，是代表團成員之一，是代表黨和國家來的，你應當知道自己的身份，這是政治、外交場合！”

受到**的批評之後，陳伯達的表現也很有意思。據**的衛士李家驥後來回憶：

兩個小時後，主席把我叫去，讓我看看陳伯達在乾什麼。我悄俏地通過門縫往陳伯達房間看，見他一邊吃餅乾一邊哭。

我又悄悄回到主席房間，向他彙報說：“伯達同誌正在哭。”

“也好，讓他找找教訓，長長見識。”我冇敢說陳伯達還在吃餅乾，怕主席不高興。我怕再引起主席不快，說完便退出來。轉身我又來到葉子龍房間，把情況向他說了一遍。葉子龍哈哈大笑說：“這個伯達真有意思！”這件事還冇有結束。當時**還給陳伯達下令：“下一次會談，你不要參加了！”果然，以後的中蘇兩黨高級會談，就見不到了陳伯達的蹤影。

奇怪的是，不僅中蘇會談時見不到陳伯達的蹤影，就連代表團的駐地都見不到陳伯達的蹤影了。難道陳伯達因為受到主席批評而“失蹤”了？

當時，**的機要秘書葉子龍，帶著李家驥到各個房間找，還是冇有找到。最後問門衛才知道，原來陳伯達受到批評後，感到冇有麵子，偷偷搬到大使館去住了。

葉子龍立即把這個訊息彙報給了**。**生氣地說：“他是我的秘書，他的工作在這邊呀！他搬走，為什麼不和我說一聲！”最後，**指示葉子龍，把陳伯達叫回來。

陳伯達灰溜溜地回來了，他自然不敢說是賭氣，而是解釋說兒子陳曉達在蘇聯學習，他想到大使館和陳曉達一起住幾天。

**說：“你為何不等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崗位究竟在哪裡？”

看到**一臉生氣的表情，陳伯達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趕緊承認自己錯誤，做了檢討，這件事纔算過去。

陳伯達的第三次婚姻

1950年，陳伯達又要結婚了，這已經是他的第三次結婚了，新娘叫劉淑宴。

劉淑宴，1922年出生於四川灌縣，比陳伯達小18歲。1938年，隻有16歲的劉淑宴就加入了中國gongchandang。入黨後，她長期在重慶zhonggong中央南方局工作。4年後，她與南方局青委書記劉光結婚。

但次年夏天，劉光就因病去世了。當時的劉淑宴已經懷孕，幾個月後產下一女嬰，取名劉海梅。

劉淑宴本來在重慶南方局工作，1946年她來到延安，並於次年進入馬列學院學習。劉淑宴的前夫劉光和胡喬木是老同事，而胡喬木和陳伯達又同為**秘書。加之，陳伯達又主持馬列學院日常工作，劉淑宴有什麼問題需要組織解決，常常就去找陳伯達。一來二去，學員劉淑宴就和副院長陳伯達混熟了。

1949年，陳伯達和餘文菲離婚，1950年，46歲的陳伯達和28歲的劉淑宴正式結婚。

結婚之後，陳伯達一家有五口人，分彆是陳伯達、劉淑宴夫婦，陳伯達和諸有仁生的陳曉達，陳伯達和餘文菲生的陳曉農，以及劉淑宴和劉光生的劉海梅。劉淑宴嫁到陳家後，把劉海梅的名字改為陳海梅。

新中國成立之後，陳伯達兼任了很多其他職務，如馬列學院副院長、中宣部副部長、中科院副院長等，當然陳伯達最主要的職務還是**秘書。

由於秘書有其特殊性，所以一般不見報。因此，陳伯達對外的公開身份，反倒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副職。陳伯達雖是副職頭銜，享受的卻是正職的待遇。中南海警衛局每次給陳伯達家送花時，每一次都是送四盆。不要小看這個數字，因為隻有正部級的乾部，才能得到這個待遇。

不僅如此，進城之後，陳伯達也有了轎車，有了司機。起初，新婚妻子劉淑宴住在北京遠郊，因為她在通縣雙橋農場當副場長。平日裡，劉淑宴一個星期回來一趟，陳伯達就派車去接她。

陳伯達是個謹慎入微的人，每次車快到中南海時，就讓劉淑宴提前下車，步行走回中南海的家。

從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陳伯達不太遵守規則，而又善於投機的性格。如果他遵守規則，就不應該用公車乾私事，到通縣接自己妻子；既然接來了，又不直接開進來，而是快到中南海，再讓妻子自己走進來。顯然，他不想授人以口實。

劉淑宴也是一個頗有個性的人，和陳伯達結婚之後，她希望從通縣調進中南海，但事情一時難以辦成。就在這時，劉淑宴生病了，就住在中南海的家裡。陳伯達的秘書姚洛要替劉淑宴辦通行證，在職務一欄上，姚洛就填寫了“家屬”二字。

看到通行證上填寫的是“家屬”，劉淑宴非常不高興，她質問姚洛：“‘家屬’怎麼成為了我的職務呢？”

陳伯達和劉淑宴的婚姻起初還算幸福。1956年，劉淑宴調進了中南海，取代姚洛擔任陳伯達秘書。

但後來陳伯達受到**批評，情緒不穩定，夫妻二人常常發生口角。一次劉淑宴曾經說：我看啊，“文革”第六個回合，該打倒你了，你不用在家裡跟我耍威風。陳伯達就怕彆人說這些，聽到這些話從妻子口中說出來，他氣得要死。

以後兩個人的爭吵更是不斷增加。多次爭吵之後，陳伯達運用手中權力，把劉淑宴發配到山東某療養院，名為療養，實為軟禁。

陳伯達倒台後，劉淑宴也遭到隔離審查。直到1982年，她纔回到北京。回京後，她就把自己孩子改姓劉，並教育子女與陳伯達斷絕關係。就連陳伯達的遺體告彆儀式，劉淑宴也拒絕參加。

陳伯達的三次婚姻，都是以悲劇收場，其子女也多因自己母親冇有受到公平對待，而對陳伯達心有不滿。這也是晚年陳伯達生活淒涼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南海生活的點點滴滴

由於種種原因，後人對陳伯達的總體印象，就是一個帶著眼鏡的陰謀家，其他的就知之甚少了。但現實中的陳伯達到底是什麼樣的呢？我們可以通過陳伯達身邊人的回憶，來看清陳伯達真實麵貌。

20世紀50年代，李景如被分配到陳伯達家工作。一到陳家，麵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該怎麼稱呼陳伯達。陳伯達當時既是**的秘書，又兼任了一些副職，按照中南海警衛局送花的待遇，陳伯達應該算是部級。於是，剛到陳家時，李景如稱呼陳伯達“陳部長”。

陳伯達並不喜歡這個稱呼，他對李景如說：“我不作興叫‘部長’‘首長’的。我當過教員，你以後叫我‘陳教員’。”

對於這個說法，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也證實了，他回憶說：“彆人問我的父親是誰，我總是回答：‘陳教員。’這不僅是父親讓我這樣回答，當時大人們也經常這樣稱呼他，所以我當時真的以為他就叫‘陳教員’。”

陳伯達在吃飯問題上也頗值得一寫。據李景如說，當時中南海有乙區大灶和甲區特灶。平日裡，陳伯達一家老小和工作人員吃大灶，而陳伯達夫婦則吃特灶。

特灶在甲區，而陳伯達住的迎春堂在乙區。從甲區到乙區不用檢查，但從乙區進甲區要嚴格檢查。陳伯達夫婦的一日三餐，差不多都是李景如拿著飯盒，去甲區特灶打回來。雖然一天來回要見哨兵6次，但每次哨兵都要檢查李景如所帶的通行證。

通行證是一個像公交車月票大小的黃色卡片，上麵貼著照片，註明姓名、單位、職務，還蓋章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圖章。為防止意外，通行證一個月換一次，過期作廢。

特灶的菜譜頭一天晚上送過來，起初由陳伯達自己點菜，後來是妻子劉淑宴點菜。再後來，摸清二人喜好後，李景如有時也替他們點菜。

生活中的陳伯達還有一個很多文人共有的特點，那就是體弱，怕感冒。平日裡，無論春夏秋冬，他都戴著帽子，夏天天熱時，他會戴上一頂網眼帽。因此，在後來的新聞照片上，人們看到的陳伯達大都是戴著帽子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點點滴滴

介紹完陳伯達的生活，還要介紹一下他的工作，從其工作特點，我們最能看清陳伯達的性格。

很多在中南海工作的人都曾經提到，陳伯達有一個愛好，那就是“摸主席的動態”。平日裡，他對**的一句話，一個主意，一個動作，都非常注意。有時他還會向**的衛士和其他工作人員，打聽**的這些情況。

陳伯達“摸主席的動態”的目的，是要揣摩**的心思，千方百計地迎合**。平日裡，寫文章，發表看法，他一般都是在**定了調子或者揣摩出**的心思之後，纔開始行動。

工作中的陳伯達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敏感。因為陳伯達喜歡“摸主席的動態”，**的另一個秘書田家英，很不喜歡陳伯達，兩個人關係緊張。而陳伯達的秘書姚洛和田家英的關係尚可，看到田家英和姚洛一起談話，陳伯達就會懷疑姚洛會不會和田家英一起，在背後搞他。於是，他對姚洛說：“有人反映，你在背後搞你的‘老闆’！”

到了1956年，陳伯達終於讓劉淑宴取代了姚洛，成為自己的秘書。陳伯達此舉多少與對姚洛的猜疑有關。

工作中的陳伯達具有兩麵性。平日裡，他喜歡做甩手掌櫃，辦事拖拖拉拉，但隻要**一個電話，不管白天黑天，他都是立刻趕到。在**麵前，他總是畢恭畢敬的，但一離開了**之後，陳伯達就不一樣了。

總的來說，陳伯達對自己的秘書身份還是有一個清醒地定位的，那就是謙虛低調而又謹慎。他經常給**起草檔案，檔案定稿之後，他常常要把自己親筆寫的稿子撕掉。

起初，大家不明白陳伯達的這一怪舉，後來才知道，因為這些檔案是陳伯達起草的，有些卻是署**名字發的。他擔心**知道他保留底稿後，會有其他想法。

陳伯達的這種低調和謹慎還有一些表現。例如他總讓彆人稱呼他“教員”，“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自稱是“小小老百姓”。

說到陳伯達的謹慎，事例則更多了。據其秘書姚洛回憶，新中國成立後，陳伯達寫東西不流暢，常常要反覆地修改。尤其是要送給**的文稿，他更是小心翼翼。有幾次，書稿已經裝進信封，並且已經封好。陳伯達又下令拆開信封，他又做了一些修改，才讓把檔案送走。

還有一次更為誇張，文稿已經送走，而且都已經送到了**那裡，陳伯達還是讓人追到勤政殿，把文稿取回，修改之後，再送回勤政殿。

陳伯達的這種謹慎，固然是出於對工作的負責，而更主要的是他深深地知道，**的印象決定著自己的好壞，也決定著自己的前途，所以來不得半點馬虎。

宣傳**思想的“理論家”

**訪問蘇聯時，斯大林建議整理**著作出版發行（具體參見田家英卷）。**歸國後，中央決定組成一個委員會，編輯出版毛選。

在毛選編輯過程中，**的三個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都參加了這個工作。尤其是田家英，做的工作很多，最後他還做了一些註釋的修訂工作。因為之前的一些註釋是陳伯達做的，現在田家英修訂註釋，被陳伯達認為是對自己的挑戰，兩個人為此產生了一些矛盾。

毛選的編輯工作非常仔細，據陳伯達回憶，**本人親自選定篇目，而且是逐篇推敲。後來收入毛選的文章，和當初發表的原文有些不同，那就是根據**的意見，由陳伯達等人做了一些文字性的改動。

通過編輯毛選，陳伯達再一次係統地閱讀了**的著作。這個時候新中國已經成立，**已經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領袖。這個時候，陳伯達敏銳地意識到，隻要能夠抓住宣傳**思想的大旗，他也就能夠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理論家”。

為此，在編輯毛選的過程中，陳伯達就開始寫文章來宣傳**思想。1951年7月1日，陳伯達所著的《論**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最傑出代表》發表。

這是陳伯達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寫出的又一重要論著，在當時頗有些影響。當初被斯大林選派到中國幫助編輯毛選的尤金，看到這本書之後，提出要把這本書翻譯成為俄文。這不僅是因為此書有些價值，更是因為書中提到：“在**的領導下，追隨蘇聯gongchandang的榜樣，我們的黨已經是布爾什維克化的黨。”

但尤金對此書也有一些意見，因為書名提到了“**”和“馬克思”“列寧”，對現在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卻冇有提到。於是，尤金給陳伯達寫信，提出：“陳伯達同誌，我建議把書名改稱《**論中國革命》，這樣更加簡練、切題些。”

陳伯達答應了。於是，這本論著的俄文版名字就是《**論中國革命》。

陳伯達不僅寫了這本書，此後他還陸續寫過一係列宣傳**思想的著作，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成單行本出版。

從1951年到1981年的30年間，對**思想的宣傳和研究學習，達到了中國之最，甚至世界之最，按照當時中國6億人口來算，**的著作幾乎達到了人手一份的地步。就連**的許多詩詞，也幾乎是家喻戶曉。

**思想如此普及，當然和那個特殊時代的社會環境有關，而陳伯達等人的努力，無疑也是推動**思想普及的一個重要推手。而在此過程中，陳伯達儼然成為了中國的“首席理論家”。

“文字理髮匠”進入政治局

除了編輯毛選、宣傳**思想外，陳伯達還參與許多重要曆史檔案的起草。其中較為著名的是1954年憲法。

在1954年3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有這樣一段報道：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代表中國gongchandang提出zhonggong中央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會議聽取了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陳伯達關於憲法草案初稿的說明。

從這簡短的報道中能夠看出，陳伯達在憲法起草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後來陳伯達解釋說，參加憲法起草的不隻他一個。序言是由胡喬木執筆的，田家英也參加了起草。參加憲法討論的人就更多了。陳伯達的這個解釋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談及自己在起草憲法中的作用，陳伯達說自己隻是做了一些“文字理髮匠”的工作。

其實，不僅在憲法起草中，陳伯達形容自己是“文字理髮匠”，在其他檔案的整理中，他也常常稱呼自己為“文字理髮匠”。這個稱呼包含了謙虛調侃的成分，但它也是非常形象的。尤其是整理**講話稿時，陳伯達發揮的作用確實像個“文字理髮匠”。

新中國成立後，黨務、政務、軍務一大堆事情，都需要**處理，但一些重要文章，**還是親自動手寫，所以**的文章不太需要陳伯達去整理。但**常常出席一些會議，並在會議上做一些發言。**的這些發言有些非常重要，於是整理**講話稿，成為陳伯達、田家英秘書的一項重要工作。

整理**的講話稿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它既要忠於原話意思，又要符合**特有文風。對於這個難題，陳伯達的解決方法很簡單，那就是基本上都用**的原話，隻是做一些刪減，調整一下段落順序，有時候還把幾篇文章合併在一起，組成一篇文章。從陳伯達的這種工作方法可以看出，他確實有點兒像一個“文字理髮匠”。

雖然從字麵意思上理解，“文字理髮匠”顯得不重要，但實際上，陳伯達還是發揮了很重要作用的。

例如著名的《論十大關係》本來隻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一次講話，陳伯達在整理這個講話稿時，又補入了**在其他幾次會議上的一些講話記錄，這樣就變成了十個問題。陳伯達整理之後，**做了一些修改，就成了後人看到的《論十大關係》。

對於陳伯達這個“文字理髮匠”，**還是比較認可的。

1956年9月，中國gongchandang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陳伯達再次當選中央委員。在隨後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伯達更進一步，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單從其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人們還不太能直觀地知道陳伯達到底“進步”了多少。那麼我們可以看一看陳伯達在中央委員中的排名。在此之前，他在中央委員的排名是第47位，此時他的排名已經變成第21位。

排在陳伯達之前的，是**、**、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和黨政軍中的重要領導人，而以“理論家”身份躋身政治局的，僅有陳伯達一人。

鄭州會議上遭遇嚴厲批評

從1949年到1956年，中國gongchandang領導人民順利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正式確立了。在此之後，以**為代表的gongchandang人，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之路進行了理論探索。

1958年，“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這“三麵紅旗”開始在中國大地上飛舞，整箇中國都捲入到了這股“左”的浪潮之中。

在此之前，陳伯達雖然有很多兼職，但多是副職。1958年5月，zhonggong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創辦zhonggong中央理論刊物《紅旗》，任命陳伯達為總編。

值得一提的是，《紅旗》的編委陣容非常強大，包括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王稼祥、張聞天、胡喬木等。陳伯達能夠成為該雜誌總編，足見其當時在理論界的分量。

《紅旗》創刊伊始，影響並不太大。隨著中蘇論戰的開始，很多有分量的文章都是以《人民日報》《紅旗》編輯部的名義發出的，其中有些文章還是**親自命題，由陳伯達、胡喬木等人執筆所寫，並由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所以《紅旗》也逐漸成為了黨的喉舌，開始引起國內外的關注。

《紅旗》創刊以後不久，河南某公社給中央送來“兩年進入**”的報告。**派陳伯達等人前去調查。隨後，**到鄭州準備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陳伯達提前在會前抵達鄭州，向**彙報情況。

當時“左”成為一種時髦，陳伯達忙於趕時髦。在向**彙報時，他主張“取消貨幣”“取消商品經濟”。為此，他還舉了河南當地一個會計的話，那個會計說，他們那裡出沙子，他們用沙子到武漢去交換機器，這叫“產品交換”。

**當即就批評了陳伯達：“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了！”隨後的鄭州會議紀要，又不指名地批評了陳伯達。會議結束時，**對陳伯達說：“你馬列主義冇有學好，你到廣東向陶鑄學習！”

這是陳伯達自從擔任**秘書以來，所受到的較為嚴重的一次批評。陳伯達後來回憶說：“不知怎的，**當時對我說的話，竟然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我覺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確處於很狼狽的狀態。”

然而，**對陳伯達的批評還冇有結束。1958年11月，**在一封《致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的信中，寫道：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誌……他們在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折扣了。

這封信雖然冇有點陳伯達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批判的是陳伯達。而且這封信是印發全國的，於是，令陳伯達一直沾沾自喜的“理論家”頭銜，這一次在全國人麵前貶值了。陳伯達的惶恐、痛苦之情，可想而知。

其實，陳伯達受到這些批評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當時“左”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主持鄭州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糾“左”。陳伯達這時居然大力提倡“左”，自然要挨板子了。

廬山會議上突然倒戈

鄭州會議上遭到批評之後，陳伯達痛定思痛，決定要緊跟中央形勢，以儘快改變現狀，保住自己“理論家”這個頭銜。很快，他的機會來了。

1959年夏天，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這也就是黨史上著名的廬山會議。會前，陳伯達已經知道，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糾“左”。於是，陳伯達便把他的政治賭注壓在了批“左”上。

就在彭德懷遞交給**那封著名的信件後，陳伯達看了信，並當眾稱讚彭德懷寫得好，還說要支援彭德懷。

最初的幾天，彭德懷的那封信還冇有產生多大影響。冇有想到，7月23日上午，**措辭嚴厲地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於是，廬山會議來了個180度大轉彎，由糾“左”變為反“右”。

**的突然轉向，令陳伯達異常緊張，因為他這個“理論家”不僅冇有和主席合拍，而且之前還曾經表示過對彭德懷的支援。

自己的處境很危險！陳伯達意識到必須儘快做出反應，緊跟**的調子，開始反“右”。於是，陳伯達以驚人的速度，很快寫出一篇《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是無產階級世界觀？》。寫完之後，趕緊送給**。

陳伯達的這篇文章，是根據不久前**的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加以發揮，並大大地提高了對彭德懷批評的調子，稱彭德懷為“偽君子”“陰謀家”“野心家”。

**對陳伯達的這篇文章非常滿意，他閱讀之後，批示道：此件很好，印發各級黨委，供黨員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檔案的參考，可在黨的內部刊物上發表。

隨著這篇文章在全黨的印發，人們再一次看到了陳伯達的名字，陳伯達的“理論家”這個牌子似乎又亮了起來。

嚐到甜頭的陳伯達決定再接再厲，廬山會議之後不久，他又在其負責的《紅旗》上將文章標題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發表，對彭德懷再一次開炮。

從之前的“摸主席態度”，到廬山會議上的突然倒戈，這是陳伯達投機性格的延續。在隨後的幾年裡，他在投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後，終於一步步走進了深淵。

最後的瘋狂與淒慘落幕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理論家們致力於兩件事，一個是反“右傾”，一個是批“蘇修”。陳伯達和他主管的《紅旗》成為“批蘇修”的主力軍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階級鬥爭理論氾濫成災，當時許多重要社論都以《紅旗》社論名義發出，其影響不斷增大，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合稱為“兩報一刊”。當時，關鋒、戚本禹也進入《紅旗》，他們和王力一起，成為陳伯達手下的三員“左”將。

在理論戰線上不斷鼓吹階級鬥爭的同時，陳伯達又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為副組長，康生為顧問。

在1966年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一躍而上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且在黨內高層領導核心中排名第五位，排在**、**、周恩來和陶鑄之後。

1967年，打倒陶鑄之後，陳伯達一躍成為僅次於“毛、林、周”的zhonggong第四號人物。加上他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發表，他一下子成為了八麵威風的人物了。就這樣，已過花甲的陳伯達，憑藉一些非正常的手段，終於達到了他人生的頂峰。

按照陳伯達的總結，“文化大革命”早期經曆了五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打到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第二個回合打到了**、鄧小平、陶鑄；第三個回個是擊退了“二月逆流”；第四個回合是抓捕了陳伯達手下的三個乾將王力、關鋒、戚本禹。

很明顯，第四個回合可以看作是陳伯達將要倒台的一個危險信號。但陳伯達並冇有收手，而是再接再厲，又在軍界打倒了楊成武等人，這被陳伯達稱為是第五回合。

其實，早在打倒陶鑄時，**就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手下的三個大將也隨之倒台；打倒楊成武之後，**再一次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

這時陳伯達的地位已經很危險了，他憂心忡忡，經常和夫人劉淑宴發生口角。爭吵中，劉淑宴聲稱“文化大革命”第六個回合將打倒陳伯達。本已是驚弓之鳥的陳伯達，聽了劉淑宴的話自然是非常生氣。

1967年中央籌備召開九大，陳伯達和張春橋、姚文元分彆起草了兩份報告。**選擇了張、姚的那份，而把陳伯達的這份原封不動地退回給了陳伯達。陳伯達感到異常失落。

陳伯達是一直緊跟**的，但從1967年冬之後，**對陳伯達不再信任。隨著**作為接班人地位空前鞏固，陳伯達又選擇了**。

1970年前後，**、張春橋等人迅速崛起，對**構成了政治上的威脅。為打擊他們，**在圍繞“國家主席”設置上與他們展開了較量。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成為了雙方較量的戰場。

會前，**已經對**表示：“我不當國家主席，希望你也不要當。”但**繼續吹捧**是天才，並堅持設國家主席，以對**等人發動攻擊。已經選擇**的陳伯達，積極地加入了這場冇有硝煙的鬥爭，主持編輯領袖人物“論天才”的語錄。

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開幕。**、陳伯達大談**是天才和設置國家主席問題。會後，陳伯達把自己發言的記錄稿，整理成華北二號簡報，於25日發給會上各組。

對於**、陳伯達的這種行為，**十分不滿。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各組長召開會議，**指示：收回華北二號簡報，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是錯誤的。

會議休會後，各組傳達了**的指示。與會同誌立即意識到，陳伯達的政治生命算是結束了。

果然，31日，**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從9月1日起，廬山會議開始了對陳伯達的批判。9月6日，中央宣佈對陳伯達進行審查，陳伯達徹底倒台。回到北京後的10月18日，陳伯達被監禁。隨之而來的，就是對陳伯達的曆史審判。

1971年7月，zhonggong中央頒佈《反黨分子陳伯達材料》之後，全黨開始了對陳伯達的批判。九一三事件之後，陳伯達被定為國民黨**分子、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並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1980年，陳伯達接受法院審判，並於次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陳伯達保外就醫，由其次子陳曉農照料其晚年。1988年10月，陳伯達刑滿釋放。

1989年9月20日，85歲的陳伯達死於心肌梗塞。